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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阻止他们。25
对克瑟思中的人来说，暴露是全方位的。新人得到处招摇着推销自己，不这样他就一事无成。西塞罗学到了终生难忘的一课。
不久他就成了罗马的焦点人物。那些曾经注意到他的人现在认识到，西塞罗对自己天分的估计不全是厚颜无耻的自吹自擂；就自我宣传来说，他的确是个行家里手。随着这种看法的增多，西塞罗开始关注另一项突破。他要迈过低级行政官的标杆，进入通常由贵族把持的那一圈。为达到这个目标，西塞罗首先需建立自己作为起诉人的绝对权威。必须超过霍腾修斯，彻底打败他。他“对法律界的独裁统治”26必须在公众眼前结束。
西塞罗与霍腾修斯最后对阵时，情况就是这样。事关两人的前程，赌注不可谓不高。案情包含着大量丑闻和色情的细节，被告是前西西里总督盖乌斯·瓦莱斯（GaiusVerres）。西塞罗打破了自己的惯例，这次担当起诉人。其中当然有风险，但他已仔细考虑过。即使根据较温和的罗马行省管理的记录来看，瓦莱斯也是个恶棍。叛卖和贪婪是他的标志性特征。马略派当政时，他一直属于这一阵营；后来，他嗅出风向要改变，带着指挥官上司的钱箱投奔了苏拉。在新主人这里，瓦莱斯如鱼得水，得到一个又一个有利可图的海外职位。无论是否像西塞罗说的那样，他所“突出的地方只有滔天的罪行和肮脏的金钱”，27瓦莱斯的确精于寻机自肥：船只、有争议的遗产、主人的女儿等等，只要有机会，他都毫不客气地纳入囊中。不过，瓦莱斯真正擅长的还是古玩。对希腊抢劫了那么多年后，在高雅艺术方面，罗马上流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表面上，这被视为堕落的自我放纵，但这层表象的背后，罗马显贵们狂热地攫取任何有价值的绘画和雕塑作品。由于抢劫希腊城市的时代已经过去，罗马发展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市场，以满足贵族们的需求。艺术品价格不断上升，中间商发了大财。瓦莱斯的新发明是把强盗的手段用于交易。虽然他制作了大量赝品，他也雇佣了一支叫“猎犬（bloodhound）”28的专家队，让他们去搜寻真正的杰作。瓦莱斯喊出的价格无人敢于拒绝。有位行省的老人曾经尝试过，结果他被扒个精光，绑在一座骑士塑像上挨鞭子。当时天寒地冻，塑像又是青铜做的，老人很快改变了注意。对别的有麻烦的人，即使是罗马公民，瓦莱斯都如法炮制。
西塞罗很清楚，尽管被告是这么个恶劣的家伙，他也不会轻松胜出。瓦莱斯关系很广，有很多身居要职的朋友。西塞罗亲自去西西里取证时，证人不是消失了就是不肯开口。幸运的是，他曾在西西里担任会计官，有自己的广泛关系。证据到处都是，甚至在沉默的农村，那些被瓦莱斯搞得破产的农民对西塞罗也有帮助。作为起诉人，西塞罗很高兴有那么多发现；作为有抱负的政治家，他感到很震惊。瓦莱斯的腐败行为沉重打击了他的两个根本信念：罗马有益于世界，共和国的一切有益于罗马。正因为这样，西塞罗才能板着面孔争辩说，这个案子的结果将是启示性的。他警告道，“压迫我国民众的贪欲将会向外扩展，在大海的四周，无论多么遥远的地方都不能逃脱，”如果瓦莱斯不被定罪，“共和国将注定毁灭，因为这个恶棍的无罪开释将作为先例，鼓励其他的恶棍犯罪。”29尽管西塞罗站在这样的高度发出威胁，但它们不仅仅是律师吓唬人的伎俩。为了他的政治信念，为了他的自尊，西塞罗必须相信自己说的话。如果克瑟思奖励贪婪而不是爱国主义，如果瓦莱斯能胜过像他这样的人，共和国就真的腐烂了。西塞罗终生坚持这样一个论点：他个人的成功应被视为共和国的健康标志。真诚的原则与个人的利益结合得平滑无间。
霍腾修斯很快知道了他的对手是谁。他没有顺从西塞罗的日程表，而是争取将它延期。最后，就在法庭即将开始一个长时间的休会前，开庭的日子定下了。起诉方遭到重大的挫折，有可能导致失败。根据惯例，律师陈词往往耗费大量时间，如果西塞罗坚持要讲很多的话，这场官司或许会拖上几个月。拖的时间越长，瓦莱斯越有机会贿赂和施加压力。因此，审理开始后，被告得意洋洋。然而西塞罗准备了一场突袭，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步骤，直接在几次简短的演说中展示了他的证据。只需听上其中的一次，霍腾修斯便知道游戏结束了。他放弃了应辩的权利，审问迅速告终。瓦莱斯也没有等候已无悬念的判决，带着他的艺术品急急逃到了马赛（Marseille）。为庆祝这次胜利，西塞罗公布了他准备的全部演说词。毫无疑问，他精心做了润饰，以适合大众的口味；他还特别加强了一些攻击霍腾修斯的地方。消息传遍了罗马：国王失去了王冠，霍腾修斯对法律界的统治完蛋了。
西塞罗的王冠将一直保持到最后。无论就影响力还是他的关系网络来说，这个案子的收益都是巨大的。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别的战利品。起诉开始时，西塞罗宣称不考虑个人利益。这很虚伪。西塞罗肯定清楚，起诉人如胜诉，他有权要求获得罪犯的地位。瓦莱斯是司法官，一旦被判有罪，他的地位所享受的一切权利将直接转给西塞罗。其中有一项，他可以在辩论时先于没有司法官身份的元老发言。对于西塞罗这么雄辩的人来说，这项特权非常重要。他的口才的魔力将不仅在法庭展现，也将进入政治的斗鸡场。
当然，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但他已迈出了一大步。“想想这是个什么城市，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是个什么人，”他的弟弟建议道，“每天去讲坛的路上，在心里一遍遍地想：‘我是个新人！我想当执政官！这是罗马！’”30
最高奖赏再不是遥不可及的梦。
小男孩与公牛
整个公元前70年代，卡匹托尔山像个大建筑工地。苏拉的骨灰早已在风中散尽，新的朱庇特神庙则在原来的废墟上一天天成形。它是共和国重大工程中最雄伟的一个，难以想象人们会偷工减料、草率拼凑。还未完工时，西塞罗已经欢呼它是城市中“最著名、最美丽的建筑”了。31每个经过广场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它。既然老神庙的毁掉是内战的先兆，新神庙的建设就成了众神重新对罗马发出微笑的明证。和平回来了，共和国恢复了。
至少，苏拉希望人们这样想。他们那么在意把监督的权力抓在手中，原因正在于此。苏拉死后，督建神庙的责任正式传给了他最杰出的同事，昆图斯·卢塔修斯·卡图卢斯（QuintusLutatiusCatulus）。他是元老式傲慢的化身。卡图卢斯既出身名门，不折不扣的旧式正直品质又在他身上体现无遗，这些帮助他在元老院赢得了无可争议的权威，轻松成为苏拉最出色的继承人。即便这样的人，忠诚也有他的限度。苏拉希望在神庙的框楣处刻上他的名字，但卡图卢斯另有想法，在上面刻了他自己的名字。
看起来，这种行为并没有破坏卡图卢斯正直的名声。事实恰恰相反，因为现在的人们对苏拉颇有微词，他的名字也显得很邪恶。卡图卢斯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才用自己的名字取代死去的老领导。他对苏拉留下的遗产的坚定信念仍未动摇，但在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在所有自命的保守派看来，他对共和国的种种做法都是公然的挑衅。同霍腾修斯——他的连襟，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一起，卡图卢斯大力推进一种过时的骄傲理念，试图依靠元老院指引罗马公民追求荣誉；另一方面，元老院要由像他这样的人指引，因为他是罗马古代秩序的化身，忠于祖先们的强硬传统。然而，问题是共和国有多种不同的传统，很难理出头绪。在过去，公民们总是受到它们的挑战，困惑地面对各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但苏拉了解这些传统通向哪里，试图驯服它们，控制它们的方向。他主导通过的法律像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发挥着束缚和引导的作用。几个世纪来，一直是仪式和一些集体共享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规定着共和国，不成文的习俗就是一切。现在不一样了。卡图卢斯和他的同路人虽仍是坚定的传统主义者，但他们也是革命的传人。
然而，在苏拉构筑的河堤下面，强大的水流一直保持着压力。公民们对传统权利的感情不是那么容易转变的。他们最憎恨的就是针对保民官的法律。公元前75年，苏拉去世仅三年，限制保民官权力的法律被废除了。苏拉派为保住河堤做了殊死的抵抗，但多数元老不支持他们。有些是屈服于激烈的抗议活动，其他的或受个人野心的影响，或受对政敌仇恨的驱使，或碍于对盟友的义务，或者是别的什么说不清的原因。在罗马，人们的动机总是模糊的。既然共和国的传统秩序开始恢复，罗马政治一贯的捉摸不定也不能例外。苏拉希望构造一条单一的、获取权力的通道，现在，他的梦想和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一起破灭了。
拿帕布琉斯·塞提古斯（PubliusCethegus）来说，他是个臭名昭著的变节者，却经常能在元老院挫败声名显赫的卡图卢斯。怎么会这样呢？同瓦莱斯一样，塞提古斯也是在最后一刻投入了苏拉的怀抱。在围困普里内斯特时期，他先是说服以前的同事们投降，然后冷酷地把他们交给了苏拉急于报复的部队。他们都被杀害了。同卡图卢斯一样出身高贵的人都很厌恶他，但塞提古斯不在乎。他不追求公开的荣誉，像每个罗马贵族所做的那样；他更愿意在幕后活动，贿赂、欺骗、阴谋等无所不用，以此控制了许多元老院的选票。最自大的贵族也不能忽视这样一支政治利器。每当需要确定一项任命时，或挫败一个提案时，塞提古斯家的门槛都会被来来往往的深夜访客踏破。
权力和荣誉竟能以这样的方式分离，大部分罗马人感到既困惑，又不可思议。在任何选举中，声名狼藉的塞提古斯都毫无希望。他仅有的声望就在于幕后游说。对于将目标定位在执政官职位的罗马人来说，经常去塞提古斯家的密室是极其危险的。有地位的贵族或许会不时利用他，却决不愿提升他，这几乎是公开地表明他们对塞提古斯的厌恶。然而，有那么一位自负的、出身名门的贵族，声誉卓著，又在幕后政治活动方面远远超出塞提古斯，干这种事时没有丝毫踌躇；他既有在阴暗处活动的能力，又拥有公共生活中的绚丽光彩；他“愿意竭尽所能、不遗余力地讨好每一个见到的人”。32马尔库斯·克拉苏的目标很清楚：成为国家的第一公民。
苏拉去世后，虽然克拉苏才刚刚获选司法官，却有很多人认为他离执政官不远了。同苏拉的争吵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从某些角度来看，它甚至有助于加强克拉苏的声望。与卡图卢斯不一样，他跟苏拉派阵营保持着一定距离。除了自己的目标以外，他不愿有其他的关系或责任。对克拉苏来说，原则只是一场宏大而复杂的游戏所需的策略，一旦战略需要，完全可以抛弃。他不会冒险在任何事情上明确表态，而喜欢利用代理人去试探。无数在他保护之下的人愿受他驱使，他也热心地栽培他们。不管是真的想把他们推上高位，还是仅仅把他们看作随意摆弄的棋子，克拉苏都会亲切友好地对待他们，毫无架子地为他们敞开家中大门，无论何时见到都记得他们的名字。如果感到某人以后能回报他，克拉苏会卖力地在法庭上替他求情。他放出的债总能收到极重的利息。
克拉苏做元老院的银行家不是白干的。他比罗马的任何人拥有的资金都多。奴隶、矿藏和房地产是他投资的基本方向，但为了增加资产，没有什么卑鄙的事他做不出来。无论何时有房子着了火，克拉苏都马上把私家救火队派去；如果主人不肯贱价出售房子，他就不让人灭火。克拉苏曾被指控犯下一桩严重渎圣的罪行，与一位贞女通奸。他竟能辩解说，他引诱那个女人只是为了得到她的财产；人们还就相信了。虽然克拉苏极其贪婪，他的生活却很简朴。在利益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他能表现得非常小气。克拉苏曾吝啬地招待一位叫亚历山大的哲学家，在他出发去旅行时出借了一件斗篷，还要求他归还。亚历山大是希腊人，没有投票权；如果他是个公民的话，克拉苏会鼓励他借更多的东西。地位越高的人，克拉苏怂恿他陷入的债务越深。金钱是他最喜欢的权力工具，他把整个共和国都网罗进去了。无论罗马发生了什么事，克拉苏都能立刻知道。这是个对危险极度敏感的人，不会放过任何风吹草动。
这说明了他令同胞们恐惧的原因。苏拉法律的反对者敢于大肆辱骂别的公共人物，但克拉苏从来不在其列。在被问到原因时，一位保民官将他比作角部有干草的公牛，而不是比作蜘蛛。“罗马人有个习惯，在暴烈的公牛的角部系上干草，好让遇到它的人警惕。”33普鲁塔克（Plutarch）说道。这种态度正是克拉苏所希望的。从内战的教训中，克拉苏领会的比所有罗马人都多。荣誉伴随着陷阱，但掌握内情的杰出人物不会有麻烦。在共和国这样的社会里，嫉妒和恶意总是迅速缠上大人物，崇高的地位同时也是危险的地位。要是他能让人害怕，又不令人憎恨，那才算是比较安全。保持这样的平衡是克拉苏的拿手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