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_第7节

戴蒙若隐瞒我们父子见面。通常，我们单独相见。有一天，我们和菲力浦·德·D侯爵共进午餐，这一餐要跑两家餐馆，一家在卢浮宫河滨路，另一家在大奥古斯丁河滨路。父亲向我解释说，菲力浦·德·D有个习惯，同一顿午餐，要吃好几家餐馆，约见不同的人……在一家餐馆吃第一道菜，到另一家餐馆吃主菜，再换一家吃餐后点心。

那天，我们跟随菲力浦·德·D，从卢浮宫河滨路转移到大奥古斯丁河滨路。他身穿一种军装，声称在战争中，他曾是诺曼底—尼耶芒空军中队的成员。我父亲度周末，也时常去D的古堡，坐落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他到那儿，甚至还参加猎鸭的活动，也只是勉为其难吧。我还记得，一九五九年，我们在索洛涅73保尔·贝尔托勒家度过的几天，有他妻子以及德·纳莱什伯爵，当时我真怕父亲把我丢下，而这些杀手带上我去围猎。我父亲跟菲力浦·德·D做“生意”，同样也跟保尔·贝尔托勒做“生意”。据我父亲说，D年轻的时候，是个放荡的公子哥儿，甚至蹲过监狱。后来，他给我看，D戴着手铐的一幅照片，是他从一份《私家侦探》旧报剪下来的。可是，D继承了他祖母（娘家姓W）一大笔遗产，想必我父亲需要他出资。五十年代末以来，我父亲确实还抱着一种梦想，要赎回哥伦比亚一个产业的股票。自不待言，他指望菲力浦·德·D出资帮他实现这一计划。

D后来娶了一个女汽车赛手冠军，最终毁掉了他的生活：先是在哈马马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均有同名城市）经营一家夜总会，后来又到波尔多开了修车厂。我父亲则不然，还坚持数年，忠实于他那哥伦比亚之梦。一九七六年，一位朋友转交给一张卡片，上面能看到这样的信息：“莫居皮亚金融公司。注明地址：巴黎（九区）牧羊女街22号。电话：7707694。法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与领导：总经理：阿贝托·鲁道尔夫·莫迪亚诺先生；董事：夏尔·吕什威、莱翁—米歇尔·泰松……等先生，卡菲尔托拉斯公司（拉乌尔·梅尔诺特先生）。”

这个董事会的成员，我还是对上号了。头一个，泰松，一九七二年九月，我误收从丹吉尔74给我父亲打来的这份电报：1194丹吉尔34601速结清办公室租金——断——我的女秘书固定——断。速答复泰松。这个泰松，是在丹吉尔的金融家。至于卡菲尔托拉斯公司的梅尔诺特；他曾是免税区国际董事会成员。

再有，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间，我随同父亲见到了董事会的第三人：夏尔·吕什威。我父亲拿这个夏尔·吕什威作为失败的例证，让我当心学习不要过分注重“文学”：夏尔·吕什威在路易大帝中学，念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科班，跟罗歇·瓦扬和罗贝尔·勃拉西拉是同学，结果他一生没干一点儿正经事儿。从形貌上看；像一个轻浮的瑞士人，爱喝啤酒，一个穿便装的宗教人士，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嘴唇软塌塌的，往往偷偷跑日内瓦的“男性公共便所”。他离了婚，五十岁又跟一个比他小得多的、矮胖留短发的女人一起生活，住在十六区底层没有窗户的一间屋子。别人能感觉出来，他准备达成任何妥协。他可能充当我父亲的总管和“男爵”，这并不妨碍他像答尔丢夫75那样，装腔拿调地教训我。一九七六年，我在孔蒂河滨路公寓的楼梯上遇到他，人明显见老，脸颊胖肿，一副流浪汉的样子，梦游似的胳臂上挎着食品袋。我发现他就住在五楼的套房，我父亲去瑞士了，房中空空如也，没有一件家具，连暖气、水电都断了。他和妻子占据空屋，勉强生活。妻子打发他上街买东西——也不过是几个罐头。她变成了一个泼妇：这个倒霉鬼每次回到空房，我都听见她大吼大叫，猜想恐怕他不再出席莫居皮亚公司董事会的会议了。一九七六年，我错收了这家金融公司的一份报告，内容是“已经向我们公司在波哥大的律师发出指示，到哥伦比亚法院启动赔偿的诉讼程序。我们以此件告知你们，你们的总经理是提姆伯南美洲公司的董事，在这家子公司中代表我们的公司”。然而，生活是残酷而不公正的，打破了最美好的梦想：总经理永远也拿不到波哥大方面的赔偿金。

一九六二年圣诞节。那年圣诞节是否真的下了雪，我已经记不清了。不管怎么说，我在记忆中，看见夜间大雪纷飞，落到公路和马厩上。若泽和亨利·B把我接到圣洛种马场。若泽姑娘在我母亲外出时看护我，从我十一岁到十四岁。她的丈夫亨利是种马场的兽医。他们是惟一可托付我的人了。

后来几年，我经常来圣洛，到他们家。这座城市，人称“废墟之乡”，毁于盟军登陆的轰炸中，许多幸存者都失去了他们身份的踪迹和证明。必须重建圣洛，一直建到五十年代。我去阳台咖啡馆和市图书馆，亨利则带我去周围的农场，即使夜里叫他，他也得去给牲畜医治。恰恰是在夜晚，想到所有这些马匹在我的周围守护，或者在马厩里睡觉，我就放心了，至少这些马匹不会被送到屠宰场了，不像一天早晨，我在勃朗西翁门所见到的那一长队。

在圣洛上学的时候，我交了几个女友。其中一个住在发电厂。另一个，十八岁就想上巴黎，注册戏剧学院。她是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向我透露她的打算的。在外省，在安讷西，在圣洛，所有梦想和晚间漫步，都出现在发往巴黎的火车站前。

一九六二年这个圣诞节，我读了巴尔扎克的《幻灭》。我一直住在房子顶层的同一间屋，窗户对着大路。记得每逢星期天，午夜时分，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沿这条路走向工棚，不断地喃喃自语着。圣洛令我念起《深红色窗帘》76的亮灯窗户——仿佛我在那老房间，或者我的青春里忘记了关灯。巴尔贝·多尔维利77就出生在这附近，我参观过他的故居。

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混淆的两年。缓慢的日子，雨天……然而有时，我却领略到第二状态：我摆脱了这种灰蒙蒙的天地，进入到一种陶醉和梦游的混合感觉，正像在一个不眠的春天之夜后，行走在街道上。

一九六四年。我在火车站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遇见一个名叫卡特琳娜的姑娘，她有着阿莱蒂街区的巴黎人的优雅和口音。我记得那年的春天，沿着露天地铁掠过的栗树叶丛。火车站大街，低矮的房屋当年还没有拆毁。

我母亲在杂剧院扮演一个小角色，演出弗朗索瓦·比耶杜78的一个剧本：《世界怎么样，先生？世界在自转，先生……》鲍里斯·维昂79的妻子，于尔舒拉·库伯莱也在剧中扮演了角色。她开一辆红色摩根牌轿车。我去过几次她和他的男友家，男友霍特·德戴埃，自称威龙。她教我如何跟鲍里斯·维昂跳熊舞。我很激动，看到了鲍里斯·维昂收藏的全部唱片。

七月，我避居到圣洛。空闲的午后，我经常光顾市立图书馆，同一位金发女郎邂逅。她带着几个孩子、几只狗来度假，住在特鲁维尔高地上的一座别墅里。在占领时期，她十四岁，就成为圣德尼荣誉勋位团学校的寄宿生。是从前寄宿学校的女生。母亲给我写来信：“你在那儿若是待得好，那就尽量久留。我生活上花销很少，省下来的钱就寄给拉菲特百货商场，偿还我的欠款。”

九月，在圣洛，又接到母亲一封信：“我不相信今年冬天，我们能取上暖，但是总得想办法。因此，我的孩子，我要你把省下的钱全给我寄来。”这个时期，我“顺走”些图书挣点儿钱。在另一封信中，有一线希望：“冬季来了，肯定不会像去年那样，我们度日如年……”

我接到父亲的电话，他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为我注册了波尔多市米歇尔—蒙田中学高级文科班。所谓他得“管理我的学习”。他约我第二天，在卡昂火车站餐厅见面。我们乘坐第一趟火车回巴黎。那个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到圣拉扎尔车站接我们，开车把我们送到欧斯特利茨车站。我心下明白，正是她要求把我流放，远离巴黎。父亲要我奉送我手上戴的紫晶戒指，作为同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和解的证物，而这枚戒指是我的女友，那个“从前寄宿学校的女士”送给我的留念。我拒绝送上这枚戒指。

到了欧斯特利茨车站，父亲和我上了开往波尔多的火车。我一件行李也没有带，形同被劫持走了。我同意随他一起走，是希望能跟他讲讲道理；两年来，我们总是约在咖啡馆匆匆见面。这还是第一次相处这么长时间。

我们晚上抵达波尔多。父亲在富丽饭店为我们俩要了一间客房。随后几天，我们就到卡特琳娜大街逛商场，添置我这住宿生的行头——校长已向我父亲通报了所需物品的清单。我还是想尽量说服他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可他却锲而不舍。

一天晚上，在波尔多大剧院门前，我撒腿就跑，想把他甩掉。随即，我又心生怜悯，再次试图开导他。他为什么总要摆脱我呢？就让我留在巴黎，这样事情不是更简单吗？我已经过了囚禁在寄宿学校的年龄。他什么也听不进去。于是，我就佯装服从了。还像从前一样，我们去看电影……返校的星期天晚上，他叫了出租车，陪我到米歇尔—蒙田中学。他给了我一百五十法郎，让我签了收条。为什么呢？他坐在出租车里，一直等我走进学校的大门廊。我提着箱子上楼进宿舍。有几名寄宿生把我当成“新生”，逼我念一篇希腊文课文。于是，我决定逃离。我拎着箱子走出学校，到图尔尼林荫路上杜贝恩餐馆用晚餐，是这几天父亲带我来吃饭的地方。然后，我乘出租车直奔圣若望火车站。有一趟夜车开往巴黎。这一百五十法郎就所剩无几了。波尔多素称“海路”之城，真遗憾我没有很好了解。也遗憾没来得及呼吸一阵松树和松脂的气味。第二天到巴黎，我在楼梯上撞见我父亲。他见我又冒出来，不禁惊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照面互不理睬。

一天天，一月月过去。季节亦然，春去秋来。当时我真想倒回去，重新好好过过我蹉跎的所有岁月。然而怎么可能？

现在，我徜徉在尚皮奥索街，正是午后晚半晌，满目是夕阳。我的时光在蒙马特尔度过，处于白日做梦的状态。我比在任何地方感觉都好。拉马克—科兰古地铁站和上升的电梯，桑·克里托巴商场和对角楼梯。特拉斯饭店的咖啡馆。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了幸福。晚上七点，同梦想约会。贝尔特街冰冷的栏杆。而我的呼吸，总是那么短促。

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星期四，如果一个老记事本可信的话，我们母子俩一文钱也没有了。母亲要求我上门向父亲索钱。我心如死灰，登上楼梯。我本来就不打算按门铃，可是母亲在楼梯平台，威胁地盯着，目光和下颏儿凄然，嘴角冒着白沫。我按响门铃。他叭的一声把我关在门外。我再次按门铃。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吼叫起来，要打电话报警了。这工夫，我又下到四楼。警察来抓我了。我父亲陪伴他们。在门房惊奇的目光下，警察让我们俩都上了停在楼前的囚车。我们并排坐在长凳上。他不跟我说话。我生来头一遭被塞进囚车，也是巧合，与我父亲同在一辆囚车。他呢，已经有过这种经历了，一九四二年二月和一九四三年冬季，当年他是因犹太人问题被警局的法国警官收走的。

囚车沿圣父街到圣日耳曼大街，遇红灯停在双叟咖啡馆80门前。我们到修道院街的警局。我父亲向警官告我的状，说我是个“流氓”，去他家“制造事端”。警官告诫我，再有“下次”，他就把我扣下了。我明显感到，能把我永远丢给警局，我父亲心里就快慰了。我们一同回孔蒂河滨路。我问他为什么由着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报警，为什么在警官面前罗织我的罪名。他始终一言不发。

就在这同一年，一九六五或者一九六四年，我父亲雇人拆除了连接两层的内楼梯，两套房间就彻底分离了。我打开房门，只见小屋堆满瓦砾，中间有几本我们童年的书，以及寄给我弟弟的明信片，当初放在五楼，现在都撕烂了，丢在碎砖石块中间。五六月份。始终留连于蒙马特尔高地。天气晴好。春天，我待在修道院街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

七月。乘夜班火车，站在走廊里。前往维也纳。我在西站附近一家不伦不类的旅馆住了几夜。随后，我在圣查理教堂后面，找到一间屋可以栖身。在哈维尔卡咖啡馆，我遇见各色各样的人。一天晚上，我就是在那里同他们一起庆祝我的二十岁生日。

我们在波茨伦斯道夫花园，也到海利根斯塔特那边一座工人花园进行日光浴。格拉本附近的拉伯咖啡馆，有一间阴森的屋子，一个人没有，我们就听碧雅芙81的歌曲。总是这种微醺，又掺杂几分梦游的状态，仿佛失眠一个通宵之后，行走在夏日的街道上。

有几次，我们一直走到捷克和匈牙利的边界。大片旷野。一些屋顶岗哨楼。如果有人走进那片区域，他们就朝你开枪。

九月初，我离开维也纳。正如歌中所唱的：离开这个地方，轻轻说声“再见”82。我们的约瑟夫·罗特83的一句话令我想起，四十年我没有再见过的维也纳。我还能再见到吗？“这些战战兢兢、转瞬即逝的夜晚，要抢在消逝之前，必须尽快抓住，我尤其愿意在公园里，在沃尔克斯加滕，在普拉特，要出其不意，突然抓住夜的最后亮光，最为柔和，依然透进一家咖啡馆里的光，幽微而清淡，宛若一缕疏香……”

夜班火车，二等车厢，在西站上车，从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