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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牵连，被从中国派遣军负责兵站、军需事务的课长位子上，踢到更远的滇缅前线出任第33军高级作战参谋。
一到任，辻政信就说：“让我来解决缅北滇西的危局。”
随即辻政信制定了代号为“断”的作战计划，企图在稳定龙陵的同时，解松山和腾冲之围。辻政信虽然喜欢冒险，但此时也认为必须等待第2师团人来齐了后再行动。但龙陵的电报一个接着一个，小室认为如果再不增加援军，龙陵三天内必失，这是8月23日的事儿。松山祐三决定不等上峰同意，立即出援龙陵，这样的话，第56师团第146联队主力、第148联队一个大队以及松井秀治的第113联队残部（自滇西开战后，松井的作战路线，从松山到腾冲，从腾冲到龙陵，从龙陵到芒市，再从芒市到龙陵，基本上腿儿已经跑细了）开往龙陵。
在龙陵，中日两军陷入血战。
到8月底，第2师团主力过来了。此外不知从哪儿开过来了第49师团的一个支队，集中兵力后，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带着辻政信，把战斗司令所推进到龙陵西南的张金山。9月3日，辻政信策动的“断”作战开始。
辻政信当时一心等着第2师团过来，是因为他仍旧信赖这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部队。
但是，第2师团早就失去了当年能征惯战的特质，自从在太平洋上的瓜岛被美军击溃后（指挥瓜岛作战的正是辻政信），他们就再也没恢复起元气。而进入9月，随着中国远征军相继攻克松山和腾冲，龙陵方向的补给得到增强，炮兵部队也日益增多，中美混合空军也全部飞过来。卫立煌几乎把所有部队都投往了龙陵。蒋介石亦给其打气，命杜聿明将高吉人第200师从昆明运至保山待机。
三战龙陵，一切优势都定盘于远征军。
不过，此时龙陵前线的总指挥已经是第11集团军副司令兼第6军军长黄杰了。
8月下旬，就在宋希濂准备三打龙陵时，突然接到让其进陆大将官班第1期学习的命令。在此之前，卫立煌在给重庆的电报中，点到了宋希濂的失职。而蒋介石呢，此时也无法面对美国人和新闻界的质疑，一气之下，变相地把宋希濂撤了职。不过，据宋希濂后来回忆，到重庆报到时，蒋介石又问他：“你不在前线，怎么回来了？”宋希濂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这是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捣的鬼，对卫立煌亦有怨气，但内心又如何不知最后是蒋介石拍板的。就这样，宋希濂的身影消失于抗战第一线。从这件事来说，正面战场上那批抗战将领，每个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遭遇。能从头打到尾且每打一仗晋升一步的，并一直打到最后一战的，大约只有王耀武了。
黄杰的上一仗已经是遥远的兰封之役了，当时他因违令撤退而遭查办。在1943年调到第11集团军做副总司令前，干了几年军事教育。说起黄杰，他给人的印象平平。不过，接替宋希濂指挥龙陵会战，其表现是可圈可点的，成为其军人生涯的最高点。指挥会战中，黄杰之奖罚分明、坚决果断，且看他打的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第71军副军长陈明仁的：“查明6号山头以手榴弹数十枚击退敌人逆袭之勇敢战士，发奖金5000元；87师、荣1师，本日攻击部队各发奖金20,000元；第2军攻击红岩山部队，发奖金20,000元。”第二个电话是打给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的：“200师四日来之战斗，毫无进展，影响整个计划，已限令明日攻克篱笆坡，如仍不克，即法办指挥攻击之团长，并令停止攻击，仍守原阵地。请报告长官，顾师长（指由腾冲转至龙陵作战的预2师师长顾葆裕）限令5日赶回前方，如违令不返，即以临阵退缩法办！”
从9月7日到14日，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连续收到松山、腾冲守备队“玉碎”的消息。日军在怒江西岸的另一个前进据点平戛，也在王凌云第2军的围攻下陷入大困境。低沉的士气从高级指挥官那里开始蔓延。在15日这一天，本多政材决定：终止“断”作战，派第56师团一部解平戛之围，主力从龙陵撤出而退守芒市，第2师团在龙陵与芒市之间占领阵地，至于小室钟太郎则继续带领原来的守备队固守。联想到松山和腾冲日军的结局，自我感觉被抛弃的小室有些崩溃，决定利用上峰命令中的模糊概念（令其“确保龙陵以南高地，努力争取龙陵城区”），把指挥部撤出了龙陵。第2师团立即往辻政信那里告状，辻政信大怒，要把小室交给军事法庭。
小室在绝望中剖腹自杀了。
第113联队一个叫石田的无名之辈被任命为新的龙陵守备队长。
他是在9月8日日军收到真锅邦人等松山日军全部覆灭后，被松井秀治提拔为联队副官的。石田指挥着番号混乱的龙陵守备队又顽抗了四十多天，到11月3日，除少数突围溃往芒市外，其他全部被远征军歼灭。
龙陵战中国远征军伤亡近3万人，日军伤亡亦在13,200多人。
随着胡家骥第88师沿滇缅公路向芒市追击，松山、腾冲、龙陵三役全部结束。
再说驻印军那边儿，休整两个月后，于龙陵会战结束前的10月中旬开始由缅北向东南转进，一个月后李鸿新38师和李涛新22师联手轻易击溃从滇西撤下来的日军第2师团，攻占了靠近中国边境的战略要地八莫（南可达畹町，东可至腾冲）。在国内，由于日军在“一号作战”中进攻贵州独山，军委会急调廖耀湘新6军所辖龙天武第14师和李涛新22师回昆明待机。这样的话，新6军在缅甸战场就剩下唐守治新30师，后该师被划归孙立人新1军，在1945年初攻克另一边陲小城南坎。李鸿新38师则经南坎向中缅边境上的畹町推进。
由龙陵方向追击而来的远征军攻占芒市，松山祐三带着第56师团残部逃向缅甸。
远征军各部一路推进，攻占了中缅边境上的畹町。1945年1月27日，在畹町附近的芒友，驻印军孙立人新1军李鸿新38师与远征军周福成第53军刘润川（东北讲武堂，辽宁开原人）第116师胜利会师。
除了泪水和欢笑，那一刻，还有什么？
滇西缅北会战至此结束，日军第18、2、56这三个王牌师团被击溃，中印公路由此打通，滇缅公路重新连接。这是缅北滇西会战的现实意义。其背后更大的意义是，重振了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自“一号作战”大溃败以来低迷的士气。如果在抗战胜利之前没有这次会战的胜利，那么即使有几个月后雪峰山的绝杀，整个抗战的结局也是难称圆满的。无论如何，1945年春天的花朵，在驻印军悠闲的表情中，在远征军血染的征衣上，率先怒放了！
第五章 光荣日（1945年3月～1945年9月）
最后一战
人类的历史终于进入了1945年的春天。
1945年的春天，着实是全人类的春天。这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
这一年，全世界范围内，一个关键词就是“反攻”。但“反攻”并非只属于1945年。
事实上，早在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变化时，盟军的战略反攻就已展开。当时，在中国的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经历了敌人的扫荡和封锁后，已开始策动对日本侵略者的局部反攻。入夏后，八路军率先在豫鲁地区发起攻势作战，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根据日本资料记载，整个1943年，华北方面军作战1.5万次，其中有75%的作战是跟八路军打。结果，日军不但无法消灭八路军，反而使八路军越来越壮大，无论是解放区面积、人口还是军队数量都日益增加。关于这一点，日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县按占据的实际情况看，极不稳定，行政力（指伪政权组织）的渗透也很差，其大部大致只分驻在以县城为中心的部分乡村，民心更多地倾向于中共一方。”（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
山西沁源围困战，是八路军转入局部反攻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沁源位于八路军太岳军区的腹地，是盘踞山西的日本第1军的眼中钉，后军参谋长花谷正（九一八事变、长沙会战参与者）亲率重兵进行铁壁合围，终将其攻陷。在沁源陷落前，当地的八路军主力和群众已经成功转移入山。日军占领沁源后，广修炮楼、公路，建成了蛛网般的联动据点。针对敌人的动作，八路军决定对沁源进行反包围式的围困战，并成立围困指挥部，统一指挥三个营的兵力和县区游击队，用破袭战、麻雀战、地雷战等，在全县11个战区对鬼子进行围困和轮战。虽然占领了沁源，但日军只能龟缩在县城和各据点，补给线被围困部队破坏殆尽。在敌人据点的周边，八路军和游击队战士不但广埋地雷，还布下了铁钉，甚至在道路的转弯处泼水使之结冰，叫鬼子的运输车辆打滑、翻倒、相撞。小到泼水制敌，大到部队反攻，沁源围困战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坐卧不安，一次次增兵支援这座被群山环绕的县城，但却收不到想要的效果，甚至还在韩略村被八路军打了伏击，高级和特殊指挥人员组成的“观战团”被一锅端。在长期的围困战中，八路军、游击队与日军作战上千次，毙伤俘日伪军4000多人，取得了骄人的战果。在日军守备沁源的部队于1944年逃离前，其各个据点周围已被八路军和游击队布置了15,000枚地雷！
随着沁源围困战的胜利，盘踞山西的日军已越来越显现出颓势。
此时在华北平原，随着1944年的到来，八路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反攻，日伪军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敌人只能龟缩在城市和铁路沿线。而铁路线也一次次遭到敌后抗战军民的破袭。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出击作战超过两万次，歼灭日伪军超过30万人，解放人口过千万。在世界战局是个整体的情况下，中共抗战军民的积极作战，将几十万日军截留在了敌后战场，这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作战，促使重庆方面继续履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从世界整体战局看，中共敌后作战甚至可以说是从侧面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大反攻，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史学家菊池一隆认为，中共军队的抵抗是中国能够贯彻持久战，并将拥有近代武器、具备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日本一步步逼向战败的关键之一。“因此，不考察中共军队的战场，就不可能弄清‘强国’日本何以最终败于‘弱国’中国”。
敌后意味着敌人的后方，更意味着抗战的前方。
进入1945年后，敌后战场上的反攻已经常态化，在平汉、陇海、津浦、沪宁、归绥、运河、东江、琼崖、雷州半岛等抗日前线，上万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令日军陷入抗战的汪洋大海。上半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解放人口达千万，解放区也达到19个，总人口近亿。在入夏全面反攻前夕，八路军、新四军等正规军已壮大到90万人以上，民兵则超过200万人。抗日军民在战斗第一线的迅速壮大和日军的全面衰颓，是日本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由于八路军的进攻，华北的日军从所有的小据点和碉堡里不断地被驱逐出来。日军的小部队已陷于无法行动的境地，而大部队则被困在铁路沿线的城市里。”（日本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
此时的正面战场，随着中印公路被打通，滇缅公路也恢复了通车，中国军队美械化的步伐开始加速。到3月，第一批12个军（35个师）大部分完成美械更换和初步训练：王凌云第2军、邱清泉第5军、黄杰第6军、何绍周第8军、石觉第13军、胡琏第18军（先期只有第11师更换美械）、周福成第53军、阙汉骞第54军、陈明仁第71军、韩浚第73军、施中诚第74军、牟廷芳第94军（部分更换美械）。
为应对更换美械装备以及整顿“一号作战”后战区散乱的现状，蒋介石下令组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兼总司令官，萧毅肃为参谋长，总部设在昆明，后前进司令部设在湘西芷江，辖四个方面军：第1方面军总司令卢汉（云南昆明）；第2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广西百色）；第3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贵州贵阳）；第4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湖南安江）。
王耀武出任方面军总司令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年初时，蒋介石就已经授意军委会，打破抗战期间将领军衔不晋级的惯例，晋升王耀武为中将。一起晋升的还有第5集团军兼昆明城防总司令杜聿明、萧毅肃。萧毅肃就不提了。王耀武和杜聿明，这两人蒋介石都喜欢，但从抗战之后的用人上来说，蒋似乎更喜欢杜，对王实际上并没有重用。只说王耀武的第4方面军，辖施中诚第74军、韩浚第73军、李天霞第100军，以及由新军长胡琏统领的第18军。四个方面军中王耀武的实力显然是最强的。这个方面军的任务也最重，担负着北起洞庭湖，南到湘桂边境绵延千里的守备任务。
日军那边儿，进入1945年后，他们需要面对一个事实：中美混合空军跟日军的战机比率扩大到10∶1。在1945年前三个月，中美混合空军共计出动战斗机和轰炸机10,366架次，日军战机在天空中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这种现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