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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被军法从事，他提到余程万的例子。
葛先才在发言中同意周庆祥的意见，认为眼前是突围最好的时机，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有两点主张，请军长选择其一。第一点，自军长以下我军官兵全部战死衡阳。为民族尽孝，为国家尽忠，死而无憾。第二点，我判断，援军解围这件事绝对无望。如不选第一点，则我军应即策划突围。突围不是为我等军、师长逃生，因为突围战斗中，我等也有战死的可能。突围可为我第10军保存一条根。虽然没有上峰的突围令，但军长可先行上报委员长，说葛先才擅自率师突围，其他两师亦随之弃守衡阳。军长向委员长自请处分，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光棍一人，没什么好牵挂的。这样的话，既为第10军保存了一条根，又维护了军纪的尊严。再者说，军长这样上报的情况很多，也不算什么新鲜。我就说这些。来的时候西南各阵地都在激战，我现在需要立即返回师部，你们研究一下，把最后的结果告诉我。如果确定突围，一定想方设法把伤兵带走，否则我会抗令，宁可同他们死在一起。遗弃伤兵是为长官者最可耻的行为。”
葛先才走后，方先觉再征求大家的意见，周庆祥依旧坚持突围。
就在这时候，企盼中的蒋介石的电报到了：“第62军、第79军正排除万难，突破当面敌军，不日可达城郊。守军不作突围准备。”
方先觉读完电报，看了看大家。
周庆祥认为所谓援军即将到来这件事，是根本无法指望的，衡阳守军的命运只握在自己手里。方先觉闭着眼想了两分钟，最后决定不作突围准备，继续进行死守。当晚，他登上中央银行顶楼平台，眺望衡阳夜色，由南而北，枪声不息，光焰炽烈，如舞动的火龙。
第二天，蒋介石再来电报，告诉方先觉：无论守军兵力如何短缺，都要编成突击队，向援军来的方向出击。方先觉大喜，认为援军真的可以指望。实际上，他错过了衡阳突围的最佳时机。
就在7月19日，日军再次停止总攻。
伊藤正德《最后的帝国陆军之死斗篇》这样记述：“我军再度发起总攻之后，除和上次一样，仅夺取极小部分阵地外，依然无所进展，而伤亡却更惨重，两个师团之原任中队长已所剩无几，大部分步兵中队已变为由士官代理，勉强支撑战斗之惨局。第二次之总攻，又有联队长一名、大队长六名相继战死，而攻击之前途却仍不见乐观，于是攻击再度停止。”
在前一天，日本国内政局发生动荡：7月18日，日本首相兼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因马里亚纳海战的惨败而被迫辞去全部职务。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塞班岛、提尼安岛）陷落，就等于美国人撕破了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其本土已暴露在“B29”轰炸机的半径内了。
接替东条的是时任朝鲜总督的小矶国昭。
选小矶是没办法的事。仗打到这个份儿上了，不可能找个文官出任首相，只能从具有大将军衔的将军里选一个。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士翻遍花名册后发现：除了在前线的（有人希望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组阁，但天皇认为寺内不能离开南洋），就是已垂垂老矣的，选来选去好像只有小矶合适。不倒翁杉山元再次出任陆军大臣。在关东军做了多年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出任陆军参谋本部总长。
“一号作战”剩下的作战还有没有必要打在这时候成为争论的焦点。
“一号作战”被俗称大陆纵贯作战，但首要作战目的是摧毁中国西南的空军基地。现在马里亚纳群岛已被攻陷，美国人的轰炸机可以从这里直接轰炸日本，以广西桂柳为中心的中国西南空军基地不再具备先前的军事价值。东京军部的很多人认为：为了面子，衡阳还是要打下来，但广西就没必要打了。这个意见遭到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的坚决反对而作罢。东京的情况就是这样，少将、中将乃至于大将都反对的事，只要坐在具体操纵位子上的少佐、中佐或大佐坚持，那么这件事就会坚持干下去，“一号作战”就是最好的例子。
日军之所以在衡阳战场停下来，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守军打得依旧顽强；二是日军弹药再度缺乏，兵力也残缺得紧；三是衡阳外围中国援军的攻击。日本人记述：“第79、62军似与衡阳城内之敌相策应，各派部分兵力到衡阳西北和西南方，另有一支敌军再次潜入泉溪市（衡阳东10公里）附近。”
7月20日这一天，很久没搭理方先觉的薛岳，突然给衡阳发了封电报，大意是：湘东部队正在反击，罗奇第37军今日抵达五马归槽一带。这就算日军战史里所说的“潜入泉溪”的中国军队。对湘东的部队方先觉是不抱希望的。他寄予希望的是黄涛第62军和王甲本第79军。同一天，率先迫近衡阳的黄涛用电台跟方先觉取得联络，称即将攻到城外五里亭，叫守军派一支人马到那里接应。
方先觉更为兴奋，立即精选了150人，由特务营营长曹华亭率领。20日入夜后，在第3师第8团张金祥部的掩护下，从西南面奋力杀出重围，在21日凌晨时分，抵达西南10公里外的五里亭，却没发现援军。后来援军又来电，称进至五里亭的部队，因干粮携带不足而退。这是充足的理由，又是荒诞的理由，只是苦了衡阳守军。这时候，曹营长和部下有两种选择，一是冒死返回衡阳，二是趁机散去逃命。
在曹营长的率领下，这支部队的选择是：再次杀回衡阳！
21日这天，第116师团第120联队长和尔基隆大佐在局部进攻中，被毙杀于西禅寺阵前。
正像前面说的那样，日军第二次总攻被迫停止后的7月20、21日，是继张家山、虎形巢失守后第10军最好的突围机会。葛先才和周庆祥亦持这个观点。190师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的回忆则是：这是开战后衡阳战场最安静的两天。也就是在这两天，城西北和城西南的日军开始把炮兵撤回草河以北、湘江以东。横山勇半年前打常德不下，不得不故意开个口子，让余程万第57师突围了出去。当时在第一线指挥的也是第116师团长岩永汪。现在，攻衡阳已经一个月，无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还是东京大本营，都一个劲催促。在这样的情况下，岩永大约经过横山勇的同意，想故伎重施，诱使方率部突围。方先觉一度派臧肖侠带搜索连向城南江西会馆方向进行试探性的搜索，遭到狙击后即回撤，由于蒋介石没有突围的命令，方先觉最终没有作出反应。
诱使守军突围无果，7月22日夜，日军又将撤到草河与湘江东岸的炮兵拉回到衡阳城下，并开始通过飞机撒劝降传单：“能征善守的第10军诸将士：任务已达成，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强性格所致。可惜你们命运不好，援军不能前进，诸君命在旦夕！但能加入和平军，决不以敌对行为对待，皇军志在消灭美国空军！”
衡阳外围的中国军队解不了围，衡阳城前的日军也攻不进去。这是酷热的7月下旬唯一的事实。
在7月下旬，蒋介石发过来的解围密电被日军破译，中国援军行动更受影响。第40师团第236联队主任参谋佐佐木春隆在《纵贯大陆之一号作战》里有这样的记载：“攻略和解围开始大比拼，就看哪个先一步。蒋总统亲自制定的解围要领电文被破译，内容非常细致，具体到师的攻击方向和目标，可以看出，其是何等的拼死督战。”于是，日军在封堵上更为有的放矢，证据就是：他们虽然只有一个师团，但尖兵部队总能出现在某支中国援军的侧翼，从那里发起扰乱中国军队阵脚的突袭。
黄涛第62军主力由于靠近衡阳无望，已经往后面退去；雨母山一部，又遭第40师团户田联队攻击。王甲本第79军倒是往前走了几步，但由于黄涛第62军已退，自己又遭第40师团另一部袭击，于是顺势转入阵地防守。
蒋介石大骂李玉堂调度无方。他又催促湘西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加速解围步伐。
作为第24集团军总司令的王耀武，在此战中的指挥是有些问题的。常德会战中，方先觉第10军从衡山驰援常德第74军，虽然战果不能说上佳，但第10军为第74军付出了惨重代价：预10师师长孙明瑾阵亡、副师长葛先才被日军子弹贯穿胸部而重伤。从这个角度说，于公或于私，王耀武应当更用命才是。事实却并非如此：长衡会战爆发时，第74军军部在湘西桃源。主力第74军滞留常德时间过长在先，督率各军攻击不力在后。在衡阳外围战，只有李天霞第100军一度靠近衡阳，第74军所辖的张灵甫第58师等几支部队则乏善可陈。这是王耀武第一次以集团军总司令身份指挥三四个军作战，或有经验原因
对王耀武长衡会战（以及抗战胜利后在山东战场）中的表现，第26军军长丁治磐有一席话，主要意思是认为王指挥大兵团作战不行：“主要是他军事素养不够，他黄埔出来，升迁太快，一下就当大官……王很用功好学，若早和我在一起，我可告诉他一些带兵、战术方面的事情，济南的战况就有可能改观。但蒋先生很赏识他，教他读《名吏传》等书籍，很想栽培他，若他来台，还是有用，至少比台湾这些人好（指后来随蒋退至台湾的将领）。”（《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当然，丁治磐这口气有点大了，人们一笑了之即可。不过，具体到长衡会战，老王没打好又确实是真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衡阳外围的优势援军，面对区区一个多师团的敌寇，没有任何的协同，而是各打各的，始终不能形成一个拳头。当7月下旬长沙方向的毛利末广第58师团等开始南下衡阳后，无论是李玉堂还是王耀武，最终都把解围战打成了自顾自的防御战，至于不紧不慢从广西“散步”过来的黎行恕第46军就更别指望了。
于是，人们就会疑问：到五里亭进行接应的曹营长以150人的兵力可以在敌人重围中杀个来回，数量多于此的援军何以不能突破当面日军的拦截？所谓的援军在局部有没有激战？有。有没有牺牲？也有。但在辽阔的衡阳西线打援的日军只有一个第40师团的情况下，各路援军怎么打成了那样？援军可能存在着这样的普遍心理：万一真的打到衡阳后，反而被日军包围了呢？万一叫我的部队跟第10军一起守衡阳呢？各部前后三次朝衡阳方向进行所谓总攻击，外围貌似打得热热闹闹，但和衡阳的距离却是越来越远。
这是1944年的悲哀。
几天前，7月12日方先觉给蒋介石去第一封求援电，其实也想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当初，蒋介石不是要求第10军守10天到两周么？现在已超额完成任务。接下来呢？守10天到两周，为的是配合对日军进行两翼夹击的大部队，但打到现在根本看不到两翼夹击的可能性。在日军重兵追击下，衡阳东南的薛岳残部已自顾不暇，一翼已断；至于衡阳西南和西北这边，一个个部队蹦过来都难，遑论对日军构成反包围。7月下旬，当“一部死守、两翼夹击”的构想完全化为泡影的时候，蒋介石和重庆军委会就需要及时调整部署，而不能叫第10军在那里死耗。但此时，蒋介石仍寄希望于“解围”这件事本身。7月27日，他给方先觉写了一封亲笔信：“守城官兵艰苦与牺牲情形，余已深知。余对督促增援部队之急进，比弟在城中望援之心更为迫切。余必为弟及全体官兵负责，全力增援与接济，勿念。中正手启。”蒋介石叫人将信复印为几百份空投衡阳城。
现在的问题是：就算那一两支援军到了衡阳城外跟第10军接上头后，又该怎么办？
无非三种可能：一是接应第10军突围；二是进入衡阳，跟第10军一起继续守城；三是跟方部里应外合打退甚至歼灭衡阳的日军。事实是：蒋介石不许第10军突围，至于第二种可能性也并非其所期待。也就是说，蒋介石仍在期待第三种可能性。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蒋介石此时正承受着史迪威和罗斯福逼他交出兵权的压力。如果衡阳突围后迅速沦陷，面对美国人他手里能打的牌就更少了。7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进取得手，则衡阳当可转败为胜。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从这个角度说，第10军是政治博弈的一颗棋子。可是从急速的战局演化看，在7月下旬对衡阳之敌予以驱逐已完全成为纸上谈兵，在打一天看一天的死耗中只能是把衡阳的结局推向一个反面。
退一步说，不谈衡阳保卫战背后的政治因素，纯粹从军事的层面来看这场死耗，蒋介石和重庆军委会的作战指导也没有可取之处，或者直接说他们压根就缺乏一个整体的作战指导，比如说始终没把“解围”和“决战”弄清楚。仗打到7月，整个湘桂之役看不出哪里是决战区，长沙？衡阳？还是桂林和柳州？好像都是，但又都不是。处处设防导致兵力更加分散，最终只能被保持纵线攻击的日军各个击破。美国记者白修德说得更加一针见血：“两个月内，战场上缺乏实在之司令部。”作为亲历者，葛先才在回忆录中的无奈是：“我高级司令部无精算、无配合、不知敌、不知己，不能适时供应战场需求以保持部队续战力，不能适应敌情变化，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单纯措施，都未能做好，更谈不上整个战局兵力之有效运用了。”
另一个事实是：衡阳前后血战47天，为广西的守卫赢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