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_第6节

之子”，期望搞一个独家新闻。那年冬天，我也重又见到了让·诺尔曼（又名让·杜瓦尔），我母亲的一位朋友，他在我十一岁的时候，就建议看侦探小说丛书。当时，一九五六年，我还不可能知道，他刚刚出狱。还有米莱依·乌鲁索夫，她睡在客厅的旧沙发上。还有一位棕褐色头发的女郎，二十八九岁至三十岁，是我母亲在安达卢西亚认识的。她嫁给一个俄罗斯人，埃迪·乌鲁索夫，外号“领事”——“自由古巴”的——因为他喝酒比得上马克尔姆·劳里58的人物。他们夫妇二人在托雷莫利诺斯59开了一家酒吧小旅馆。她是法国人。她向我讲述她十七岁那年，要去参加中学会考的那天早晨，闹钟没有响铃。她一直睡到中午，当时家住在朗德省一个地方。夜晚，我母亲不在，只有米莱依·乌鲁索夫陪伴我。她躺在陷下去的小长沙发上睡不着觉。而我，则有一张大床……一天早晨，我和她去奥岱翁60广场。在圣安德烈贸易法院的拱廊下，一个茨冈女人给我们看手相。米莱依·乌鲁索夫对我说，她很好奇，想十年后再认识我是什么情景。

在灰蒙蒙的三月份返回托讷。安讷西主教隆重参观了这所学校。大家纷纷吻他的指环。演说。弥撒。我收到父亲的一封信，没有被雅南校长拆开过，而这封信如果契合实际，那就是好父亲写给好儿子的信件。“一九六二年五月二日。我亲爱的帕特里克，我们应当以最大的坦诚态度，彼此将心里话全讲出来，这是避免亲人变为生人的惟一可行的办法，而这种情况可惜太司空见惯，发生在许多家庭里。我很高兴你向我谈你当下面临的问题：你要将你未来的生活引往什么方向。你向我解释，一方面你明白，要在社会上立足，文凭必不可少，另一方面，你也需要写书，创作剧本以表达自己的想法，你愿意全身心投入这件事。在文学上获得成就最大的人，除了少数例外，绝大部分都是学习成绩优异。许多事例，你同我一样了解：萨特，如果不是继续学业，直到获取哲学教师资格证书，他的著作有些就可能写不出来了。克洛岱尔61，出色地修完了政治学院的学业之后，到日本任年轻的大使馆专员时，才写出了《缎子鞋》。罗曼·加里62，获得了龚古尔奖，从前也是政治学院的学生，到美国任过领事。”他希望我能获得国立农学院的农业技师学位。他认为这是一种有前途的行业。他如此重视学习，就因为他本身错过了机会，他有点儿像那些强盗，要让他们的女儿在寄宿学校受到“修女”的教育。他说话带着轻微的巴黎口音——上城居民区和小公馆街的口音，也有特雷维斯居民区的口音，在那里寂静的树下，能听见潺潺的喷泉声。他时常使用切口隐语。不过，他能使出资人产生信任感，只因他这个人态度亲切，又显得稳重，高高的个头儿，着装极为合体。

我在安讷西通过了全国中学毕业会考。这便是我拿到的惟一文凭。七月在巴黎，见到了父亲母亲。蒙索公园，我读到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的报导。布洛涅树林，我发现了《长夜行》63。我独自走在巴黎的街道上，只觉得满心欢喜。八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向东南方向走去，儒尔丹大街和凯勒曼大街，这个街区以后我要摸熟。在一个报亭门面，我得知玛丽莲·梦露自杀了。

八月份在安讷西。克洛德。一九六二那年夏季，她二十岁，在里昂一家裁缝店干活。后来成为“临时工”的时装模特儿。继而到了巴黎，就当上正式时装模特儿了。再后来，她同一位西西里岛王子结了婚，到罗马生活，时间就永远定格了。罗贝尔。他在安讷西闹出丑闻，公然要求她“婶母”的身份。他在这座外省的城市里是个被排斥者。正是一九六二这年夏天，他二十六岁。他向我展现“鲜花圣母堂”多么“神妙”。罗贝尔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跟比利时的男爵约翰·L交上朋友，那是男爵在安讷西逗留，下榻在王家大酒店的时候；还是这位男爵，我母亲于一九三九年，在安特卫普认识了他的掮客。一九七三年，我又见到了罗贝尔。那是个星期天晚上，在日内瓦，我们坐他的车穿过贝尔格桥，他喝得烂醉，我们险些掉进罗讷河中。他于一九八〇年死了，面部有击伤的痕迹，警察逮捕了他的一个朋友。我在一家报上读到这样写他：“一个小说人物的真正死亡。”

一位姑娘，玛丽。夏天，她跟我一样，下班后，晚上七点钟，到安讷西火车站广场乘长途汽车。她返回湖畔韦里耶。我是在这班车上认识她的。她的年龄比我稍大一点点，已经工作了，当了打字员。在她休息的日子；我们就到韦里耶湖畔小滩见面。她正在看莫洛亚64的《英国历史》。还看图片小说，是我去湖滩前给她买的。

在体育馆或者酒馆见到的我的同龄人，都随风而去了：外号“侯爵”的雅克·L，其父曾是保安队65队员，一九四四年八月在大博尔南被枪决。皮埃尔·富尔尼埃，拿一根手柄有球饰的手杖。还有属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那一代人：克洛德·勃兰、扎基、保罗·埃尔维厄、罗兹；女的有伊维特，曾做过皮埃尔·勃拉瑟尔的情妇，棕发多米妮克，身穿黑色皮外衣，从拱廊下走过，据说，她在日内瓦，靠“她的色相”为生。……克洛德·勃兰和他的朋友们。都是一些vitelloni66。他们最迷恋的电影，就是《漂亮的美国女郎》。他们从阿尔及利亚战争归来，就买了MG旧车，带我去看了“夜场”的足球赛。其中一人打赌，用半个月就能勾引上省长的夫人，带她去凡尔登大饭店开房；他真赌赢了；另一个人则成为一位美艳富婆的情人；那是一个名人的孀妇，冬季经常到夜总会的二楼，光顾桥牌俱乐部。

我乘长途汽车前往日内瓦，在那里有几次陪伴我父亲。我们跟一个叫庇卡尔的人，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下午，他总有约会。六十年代初，日内瓦很怪异。在罗纳饭店的大厅里，一些阿尔及利亚人低声交谈。我去老城一带溜达。据说，我爱上的棕发多米妮克，夜晚在湖岸缓坡街58号俱乐部里做事。在回程的路上，汽车在暮色中穿越边境，没有停车接受海关检查。

一九六二年夏，我母亲到安讷西巡回演出，在夜总会剧场演了萨沙·基特里67的剧作：《听好了，先生们》，同台演出的有让·马尔夏和米歇尔·弗拉姆，一头金发的“帅小伙”，穿着非洲豹皮色的游泳裤。他在体育馆的饮料专柜请我们喝了清凉饮料。暑假结束的时候，星期天跟克洛德一道，沿着帕齐耶草坪散步。已经入秋。我们从省政府门前经过，他的一个女友就在这机关里工作。安讷西又恢复外省城市的面貌。在帕齐耶草坪上，我们碰见一个年迈的亚美尼亚人，他总是踽踽独行。克洛德对我说，他曾是个非常富有的商人，大把大把钱给了妓女和穷人。雅基·盖兰的灰色轿车，由阿勒马诺装配的车身，环湖缓缓行驶，有始无终了。我继续拨弄这些年头，没有乡愁，只是声调很急迫。如果说，话相拥挤，而语无伦次，那也怪不得我。必须从速，否则我就丧失勇气了。

九月，在巴黎，我进入亨利四世中学哲学预科班，作为住校生，尽管我父母的住所离学校仅有数百米。算起来，我寄宿学习已有六年了。在前几所教会学校中，我领略了更为严格的纪律，可是对我来说，住校生活，从来没有像亨利四世中学这么难熬。尤其放学时刻，眼看着走读生纷纷离校，从大门廊跑上街道。

我记不大清楚住校的同学了。好像有三个男生来自萨尔格米讷城，准备上巴黎高师。我班上一个马提尼克68岛的同学，经常同他们在一起。另一名学生总抽烟斗，穿一件灰色罩衫、一双方格布列顿呢拖鞋。据说，他住校三年，没有出过这所中学的院墙。我还隐约记得同宿舍一个同学，矮个头儿，红棕头发，两三年后，在圣米歇尔大街，我远远望见他在雨中身穿大兵的军装……熄灯之后，夜间值班员手提灯笼，挨床上察看是否有人。这是一九六二年秋季，也像是十九世纪，也许上溯更久的一个时期。

我父亲只来这所学校看过我一次。校长允许我到学校门廊下等我父亲。这位校长的名字很好听：阿多尼斯·戴尔佛斯。父亲的身影，就站在门廊下，但是看不清他的脸，就好像在这中世纪修道院的背景中，他的出现在我看来是虚幻的。一个高挑身材的男人侧影，没有脑袋。记不得是否有会见室，我们是在二楼见的面，我想是间图书室，或者礼堂。只有我们父子二人，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前。我一直把他送到中学的大门口，他在先贤祠广场上渐行渐远。有一天，他向我透露，他十八岁那年，也经常到学院区来，兜里的钱只够吃顿便餐，在杜蒙—拉丁馆要杯牛奶咖啡，吃几个羊角面包。那时，他肺部有阴影。我合上眼睛，想象他沿着圣米歇尔大街返回，走在法兰西行动69的那些乖乖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中间。属于他的拉丁区，倒应该是维奥莱特·诺兹埃尔区。当年，他在维奥莱特大街上，一定能经常迎面遇见她。维奥莱特，“费纳隆70中学漂亮的女生，在她书桌里养蝙蝠。”

我父亲又跟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结婚了。他们住在五楼，在我母亲套间的上面。我父母一起生活的时候，这两层是一套房，一九六二年，还没有折分成两套房。在一九四七年，我父亲开始租下第四层时，就封死一道门，建了一道内部楼梯。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不同意我既住校，又继续见我父亲。

住校两个月，我收到父亲这样一封信：“……今天早晨九点十五分，你上楼来告诉我，只要我不收回让你住校的决定，你就决意不再返校。大约十二点半，你又向我重申说过的话。你这种行为无法形容。如果照你的想象，使用这种小小的敲诈伎俩，就能使我退让，那你真是异想天开。因此，为了你好，我还是赶紧劝你明天早晨返校，向你的校长道歉，说明缘故，因流感才缺课。我要极其明确地把话说在前头，你若是另搞一套，那就有你后悔的。你才十七岁，还未成年；我是你父亲，为你的学习负责。我打算去拜访你的校长。阿贝托·莫迪亚诺。”

我母亲没有钱，在这一九六二年十月份，没有一场演戏聘约。我父亲发出威胁，如果我不乖乖返回学校宿舍，他就不再供给我生活费用了。如今想一想，我觉得他在我身上花费不多：只是那点儿住宿费。不过，我想起五十年代末，我见他完全“身无分文”了，居然向我借一千旧法郎，那是我外公不时拿出些他的工人退休金，从比利时寄给我的钱。我感到他比我父母亲近。

我继续“罢课”，不回学校宿舍。一天下午，母亲和我，我们一个铜板也没有了。我们在杜伊勒里公园里散步。万不得已，她决定求助于她的女友苏姗娜·弗隆。我们连买两张地铁票的零钱都没有了：就徒步走到乔治五世大街。苏姗娜·弗隆在她多层露台的套房接待我们：真以为上了一条邮轮。我们留下吃晚饭。我母亲双腿站定，以演悲剧的腔调，向她陈述了我们的“不幸”，同时伴随着不容置疑的舞台动作。苏姗娜善意地倾听，为这种境况伤心。她主动提出给我父亲写封信，给了我母亲一笔钱。

随后几个月，想必我父亲终于下了决心，让我永远离开我从十一岁就年年入住的学生宿舍。他约我到咖啡馆见面。他唠叨不休，怪罪我母亲和我，我在我们父子之间未能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每次我都不得不向他乞求，他最终极不情愿，给我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我就带给我母亲。有些日子，我空手而归，引起她大发雷霆。很快，我就要满十八岁了，随后几年，我就极力设法，自己给她弄到这些可恶的、印有诗人让·拉辛头像的五十法郎钞票，然而，这并不足以消除她始终向我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缺乏善意的态度。我从来无法向她交心，也不能请求她什么帮助。有时候，我就像一条没有家谱的野狗；有点儿过分放任自流，萌生一种幼稚的欲念，白纸黑字，详详细细写下她由于心狠和轻率，让我遭受的所有委屈。现在我保持缄默了。我也宽恕了她。从今以后，这一切都消逝淡远了……记得我上学时，抄过莱翁·布洛瓦71的这样一句话：“人这颗可怜的心，有些部位尚属子虚，痛苦进入方始存在。”然而在这里，这是一种完全无谓的痛苦，甚至无法升华成一首诗。

窘困又要逼近我们。有一年——一九六三年一套房必须“接上”煤气，必须施工。我母亲付不出钱来，我也无能为力。我们只好在酒精炉上做饭。我们从来不烧暖气。缺钱的状况持续很久。一九七〇年一月的一天下午，我们一点招儿也没有了，她就把我拉到皮埃尔—夏隆街的当铺，让我将一支“钻石笔尖的金笔”当掉：这是一个文学奖品，由莫里斯·舍瓦利埃72亲手颁发给我的。他们只给了我二百法郎，我母亲眼神冷酷，一把抓过去揣进兜里。

那些年，我们年年都感受“房租付款期的焦虑”。这些套房很老旧，战前就破烂不堪，当时租金不很高。街区随着商业和居民而发生变化，从一九六六年起，房租就涨了。不要怪我，讲述这种细节，不过，这些事确实引起我的忧虑，但是很快就排除了，只因我相信奇迹，我也沉浸在巴尔扎克式的发财梦想中。

几次同我父亲见面，令人伤感，我们就再也不一道回公寓楼了。他先回去，我则依照他的指示，要等一阵工夫，绕着建筑群兜圈子。他得向冒牌的米莱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