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_第4节

能引以为戒：对，在生活中，一定得拿文凭。那天傍晚时分，我父亲一副失神遐想的样子，就好像刚刚碰见了鬼。我每次又走到布朗利河滨路上，总想起那个保罗·盖兰稍偏厚重的身影，梳成背头的棕褐色头发下，那张脸在我看来有点虚胖。这个问题永远是个悬念：他没有文凭，那个星期天，他去航运展览会能干什么呢？

还有一位夏尔利·达尔通先生。父亲正是跟这个人，也跟他的老伙计吕西安·P，像掷橄榄球似的投电话。这个名字让我想起连环画上的达尔通兄弟，后来我发现，这也是阿尔弗雷德·德·缪塞32的一个朋友的名字。这个人，我父亲总以他家族的姓氏称呼他：罗桑（或罗藏）。这个罗桑（或罗藏），酷似演员大卫·尼旺。当初我就觉得，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加入佛朗哥阵营是可以理解的。他坐在沙发上，沉默无语，一连几小时不讲一句话。甚至我父亲不在，也坐在那里。夜晚，我不免想象：他就是一件家具。

星期一早晨，我父亲有时陪我到奥尔良门的罗通德街，拉我上学的专车就在那里等候。我们约摸六点钟起床，父亲还利用我上车前的时间，在奥尔良门的咖啡馆约见人，冬天的早晨天还未亮，咖啡馆的霓虹灯火辉煌。大咖啡壶咝咝作响。他在那里会见的人，不同于他在克拉里支或大饭店所见之人。他们谈话声音压得很低。一些集市商贩，一些汉子，有的红脸膛像推销员，有的样子奸诈又似外省公证人的文书。他们对他究竟有什么用呢？他们的姓名都有地方特色：坎塔尔、舍夫罗、皮卡尔……

一个星期天早晨，我们乘出租车去巴士底街区。出租车行驶到一些大楼前，我父亲叫停了有二十来次：伏尔泰大街、共和国林荫路、里夏尔—勒努瓦大街……每次叫停，他都将一个信封交给居民楼的门房。他发掘了一个死掉的公司的股票，在召唤老股东吗？莫非是那家印度支那矿业联合公司吗？还有一个星期天，他沿佩雷尔环城大道投递信件。

有时，星期六晚上，我们去拜访一对老夫妇，法孔一家住在蒙马特尔高地后身，溪水街的一小套房间。在小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装着的军功章，是法孔先生一九一四年战争中荣获的。他从前是搞印刷的，热爱文学。他赠给我圣—保尔·鲁33的一本精装诗集：《玫瑰和路上的刺》。我父亲是在什么场合认识他的呢？

我还记得有个叫莱翁·格兰瓦尔的人，他每周数次，跟我父亲共进午餐。高个头儿，卷曲的花白头发，一颗西班牙猎犬的脑袋，肩膀和目光显得懈怠。很久之后，我惊奇地发现了这个人的踪迹，我在杰稣·安芳特撰写的《德·布罗格利案件》中读到，一家马特萨公司董事长，“寻求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美元的资金”。他联系了莱翁·格兰瓦尔，“一个在卢森堡参加所有重要资本运作的人物”。在让·德·布罗格利、拉乌尔·德·莱翁和莱翁·格兰瓦尔三位先生之间，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他们若是获得借款，就拿五十万美元的佣金。根据我读到的材料，格兰瓦尔在资金运作期间死了。累死的？应当说这种人干起事来不要命，一连几夜不睡觉。白天，他们相互还不断地约见，争取签了他们的“协议书”。

我脑袋发昏，想呼吸更为纯净的空气，可是，我却想起我父亲的几次“约会”。一天，临近中午的时候，我陪他去香榭丽舍大街。接待我们的是个秃顶的矮个儿男人，非常活跃，房间可真小，我们勉强能坐下。我想到他就是七个小矮人中的一个。他说话声音很低，就好像他非法占有这间办公室似的。

通常，我父亲星期天“约会”，就安排在克拉里支大厦大厅，并且带我去。一天下午，他跟一个英国人小声谈话，而我待在另一边。他试图出其不意，抢走英国人刚刚签字画押的一张纸。但是，英国人及时夺回了。那是一份什么“协议书”呢？在拜伦爵士街1号这栋赭色大厦里，有一间办公室，领导着一家非洲承包公司，配有一个女秘书，吕西安娜·瓦蒂埃，从前做过模特，他是以“你”称呼她。这是我对巴黎街道最初的记忆：沿巴尔扎克街上坡，然后右拐，踏入拜伦爵士街。也可以从另一个入口到这间办公室，那要从香榭丽舍大街进入诺曼底电影大楼，穿过迷宫似的走廊。

我父亲房间壁炉台上，摆放着好几卷他研究的《海洋法》。他考虑建造一艘雪茄状的油船。我父亲的两位科西嘉律师：我们去他家见过的马里亚尼先生、维扎沃纳先生。星期天和父亲一道散步，还有一位意大利工程师，持有压热力炉专利证书。后来，我父亲同一位埃尔德先生关系非常密切，他对物体放射感应进行探测，衣兜里总揣着一个摆锤。一天晚上，我父亲在楼梯上对我讲了一句话，难得的一句心里话，当时我还不大明白：“永远也不要忽略细节……我呢，很可惜，总是忽略细节……”

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间，又出现他的一个帮手，一个叫雅克·夏蒂雍的人。二十年后，我又见到了他——他已更名为雅姆·B·夏蒂雍。在德军占领初期，他给一个批发商当秘书，娶了那人的孙女，在那个时期，他在讷伊区成为马贩子。他寄给我一封信，谈了我父亲的事：“他在孤独中死去，你不要太难过。你父亲并不厌恶孤独。他有一种想象力——老实说，只是在面对生意时——他细心地充实着这丰富想象力，也充实着他的头脑。他从来就不孤单，因为他同自己的构建总是那么默契，这就是为什么，他那样子怪怪的，特别让人迷惑不解。他对什么都好奇，即使对他不以为然的事情。他本来是很容易暴躁的人，却能给人以平静的印象。他身处逆境的时候，眼里就放射光芒。他那双眼睛会睁得老大，而平常，他那稍显厚重的眼皮就遮护着眼睛。他尤其是凭兴趣做事的人。使他的对话者更加惊诧的是，他懒得说话，懒得阐明他的意图。他只是简单地提示几句，还用手势隔断，伴随着‘就这样’……话尾还从嗓子眼儿带出摩擦声。懒得说话，再加上懒得写信，而且在他看来有情可原：他的字迹难以辨认。”

雅姆·B·夏蒂雍很希望我写一写他一个朋友的回忆录：那是个混混，科西嘉人，名叫让·萨尔托尔，不久前死了，他同洛里斯通街的帮伙来往密切，在占领时期，他的头儿是拉封。“真可惜，你未能写让·萨尔托尔的回忆录，你认为他是拉封的一个老朋友，那就错了。他那是在利用拉封，当作他走私黄金和外汇的避雷针，法国人追捕他比德国人还要紧。要明白这一点，他确实了解洛里斯通整个团伙的底细。”

一九六九年，我的第二部小说出版之后，他打来电话，留给我一个姓名和街道门牌号，我去那儿能找到他。那是德·瓦尔加先生的家，后来，德·瓦尔加先生牵连到杀害让·德·布罗格利34的案件中了。记得那是个星期天，我和父亲，以及那个夏蒂雍，我们到瓦莱里安山散步。夏蒂雍五短身材，棕褐色头发，衰残的眼皮下面，黑眼球十分有神。他把我们带进一辆旧本特利车，车座的皮革都破损了——这是他留下的唯一财产了。过了不久，他不得不同这辆车分手，骑自行车到孔蒂河滨路来了。他是非常虔诚的教徒。有一天，我以挑衅的口气问他：“宗教，有什么用呢？”他赠送给我一本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传记，附上这样的题词：“送给帕特里克，读了这本书，也许就会明白‘这有什么用……’”

星期六晚上，父亲和我往往单独在一起。我们经常光顾香榭丽舍大街的电影院和戈蒙大酒店。六月的一天下午，我们走在罗什舒尔大街上——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去了那里——为了躲避阳光，我们走进街边的一间昏暗小厅：三角洲。乔治五世影院，正在放映一部记录片：《纽伦堡审判》。我十三岁才发现集中营的景象。正是那一天，对我而言，事情有所变化。而我父亲，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从未谈起过，即使在走出电影院的时候。

夏季夜晚，我们去吕克或者摄政冷饮店吃冰淇淋，到香榭丽舍大街阿尔萨斯餐馆，或者科利泽街中餐馆去吃晚饭。晚上，我们将他要投放市场的塑料唱片样品，放到紫红色皮革包装的电唱机上。我还记得，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书：《如何交友》，如今想起来，我明白了他的孤独。假期的一个星期一早晨，我听见通向我六楼房间的内楼梯有脚步声。继而，隔壁大浴室传来说话声。几个执达吏拿走了我父亲的全部服装、衬衣和皮鞋。他运用什么策略，避免他们扣押家具呢？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暑期，在默热沃度过，我独自一人，有一个年轻姑娘，学美术的大学生照看我，就像一个大姐姐。公寓关闭，仿佛无人居住了。我们在半明半暗中穿过前厅，前往游泳池。从傍晚五点钟起，有一支意大利乐队，在游泳池畔演奏。一位医生和他妻子将他们家的两间卧室租给我们。怪异的夫妇。妻子——棕褐色头发——样子疯疯癫癫。他们收养一个我这年龄的女孩，同所有得不到爱的孩子一样，性情温柔，我和她到邻近学校空荡荡的教室里度过许多下午。盛夏的阳光下，一股青草和沥青的气味。

一九五九年复活节假期，我的一个同学不想让我关在寄宿学校里，就带我去蒙特卡洛35，到他祖母，德·波利尼亚克36侯爵夫人的家里。她是美国人。后来我听说，她的表弟哈里·克罗斯比37，正是劳伦斯和乔伊斯在巴黎的出版商，三十岁时自杀了。她开一辆黑色轿车。她丈夫经营香槟地区的葡萄酒，战前，他们同里宾特洛甫38过从甚密，当时里宾特洛甫就是香槟酒的推销员。不过，我同学的父亲当年却是抗敌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他写了一本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书，由萨特作序。这一切，都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在这位侯爵夫人家中，有时整个下午，就翻看一本本相册，那些照片始自二十年代，图解了她和丈夫所过的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她愿意教我开车，在弯弯曲曲的路上，就把她十五马力车的方向盘交给我。一处弯道我没有拐好，我们连人带车差一点儿就悬空掉下去。她带我们，她孙子和我，去尼斯，到潘德马戏场看吕伊·马里亚诺的表演。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英国之行，到博恩穆思，魏尔伦居住过的角落：散布在叶丛间的红色木屋、海水浴场的白色别墅……我不打算返回法国。没有母亲的音信。我还认为如果我在英国逗留的时间比预计的拖长些，也会省却我父亲许多麻烦。我投宿的家庭不能留我居住了，我就去一家旅馆的前台，身上带着三千旧法郎，他们让我免费睡在底层的一间改变用途的客厅。继而，我每天早晨上英语课的学校校长，也为我开方便之门，留我住进楼梯下面的一间仓储室。我逃往伦敦，晚间抵达滑铁卢火车站。我穿过滑铁卢桥，只身来到这座仿佛比巴黎还大的城市，我不免胆战心惊。走到特拉法尔加广场，进了红色电话亭，以接话者付费的方式给父亲打电话。我极力向他掩饰我内心的惊慌。他听我说独自到伦敦，并不显得很意外，还以无所谓的声调祝我好运。尽管我未成年，布卢姆斯伯里街一家小旅馆还是给了我一间客房，但是只准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去碰运气，到大理石拱门另一家旅馆，他们同样无视我十五岁，给了我一间小客房。还是唱摇滚乐的阿飞男的英国，是克里斯蒂娜·基勒十七岁从郊区方始踏上的伦敦。后来我才知道，这年夏天，她当服务员，在贝克街一家希腊小餐馆打工，附近就是晚上我吃饭的土耳其餐馆，饭后我心里慌慌的，沿着牛津大街散步。“而托马斯·德·昆西喝着/鸦片温和而纯正的毒药/想他可怜的安娜梦魂萦绕……”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天夜晚，和母亲及其一个男友在学院街一家阿拉伯餐馆：库图比亚。时间很晚了，餐馆空荡荡的。还是夏天，天气很热。朝街道的门大敞四开。我少年时期的奇异岁月。阿尔及尔是巴黎的扩展，而巴黎能接收到阿尔及尔的声波和回响，就好像西罗科干燥的热风吹到杜伊勒里公园的树木，带来一点撒哈拉和海滩的沙子……在阿尔及尔和在巴黎的街道，跑着同样的小型低座摩托车，张贴着同样的电影广告，咖啡馆里的电唱机放着同样的歌曲，叫卖着同样的油炸土豆丸子。在阿尔及尔如同在香榭丽舍大街，都是同样的夏天。那天晚上，在库图比亚餐馆，我们那是在巴黎还是在阿尔及尔？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用塑料性炸药炸毁了库图比亚餐馆。一天晚上，在圣日耳曼草场——还是在阿尔及尔？——杰克·罗莫利衬衣商店前不久也炸毁了。

一九五九年这年秋天，我母亲在喷泉剧院演一出戏。星期六傍晚放了学，我就到剧院经理办公室做作业。我还在那周围溜达，发现了皮加勒街区，乡野气氛还不如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广场，倒比香榭丽舍大街混乱一点儿。这是喷泉街、白色广场、弗罗绍街，我头一回拂着巴黎的秘密，我虽然还没有明确意识到，却开始梦想我的生活了。

孔蒂河滨路，新来两个人，住进套房。罗贝尔·弗利，我父亲一个青年朋友，是他的司机，驾驶一辆雪铁龙19型车，陪他到处走，还有罗贝尔·卡尔，是一位裁缝，我母亲跟他联系密切，是为了拍马克斯·佩卡的电影：《恶性循环》，她扮演一个令人不安的外国富婆，一个年轻画家的情妇。

一九六〇年一月，我逃学了，爱上了一个名叫吉吉·达拉加纳的女孩，是我在母亲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