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索_第52节

出口，俄罗斯出口，穆斯林出口，天主教出口，在墓园的另外一头，南侧环道的后面，德国墓，那里是德国的死者。我上了拉达，一直开到那里，大概三公里。

德国墓有三个石头十字，三棵橡树和一个青铜面的大纪念碑。还有一排比较小的碑上按照字母顺序列出死者，写着生卒年月。这个名单的最后写的是“十七个无名的德国逃亡者”。

我在那一刻的感觉——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对于在公墓里过夜感到很困难，尽管在拉达里面我觉得很安全。我还记得自己午夜的时候又偷偷从车里出来，走到石碑跟前。黑暗中，一切看上去都不一样了，显得更温暖。我把那张皱巴巴的照片放在草地上，等待着。一片寂静，林间没有风，没有沙沙声，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信号。我想到了克鲁索，想到了索尼娅，也想到了G。我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就好像那是对自己许下的。

“你不会离开我吧，索尼娅？”

“不会，不会，永远不会。我会跟着你。”

差不多二十年后，我看到一个男人指着一片宽阔的、空荡荡的草地说：“这里到处都埋着死去的人。”那是北德广播公司摄制的讲述波罗的海逃亡故事的纪录片。我那天一直工作到临近午夜，然后打开了电视机。我之前喝了葡萄酒，半瓶。一切都是偶然。我只是想有疲惫的感觉，像我母亲说的那样，沉重得只想上床睡觉的感觉，没有比喝酒更好的办法了。

摄影机的镜头（忧伤地）慢慢从草地上摇过去，最后（虔诚地）停在一大丛年代久远的灌木的枝条上，灌木丛是这里的荣誉警卫。草地和树木，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那个公墓叫作主教山公墓，但跟我二十年前去过，并待了一个傍晚和一个夜晚的地方没有一点相像之处，我是去告别，就像法医学院那个女秘书建议的那样。镜头前的那个丹麦年轻人穿着一件中长大衣，他的头发是金色的，一直垂到肩上。他身后只有草地，草地上零零散散地有一些五颜六色的小花圃，相互之间隔着一段距离。

曾经许下的诺言。重点不在于我可能找到的是另外一个坟墓，或者是让人耍了。这和我的愤怒没有关系，没有：我当时心不在焉。我太快就满足了，事实上又对什么都不满足。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看了所有跟这件事有关的东西。我找到的材料不多。两本书，上面有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几篇文章，一个巡回展览。一个统计数据说有超过5600名逃亡者，913人成功，4522人被捕，从1961年之后至少有174人因此丧生，这些人被水冲到了费马恩岛，在吕根岛和丹麦之间。最有代表性的逃亡故事被拍成影片，不是大制作，但对电视三台来说却是很好的纪录片：两个冲浪者，他们利用十一月的风（用自制的冲浪板）从希登塞岛到了默恩岛。两个划着橡皮艇的年轻医生被一艘丹麦小艇救起。一个男人在24小时内游了48公里，从库伦斯伯恩[4]到费马恩岛，干粮是五板巧克力。这些逃亡变成了逃亡故事，逃亡者变成了英雄，一些甘冒任何风险，并且活下来的人。“我们成功了”，或者“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总是这样一句话，就像咒语。

他们也说到了许许多多不成功的逃亡，但是关于那些无名的死者，我没有找到任何资料，哪儿都没有。没有发现地点，没有日期，没有坟墓，只是简单提了一下说葬在哥本哈根。奇怪的是，15这个数字总是不时出现，那上面说，15个无名的死者被冲到了丹麦的海滩上。我不知道这个数字从何而来。且不说大家经常提起的那个不是很确切的数字，据推测要比这个数字高出很多倍，就是那些死者，总也能够被辨认出是东德人吧。肯定有人曾经看见过他们，并且得出结论说：他们是从那边来的。“我们的渔民在默恩岛和吕根岛之间拉网的时候，有时会在鱼中间发现尸体。我能够记得12名死者。我们把他们带到岸上，交给哥本哈根的法医学院。”

这肯定是对整个事情的概括，只是局限在最重要的部分上，一个上了年纪的港务长会这样做，不提警察，法医，检察官，还有整个的处理程序：这些尸体总是去了某个地方，总应该有档案，解剖报告，能够找得到的坟墓，或许不是博物馆，但总有点什么。

我先是给哥本哈根大学法医学院写了信，法医病理学部，彩色的停尸楼。答复马上就来了，上面说，我在信里写到的是一些“很有趣，很神秘的事件”，不过遗憾的是，他们不能帮我。所有的解剖都是由警方授权进行的，只有他们才有权调用解剖报告。所以，他们不得不请我去找西兰岛南部地区和洛兰——法尔斯特地区的警察局，奈斯特维兹，公园街50号，信的署名是汉斯·彼得·霍根教授，国家级尸体剖验员，不是索伦森，那个人现在恐怕已经退休了。在一个会说丹麦语的朋友的帮助下，我重新写了一封尽可能详细的问询信，这次，答复同样来得很快。南海地区和洛兰——法尔斯特地区警察局秘书处的阿兰·拉蓬伯格说，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并没有我所描述的那类案件的档案，这个地区覆盖了丹麦南部三分之二的海岸线。他的信后面附着地区警察档案馆负责人库尔特·汉森·罗伊的说明，说明里写道：“我向年纪较大的同事询问过，他们在相关时间段内在此地供职。警方显然并未接手过此类案件，应该也没有人报告过死亡事件。这一点证明了港务长提供的信息，这些死者应该是被送到了法医学院。沃尔丁堡[5]的警察档案馆里并没有东德时期的死者档案。”尽管地区警察档案馆负责人的说法让我非常意外，我还是决定不再找霍根教授，而是给很多不同的地方写了信，实际上很盲目，无非就是认为（希望）在这些地方能够找到某个知情人，告诉我那个已不复存在的国家的那些无名死者现在何处，至少是不断出现在遇难者名单里的那15个人。

我写信给哥本哈根的圣彼得德国教堂，写给IEDF，即“东德逃亡者利益联盟”，写给罗斯托克的东德秘密警察档案馆，写给柏林的柏林墙博物馆（“8月13日[6]研究小组”，位于查理检查站旁边），还包括曾经提到过这些遇难的逃亡者的各种网站，其中几个提到过15这个数字，没有日期，没有年份，只说最后下落不明。我不由思考起这些人的存在，就好像他们是可能存在的。我眼前出现籍里柯[7]的画，这就是说，我想着这些死去的人时，就好像他们是活着的一样，就好像一切都还存在于他们的残躯之中：欲望和需求，孤独和绝望。

“那些死去的人在等着咱们，艾德，这个你以前知道吗？”

“但是不会有人来，不会有人，永远不会有。”

简短地说，询问结果并不乐观，没有人真的知道什么，相互矛盾的信息越积越多。我费力地在网站那个“联系我们”栏里就像给小学生用的一样的小格里打进去问题，但网站的运营者并没有回答。哥本哈根的德国主任牧师刚上任，他许诺说会问问教区委员会里最年长的那些人。“关于那些死者的埋葬地，您应该到丹麦的海岸警卫队去寻找线索。”IEDF这样写道。罗斯托克的东德秘密警察档案馆分馆的福尔克尔·霍费尔博士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但是关于那15个无名的死者，他却并不知道什么。他说这个数字（15）依据的恐怕是内政部“防御”司的丹麦专家的说法，但是很遗憾，他跟那边已经没什么联系了。柏林墙博物馆的亚历山德拉·希尔德布兰特写来电子邮件：他们博物馆现在也正试图弄清那些埋葬在主教山的遇难者的姓名。“根据我的调查，我们圣彼得教堂里并没有跟这些东德逃亡者相关的资料。”圣彼得教堂教区委员会的委员伍尔夫·D.瓦特杨写信说。沃尔夫冈·迈尔博士受IEDF的委托写信来，建议我去找哥本哈根的德国大使馆问一问。

海岸警卫队，参赞还是内政部？

德国使馆的答复来自外交部工作人员奥拉夫·伊费森：“我今天去了主教山的公墓管理处，但很遗憾，他们并不能提供跟这些无名的东德逃亡者有关的信息。”我的问题刚提出一天，伊费森就去了公墓的管理处。圣彼得教堂教区委员会委员瓦特杨又来过一封信，说他也问过主教山公墓——但没有埋葬那些人的记录，死者登记簿上没有记录。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不光是我，影片中的那个丹麦年轻人也弄错了——那些无名的死者并不在主教山，既不在阵亡战士墓的青铜碑下面，也不在旁边那片柔软的草地下面。

使馆秘书提出帮我跟耶斯佩尔·克莱门森联系一下，他是丹麦的电视台记者，曾经报道过波罗的海的逃亡事件，也就此拍过几部片子。两个小时之后，他的答复来了：“耶斯佩尔·C的答复里说，他能够讲流利的德语，并且很希望您能够直接跟他联系。”正是伊费森这种毫无保留的热情帮助使我找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人。

我希望能给耶斯佩尔·克莱门森留下一个严谨的印象，而不是被他当成一个偏执的疯子。但像我既没有机构也没有正式委托就满世界打电话写邮件问那些死者的事，这种危险也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我只字没提索尼娅或者克鲁索，而是表达得更为模糊一些——一个无需过多解释，显得合理得不能再合理的理由。话都是现成的，就像纪念碑上的铭文：还死者一个身份，打破统计数字的匿名性，不使他们悲惨的命运被人遗忘等等。所有这些听上去分量已经足够，而且也不可能是假的。（你就是要找索尼娅，实际你找的就是G，因为你这一生也不会，永远也不可能放下这件事——提什么诺言。）（对死者的想念，你曾经这样说过，是不是？）

我不知道耶斯佩尔是不是相信了我的解释，可能不太信，尽管如此（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能碰上他还是很幸运，因为不可能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他就在当地，认识“几个人”，他有自己的关系，知道该给谁打电话，知道如何查找资料。他说起“线人”（“我的线人这么说”）和“珍贵的信息”，但我无论如何也没看出有什么进展。我不是很喜欢打电话，但是跟耶斯佩尔通电话很轻松。两个月过去了，这段时间里，他把他们国家的警察局和档案馆整个筛了一遍，包括法医学院，国家尸体剖验中心，皇家档案馆。直到9月23日下午，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现在知道那个“溺亡者博物馆”在什么地方了。问题只是在于，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我进去，我既不是受委托进行研究，也不能提供亲属证明。

“那些死去的人在等着咱们，艾德，你怎么看这件事？”克鲁索曾经说过。

“他们不交出尸体。”克鲁索曾经说过。

一大早，我的飞机降落在哥本哈根机场。从火车站步行到我住的旅馆只要三分钟。从站前广场上留出的一大片空洞里能看见下面的隧道，里面的轨道向北延伸。几辆自行车倒在轨道旁的碎石上，有人把它们扔了下去（从甲板上丢出去）。道床上到处都是垃圾，跟旁边的广场一比，更是显出古怪的破败相，就好像那里已经不怎么有火车经过，或者这些轨道是通向另外一个地下的丹麦，一个再没有任何人想去的地方。

我们约在下午见面，这个时间是耶斯佩尔跟他的线人定的。天很冷，空气中挂着细密的，几乎看不见的雨。市政厅广场上，几个印第安人在演奏音乐。那个头领的羽毛装饰一直垂到脚面。他戴着红色的手套，穿一件人造毛呢夹克。我试着让自己沉浸在音乐中，但就一会儿而已，我没有那么多耐心。我转过弯，找到一条能迈开大步走的背街。没多久，这条路前面就豁然出现一个广场。我随便找了一家餐馆走进去，它的名字叫斯堪的咖啡。自助午餐69克朗。斯堪的咖啡还不错，但也有点不对劲的地方。天花板上垂着波浪形的金属条，反射出下面咖啡馆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桌子上点着防风的蜡烛，就像是放在厚重的红酒杯里的航迹灯。我坐在靠窗的地方，能够看见外面。天空低垂，天色相对于这个时间来说有点太暗了。我的航迹灯开始跳动，从什么地方吹来一股风。我朝四下里看去，明白了：我背后，一个传菜升降机打开了口。我坐到桌子的另外一头，眼睛紧紧盯着那两个活门。服务员将它们猛地合住，然后再把升降机放下去。这个口上面有个牌子，我看到上面写着：禁止乘坐。

我想起自己在岛上度过的最后一天，想起自己如何放掉克劳斯纳暖气里的黑水，锁上窗叶板，关上扎啤机上的充气口，把二氧化碳瓶上的接头取下来擦干净。从外面关上通向平台的门时，听够听见里面维奥拉的声音，德意志广播电台。那就好像我抛弃了什么人。更加艰难，更加决绝。

我们碰面的地方在警察广场14号，哥本哈根V，1780，皇家警察，也就是丹麦皇家警察局的主楼，这里也被称为Politig?rden[8]，在市中心的西南边。由于我是从相反的方向到广场上的，所以得先绕着整栋楼转一圈。

Politig?rden是一个堡垒，一栋四层的碉堡，外形像一个钝头的楔子。这是一个古老的建筑群，不论规模还是明亮程度都让人叹为观止。我还从没见过类似的建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偏偏在这儿？几乎同时，我心中也涌起谦卑和郑重的情绪，双膝发软。

就像是应激反应一样，我换到了马路的另一边。马路上方挂着几盏生了锈的漏斗形的灯，没有树，奇怪的是也没有车，让人不可思议的还有，他们就躺在那下面，在地底，某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