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_第8节

也纳开往日内瓦。我到日内瓦已是午后晚半晌，换乘长途旅行车去安讷西。到安讷西夜深了，正下瓢泼大雨。我身上一文不名，到王府街，下榻英国饭店，还不知如何付房费呢。安讷西，我已经认不得了，这个夜晚，在雨中，就是一座幽灵城市。火车站广场，他们拆毁了老饭店和旧楼房。第二天，我遇见几个朋友。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已经去服兵役了。夜晚，我恍若看见身穿军装，行走在雨中。我总归还剩下五十法郎。可是，英国饭店客房很贵。逗留的这几天，我返校看了看托讷圣约瑟夫中学，看望我从前的文学课老师，阿康勃雷神甫。我从维也纳给他写过信，请问他下一个学年，是否可能给我一个岗位，当学监或者辅导老师。我觉得自己是要逃离巴黎，我那可怜的父母没有给我一点点精神上的支持，撂下我靠墙站着。我收到阿康勃雷神甫两封信。“我很希望这次开学，学校聘用你当老师。我同校长谈过了。教师班子已经满员了，不过，到八月底之前，还可能有变化，但愿你能加入我们的队伍。”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七日的信中，他给我写道：“这些日子，我排出的时间表表明：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学年，人员富富有余。不可能给你工作，即使安排半班也不行……”

不过，生活仍旧继续，却不大清楚彼时，何以同这些人而不是另些人打交道，何以在某地而不在别的地方，影片是原版还是复制版。如今还留在我记忆中的，无非是一些零散的镜头。我注册了文学院，只为拖延服兵役，绝不会去上课，我是个幽灵大学生。让·诺尔曼（又名：让·杜瓦尔），数月以来，住到孔蒂河滨路，占用原先连接四楼和五楼的内楼梯的那间小屋。他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但是他被判禁止在巴黎逗留。这是我后来才知晓的。我母亲大约是在一九五五年认识他的。诺尔曼那年二十七岁，因抢劫罪被判刑而刚刚出狱。也是天缘凑巧，他非常年轻，就跟苏姗娜·布克罗打了几次劫，而我和弟弟在茹伊昂若萨，也正是住在苏姗娜家。后来，他已入了狱，因为一九五九年，他还在普瓦西总监狱。他来到破烂不堪的套房，找人施工，进行了必不可少的修缮。可以肯定，他付钱给我母亲。这个诺尔曼（又名：杜瓦尔），我很喜欢他。一天晚上，他在我的房间壁炉上，悄悄放了一张面值一百法郎的钞票，他走后我才发现。他开着美洲豹汽车，第二年发生本·巴尔卡84事件时，我从报纸上得知，别人给他起个绰号，叫“大个头美洲豹”。

约摸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间，一个事件：晚上十点钟，我独自在房间，听见楼上很重的脚步声，是我父亲家中，还听见掀翻家具，打碎玻璃的一片声响。继而，肃静下来。我打开朝楼梯的房门。两个膀大腰圆的杀手或者便衣警察模样的家伙快步下楼梯。我问他们出了什么事。其中一个蛮横地摆了摆手，冷冷地对我说了一句：“请您回屋去。”我听见父亲屋里走动的声音。可见他在家……我犹豫要不要给他打电话，自从那次去波尔多，我们可是再也没有见面，我确信他一听是我就会挂断电话。两年过后，我要他对我讲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他装作听不明白我说什么。我认为他这个人，有十位初审法官也问不出什么来。

一九六五年这个秋季，我兜里揣着几张印有维克多·雨果肖像的五法郎钞票，晚上光顾吕泰斯剧院附近的一家餐馆。我也躲到十五区，菲利克斯—富尔林荫路的一个房间，在那里，一位朋友寄放了收集十年的《巴黎赛马报》，他用来进行神秘的统计，以便在欧特伊和隆尚赛马场赌博。虚幻。记得我还是发现了一个去处，那是在格雷奈勒街区，多亏了那一条条由黑线划出来的，直通塞纳河边的小街。有时夜里很晚，我乘坐出租车去，五法郎车费。十五区边缘，经常有警察设卡检查。我早把我证件上的出生日期动了手脚，一九四五年改为一九四三年，这样便已成年。

雷蒙·格诺85很热心，每星期六接待我。往往是一到下午，我们就从讷伊沿左岸走回来。他向我提起他同鲍里斯·维昂的一次散步，一直走到几乎无人知晓的一条死路，深入十八区，在欧斯特利茨火车站台和铁道之间：雅里十字架街。他建议我去看一看。我看出来，格诺最高兴的时刻，就是他下午散步时，因为他要为《不妥协报》写关于巴黎的文章。我不免琢磨，我在这里回顾这些逝去的年代是否值得。我也跟格诺一样——只有独行街头，寻找阿涅尔良种狗的时候，我才真正体现自我。那时候，我养了两只狗，叫雅克和保罗。一九五二年，在茹伊昂若萨，我和弟弟有一只母犬，取名佩吉，一天下午，在库尔译讷博士街被轧死了。格诺非常喜爱狗。

他给我讲了一部西部片，其中有印第安人和巴斯克人的一场残酷搏斗。巴斯克人的出现引起他的极大好奇，也让他忍俊不禁。我终于发现了是哪部影片：《晴天霹雳》86。内容提要明确指出：印第安人反对巴斯克人。为纪念格诺，我倒希望深入一个偏僻的街区，在一家被人遗忘的拆毁的影院里，观看这部电影。格诺的笑。半像间歇喷泉，半像旋转玩偶发出的嘎嘎声。我不善于使用比喻。这纯粹是格诺的笑。

一九六六年。一月的一天夜晚，大约十一点钟，让·诺尔曼回到孔蒂河滨路。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和他在一起。收音机开着，播送一条新闻：菲贡在雷诺德街的单间公寓，在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自杀了。他是本·巴尔卡案件的主凶之一。诺尔曼登时面失血色，当即打了个电话，冲一个人吼叫一通。他很快挂断电话，向我解释说，一个小时前，菲贡还跟他一起吃晚饭，菲贡是个老朋友，从上圣巴尔伯中学时关系就密切。他没有告诉我，五十年代，他和菲贡都关在普瓦西总监狱，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各种各样的小事件层出不穷，从我们身上滑过去，没有留什么痕迹。在印象中，你还未能过上自己真实的生活，只是个秘密的过客。这种偷偷摸摸的生活，有些碎片又浮现在我的脑海。在复活节，我偶然读到一份杂志的一篇文章，是关于让·诺尔曼和本·巴尔卡案件的，标题为：《还等什么不审问这个人呢？》同时刊登诺尔曼的一张大照片，附上这样一段说明文字：“他那张脸型是用斧头砍出来的，再用风镐雕琢一番。他名叫诺尔曼，又自称杜瓦尔。菲贡叫他‘大个头美洲豹’。一个乔治·菲贡，是诺尔曼，又名杜瓦尔的老相识了……”

这年春季，有时我就躲到勒加尔街，马尔雅恩·L家。他的公寓套房是一帮人的聚会地点：这些人没有指南针，航行于圣日耳曼草场区、蒙巴纳斯区和比利时之间。其中有的已经处于迷幻状态，来往于伊维萨岛87，就在此落落脚。在勒加尔街，也能碰到一个叫皮埃尔·杜维尔兹（或杜维尔茨）的人：一头金发，三十五岁，蓄留髭胡，穿一身浅色方格细呢装。他讲法语，是一口高雅的国际声调，衣服的翻领还挂着军功章。他声称当年在圣麦克桑军校曾是士官生，跟一个“吉讷姑娘”结了婚；他时常给一些大使打电话，而经常伴随左右的一个家伙，则长一颗随时准备让他吞掉的脑袋，他还吹嘘同一个伊朗女郎有关系。

还有一些身影，其中有个叫杰拉尔·马西亚诺的。还有多少人；已经被我遗忘，他们恐怕暴卒，早已不在人世了。

一九六六年春，在巴黎，我注意到气氛有所变化，某种气氛的变奏，一九五八年十三岁时，在接下来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时，我就有过这种感觉。不过这回，在法国，却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毫无断裂点——要不然我就是忘记了。说来实在惭愧，我还真讲不好一九六六年六月，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走出一条隧道，但究竟是什么隧道，我不得而知。扑面而来的这股清新空气，在以前的季节，我们未曾体验过。莫非是二十岁人的幻想，每次都以为世界跟他们一起开始吗？那年春天，我觉得空气更为轻盈。

本·巴尔卡案件之后，让·诺尔曼不再住孔蒂河滨路，已经神秘地消失了。大约是五六月份，我被传唤到毒品搜查队，要求我面见某位朗格莱警官。他在一间办公室，在来来往往的其他警察中间，一连审问了我三个小时，在打字机上录下我的回答。令我大为诧异的是，他说有人检举我嗜毒，贩卖毒品，给我看一张杰拉尔·马西亚诺的模拟像，那是我在勒加尔街遇见过一两回的人。我的名字似乎在他的记事本上。我说我从未见过他。警官要求我给他看看胳臂，检查上面是否有注射毒品的针眼。他威胁我说，要搜查孔蒂河滨路的住处，以及我在菲利克斯—富尔林荫路藏身的那个房间。看起来，他并不知道勒加尔街存在的那个点，这让我感到奇怪，因为那个杰拉尔·马西亚诺经常光顾那套公寓。警官放了我，还明确告诉我，我可能还要接受另一次询问。可惜的是，询问从来问不到点子上。

我让马尔雅恩·L当心毒品搜查队，也当心杰拉尔·马西亚诺，不过，此人再也没有露面。皮埃尔·杜维尔兹后来也被捕了，当时他正在一家武器商店，购买或者出售一把手枪。杜维尔兹是个骗子，签发逮捕证被抓起来了。而我呢，干了一件蠢事：我偷了杜维尔兹放在马尔雅恩·L家的非常华丽的服装，共有好几套，还拿走马尔雅恩·L房东的一架风琴。我同圣保罗花园街的一个旧货商讲好，东西全给他，卖五百法郎。他向我解释说，他从属于克利希街区的一家旧货商，非常熟悉茹瓦诺维奇。如果我有别的物品要脱手，尽可以给他打电话。他还多给了我一百法郎，显然被我的羞怯感动了。次年，我就弥补这件蠢事，用我第一笔作者版权所得偿付了所偷的风琴。我也情愿再给杜维尔兹买几套衣服，可是，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干脆彻底坦白好了：一九六三年，我母亲和我，我们认识在跳蚤市场卖东西的一个波兰人，卖给他四套几乎全新的服装、衬衣和三双还带白木鞋撑的皮鞋，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罗贝尔·弗利放在一个柜橱里的。他也跟杜维尔兹一样，穿一身浅色方格细呢装，不知哪天就无影无踪了。那天下午，我们一个铜子都没有了。我去多菲讷街食品杂货店退酒瓶，才换回押金的一点零钱。当时，一根棍子面包要四十四生丁。后来，我又从私人和图书馆窃取一些书籍卖掉，只因我缺钱。有格拉塞出版的《在斯万家这边》88一本初版，由阿尔托89题赠给马尔罗90的，还有蒙泰朗题词的几部小说、塞利纳的信件、一八一九年出版的一本《国王武官职图》、魏尔伦的《女人与翁布尔牌91》的秘密版本、几十册七星经典和艺术著作……自从开始写作了，我就再也没有犯小偷小摸的毛病。我母亲尽管高傲，到了“漂亮的女园丁”或别的商店，有时也从货架上顺几件“奢侈品”和皮件。她从未被人当场抓住过。

然而，时间流逝，一九六六年夏临近，我也随之到了所谓的成年，避居到凯勒曼大街的街区，光顾附近的大学城，及其大片草坪、餐厅、小酒吧、电影厅和大学城居民。交了朋友，有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南斯拉夫人、古巴人、埃及人、土耳其人……

六月，父亲和我，我们和解了。我经常能在吕特蒂亚饭店前厅见到他。我发觉他对我不怀好意。他试图说服我先去服兵役。他还对我说，他会亲手安排，将我编入勒伊兵营。我假装听从，好让他给点儿钱，够我度过“非军人”的假期就行了。他确信我很快就要到军旗下。我即将二十一岁，他也会最终摆脱掉我了。他给了我三百法郎，这是他一生中给我的唯一一次“零花钱”。拿到这笔“奖金”，我高兴极了，情愿答应他应征入伍。现在我还想，是什么神秘的命数总唆使他，将我打发得远远的：教会学校、波尔多、警局、军队……

赶在秋季军营之前，尽快动身。七月一日一早，我就登上开往里昂的火车。二等车厢，挤得满满当当。这是假期的头一天。大部分时间，我都站在车厢过道。将近十小时行程，到达南方。汽车沿着海边行驶。伊桑布尔、圣·马克西姆。自由与探胜，短暂的印象。在我生活的标识中，夏季总是很突出，尽管由于漫长的中午，一年年夏季最终相混淆了。

我在拉加德·弗雷奈小广场边租了一间屋。正是在那里，在咖啡馆餐厅露天座的凉棚下，一天下午，我开始写我的第一部小说。对面是邮所，在这阳光和睡眠的村子里，每天只开门两小时。在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年满二十一岁了，第二天，我就又要登上火车了。

到巴黎，我藏匿起来。那是八月份。晚上，我去枫丹白露影院，在意大利林荫路，再去瀑布餐馆，在雷伊林荫路……我给父亲一个电话号码：Gobelins 71-91。他早晨九点就给我打来电话，而我上了闹钟，下午两点钟才起床。我继续写小说。最后见我父亲那一面，是在巴比伦街和拉斯帕伊大街的拐角，那家咖啡冰淇淋店。接着，我们之间就是往来信件。“阿贝托·鲁道尔夫·莫迪亚诺，巴黎六区，孔蒂河滨路15号，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亲爱的帕特里克，鉴于你决意任性而为，无视我的决定，那就要面临如下的局面：你二十一岁了，也已成年，对你我再也没有责任了。因此，你就不要指望得到我任何帮助，任何性质的支持；无论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我对你采取的决定很简单，你接受与否，都没有讨论的余地：你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