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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战区司令长官。在河南的这两年多，蒋鼎文没有任何作为（先前在陕西时，胡宗南是他的副手，不服他。到了河南后，汤恩伯成了他的副手，更是不服他）。豫中陷落后，养病的陈诚又被任命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去收拾残局，将原属朱绍良第8战区的陕西并入第1战区。不并入也不行了，因为第1战区已经没什么地盘了。
后来，在姜克夫编撰的《民国军事史》中，对第1战区有一个评价：抗战八年，没打过一次好仗。
这个评价可以说是事实。
河南段作战后期，日军第27师团被从东北抽调到战场。
这支1937年7月7日发动战争的部队，当时称中国驻屯军，辖第1联队和第2联队。侵华战争爆发后，增加第3联队，改称中国驻屯旅团、中国驻屯兵团，最后改成第27师团（兵源来自东京、山梨、佐仓），所辖联队番号仍称中国驻屯第1、2、3联队。师团长是南京战时的第6师团第45联队长竹下义晴（很快落合甚九郎接任）。他们调过来跟河南段作战没什么关系，而是准备参加接下来的湘桂作战。第27师团从关东军调出是个重要情报，但却没被薛岳的战区得到。
在武汉第11军司令部，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开始划火柴。
他制订下的湘桂作战分三部分：第一阶段，以长沙、衡阳为主的湖南作战；第二阶段，以桂林、柳州为主的广西作战；第三阶段，以粤赣线南段为主的韶关作战以及摧毁江西遂川和赣州机场的作战。东京大本担心部队不够用，除前面提到的从关东军抽出来的第27师团外，还将参与河南段作战的长野祐一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岛根县人）第37师团，以及四个新编旅团、一个坦克联队和4个炮兵大队并入第11军。
这样的话，投入湘桂作战的日军就达到了10个师团：山本三男第3师团、赤鹿理第13师团、落合甚九郎第27师团、伴健雄第34师团、长野祐一郎第37师团、青木成一第40师团、毛利末广第58师团、船引正之第64师团、佐久间为人第68师团、岩永汪第116师团，又以第13和第3师团为双核心。按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里的说法：“第3、第13师团是从昭和12年（1937年）上海战役以来，作战经验丰富的老练部队，是第11军的核心力量，在对华作战中，被认为是最精锐的部队。”
但是，在失去制空权的情况下，日本人进行地境如此漫长的作战，就真的有把握吗？
第11军里的一些老参谋最担心的是第一战就受挫长沙。岛贯武治是个例外。他的担心在于取下长沙之后的事，也就是向衡阳进军途中中国军队从东西两面的侧击。他研究过前几次长沙会战，发现日军三分之二的伤亡来源于侧击。因此，制订作战计划时，岛贯把重兵放在两翼尤其把第3师团和第13师团放在左翼即东路。在岛贯看来，长沙陷落前，薛岳将会以东路部队为主进行侧击；长沙陷落后，第9战区余部又势必会在这一线集结和向南转进。
就薛岳的战术，岛贯对横山勇说：“应对办法很简单。薛岳的战法，核心是反包围。要想从容扼其咽喉，就必须斩断手脚。此战我军必取长沙，但却先要攻占东西两要点，东面必然是浏阳，西面则是宁乡。此两地是中国军队调动兵力的轴线。拿下此二城，中国军必乱，长沙为我所有，也就是一两天的事了。”
因为中美混合空军掌握着制空权，日军只能更多地利用夜晚行军，为此决定在5月下旬发动攻势，这是从利用月光的角度考虑的（由此可见1944年日军之窘迫）。
由于这次是第11军倾巢出动，所以畑俊六把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留在南京，自己带着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高级兵站参谋辻政信（辻参与指挥进攻马来亚半岛之战后，回陆军大学当了一阵老师，随后到的这个位子，后调往缅甸出任第33军作战主任参谋，参与指挥缅北滇西的密支那会战和龙陵会战）离开南京，在武汉设立了派遣军前进指挥所，直接负责第11军的后方补给和兵站事务。
在5月的火光下，横山勇抬起头，看到薛岳的脸，但后者却不想看他。
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大捷，到现在1944年春，日军已两年多没对第9战区发动攻势，薛岳着实认为把鬼子打怕了，以至于在疲沓中轻敌了。
河南开打时，薛岳的判断是，日军只在中原局部采取行动而已。
在太平洋上的日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这两个战场，对日军来说，有联系，但联系还真是没薛岳想象的那么大），他们难有力量再大举进攻长沙。所以，对战区情报部门反映的湘北和鄂南日军的异动，薛岳没有重视起来。随后，重庆军委会亦提醒薛岳日军有向鄂南集结部队的迹象。薛对的观点是：即使日军发起进攻，也是重演第三次长沙会战而已。
进入5月中，1943年底取代吴逸志晋升为战区参谋长的赵子立愈发担忧。
吴逸志是怎么去职的呢？1943年的时候，太平洋战争进入白热化，吴逸志心血来潮，写了个“论亚洲战场的重要性”的文章，并草拟了个如何加强亚洲作战的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军队在闽浙沿海地区开辟新战场，向印缅战场增加兵力，并向太平洋地区投入五到十个师的精锐部队，协助美军跟日军作战。写完后，上报重庆军委会。蒋介石看完后，也觉得他确实是心血来潮，但还是鼓励了一下。其他军政要人看完后，也都顺嘴夸了几句。吴逸志就很兴奋。他恰好有个襟兄弟在外交部上班，于是就叫那个亲戚想法把他的计划直接转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该方案还真就到了罗斯福手里，罗斯福还真就给吴逸志回了信，说会叫参谋部门研究研究，还对吴进行了表扬。吴逸志大喜，立即把这件事电告蒋介石，觉得一定能够得到嘉奖，却忘记这是自己的擅动。
蒋看完电报后，在上面批了几个字：“免职，交军法执行总监部法办。”
最后，在薛岳的求情下，吴逸志才没被法办，但丢了战区参谋长一职，参谋处长赵子立取而代之。
现在，赵子立的担忧是：从河南战场上出现了敌人的一个坦克师团这件事看，日军这次进攻非同寻常，第9战区现兵力不足以抗击有可能出现的大战，要立即向军委会请援。薛岳显得很不耐烦。赵子立认为敌人越是在穷途末路时越要小心它。
这话叫薛岳很不爱听，觉得赵子立是在给他上课，说：“你职位越高，越是没胆气了，还记得武汉会战的时候吗？你不是这样的！在第9战区，敌寇进攻是常态，但为什么过去两年他们没进攻？前年他们主要打第3战区，去年一年都在打第6战区，不能说全赖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威慑，但敌军胆怯亦是事实。现在虽有风吹草动，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军以不变（指‘天炉战法’）应万变，其奈何长沙？”
赵子立说：“形势种种，似已说明此次非比前三次长沙之战，第三次会战敌人大败在于兵力不足，这次情况怕是不一样，如果敌人内外线、东西两翼兵力充足，且又有足够的预备队，而我们仍用‘死架子’，那就完全被动了。现在整个战区只有60个团，以我的意见，还是向军委会多要些兵力，再把决战地区由长沙改为衡阳，这样才安稳。”
赵子立说的“死架子”，亦指“天炉战法”。
薛岳听后直视赵，说：“想要的话你去要吧！”
赵子立由参谋到副参谋处长再到参谋处长直至现在的参谋长，一路晋升，与薛岳的关系，则是一路下降。正如前面讲过的，赵的官越大，薛岳就越听不进赵的建议。这样说吧，当作为一个小参谋的赵提出些作战想法时，薛岳能从欣赏的角度去倾听和接纳，但当他成为仅次于自己的战区二号人物时，薛岳反而接受不了了。
吵完架，赵子立跟驻湘西的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联系上，叫他把情况跟重庆反馈，后者联系到侍从室主任林蔚。林当主任的第一处负责军事，此时也已拿到不少情报，显示日军这次进攻确实非同寻常，但怎么个非同寻常又一时难以断定。
在一次紧急会议上，军令部次长兼作战厅厅长刘斐提出这样的判断：日军可能要进行纵贯南北的作战，北面打通平汉线，南面打通粤汉路，并可能对广西桂柳地带发起进攻。
蒋介石不是不同意日军似要进行纵贯南北的作战这一见解，而是不同意其提出的一旦日军在湖南发起攻势，应放弃长沙和衡阳而在广西桂柳进行决战的计划，认为那样太冒险，一旦决战失败，日军会顺势攻入贵州。
白崇禧认同刘斐的意见。
但5月上旬的这个会没形成一个应战定案。
到5月14日，刘斐给薛岳发了份电报：“敌打通平汉路后，必定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线，以增其战略上之优势，其发动之期，当在不远，务须积极准备，勿为敌所乘，以粉碎其企图。”
薛岳看完把电报丢在一边，对出身桂系的刘斐他是向无好感的。
对薛岳之大意，时任守卫长沙的第4军第90师的参谋长罗平野有这样的回忆：“对日本关东军南下（指第27师团）的消息，则一无所知，因此未向上级请求增加兵力。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也有轻敌的想法，认为第四次长沙会战不过是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的重演，按照过去的打法，可以将敌人击退，取得同样的胜利。”
一天后的5月15日晚，军委会的一纸电报又发到长沙：“现在证实，有大量日军集结在湘北和鄂南通城、崇阳一线，目前正向南移，占领前线阵地，准备大举进攻长沙。”与此同时，战区后续情报也到了。
这时候，薛岳确定日军还真要再打长沙了。他连夜召集军事会议，布置应战方案，仍决定固守长沙，翻版第三次长沙会战。却不知横山勇不是阿南惟几，岛贯武治用兵更是刁钻。这一次，第11军有备而来，为破解“天炉”中绵延的侧击，岛贯特意将双核心第13师团和第3师团用于东路平江到浏阳一线。
当薛岳仓促应对时，1944年5月23日，横山勇带着他的参谋长中山贞武（1944年初接替小薗江邦雄）和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等幕僚，坐火车，离开了武汉，将战斗司令所向岳阳推进。
5月27日是日俄对马海战胜利纪念日。
这一天凌晨5点，依据岛贯武治的作战计划，左路湘东的第13师团和第3师团率先发动进攻，其线路是由平江，而浏阳；中路第68和第116师团则在黄昏时强渡新墙河，直下汨罗江、捞刀河；入夜后，右路第34师团针谷支队才在海军协助下横渡洞庭湖，向汨罗江口突进；西面最外翼的第40师团在午夜出发，负责牵制第6战区的部队和护住友军右侧背，配合这个师团作战的是第116师团一部及另外两个独立混成旅团，他们沿湘江西岸前进，路线是：沅江、益阳、宁乡。
也就是说，从东到西，各部日军进攻时间依此靠后，最终进攻态势呈斜线形。
这说明岛贯意图把东面的中国军队往日军的中路赶，进而围歼之（由于后来薛岳违抗重庆军委会率部往湘西转进的命令而坚持把残部留在湘东南，所以岛贯的这个计划阴差阳错地没有完全实现）。
在中路第一线部队的后面，藏着作为二线部队的第34师团主力和第58师团。
岛贯的战术是，一线的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负责纵深突破：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长沙东南的株洲，一部从那里向西北迂回包抄长沙，主力继续马不停蹄南下衡阳。当第一线的两支部队越过长沙后，立即投入第二线的第34师团主力和第58师团，后者负责主攻长沙城，前者负责占领湘江西岸的岳麓山（第58师团此前进行了长时间攻城和巷战演练）。
就这样，日军从东西长达120公里的正面分多路压上，“一号作战”第二阶段之湘桂会战开始了！
现在说的是第11军首席，赤鹿理第13师团，该师团从1943年开始，就以联队为单位配备了相应炮兵、工兵、通信兵。以第104联队为例，它配备了一个山炮兵大队（来自师团所辖的炮兵联队）、一个迫击炮中队（来自师团所辖的炮兵联队）、一个工兵中队（来自师团所辖的工兵联队）、一个通信中队（来自师团直属）、一个卫生队（来自师团直属）、一个野战医院（来自师团直属）。也就是说，师团长赤鹿理把师团里原本独立的炮兵、工兵、通信兵等分散到三个步兵联队，结果是，第13师团所辖的会津若松第65联队、仙台第104联队、新发田第116联队，每个联队都成为了一个五脏俱全、具有强大机动和完全独立作战能力的支队。
在这样的配备下，第13师团所攻平江至浏阳一线，是极其顺利而迅猛的。山本三男的第3师团紧随其后。
新墙河正面，面对中路第116师团主力和第68师团的攻击，杨干才第20军（1943年9月接替杨汉域）很快就放弃了既设阵地。这是“天炉战法”的一环。随后，杨森指挥第20军和王泽浚第44军尾随日军南下。如果完全明了此次日军的战法，就会觉得这种尾随多少有点悲哀了。开打后，薛岳令第3战区丁治磐第26军迅疾向浏阳靠近，同时催促杨森和王陵基两部的四个军一个由北而南、一个由东北而西南靠近长沙、浏阳一线。
危局下，重庆军令王耀武辖施中诚第74军、彭位仁第73军、李天霞第100军，并临时指挥王甲本第79军，在湘西一线御敌；又从两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