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_第5节

遇见的。我一直走到维拉库布莱的飞机库，又乘巴士和地铁，终于回到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在波拿巴街与河滨路拐角，马拉佛斯兼售香烟的咖啡馆，偶然碰上吉吉·达拉加纳。她跟几个朋友，美术学院的学生在一起。他们劝我回家。我按家里的门铃，没人回应，想必我父亲和罗贝尔·弗利开雪铁龙19型车外出了。我母亲一如既往不在家。必须找个地方睡觉，我就向吉吉和她的朋友们要了点儿钱，又乘地铁和大巴回到寄宿学校。校长同意把我的学籍保留到六月份。但是，学年一结束，就让我退学。

我父亲和罗贝尔·弗利偶尔也会带上我出游。他们沿着法兰西岛39的田野行驶，约见公证人，参观各种各样的房地产。他们在护林人的小旅店里歇脚。我父亲似乎基于一种迫切的理由，一定要到“乡下”休养。在巴黎，我去欧斯曼大街73号找他们，罗贝尔和我父亲在办公室里长时间商议。罗贝尔·弗利蓄留着金黄的胡子。除了开雪铁龙19型车，我不知道他还能有别的什么活动。他向我解释说，时而他也去毕加尔40“溜一溜”，他回到孔蒂河滨路，就差不多早晨七点了。罗贝尔·卡尔将套房的一间屋改成裁缝车间。我父亲给他起个绰号：特吕发丹，假面喜剧41的一个人物。在四十年代，正是罗贝尔·卡尔，制作出头一批化装服饰：扎姆贝拉、卢奇·萨塞尔、姿姿·穆斯蒂克。

我陪父亲去克里斯托夫·哥伦布街，见一个新的“哑角”，一个名叫莫拉夫斯基的人。他住在这条街12号或14号，一家独立的小旅馆里。我在外面等着他，在栗树茂密的枝叶下来回踱步。时值初春。我母亲正在艺术剧院演一出戏，剧院的女经理是亚历山德拉·鲁贝—扬斯基。演出的剧目为《女人要知道》，作者是一位里昂丝绸厂厂主及其女友，演出完全由他们出资：租剧院，付给演员演出费。每天晚上，演出厅都空荡荡的，观众仅有里昂丝绸厂厂主的几个朋友。导演明智地向厂主建议，不要邀请剧评家，借口是他们“恶毒”……

暑期前最后一个星期天傍晚，罗贝尔·弗利和我父亲开雪铁龙19型轿车，陪我去蒙塞尔学校，等我收拾好箱子，装进轿车的后备箱里，我就沿着西部高速公路，诀别了茹伊昂若萨。

看起来，家里就是想要我远离巴黎，一九六〇年九月给我注册了托讷的圣约瑟夫学校，是远在上萨瓦省（毗邻瑞士和意大利）的小镇。一位雅克·盖兰先生和他的妻子，我父亲的妹妹斯泰拉，做我的联系人。他们在安讷西湖畔韦里耶，租了一所绿窗板的白房子。不过，除了星期天偶尔离校几小时，他们对我并没有多大帮助。

“雅基”盖兰业余爱好“纺织业”，他原籍里昂，生活放荡，喜爱古典音乐，滑雪，开豪华轿车。斯泰拉·盖兰则与日内瓦的律师，皮埃尔·雅库继续保持通信关系。当时，皮埃尔·雅库被控告谋杀，关进了监狱，后来获释，斯泰拉就去日内瓦看望。大约一九六三年，我在莫旺皮克酒吧，遇见他和她在一起。他跟我谈论文学，尤其谈马拉美。

雅基·盖兰在巴黎，充当我叔父的顶替人：“盖兰公司”，上城街七十四号，其实就是我叔父经营的企业。我始终没有弄清盖兰公司究竟做什么，就是一个类似货栈的地方，我叔父拉尔夫的办公室在那里销售“物资”。过了几年，我问过他，公司为什么起盖兰的名，而不用他自己的姓名“莫迪亚诺”。他用巴黎的口音回答说：“要知道，老兄，意大利音韵的姓名，战后不为人待见……”

假期最后几天午后，我在韦里耶湖畔看《魔鬼附身》42和《巫魔舞会》。开学前几天，父亲寄给我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简直就是打击一个即将囚禁于寄宿学校的男孩的士气。他将一个有点罪过的人交给命运支配，还确信他这样做得对；是想落个心安理得吗？“阿贝托·鲁道尔夫·莫迪亚诺，巴黎六区孔蒂河滨路15号，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你从圣洛给我寄来的信我给你打回去。我要对你说，收到你这封信，我一刻也不相信；你渴望回巴黎的动机，是为了考取你将要上的学校。正因为如此，明天早晨，你就赶九点钟的火车去安讷西。我等你到那所新学校的表现，我也只能祝愿在那里你的品行能起到模范作用。我本来打算去日内瓦见见你。这趟旅行，眼下看来没有必要了。阿贝托·莫迪亚诺。”

我母亲像一阵风似的经过安讷西，匆匆忙忙给我买了两件用品作为我的行头：一件灰色罩衫、一双打折的绉胶鞋，穿了十年从不透水。她在我返校那天晚上之前离开我。这总是于心不忍的事：眼睁睁看着一个孩子回寄宿学校，明明知道是去过囚徒生活。真想把孩子留下。她心中提出这个问题吗？看起来，从她的眼神里，我没有发现慈悲的影子。况且，她要动身去西班牙，准备逗留很长一段时间。

还是九月份。一个星期天晚上，返校了。圣约瑟夫学校最初的日子，对我来说很艰难。但是，我很快就适应了。四年以来，我就已经成为寄宿学校的常客了。我在托讷的同学，大多都是农民子弟，我喜欢他们胜过蒙塞尔那些金玉其外的小流氓。

可惜的是，阅读受到监视。一九六二年，因为看了《麦苗》，我被勒令离校几天。幸亏我的法语教师阿康伯雷神甫，我才获得“特许”，能看禁止其他学生阅读的《包法利夫人》。我保存了这本书，上面有他写的：“同意：二年级”，并有校长，议事司铎雅南的签名。阿康伯雷神甫推荐我看《海洋之路》，莫里亚克的一部小说。我看了很喜欢，尤其结尾，甚至如今还记得最后这句话：“……如往昔黑暗的拂晓”。他也让我读了《无根的人》43。难道他觉出我有点缺少的，就是索洛涅或者瓦卢瓦的一座村庄，抑或我自行编织的梦想吗？在宿舍里，我放在床头柜上的书籍：帕韦泽的《生存这一行》44。他也不想禁止我看如下这些书：《玛侬·列斯戈》45《火的女儿》46《呼啸山庄》《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47。

每月离校一次，只有几小时，星期天傍晚，汽车又将我拉回学校。我在湖畔韦里耶的镇政府那边一棵大树下等车。乘车一路，我往往站着。许多农民星期天进城，也纷纷乘车回农场、夜幕临降。汽车驶过芒遍—圣贝尔纳尔城堡、阿莱克斯小墓园、格利埃尔高地48英雄墓园。星期天傍晚的这些长途汽车和安讷西—巴黎火车，还像占领时期那样，人塞得满满的。而且，汽车和火车车厢，还几乎同那时一模一样。

阿尔及尔军事政变49，我在宿舍关注着突变的形势，听着小半导体收音机，心想全国陷入恐慌，我就可以乘机逃离学校。可是，到了下一个星期天晚上，法国重又恢复秩序了。

宿舍的小夜灯。假期过后，回到学生宿舍，头一夜非常难过。醒来不知身在何处。小夜灯猛然提醒了你。晚上九点钟熄灯。床铺太狭小。床单一股汗臭味，几个月也不换。衣服也同样。六点一刻起床。用凉水草草洗把脸，盥洗池长有十米，安装一大排水龙头。自习。早餐。咖啡不放糖，盛在不锈钢碗里。没有黄油。上午课间休息时，我们在操场的顶棚下，聚在一起可以读读《自由回声报》。下午四点钟，发一片面包干和一方块黑巧克力。晚餐喝栗子粥。我饿得要命，脑袋都有点发晕。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将管总务的布隆神甫拉到一边，对他说我们吃不饱饭。星期四下午全班出游，围着托讷四周散步。到了村子，我趁机买《法兰西文学》《艺术》和《新文学》等刊物。这些刊物买来，我从第一行看到最后一行。所有这些周刊，都摞在我的床头柜上。午饭后休息时，我就听广播。远处，树木后面，传来锯木头的单调呻吟。在操场的棚顶下，熬过连雨天。一排蹲式厕所，门也不关上。晚间，到小礼拜堂祈福；然后排队回宿舍。

雪，伴随六个月。这样的冰雪，我总觉有几分动人和友善。这一年，半导体收音机反复播放的一首歌曲：“不，我再也想不起，消失舞会的名字……”

这一学年，我极少收到母亲从安达卢西亚寄来的信。写来的信也大多寄到湖畔韦里耶盖兰家，仅有两三封例外，直接寄到学校。收寄的信件都必须由学校拆开检查，议事司铎雅南认为；这个没丈夫的母亲待在安达卢西亚；实在奇怪。她从塞维利亚给我写道：“你应当开始阅读蒙泰朗50了。我认为你从他那儿能学到许多东西。我的老小子，认真听我的话吧。求你这么做吧，读一读蒙泰朗。你会从他那里发现有益的劝导。例如，面对女人，一个年轻男子言谈举止应该如何。真的，读一读蒙泰朗的《少女们》吧，你能学到许多东西。”我万分惊讶，她的语气这么激烈：蒙泰朗的作品，我母亲一行也没有读过。是她的一个男友，记者让·科，向她耳朵吹风给我这个建议。如今我还困惑不解：他真的希望，在性爱方面，蒙泰朗成为我的向导吗？我倒是天真地读了《少女们》。我更喜欢蒙泰朗的《巴黎索引》。一九六一年，我母亲发错了，给我寄来另一封信，引起司铎的疑虑。这封信里附有关于一出喜剧评论的剪报：《奇阔塔的示意》，是她与菲尔南·格拉维巡回演出的喜剧。

一九六〇年圣诞节，是同我父亲及其女友在罗马度过的。他的女友比他小二十岁，一个神经质的意大利女郎，草黄色头发，一副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的范儿。平安夜的一幅照片图解了这一天。是在维讷托街附近一家夜总会拍摄的。照片上的我若有所思的神态；四十年后心中还发问，我跑到那儿干什么呢。我可以想照片是一种蒙太奇，便聊以自慰。冒牌货米莱娜·戴蒙若力图争得教会解除她的第一次婚约。一天下午，我陪他去梵蒂冈，登门拜访蓬多拉大人。蓬多拉尽管身穿教袍，办公桌上有教皇题赠的照片，还是像我父亲在克拉里茨会见的那些生意人。那年圣诞节，我父亲见我手上冻疮深深的裂口，似乎感到很诧异。

重返寄宿学校，一直熬到放暑假。七月初，我母亲从西班牙回来，要我去日内瓦机场接她。她的肌肤变为棕褐色了。她住到湖畔韦里耶盖兰家中，身无分文，只有一双鞋。在西班牙巡回演出收获不大，却毫发未损她的高傲。她的下颏扬起老高，讲述安达卢西亚和斗牛士的“辉煌”故事。然而，受华而不实和奇思异想的遮蔽，她那颗心并不温柔。我父亲在那一带逗留数日，由与他办事的菲力浦·德·D侯爵陪同。侯爵高个头儿，一头金发，蓄留髭胡，说话声音洪亮，带着一个棕褐头发的情妇。他借用我父亲的护照去瑞士。他们俩同样身高，留着同样的胡子，身体也同样胖瘦，而D丢失了证件，是因为比塞大51事件；他匆忙离开降临灾难的突尼斯。脑海重又浮现塔卢瓦尔的比兹神父的平台上的情景，心中再次发问，我掺和到我父亲、菲力浦·德·D及其棕褐色头发情妇中间，究竟能干什么呢。八月份，我母亲和我，我们去克诺克—勒—朱特52，那里一户人家是我母亲的朋友，战前曾在他们的小别墅接待我们。多亏他们的热情，我们才不至于露宿或者投奔救世军。常玩卡丁车的生活优裕而笨拙的青少年。根特的一些企业家，像快艇驾驶员那样洒脱，拿腔拿调地彼此问候，讲的法语极力掺进英语的声调。我母亲年轻时的一个男友，一副堕落的老孩童的样子，在通往奥斯坦德的沙丘后面经营一家夜总会。随后，我独自返回上萨瓦。我母亲则回巴黎。我在圣约瑟夫学校，又开始了一个学年。

一九六一年万圣节假期。在安讷西，雨和融雪下的王府街。书店橱窗里摆放着莫拉维亚53的小说《愁闷》，书带上印着：“而他的解闷方式：情欲”。万圣节灰色的假期，我读了《罪与罚》，这是我的惟一慰藉。我得了湿疹，要去瞧我从安讷西年鉴上查到姓名的一位女大夫。她看到我状态不佳，显得很惊讶。她问我：“您父母在吗？”面对她的关切和母亲般的温柔，我得强忍着，以免放声痛哭。

一九六二年，我母亲的一封信，幸好没有落到雅南议事司铎的手中：“这个星期我没有给你打电话，我没有在家。星期五晚上，我去参加鸡尾酒会，是利瓦克在他制片的摄影棚里举办的。我还出席了特吕弗54导演的电影，《茹勒和吉姆》的首映式，当天晚上，我又去国家大众剧院（TNP），看了卡尔德隆55的剧作演出……我想你，知道你学习多么紧张。加油，我亲爱的孩子。我拒绝同布维尔演那出戏，始终不后悔。真若扮演如此庸俗的一个角色，那我会难过死的。但愿我能找到别的东西。我的孩子，不要以为我忘了你，真的，我挤不出来时间，不能给你寄包裹。”

一九六二年二月，我趁封斋节前的星期二放假，不顾三十九度的高烧，乘人满为患的火车回巴黎，希望父母见我生了病，会留我在巴黎住几天。我母亲住到套房的四楼，屋里只剩下一张破了洞的长沙发，再无任何家具了。我父亲同冒牌货米莱娜·戴蒙若住五楼。在母亲的住房，我又遇见记者让·科，他有个保镖，以防秘密军队组织56的暗杀。萨特的这位前秘书是个奇特的人物，长一颗猞猁的头，那副模样仿佛被斗牛士吓呆了。我十四岁那时候，就说得他相信，斯塔维斯基57的儿子用了假名上学，就住在我的隔壁宿舍，这个同学曾向我透露，他父亲还活着，在南美洲某个地方。让·科就开着四马力小轿车来到学校，无论如何也要认识一下“斯坦维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