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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把性感和财富赐给他。
除此之外，还能怎么解释苏拉的突然崛起呢？他是一个念本的人，从未忘记过将财产留给他的那两个女人。这是否影响了他对自己与维纳斯女神的关系的看法？他是否把女神当作了一个女人，可以引诱，可以顶礼膜拜，以此换取她所能提供的？终其一生，苏拉充分利用了他的个人魅力，不管是对政治家、对士兵还是对妓女。苏拉尤其善于争取普通士兵。他能讲他们的粗话，欣赏他们的笑话，还有着乐于助人的名声。此外，多年以来，他养成了果敢的行事风格，又曾立下一连串辉煌的战功，使人们都相信他是一个幸运的人。他在军队里的人缘很好，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然而，也有一些人觉得他的魅力中包藏着邪恶。这可以从他的面相看出来。虽然苏拉很英俊，但他的肤色是浓烈的紫色，一旦发怒，整个脸上都会出现怪异的白色斑点。对于这种现象，医学解释是性倒错的后果。这一诊断可以佐证一个由来已久的传说，即苏拉缺少一只睾丸。类似的恶毒传言一直纠缠着他。苏拉第一次参加战斗时，马略是他的指挥官，曾对这个新军官的轻浮名声表示反感。苏拉证明了自己的军事价值后，向一个有很大名气但没多少功绩的贵族吹嘘自己。那位贵族只是评论说，如果一个人的父亲没有给他留下什么，他又突然变得很富有，那么其中一定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苏拉的胜利总是引起人们的不安，不能简单地贬低为势利和嫉妒。比如说，在打败萨谟奈人的一些战斗中，苏拉有时需要从别的指挥官那里强行调走他们的军团。在一个被人议论最多的关键时刻，苏拉甚至对士兵的谋杀行为视若无睹。那是在公元前89年初，围困庞贝城的战斗打得异常艰苦，以至于罗马军队怀疑他们的指挥官通敌，用私刑处死了他。苏拉接手这支部队的指挥权后，根本不去处理和惩罚那些叛逆者。于是便有流言传出，说谋杀是苏拉唆使士兵们干的。这些说法符合苏拉的名声中的矛盾性格，不仅很能蛊惑人心，而且使他在士兵中更受欢迎。
的确，乱棍打死自己的前指挥官后，他的军团不在乎多干掉一个趾高气扬的使节。苏拉在校场将士兵召集起来，宣告了来自罗马的爆炸性新闻。他们立刻冲向马略的使节，拿石头砸死了他。他们还自发地大声鼓噪，要求苏拉率领他们到首都去。苏拉愉快地答应了。军官们可都吓坏了，除了一个愿意留下之外，其他人全都辞职不干了。但苏拉已经越过了红线，不可能再回头。他命令一支军团继续围困诺拉，带着其他人向北方进发。消息传到罗马时，人们都觉得难以置信。也有人很高兴，像那位被赶下台的执政官庞培·卢福斯。他急急忙忙地加入了苏拉的队伍。大多数人既惊骇又绝望。抓狂的使者派出了一个又一个，试图劝说苏拉回头。对这些请求，苏拉轻松地答道，他向罗马进军是“为了将她从专制者手中解救出来”。3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完全清楚他针对的是哪些人，拼命拖延时间。当苏拉到达罗马郊外时，他们派出了最后一个使者，保证将召集元老讨论苏拉的要求，他们自己也将与会并服从元老的决定。他们仅要求苏拉在离城5英里的地方安营，那是一个神圣的界限，他们希望苏拉不要超越。
所有人都知道超越这条界限的可怕含义。虽然罗马人崇拜很多神灵，但罗马没有几个地方比帕莫里姆（pomerium）更神圣。它指的是一条古老的界限，象征着罗慕路斯开出的犁沟，自古代王政时期以来就没有改变过。罗马绝对禁止任何公民携带武器越过帕莫里姆，因为界限以内是朱庇特的地盘，而朱庇特是城市的保护神，罗马和平的守护者。他还是一个暴烈的神，因此，当苏拉告诉使者他将接受马略等人的条件时，他们相信苏拉会践诺。但苏拉骗了他们。马略的使者刚转身返回罗马，苏拉便命令军团尾随，派出几个小队占领了三座城门。朱庇特神虽有大能耐，可苏拉有幸运女神的保佑，他相信维纳斯女神不比别的神差。
军团越过了帕莫里姆，走进了狭窄的街道。公民们站在屋顶上，猛烈地用砖瓦迎接他们。士兵们胆怯了，于是苏拉命令向屋顶发射火箭。当火势蔓延到城市的主要大街时，苏拉正骑马走在最宽阔的萨可拉大街上，进入了城市的中心。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试图动员城市的奴隶，但没有成功，便逃走了。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占据了各个新的岗位，包括元老院。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将军成了罗马的主人。
这是个孕育着危险的时刻，也是一个转折点。正像星占师说的那样，旧的时代将过去，新的时代将来临。后世的人们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的确，随着罗马军队向罗马进军，一条分水岭形成了。罗马的天真质朴一去不复返了。对荣誉的竞争一直是共和国的动力所在，但现在，某种致命的东西加入进来，就像潜伏在体内的毒素一样，再不会被人忘记。从前，罗马人最害怕的不过是在选举中、诉讼中、元老院中遭到挫败；现在，通过对马略的进迫，苏拉将竞争与个人恩怨的解决推向了新的极端；以后，任何一个有野心的公民都不会忘记这一时刻：或者诱惑着他们，或者令他们畏惧。
很自然，既然已经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苏拉便急于走到底。他把元老们召集起来，要求把对手们定为国家公敌。元老们不安地看着苏拉的卫兵们，匆忙地答应了。被宣判的人有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以及包括马略小儿子在内的其他十个人。一名奴隶出卖了苏尔皮基乌斯，他被抓住后杀掉了。其他人都逃脱了。马略经历了多次危急关头，包括躲在芦苇丛中看着受雇的杀手走过。最后，马略逃到了相对安全的非洲。苏拉重创了对手，但没能消灭他。马略仍有再战之力，就此而言，苏拉的赌博没有成功。失望的苏拉没有丧失应有的警惕。宣判对手不仅是个人报复欲的极大满足，苏拉还希望赋予它另外的意义。他想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共和国的利益联系起来，把进军罗马粉饰成保卫罗马。虽然五个军团是他的后盾，但苏拉很看重合法性，而不是单纯依靠武力。在就苏拉的指控进行辩论时，一位德高望重的元老当面说，像马略这样伟大的人物不应该被宣布为公敌。苏拉承认这位老人表示异议的权利，没有发作。只要有可能，他便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同胞们的感受。与军事独裁者相比，他更愿意扮演宪法守护者的角色。
这不全是伪善。如果说苏拉是个革命者的话，他的革命对象是现状而不是过去。出于对哪怕一点点革新的厌恶，苏拉宣布苏尔皮基乌斯的一切立法无效。他提出新的法律取而代之，重点是恢复元老院的传统权威。显然，元老院不会反感这样的措施，尽管他们不喜欢苏拉自命的所谓事业。现在，苏拉面临着一个难题。他急于离开意大利，指挥对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争，可又担心离开后的罗马局势。问题的关键是要把他的支持者扶上台，不过，他不能直接插手年度选举，那会使他自命代表法律的说法成为笑柄。结果，选举成为对他的一场羞辱，两个执政官的职务他的盟友一个也没得到。虽然其中的一个格奈乌斯·奥克塔维乌斯（GnaeusOctavius）跟苏拉一样，是彻底的保守派，但另一个科内利乌斯·秦纳（CorneliusCinna）绝不可能成为他的盟友——他甚至威胁要控告苏拉。面对这样的选举结果，苏拉尽力保持着优雅的风度。但在同意两位新执政官走马上任前，苏拉要求他们在圣山卡匹托尔（Capitol）当众发誓，决不改变苏拉通过的法律。两人不想让自己的好运就此完结，便同意了。宣誓时，秦纳捡起一块石头远远地掷出，说若不能遵守对苏拉的承诺，就让他像这块石头一样被罗马扔出去。
苏拉很满意。在离开意大利去希腊前，他还采取了另一项措施。一方面是奖赏忠诚的盟友，一方面也是保障他的安全，苏拉把斜眼军团的指挥权交给庞培·卢福斯，后者与他同是公元前88年的执政官。然而，此举保证不了盟友的安全。为什么士兵们愿意追随他进军罗马？事实上，苏拉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他做出的安排暴露了这一点。像马略的使者那样，卢福斯带着一纸任命书来到他的新军营。彬彬有礼的斜眼暗藏杀机。将卢福斯介绍给部队后，斜眼借口有事离开了军营。第二天，卢福斯杀牲作祭，庆贺自己就任。在祭坛边，一群士兵围在他身旁。当他举起用来杀牲的刀时，士兵们抓住他打倒在地，“好像他是祭祀用的牺牲品。”4斜眼声称自己受到了侮辱，很快回到了军营，但对参与谋杀的士兵未做任何处理。不可避免地，流言开始纠缠斜眼，就像以前它们纠缠类似情形下的苏拉一样。人们几乎都相信，斜眼下令谋杀了他的替代者。
一位执政官被他的士兵杀害了。一个世代后，出现了一种充满末日意味的说法，卢福斯的命运似乎正是它的写照：苏拉政变后，“没有什么能阻止军方巨头为自己的利益采取军事暴力，法律不行，共和国的制度不行，甚至对罗马的热爱也不行”。5但事实并非如此。卢福斯被谋杀后，斜眼没有发动军事政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由于苏拉离开了意大利，斜眼很清楚自己能够左右时局。公元前87年，斜眼接触了一个又一个派别，几乎是在拍卖自己。他的要价越来越高，贪婪的敲诈行为使他的名声越来越坏。最终，到年底的时候，报应来了。他睡觉的营帐被雷电击中，造就了他离奇的死亡。举行葬礼时，人们成群结队地来捣乱，将尸体从棺材里拉出，在泥地中拖着。若不是一位保民官出面干涉，尸体就被撕成碎片了。在一个将声望视作衡量男人价值的首要标准的社会里，斜眼很有黑色幽默意味的命运是一声响亮的警告，告诫人们不要试图拿国家利益赌博。另一方面，即使斜眼这样的人也从来没有想过军事独裁，虽然他曾权倾一时，运气又好。苏拉政变的确很恶劣，但对共和国还不算致命。法律依然存在，共和国的制度依然存在，对罗马的热爱依然存在。
这很自然。在公民们的眼中，共和国不仅仅是宪法，还是不可以颠覆和撤销的政治秩序。它已经被罗马人的概念、传统极度神圣化，成为公民们分享的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做一个公民意味着知道自己是自由的，“罗马人若无自由，一切神圣的法律都毫无意义”。6每位公民都对此确信不疑。苏拉进军罗马的行为没有破坏公民自由，对共和国法律和体制的尊重依然存在，因为它们表达了罗马人自我认识中最深刻的感受。不错，一位将军占领了自己的城市，但他声称是为了保护传统秩序。没有发生革命。尽管苏拉造成了一些创伤，但没有人想过共和国会被推翻，没有人能想出取代它的更好体制。
因此，公元前88年的“地震”过后，人们的生活依然如故。新的一年来临时，一切都很正常。罗马人选出的两位新执政官上任了，元老们向他们提出各种建议。街道上没有士兵。与此同时，那位敢于进军罗马的人在希腊登陆上岸。他那狂野的才干不再用于对付同胞，总算可以比较恰当地运用了。有一场战争等待他去赢取，其严峻程度在共和国史上前所未有；共和国的敌人等着他去消灭，等着他去惩罚。
苏拉向东方进发。
错过笑话
公元前93年，一位罗马使者格利乌斯·帕布利克拉（GelliusPublicola）前往亚洲，途中曾在雅典逗留。他很有幽默感，对希腊文化也很欣赏。其时，雅典仍以拥有众多的哲学家闻名。他想跟哲学家们见见面，便召集了不同哲学派别的代表。格利乌斯绷着脸，要求哲学家们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他说，如果哲学家们做不到，他很乐意插手其中，帮他们平息争论。40年以后，格利乌斯对雅典哲学家的提议仍被朋友们记着，认为它表现出了非常机智的幽默。“他们吵得真厉害！”7
到什么时候，哲学家们才意识到格利乌斯在开玩笑？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清楚，他们是否像格利乌斯一样觉得很可笑。或许没有。在雅典，哲学还是很严肃的事。被一个自负的罗马恶作剧者戏弄了一番，苏格拉底的传人们一定感到颜面扫地了吧？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礼貌地干笑几声：罗马人解决希腊的内部争端并不是没影儿的事。
不管怎么说，雅典的奴性与自负双双存在，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历史的神圣与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雅典，这一点比希腊其他任何地方都明显。有些事雅典人永远不会忘记，也不许别人忘记：他们在马拉松战役中拯救了希腊；雅典曾拥有地中海最强大的海军。雅典卫城的帕台农神庙依然壮观，作为永久性的纪念碑，诉说着雅典曾经辉煌的岁月。一切都过去了，而且都过去很久了。在亚历山大去世的那个世纪，人们排出了世界七大奇迹，帕台农神庙竟然不在其列。那是一个自负的世纪，帝国与纪念碑都非常庞大。人们觉得帕台农神庙太小了，建筑也过时了。现在，与作为大国的罗马相比，雅典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边缘地区。它对帝国的记忆不过是一种怀旧情绪而已。有关它的地位的任何想法，任何雅典人仍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大国的暗示，都能让罗马人乐不可支。共和国与马其顿的战争时期，雅典自愿地站在共和国一边，以一篇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