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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和司法官或许仍然梦想能当上执政官，但不再考虑保民官，它没有前途。苏拉一向热爱报复。
就这样，共和国体制的一个古老支柱陷入了困境，连元老院中苏拉的支持者都很吃惊。12以前没人这么干过。独裁官把自己的改革看作是一种修复工作，是要清除混乱。然而混乱正是共和国的特征，苏拉眼见的一切都透着混乱，正如罗马这个城市本身一样。面对挑战，苏拉的一贯做法是迅速地给对方以沉重打击。他很快对城市的格局失去耐心，就像对马略派和保民官失去耐心一样。他命令将古老的城界帕莫里姆往外推，以缓解城市的拥挤。这是罗马史上的第一次。他还冷酷地推倒了神圣但狭窄的元老院建筑，重建一个更大的，以容纳扩大了的新元老院。元老们并不感激他。原来的建筑充满了共和国历史英雄的印迹。直到十多年后，人们还念念不忘，抱怨说新元老院“建筑扩大了，意义缩小了”。13对元老们的不满，苏拉毫不在意。只是在朱庇特神庙的重建一事上，他对神圣传统的尊重才体现出来。神庙虽已被烧毁，但轮廓还在。于是，在原是一片废墟的地方，新的神庙矗立起来，巨大的石柱散发着光彩。那是他从雅典抢来的。古老的地基上竖起新的丰碑，对独裁官苏拉而言，还能有更好的纪念碑吗？
不过，早在雄伟的朱庇特神庙完工以前，苏拉就辞职了。公元前81年底，一天早晨，苏拉突然出现在广场，身边没有侍从队。这个人曾导致大批公民的死亡，超过罗马史上的任何人。现在，他放弃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既不怕国内的人民，也不怕海外的流亡者……苏拉就是这么大胆，这么幸运”。14他的勇气又一次得到证明。苏拉仍是一个令人畏惧的人。当面指责他的事只有一次。在广场，有个年轻人对他发出嘘声；由于得不到提升，他在回家的路上不停嘲弄着苏拉。此外，再没人敢拿苏拉的名字当儿戏。
辞去独裁官后的一年，苏拉是执政官；这以后，他再未担任任何职务。放松下来后，苏拉回到了青年时代的狂野生活。那是他熟悉的生活方式。还是独裁官的时候，苏拉举办过罗马史上最大的宴会，全城人都受到了邀请。街道上响起吱吱的烤肉声，葡萄佳酿从公共喷泉中涌出，直到没有人再吃得进一口肉，喝得进一口酒。最后，大块大块的肉被扔进了台伯河，浪费得一塌糊涂。作为平民，苏拉的宴会私人化多了，毫无顾忌地整日喝酒。尽管爬上了高位，他对朋友一直很忠诚，就像他对敌人一直很无情一样。苏拉的客人包括戏剧演员、舞蹈演员、邋遢的文人等，都曾在被宣告为公敌的那些人家里混饭吃。对没有天分的，苏拉给他们一些钱，不再让他们表演；有天分的则受到特别的珍视，即使他们的最好状态早已逝去。尽管玩世不恭，苏拉仍宠爱一个容光不再的异装癖者，不断地奉承他。“米特罗比乌斯（Metrobius）是个男扮女装的演员，如今已人老珠黄。但苏拉坚持说，他跟过去一样爱他。”15
的确，他不必像马略那样，用肌肉证明自己是个男人。苏拉不去马修斯大校场锻炼。他来到坎帕尼亚的别墅，享受起退休生活。他恢复了共和国，得到的回报是和平。危机结束了。看着他穿上希腊式短袖束腰外衣，与别的游客一起走在那不勒斯的街道上，谁会怀疑好时光已经回来了呢？
然而，无论在罗马，还是在意大利，好时光是在流血中建立起来的。离苏拉的别墅不远就是萨谟奈山区，已没有人烟。在萨谟奈山区的周围，点缀在坎帕尼亚平原的城市依旧破败，还保留着抵抗苏拉大军的痕迹。甚至那不勒斯城也被他的军团攻占过。反叛者的堡垒诺拉被围困近10年后，在公元前80年陷落了。看到其他城市被攻占的惨状，他们奋起勇气，宁死不降。为惩罚诺拉，也为留下一支长期的占领军，苏拉给老兵在这里建立了一块殖民地。类似的殖民地在坎帕尼亚和萨谟奈到处都是。为庆祝在敌人最坚强的堡垒的胜利，苏拉给诺拉起了个羞辱性的新名：“幸运儿的殖民地（ColoniaFalix）”。另一件事给了他更大的乐趣。从他的房子出发，沿海岸走不远就是马略的别墅，像军营一般隆起在海角上。那是老兵马略的荣耀与军事头脑的见证。苏拉将别墅廉价卖给了他的女儿科尼莉亚（Cornelia）。在伤口上再撒把盐是他的信条。
这种冷酷不会被人忘记，不会被人原谅。苏拉向罗马人展示了做专制者的臣民的下场。这既是有益的，又是恐怖的。一经发现，人们就再也忘不掉了。公敌宣告之后，对罗马人追求荣誉的竞争会带来什么极端的后果——不只是对罗马的敌人，也包括它自己的公民——没有人再怀疑。曾经不可想象的事，现在纠缠着每一个人：“苏拉可以，我为什么不行？”16
苏拉后的一代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助于恰当地评价苏拉：他是体制的拯救者，还是破坏者？尽管做得很糟，为恢复共和国，苏拉还是不辞辛劳地做了很多事情，力图在他之后不再出现独裁官。后世的历史学家见惯了终身专制的事例，觉得要说谁能自愿放弃最高权力，那实在是异想天开。但苏拉就这么做了。难怪同时代的人都觉得他难以理解，自相矛盾。苏拉去世后——可能是因为肝病——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的尸体。一位执政官想国葬，另一位不想给他任何荣誉。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争论，罗马又有爆发骚乱的危险。一大批老兵护送着他们死去的将军，从坎帕尼亚去罗马。罗马人发现自己“惧怕苏拉的军队和他的尸体，就像他还活着一样”。17在马修斯大校场，人们把尸体在巨大的柴堆上放好后，狂风大作，加剧了火势；火葬刚刚结束，天上便下起雨来。
直到最后，苏拉都很幸运。
5渴求名誉
一个贵族的成长
对年轻的罗马贵族来说，生命中充满了机会和陷阱，内战又使两者都大大增加。在苏拉手下，年轻人有望获得以前成年人才会有的成就，其中有些人特别突出。庞培是最耀眼的明星。苏拉开始立法限制少年野心家后，庞培仍未停止自吹自擂。苏拉禁止30岁以下的人担任公职时，他的年轻副手正在非洲作战。庞培打败了那儿的马略死党，被部下欢呼为“伟人（TheGreat）”。庞培是个例外，仍在继续获取荣誉，与他同代的其他人就没那么好运了。苏拉的密探们既不照顾年轻人，也不关心出身。就这样，由于马略娶了朱利安家族的人，这个古老显赫贵族的后代走上了逃亡之路。他才19岁，其家庭关系本应保证他有光明的前途，现在却不得不躲藏在山区的马棚里，大把贿赂那些为赏金而参加追捕的人。这是一段永生难忘的经历。多年后，他牢牢地把无常的命运掌握在手中。与庞培一样，尤利乌斯·恺撒的崛起也在苏拉大权独揽以前。
两人都无愧于他们的教养。罗马人重视磨难，相信金属要打磨才会发光，公民要历经艰辛才能出人头地。恺撒刚出世就被灌输了这种信念。罗马的父母看着自己的新生儿，第一反应不是怜爱，而是吃惊——竟然有这么软弱、无助的东西。“新生儿啊，就像被汹涌的波涛冲到海滩的水手，光着身子躺在地上，说不出一句话，能否幸存下来完全依靠他人。”1对罗马人来说，处在这种状况简直丢人。小孩子太脆弱了，没什么可夸耀的，对他们的表扬最多也就是像个大人。其结果是，至少在现代人看来，古代的传记中存在着难解的空白。读着对共和国大人物的描述，有关他们早期生活的部分最令人扫兴，最不可思议。他们总是在体质上或学识上远胜常人，在这方面，古代的传记非常僵化，既一本正经又千篇一律。童年时，他们总像个小大人，将他们描写成孩子的趣闻逸事极为少见。人物越伟大，有关青少年时期的记录越稀少。恺撒的早期生活干脆一片空白，复原它们主要靠猜测和总结，其难度甚至超过了复原古代历史。然而它值得尝试。像任何一个心理学家那样，罗马人意识到“在生命的最早时期，大自然刻下的印记最清晰”。2童年时代指示着公民的未来。
可是，对这个将来会灭掉共和国的婴幼儿，我们确切地知道什么呢？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出生于公元前100年7月13日，比庞培小6岁，比克拉苏小15岁。各种传统对他也不例外。罗马人并非一出生就自动成为公民的。每个做父亲的都有权拒绝一个新生儿，遗弃不想要的孩子，尤其是女儿。可能刚出生的恺撒还没吃到母乳，他的父亲便把他高高地举起，表示他已被接受了，已是一个罗马人了。九天后他有了名字。家里要进行大扫除，将邪恶的精灵扫地出门。还要依据鸟儿的飞行动作占卜，预测孩子的未来。婴儿恺撒将戴上象征好运的金垂饰（bulla），一直戴到成为公民的时候。
然后就结束了，再找不到成为公民前岁月的只言片语。罗马人缺少专门表示“婴儿”的词，反映了他们的一种认识——再小的孩子也得接受磨炼。新生儿用襁褓紧紧包裹，以塑造他们的体形；他们的面部要接受揉捏和击打；如果是男孩，还要拉扯包皮以使它伸展。根据共和国的老传统和来自希腊的新医学，罗马人构造了一套节食和冷水浴制度。严苛的抚育方式增加了已经很高的婴儿死亡率。据估计，只有2/3的婴儿能活过第一年，活到成熟期的不足一半。小孩死亡是常事，父母们都硬起心肠，不会太伤心。孩子越小，流露的情感越少；他们常说：“如果婴儿在摇篮里死去，不应该悲伤。”3然而，冷淡未必就是无情。在罗马人的墓碑、诗歌和私人通信中，有大量证据证明父母对孩子深沉的爱心。对孩子严厉不是残忍，恰恰相反，越严格的父母对孩子的爱越多。
对恺撒的抚育出了名的严格，他的母亲奥丽莉亚（Aurelia）也因此被后来的罗马人视为父母的榜样。人们甚至说她亲自给孩子哺乳。上流社会的妇女很少这样做，尽管这是她们的责任。这很可耻，因为罗马人都认为乳汁中含有一个女人的特质。既然如此，奴隶的乳汁怎能跟自由的罗马妇女相比呢？由于婴儿交给哺乳期的奴隶抚养，自私的贵族显然损害了孩子的未来。但她们还是这么做了，成为这个堕落时代的一个明证。奥丽莉亚亲自哺育自己的孩子，表明她不向时代的流弊妥协，的确值得骄傲。
这个共和国的模范母亲给孩子断奶后，马上开始了对他们的教育。奥丽莉亚不只盖乌斯一个孩子，还有两个女儿，大朱丽亚和小朱丽亚（JuliaMajorandJuliaMinor）。罗马人认为，女孩和男孩同样要接受训练，内容包括身体和智力两方面。男孩的身体训练为战争做准备，女孩为生育，但艰苦程度是一样的。对罗马人来说，人的自我意识来自对忍耐力极限的认识。不认清这一点，孩子便没有为成年生活做好准备。
因此，罗马的孩子们很少有时间玩。人们发现，共和国早期的玩具比灭亡前少得多；在后一个时期，训练好公民的压力小多了。即便如此，孩子就是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什么也无法阻止他们全身心投入游戏，拿惩罚相威胁也不管用。”4女孩子当然有玩偶；在将来的结婚仪式上，她们要向维纳斯女神敬献玩偶。这是罗马人的传统。男孩子着迷地玩陀螺。说到骰子，好像全世界的人都热爱。婚宴上，新郎向孩子们抛撒硬币或坚果，它们便成了孩子们的赌注。以后，在恺撒面临一生最重大的危机时，他谈到了掷骰子。显然，他对这个比喻的喜爱来自孩提时代的经验。不过，即使在玩骰子的时候，严厉的奥丽莉亚也会在一旁看着，因为她时刻关心“端正他的行为，无论他在游戏还是刻苦学习”。5或许就是从母亲那里，恺撒开始练习他最重要的一项技巧，区分可以接受的风险和盲目的赌博。
那么，父亲的影响体现在哪里？恺撒少年时代的记录中缺失的东西更加引人注目。尽管是一个模范母亲，但奥丽莉亚如此严密地监管儿子的成长，有可能冒犯她的丈夫。按照这个时代的水准，罗马妇女所享有的自由或许很突出，但罗马父亲们的权威更加显著。决定重大事务的权力在他手中，有了孩子也一样。即使已经出嫁，女儿仍在父亲的保护之下；儿子不管长多大，不管当上多少次行政官，都要一直追随父亲。罗马父亲的家长作风无人能比。另一方面，像共和国提供的无数事例那样，权力总是连着责任。人口调查时，每个家长都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打算养育子女？每个公民都赋有爱国义务，应尽力为罗马的未来增加人口。父亲还有一项更紧迫的责任，即为家庭增添荣誉。在共和国，地位不能继承，每代人都要重新赢得。如果儿子达不到前辈的地位和成就，女儿不能影响丈夫促进她的父亲和兄弟的利益，都将被视为家庭的奇耻大辱。家长的责任就是想方设法避免这种灾难。和共和国生活的众多方面一样，对儿女的抚育也体现着罗马人对竞争的固执偏好。由此，成功地教育后代，向他们灌输家族荣誉感，鼓励他们积极追求荣誉，这也是足以令一个男人自豪的成就。
恺撒的野心是有朝一日掌管整个共和国。这里肯定有父亲的影响；在罗马，有些东西只能由父亲传授。小盖乌斯最有价值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