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索_第51节

958年和1959年，我不明白是为什么。更奇怪的是有那么多的小孩。有个坟墓上插着个风车，还有一个上面插了把塑料小叉子。我找到了女杂技演员的坟墓，在几堆树根和土的附近，花环和鲜花在那里被弄成堆肥。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个瞬间。天已经热起来，松树在阳光下开始蜕皮，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浅棕色的小块树皮旋转着落到地上，在阳光下，这些树皮仿佛皮肤一样是透明的。我想象着索尼娅当年表演魔术的情形，在还没有掩埋的墓坑前。然后是对着松树冠鸣枪致敬，还有儿时的克鲁索，既哭不出来，也不会道别。虽然并没有在心里彻底地承认，但我的确以为（或者担心）会在墓碑上看到索尼娅的名字，在她母亲名字的下方。索尼娅·瓦伦丁娜·克鲁索维奇，克鲁索的姐姐。

“如果我哪天不在这儿了，一段时间，那么就由你来负责，答应我。”克鲁索曾经这样说。就好像他的死让我的诺言最终生效，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会碰到那本书（纯属偶然）。几天之后，我漫无目的地在市立图书馆里转悠时，看到了这样一个书名：“穿越波罗的海奔向自由”。海洋灰的封皮上的副标题：“传奇式的逃亡故事”。这本书放在“新书”那个架子上，离大门口不远，实际上是不可能看不到的。书的附录里有一个采访：《搁浅在克林特霍尔姆[1]——港务长埃里克·延森口述》。我拿下那本书，走到报纸架后面去，那儿用棕色的软沙发弄了一个角落，一些退休的人和失业的人就在那里打发时间。

跟港务长的对话讲的是那些从东德逃跑，后来被冲上默恩岛的人。其中讲到了破碎的小船，被打成碎片的折叠式帆布艇，船上没有人。还有那些死人，或是被水冲到克林特霍尔姆，“冲到他家门口”，如对话里所说，或是过去那些年里被丹麦渔夫的大拖网从水里捞出来。哪儿也比不上吕根岛和默恩岛中间找到的多，港务长说。

“我们把他们从这儿弄上岸，交给哥本哈根法医学院。”

“如果今天有家属要寻找某个逃离东德的人，他能有机会弄清楚这个人的下落吗？”

“如果他知道大致的逃跑时间，能够描述一下那个人，甚或有照片的话，那是有可能的。对这些死者的处理是由哥本哈根大学法医学院负责的，皇家医院，哥本哈根布莱达姆街9号。”

我换了一些钱，还买了一张市区图，并在上面用圆珠笔事先画出我要走的路。9月7日，我乘渡船从罗斯托克去了丹麦的盖瑟，又从那儿去了哥本哈根的皇家医院。单是买轮渡票就几乎花光了我的现金。这个国家，这座城市，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有时，我感到自己就像是在进行一次科学考察，一次发现之旅，这或许是一场考验，不过，这也不是这个报告要讲的。

皇家医院的主楼是一栋钢筋与玻璃构成的灰色新式建筑，大概二十层高。咨询台的女士刚开始没听明白我说的话——我蹩脚的英语。她直接就转成德语，并把最主要的信息告诉了我，法医学院的位置和对外开放时间。她的友好给了我信心，但是学院已经下班了。

我开到街上，这条街直接从法医学院的楼前经过，腓特烈五世大街，这是个很安静的街区，旁边是一个公园，里面有人踢足球。皇家医院的院区看上去非常大，类似于医院中的曼哈顿，周围都是空地，相当于曼哈顿岛上的哈德孙公园。我在公园里转了一圈，给一辆自行车拍了照片。那车子连着一个大黑盒子，看上去就像一辆人力车。我慷慨地给自己买了一杯咖啡，然后，我开始平静下来。我在足球场附近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一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做了些记录——会客时间，街道和街区的名称，等等。我的想法是，不管干什么都要非常仔细，我不想遗漏什么。说过的事就要做到——孩子气的话。或者也不是，那更像是父母亲的话，某种教育的目标，但后来再提起都只是为了嘲讽，出于某些我没必要细想的原因，因为我很确定，而且我的目标很明确。我慢慢地、仔细地吃完带来的最后一块面包，走回车跟前，准备过夜。

大概三年前，我父母亲把这辆旧车给了我，这是一辆日古利拉达，1971年产，我小时候就知道这辆车特别适合过夜，因为前排的座椅靠背放下来后，能跟后排座椅的椅面完美地连成一体。当时还没有头枕或者壳形座椅，至少苏联陶里亚蒂的汽车是这样的，那是俄罗斯人给他们的汽车城起的名字，用的是一名意大利共产主义者的名字，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这款车也是按照意大利的设计制造的，“依照菲亚特124的设计，1966年的年度最佳车型！”——所有这些，我们开着拉达在路上的时候，父亲都讲过不知多少回，以至于到现在，这辆珍贵的汽车已经是我的，坐在驾驶座上的也是我，那些话依然在我脑海中盘旋，就好像它们已经成了这辆车的必要组成部分，跟车轮或者换挡杆一样不可或缺。我真正喜欢的是一条条拼接在一起的非常柔软的棕色人造革，上面有一股童年的味道，一股坐车和睡觉的味道，长长地舒展开睡在后座上，脚尖抵着一个门，头抵着另一个门。

但这也不是我报告里要写的。我筋疲力尽，想睡马上就能睡着，但我还想再等等，至少等到天黑下来。我又绕着皇家医院兜了一圈。住院部的楼前有一个长条水池，里面有些焦虑的小喷泉。法医学院大门的上方写着“泰鲁姆楼”，问讯处的那个女工作人员说的也是“泰鲁姆”，而对我来说这是个溺亡者博物馆。看老港务长的采访时，这个词就进入了我的脑海中，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离开。

这个“泰鲁姆”看上去并不像座博物馆，也不像尸体陈列馆。这是一栋五层的新楼，外墙用的是砾石混凝土，大门左右两边的花坛也用同样的材料。花坛里，两株非常小的银杏树正在做垂死的挣扎。透过前门和后门的玻璃门能看见前厅和外面的走廊。宽敞的走廊上设置了一些供人坐的角落，用屏风隔开，放着彩色的碗形软椅，浅蓝色，绿色，红色，想象不出那儿曾经会有人坐过。通向应该躺着那些死者的深处的是一架柠檬黄的螺旋形楼梯。

我把额头从玻璃上拿开，向后退，打算给“泰鲁姆”拍张照片，它那绝望的斑斓色彩让我油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敬意（或许可以用一种更现代、更乐观的方式跟这些死者打交道？），这时，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朝我这边过来。他坐在车上问了我些什么，估计是想知道我在这儿干什么。他穿着灰色的警卫制服，那衣服让人想起钳工的制服。他自己也是灰色的，灰白的头发，灰白的脸。我用英语回答。我解释说自己是一个德国作家，在这里为一本关于死去的人的书收集资料，“关于以前送到这儿来的那些尸体”，我结结巴巴地说，听到这儿，负责安全的男人马上收起对我的盘问，并且祝我一切顺利。他把身体深深地朝前埋下，用相当惊人的速度骑走了。这应该是一辆赛车。我突然想起，他之前已经从我身边骑过去了好多次，当时我正想从近处看看这个溺亡者博物馆。

我缩进拉达，马上就睡着了。头顶上方，大众公园（名字记在笔记本里）的树木沙沙响。第二天早晨，我尽量把自己收拾整齐。用水瓶里的水，打开后备厢，躲在下面刷牙。我换了件衬衫，并努力把它抚平，然后走进公园，但是卖咖啡的小摊关着门。

我在车里找到一个苹果。我掂量着继续讲那个作家的故事对我的计划是不是更有好处，反正听上去是挺了不起的。我用一个纸夹装着索尼娅的照片，还用英语写了一篇附带的说明，用来解释为什么我可以算是“家属”。我还把索尼娅的一些个人信息列在了一起（就我所知道的），包括她逃亡的可能时间，她可能的逃亡。我再次打开那个纸夹，但是却无法集中精神，只是从索尼娅破碎的脸上抠掉了一些蜡点。

“吹啊，见鬼！”

“你得吹蜡烛，艾德！”

我试着武装自己。僵尸和碎尸块在我的脑袋里兴风作浪。我看见死去的索尼娅躺在冷冻箱里，“躺在那个王国的优质冷藏柜里”——非常荒唐，是啊，突然就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荒唐，我竟然会来到这个地方，多么幼稚而又无知。但不管怎样，并不是毫无理由的。是的，我会负责，而且我当然希望不会找到索尼娅。

我在一层的走廊里瞎转了一会儿，第一大教室，第二大教室，门都开着，空气中有股甜丝丝的味道。办公室在楼上。那儿有个类似等待区的地方，有衣帽架和接待处，里面坐着两个女秘书，一个年轻的，一个年纪大些的。

我开始背诵那些准备好的句子（我蹩脚的英语）。还没等我打开纸夹，那个年轻的就已经抓起了电话。

“索伦森博士？”

索伦森博士讲德语，这让我对他突然非常感激。他的楼里每年要进行差不多3000次尸体解剖，其中当然也可能有那些溺亡的逃跑者，从西兰岛，洛兰岛或者法尔斯特的海边捡到的那些，[2]他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其中几个，但是很遗憾，资料都在警察那里……索伦森穿着一件白色大尖领的衬衫。说话时，他的头微微朝一边倾斜着，点了几次，以表示“没办法，就是这样”。

我感到短暂的、模糊的轻松。我很高兴这些似乎全都会说德语的丹麦人接待了我，并且对我那么友好，尽管我一副熬了夜、邋里邋遢的样子，就像个冒冒失失的闯入者，不管怎样，这是“泰鲁姆”来的第一个对自己同胞尸体感兴趣的东德人，就像索伦森说的，“同胞——还能用这个词吗，今天，恐怕不太能吧，本德勒先生？”

我得说，这个索伦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贵族气质，他棕色的脸——今天我可能不会那样看，但在当时，索伦森就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来自另外一种（更优越的）生活的人，距离我来的地方好多个光年。在他面前，我几乎为那张污渍斑驳的照片感到害臊。尽管如此，我还是从纸夹里拿出照片，把它从桌子上推了过去，就像是在提最后一个请求，同时自惭形秽。索伦森只是朝照片瞥了一眼（就像看着一个误会），他并没有碰那张照片，所以我很快就把照片又拿了回来，匆忙而又尴尬。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我到那儿之后得到了许多主动的帮助，包括他提出带我在“泰鲁姆”里面参观一下，或许是觉得让我空手而归不太过意得去吧（因为我走过的漫长的路），或许也因为我是从东边来的，因为我态度谦卑，所以让人感觉我实际对任何东西都感兴趣。

索伦森带着我一个个房间参观过去的时候说，他们在这里说起死亡会比较坦然。我穿着一件白大褂，踢踢踏踏地跟在他后面。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解剖尸体的工具，可能是因为那些东西我都很熟悉吧——刀子，勺子，大汤勺。器官都是几个一组取出的，先是心脏和肺，然后是胃、肠和肝，最后是肾脏，膀胱，性器官。所有的东西都经过清洗，分别称重，通常情况下还会留样本。“这些塑料小碗就是装那些用来化验的器官的。”我手里突然多了一个那种小碗，里面有白色的粉末。“氟化钠，”索伦森解释说，“防腐剂。”他拿回那个小碗。我抽出笔记本，因为觉得这是我的责任，这促使解剖师产生了，如他所说，照顾“我特别浓厚兴趣”的想法。浮尸都是一些腐烂的尸体，有种味道，让人难以忍受的味道。你开着车回家，堵车了，突然间：那股味。它藏在皮肤里，头发里，无处不在。他们确实更愿意碰上新鲜的尸体。索伦森笑了起来，但是随即又表达了歉意。他说这些终归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好奇心，某种特别的，可能有些夸张的好奇心，无论何时都不能失去这种好奇心。

告别的时候，索伦森博士跟那两个秘书说了几句。我看上去肯定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反正那个年纪较大的女秘书一直把我送到了出口那里。在电梯前，她朝我凑过来一点，然后说了下面这番话：如果我敢的话，就是说，如果我想找个合适的地方，一个跟我的女朋友告别的地方（她是这样说的），那我应该到市公墓去，去那些无名墓前。说着她把一张纸条塞在我手里：主教山公墓，北桥区腓特烈堡街125号。

我已经记不清这天剩下的时间里自己都做了些什么。我神志昏昏地走在旅游的人踩出的小路上，一路来到了港口。我惊讶地回过神来——惊讶的是小美人鱼（Den lille Havfrue[3]）原来那么小。我在城市导游册里看到，她曾在1964年被人割掉了脑袋，1984年被割掉了右臂，但是看不到伤口，一点痕迹也没有。她看上去忧伤得难以言表——让人怜悯，也理应得到所有怜悯。我就是在那一刻决定去主教山公墓的，这点我还记得。在路上，我试着想象小美人鱼没有头没有胳膊的样子，她没有变成海中的泡沫，没有变成空气组成的幽灵，不，她腐烂的身体卡在岩石间，刚刚漂上岸，但是没有人采取任何措施。只有几个旅行的人在拍照。然后是警察，法医，解剖师，记录员。不管怎样，她是个有名的人，每个丹麦人都能认出她，就算没有头。

主教山公墓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能够把车开进去。这里有一条很宽的、铺着柏油的椭圆形环道，就像赛车跑道，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分支道路。全都是大马路，两边种着杨树或者枞树。我先是在火葬场那儿停了一下，用那儿的一张位置图确定了一下方位。沿着跑道分成不同的部分，上面像高速公路的出口那样挂着指示牌——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