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_第3节

让我手足无措，而我挺注重教理，就祈祷上帝宽恕她。我父亲的办公室设在五楼，他经常跟两三个人待在那里，坐在椅子上或者长沙发的扶手上。他们交谈，轮流打电话，电话机抛来抛去，就好像一个橄榄球。我父亲时而招募几名少女，美术学院的学生。他教她们回答电话，说“他人不在”。他口授信件，让她们写下来。

一九五二年初，母亲把我们托付给她的女友，苏姗娜·布克罗。她住在茹伊昂若萨区，库尔泽纳博士街38号。我去上学，这条街走到头就是贞德学校，后来又上区立小学。一九五二年在村镇教堂做午夜弥撒，我和弟弟都是唱圣诗童子。启蒙读物有《最后一个莫希干人》21，我根本不理解；但是坚持看完了。还有安徒生童话，由阿德丽艾娜·塞古尔配的插图，以及《捉猫故事集》22。

库尔泽纳博士街38号，样子怪怪的女人来来往往，其中有吉娜·拉切夫斯基、苏姗娜·博莱，又称弗雷德，蓬蒂厄街一家夜总会，卡洛罗尔斯的女经理，以及罗丝—玛丽·克拉维勒、老鸽棚街一家旅馆的老板娘，她开一辆美国轿车。她们都穿着男式外套和皮鞋，弗雷德还打上领带。我们同弗雷德的侄子一起玩耍。

我父亲不时来看我们，带着他的一些朋友，以及一位年轻的金发女郎，性情温柔的娜塔莉，是我父亲多次去布拉柴维尔的旅行中的某一次认识的空姐。星期四下午，我们听广播的儿童节目。其余的日子，我有时听听新闻广播。广播员综述了审判犯下奥拉杜尔大屠杀23的那些罪犯的报道。广播中的那些铿锵词语，如今还让我胆战心寒，当时我明白是怎么回事。

一天晚上，父亲到库尔泽纳博士街的家里来看望，同我面对面坐在飘窗旁边。他问我将来想做什么。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一九五三年二月，一天早晨，我和弟弟待在空无一人的屋里，父亲开车来接我们回巴黎。后来我听说，苏姗娜·布克罗因参与盗窃而被捕。在茹伊昂若萨区和巴黎之间，这片郊区的神秘，还算不了什么呢。已成废墟的古堡，前面的草地草长得很高，我们从那里放起一只风筝。麦茨树林。马尔利那架水车的大轮子，旋转起来像瀑布一般的水声和清凉。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年，我们一直在巴黎，我和弟弟去洛迪桥街上市镇学校。我们也常去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听教理课，能经常见到帕叟神甫，他在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讲道，住在波拿巴街一小套房子里。我找见帕叟神甫当年给我写的一封信。“星期一，七月十八日。我想象你一定在海滩上建筑城堡……海水一涨潮，就得赶紧溜之大吉！这就像在洛迪桥学校的校园里，课间休息结束的哨声响起的时候！你知道吗，巴黎的天气非常热。幸好不时下一场阵雨，清凉一下。如果教理课上下去，你就要用白罐子，没完没了给你的所有同学倒一杯杯薄荷水。不要忘了八月十五日的节日：再过一个月，就是圣母升天日。到了那天，你去领圣体，以便愉悦你在天母亲的心。如果你心灵善于讨她喜欢，她对她的帕特里克一定会很满意。你很清楚，假期也不应该忘记，要感谢仁慈的上帝给了你们全部的美好时光。再见，我的帕特里克。全心拥抱你。帕叟神甫。”教理课的课堂，设在修道院街4号，一栋老楼的顶层。如今都改为豪华套房——而朝向富斯当堡广场的一间大厅，则变为一家奢侈品商店。改头换面了。我认不出我童年时期的街区了，就是雅克·普雷维尔24和帕叟神甫重寻故地，恐怕也难认出来了。

塞纳河对岸的神秘地方，有卢浮宫、加鲁塞尔街区的两座街心小公园，以及我和弟弟去度过漫长下午的杜伊勒里公园。阳光下的黑石子和栗树叶丛。绿荫掩映的剧院。网球博物馆的墙基根儿堆积如山的落叶。我们计数有多少条路径。水池空空的。加鲁塞尔的一座小公园该隐和亚伯的雕像不见了。拉法耶特25的雕像矗立在另一座街心小公园里。加鲁塞尔小公园里的铜狮子。绿色天平靠着水边的台地墙。斐扬派修士26平台下的“公共盥洗池”的陶瓷和清凉。园丁。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水池旁边的草坪上，割草机的马达隆隆山响。宫殿南门，表针永恒不动的大钟。还有米拉狄肩上的红烙铁印。我和弟弟，我们历数家谱；我们的问题就是比较圣路易和亨利四世，看哪个能破纪录。八岁时，一部电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世间最大的柱头下》。特别是有一组镜头：夜晚，赶集的队列被美国轿车给堵住了。月光。梅德拉诺马戏场。在节目之间乐队演奏。鲁姆、阿莱克斯和德雷纳这些小丑。日凡尔赛的集市，有碰碰车，五花十色：紫色、黄色、绿色、深蓝色、粉红色……荣军院的集市，有约拿大鱼27。停车场。停车场的幽暗和汽油味。朦朦胧胧的光线。喧声和人语全消失在回音中。

这个时期我所看的全部读物中，作者有儒勒·凡尔纳、大仲马、约瑟夫·佩雷、科南道尔、塞尔玛·拉格洛夫、卡尔·迈、马克·吐温、詹姆斯·奥利维·柯伍德、斯蒂文森、德·塞古尔伯爵夫人、杰克·伦敦，以及《一千零一夜》，我尤其记得《所罗门国王的米那钱币》，以及年轻的向导揭示他王子真实身份的情节。我因为题目而幻想过两本书：《珍达的囚徒》和《神秘的货船》。

我在洛迪桥街学校的朋友：皮埃尔·唐金，是个越南人，父母在格雷古瓦—德·图尔街开一家小旅馆。兹达内维奇，一半黑人血统，一半格鲁吉亚血统，一位格鲁吉亚诗人伊利亚兹德的儿子。还有几个朋友：杰拉尔，住在共和国林荫路，多维尔街区一处停车场的楼上。有一个叫罗尼的，想不起他的容貌，也想不起我们在哪里认识他的。我们去布洛涅树林附近他家里玩。我还隐约记得，我们一跨进门，就恍若到了伦敦，进入贝尔格拉维亚或肯宁顿28那种地方的一栋住宅。后来，我读了格拉汉姆·格林29的中篇小说《第一次幻灭》，我曾想那个罗尼，虽然我一无所知，很可能就是小说的主人公。

假期同父亲的女友，空姐娜塔莉一起度过，住在共和国林荫路附近多维尔的一间小平房。我母亲难得去那里，去的时候就在那里接待她的过路朋友，在娱乐厅演一出剧的演员，以及她在荷兰的年轻伙伴，若比·凡·阿伦。他是德·库瓦斯侯爵剧团的成员。多亏了他，我才看一场芭蕾舞，震撼我心的《梦游者》。有一天，我陪同父亲到皇家饭店大堂，他对我说，约会一位经营赛马养马场的斯特恩夫人。那位斯特恩夫人，在什么方面能帮上他的忙呢？每周四，一到下午，我和弟弟就去教堂对面那边的报亭，买《人猿泰山》30。我们独自走在街上。人行道上，阴影和阳光。女贞树散发的气味。

一九五六年夏，我们兄弟俩和父亲以及空姐娜塔莉，一起住在那所平房。同年复活节假期，娜塔莉还曾带我们去奥隆河畔维拉尔的一家旅馆。

在巴黎，一九五四年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弟弟待在老鸽棚剧院后台里端，母亲已经上场了。一个在剧中演主角，名叫素姬·普里姆的女人，凶狠地对我们说，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她同许多年迈的蹩脚女演员一样，不喜欢小孩子。我寄给她一封信：“亲爱的太太，我祝愿您过一个极坏的圣诞节。”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种既冷酷又不安的眼神。

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和父亲乘坐63路公共汽车，一直坐到布洛涅树林。一泓湖水、平底小舟，坐上去划到微型港湾和湖岛木屋……一天傍晚，我们在布洛涅树林等待回程的汽车。父亲带我们走进阿道尔夫—伊翁小街，到一处私邸门前站住，他对我们说：不知道现在谁住在这里了——就好像这地方他很熟。当天晚上，我看见他在办公室里查阅街道年鉴。这引起我的好奇心。十来年过后，我才了解到，阿道尔夫街6号那座私邸，在占领时期正是“奥托”购物处，巴黎最重要的黑市窝点——如今那座宅邸已不复存在，一九六七年，我又转到那条街，验证当年我们和父亲那次停留的地点：正好与6号相对应。猛然间，一股腐烂的气味，同骑马场和树林枯叶的气味相混杂。我也记得那个时期的下午，我和弟弟同父亲有时随便登上一辆公共汽车，一直坐到终点站。圣芒德。让蒂伊门……

一九五六年十月，我住进茹伊昂若萨的蒙塞尔学校，我倒觉得先光顾这地方的所有学校才好。头几天睡在学生宿舍，夜里难熬得很，常常就想哭了。不过很快，我就开始一种自我训练，以增添勇气：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固定的点，这是一种法宝。当时，权且用一匹塑料小黑马来充当的目标。

一九五七年二月，我失去了弟弟吕迪。一个星期天，我父亲和叔叔拉尔夫到寄宿学校来接我。我叔父开的车，在回巴黎的半路把车停下，他下了车，单独留下我和父亲。父亲在车里告诉我，我弟弟死了。上个星期天，我还和弟弟在孔蒂河滨路我们的房间，一起度过了下午的时光。我们一起整理收集的邮票。我必须在五点钟返校，向他解释说，一个喜剧团要在学校的礼堂里，为学生演一场戏。那个星期天他的眼神，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认为除了我弟弟吕迪，他的死亡，我这里讲述的一切，再也没有什么能深深牵动我的心。我一页一页写下来，就像在做一个笔录，或者写一份简历，例行公事，无疑是要了结一种不是我本人的生活。这只是一个记录事件和行为的胶卷。我没有什么可忏悔的，也没有什么可回避的，对于内省和扪心自问，我毫无兴趣。反之，事情越是晦隐不明而神秘莫测，我就越是兴趣大发。极而言之，我还力图从毫无神秘可言的事物中找出神秘来。我回顾到我二十一岁为止的事件，都是我浮面的经历——这种方法即是展现远景，而演员则在摄制场上静止不动。我想表达的这种印象，许多人在我之前就感受过：一切在透明中鱼贯而过，而我还未能过上自己的生活。

我成为住校生，在蒙塞尔学校一直读到一九六〇年。四年时间，军人纪律。每天清晨，天一亮就起来。齐步走。排列，立定。全体立正。夜晚视察寝室。高年级的几个学生“头儿”捉弄人，负责维持“纪律”。起床电铃声大作。淋浴，一拨三十人。埃贝尔31跑道。少息。立正。护理草木时间，我们在草坪上列队扫荡枯叶。

四年级班上，我的邻座名叫萨菲斯坦。他在绿楼和我同一寝室。他曾向我讲述他父亲二十岁时，到维也纳上医学院。一九三八年，德奥合并时，纳粹分子侮辱在维也纳的犹太人，迫使他们冲洗人行道，在自己店铺橱窗上绘出六角星。他父亲屡次遭人捉弄，不得不逃离奥地利。一天夜晚，我们决定到校园尽头德国人留下的碉堡里探查，那就必须穿过大草坪，万一引起一个学监注意，我们就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萨菲斯坦不肯参加这种天真者的鲁莽行动。第二天，我的同学们就把他孤立起来，称他为“软蛋”，就像成年人在军营里那样。造成那种压力让你抬不起头来。一天下午，萨菲斯坦的父亲出人意料来到学校，有话要对全寝室的同学讲。他恳切地对他们说，不要再刁难他儿子，叫他“软蛋”了。此举让我的同学们，甚至让萨菲斯坦深感意外。我们在老师的休息室里，围坐着一张桌子。萨菲斯坦坐在他父亲身边。大家情绪都很好；完全和解了。我好像记得，他父亲还给我们递了香烟。我的同学谁也不把这个事件放在心上了。就连萨菲斯坦也不以为然了。不过，我却深深地感到这个人的不安心理，是在思虑他二十年前经历的噩梦，会不会在他儿子身上重演。

蒙塞尔学校有些缺乏关爱的孩子，是些私生子，失联的孩子。记得有个巴西少年，与我同宿舍好长时间，他有两年没有父亲的音信，仿佛是被他们遗忘在火车站寄存处的物品。还有些人走私牛仔裤，已经闯过警察设的路障。学生中有两兄弟，甚至二十年后还被告上重罪法庭。青春往往是金色年华，然而是一种可疑的金色，是不好的合金。这些勇敢的少年，大部分没有前途。

那个时期的阅读。有些作品给我留下了印象：《菲尔米娜·马尔凯兹》《监狱的殖民地》《黄色的恋爱》《太阳照常升起》。在另一些书中，我重又发现街头的玄幻故事：《黑夜之玛格丽特》《纯粹一女子》《无名街》。在学校医务室的书橱里，还有一些两次世界大战幸存下来的旧小说，躺在那里，丝毫也不惹人注意；生怕下架搬到地下室去。记得我读过《奥贝尔莱一家》。还有，我尤其读了刚出版的第一批口袋书，以及精装本红皮丛书的头一批作品。杂乱无章，好小说和坏小说全有。其中许多作品从目录中消失了。头一批口袋书中，有些题目还给我留有余香：《钓鱼猫街》《布拉蒂斯拉瓦的玫瑰》《白雪玛丽蓉》。

每个星期天，同我父亲一道散步，临时还有他的一个哑角，斯蒂奥帕。我父亲经常见到他。他戴着单片眼镜，头发打的发蜡太厚，坐到沙发上，头靠沙发背时，就能留下痕迹。他不从事任何职业，住在维克多—雨果林荫路的一个家庭公寓。斯蒂奥帕、我父亲和我，我们有时到布洛涅树林去散步。

还有一个星期天，父亲带我去布朗利河滨路那边航运展览会。我们遇见保罗·盖兰，他战前的一位朋友。一个身穿便装的年轻老头，不知他参观展览还是有个展台。父亲对我讲起保罗·盖兰这个人，说他一辈子无所事事，只是骑马，开豪车，勾引女人。但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