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_第2节

时期还借用过别的姓名，而那些姓名对应他的相貌，战后一段时间还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然而，这些姓名最终势必脱离与其相关联的可怜世人，只是在我们的想象中，宛如遥远的星体一般闪烁。我母亲将我父亲引见给约翰·德·B和她的朋友们。他们觉得他有一种“南美人的怪样子”，还关切地劝我母亲多多“提防”。我母亲把这话传给我父亲，他便打趣地对我母亲说，下次见面，他的样子还要“更怪”，“让他们见了更害怕”。

他并非南美洲人，但因没有合法身份，就混迹黑市赖以生存。我母亲去找他，要乘沿着丽都拱廊的多部电梯，才能进入一处那类的巢穴。他身边总有好几个人相伴，姓名我不得而知。他尤其频繁出入奥什路53号一家购物店，经营者亚历山大和伊万·S兄弟俩是亚美尼亚人，战前他就认识了，他向他们提供多种货物，包括整辆滚珠轴承的超期卡车，发自SKF公司13的旧库存，而这类废旧卡车大量弃置不用，放在圣旺码头仓库里只待生锈。

我在探询过程中，偶然碰到几个人的名字，都在奥什路53号工作过，有沃尔夫男爵、丹特·范努希、帕特博士、“阿贝托”，当时我心里就嘀咕，也许这不过是我父亲使用过的假名。他正是在奥什路那家购物店里，遇到了一个叫安德烈·加比松的人，是那商店的老板，他向我母亲常提起那人。我手头有一份追溯到一九四五年的德国特警名单，上面有此人的简历：加比松（安德烈），意大利国籍，生于一九〇七年。商人。护照号13755，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巴黎签发，注明是突尼斯商人。从一九四〇年起，里奇尔的合伙人（奥什路53号购物店）。一九四二年到圣·塞巴斯蒂安，里奇尔的特约经销店。一九四四年四月，在快递邮件公司的一个叫拉多斯的手下工作，经常往返于昂代和巴黎之间。一九四四年八月，注明他属于马德里快递，邮件公司第六分区，听命于马尔丹·梅瓦尔德。地址：马德里乔治·朱安街17号（电话：50222）。

在占领时期，我父亲的其他关系，至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位意大利银行家，乔治·乔尔吉尼—斯奇夫，及其女友西莫娜：后来，西莫娜嫁给了红磨坊的老板，皮埃尔·富克雷。乔尔吉尼—斯奇夫在庞蒂埃夫尔街4号设有办事处。我父亲买了他一颗极大的粉红钻石，称为“南方十字”。到了战后一文不名，又力图出手了。一九四三年九月，意大利停战之后，乔尔吉尼—斯奇夫被德国人逮捕了。在占领期间，他给我父母介绍认识了卡尔·杰斯奈博士，德国大使的经济顾问，此人的女友西比尔是犹太人，据说，战后她在东柏林，成为一个“重要”人物。阿奈·巴代尔，律师改行，一九四四年任老鸽棚剧院14经理。我父亲同他和他女婿乔治·维卡尔一起搞黑市交易。巴代尔寄给我母亲一部萨特的剧本《禁闭》，原名《他人》，他打算于一九四四年五月搬上老鸽棚舞台。《他人》的这份打印稿，在我十五岁那年，还躺在我六楼房间壁橱里。巴代尔考虑我母亲在大陆电影公司工作，同德国人保持接触，因而能从中斡旋，让他快些拿到这部剧的审查许可证。

同我父亲关系密切的人还有：安德烈·加姆安，古董商人，住在伏尔泰河滨路。玛莉亚·契尔尼切夫，俄国贵族的闺秀，但是“失去了身份”，我父亲同她一起参加了黑市的大宗交易；跟一个称“富凯先生”的人，交易额就要小多了。那个富凯在雷恩街开了一家店铺，住在巴黎郊区的一个独门独院。

我合上眼睛，就看见吕西安·P脚步沉重，从极幽深的过去走了过来。我想他的职业就是充当中间人，把一些人介绍给另一些人。他的身体特别肥胖，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每次见他坐到一张椅子上，我真怕那张椅子被他的体重压散了架。我父亲和他年轻时，吕西安·P可怜巴巴地爱上了女演员西莫娜·西蒙，像一条肥狗到处跟着她。还是西尔维雅娜·坎夫的男友，她是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女人，夺取过台球冠军，在德军占领下，摇身一变而为达布朗泰斯侯爵夫人，当了洛里斯通街帮伙的一名成员的情妇。要谈这类人，也不可能谈出什么名堂。地地道道一些诡异的旅客，穿过火车站候车，他们的目的地，如果有的话，我永远也不会知晓。

要结束这份幽灵的名单时，还应提及那兄弟俩：伊万和亚历山大·S，我总寻思他们是不是孪生兄弟。亚历山大有个女友，名叫茵卡，是芬兰人，舞蹈演员。他们一定是黑市的大佬，因为他们在伊万·S的豪宅，保尔—杜梅路1号大厦的套房里，庆祝过他们在占领时期收获的“头一个十亿”。法国解放后，伊万·S跟安德烈·加比松一样逃往西班牙。那么，亚历山大·S呢，他的下落呢？我心里不免琢磨。然而，真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吗？可是我呢？一想起人们在“红色海报”15上看到面孔的那些人，我的心就怦怦直跳。

约翰·德·B和那个布鲁塞尔古董商，一九四三年初就搬离了孔蒂河滨路的那套房间，我父母双双住了进去。在我最终厌弃这一切，丧失气力和勇气之前，还有一些他们在那个遥远年代生活的片断，不过在现时看来，他们那段生活照旧一片模糊。

他们有时同拉格鲁瓦及其女友德妮丝躲到阿布利，住进布雷欧古堡。那是座遗弃的城堡，原主美国人无疑因为战争，将钥匙交给他们，离开了法国。我母亲骑着摩托，拉格鲁瓦驾驶他那辆BSA 500轿车，奔驰在乡野的路上。一九四三年七八月份；她和我父亲住在拉瓦雷纳—圣伊莱尔一家旅馆。小里茨、乔尔吉尼—斯奇夫、西莫娜、杰斯奈及其女友西比尔，都去那里同他们会合。在马尔纳河中沐浴。这座古堡常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和他们的“女人”光顾，其中有个“迪迪”及其女伴“迪迪夫人”。早晨，男人们开车出发，去干暧昧的勾当，很晚才返回巴黎。一天夜里，我父母听见他们在楼上房间争吵。女人骂她的男伴是“瘟鸡”，她从窗口扔出去一沓沓现钞，同时指责他拿回来这么多脏钱。假警察吗？盖世太保的帮凶吗？托狄·维尔奈，人称“萨于克夫人”，我父母就是在她家中相识的，她于一九四三年初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大搜捕中逃过一劫，但是从她家窗户跳出去时摔伤了。他们在追捕萨莎·戈尔丁，我父亲一个最老的朋友，这从犹太问题总局人权法处给调查监督处长的一封信中，就表明了这一点：“一九四四年四月六日。我通过提示函，曾要求您从速实施逮捕萨莎·戈尔丁，因其违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的法令。您随后回函告知，此人已先行离开住所，他的新住址不得而知。然而近日，有人见到他在巴黎街头骑自行车。我不得不请您费心，再次去查查他的住所，以便能答复我一月二十五日的那个函件。”

记得我父亲只有一次回顾了那个时期，那是一天晚上，我们二人都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住处。他指给我看马里尼昂街街尾，说正是在那里，一九四二年二月他被塞进囚车。他还对我讲述一九四三年冬季，他被“某个人”告发，第二次被捕了，押进拘留所，由“某个人”保释出来。那天晚上我感到，他很想给我透露什么事，话到嘴边没讲出来，只是对我说囚车挨个警局转悠，然后才返回拘留所。逮捕过程中，上来一位少女，正坐到他对面。很久之后，我试图寻到旧迹，但是枉然，无法确认那是一九四二年还是一九四三年的夜晚。

一九四四年春季，我父亲接到几个匿名电话，打到孔蒂河滨路的住处。一个声音直呼他的真名实姓。一天下午他外出时，两名法国警察按响门铃，要见“莫迪亚诺先生”。我母亲明白告诉他们，她只是个比利时年轻女子，在大陆制片公司工作，那是一家德国公司。她这套房的一个房间转租给一个名叫亨利·拉格鲁瓦的人，她提供不了什么情况。警探对她说，他们还会来的。我父亲为躲避他们，就离开孔蒂河滨路。我猜想已不是施韦伯林的犹太人问题的警员，而是稽查处的人员了——就是抓获萨莎·戈尔丁的那帮人。或者是巴黎警察局佩尔米勒警长的手下。后来，我拿一些面孔想要比对这些人的姓名，然而，他们始终隐藏在黑暗中，透出他们烂皮革的气味。

我父母决定尽快离开巴黎。我母亲在B家中认识的那个希腊人克里斯托斯·贝洛斯有位女友，住在希农附近的一座庄园里。三个人便投奔她去了。我母亲带着冬季运动装，以备他们逃往更远的地方。他们在图雷讷的那座住宅藏身，一直待到解放，这才骑着自行车，随着美国部队的大溜儿返回巴黎。

一九四四年九月初，我父亲在巴黎，还不愿立即回到孔蒂河滨路的住处，害怕警察又来找他算账，不过这次是由于他在黑市的非法活动。我父母下榻的旅馆，这家阿尔西翁·德·布列特伊旅馆，位于布列特伊路和迪凯斯纳路的拐角，一九四二年我父亲已经去那里躲藏过。他打发我母亲去探探孔蒂河滨路，了解事态如何变化。她被警察局传唤去，接受一次漫长的审问。她是外国人，他们要求她说明，她受德国人保护，一九四二年来到巴黎的确切缘由。她向他们解释，她和一个犹太人订了婚，两年来就在一起生活。审问她的那些警察，想必就是数月前要以真名实姓逮捕我父亲的那些警员的同事。抑或是同一些人。估计他们现在按照那些假名寻找他，终归未能识别。

他们放了我母亲。晚上在旅馆客房，就在他们的窗下，女人同美国兵沿着布列特伊路马道散步，其中一位女子试图让一个美国人明白，大家等了他们多少个月。她数着自己的手指：“One, two……”可是美国人不明白，便模仿她的样子数起自己的手指：“One, two, three, four……”就这样没完没了。过了几周，我父亲离开阿尔西翁·德·布列特伊旅馆，回到孔蒂河滨路他才得知，他那辆藏在讷伊一处停车场的福特轿车，六月份就被民兵征用了。乔治·芒代尔16遇刺身亡，乘坐的正是这辆福特，车身留有筛眼似的弹孔，被保存起来，以备警察调查之需。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我父亲骑自行车到布洛涅—比扬库尔区政府，申报我的出生。我想象他回来的路上，经过这年夏天欧特伊一条条空荡荡的街道，一个个寂静的码头。

继而，他决定去墨西哥讨生活。护照都办好了。临行时刻他又改了主意。战后，他差一点儿就离开欧洲。三十年后，他前往中立国瑞士，在那里与世长辞。这三十年间，他频频出行，去加拿大、圭亚那、赤道非洲、哥伦比亚……他徒然寻求的，正是传说中的黄金国。而我心中暗道，难说他不是逃避占领时期那几年。那个时期他在巴黎的内心感受，从未向我袒露过。身受追捕的恐惧和怪异的感觉，形同明确列入猎物的等级，而他本人却不知晓自己究竟是何等样人吗？不过，还是不要替别人去诉说衷肠，即使打破折磨人的沉默，我也总是心存障碍。

一九四六年，我父母一直住在孔蒂河滨路15号，五楼和六楼上。从一九四七年起，我父亲又租下四楼。这是我父亲极为短暂的一段相对兴旺的时期，直到一九四七年。随后就进入长期的所谓表面光鲜和贫困状态。他的工作伙伴有乔尔吉尼—斯奇夫、一个称泰西埃先生的哥斯达黎加公民，以及路易·德·拉罗舍特男爵。他也是牵连到“葡萄酒案件”一个叫Z的密友。我外公外婆从安特卫普来到巴黎照顾我。我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只懂弗拉芒语。一九四七年，我弟弟吕迪出生，是十月五日那天。解放之后，我母亲就到老鸽棚学校，上戏剧艺术课。一九四六年，在拉米绍迪尔17演出《在我的金发女郎身边》，她在剧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一九四九年，在影片《七月约会》中，有她几个镜头。

一九四九年夏天，在昂蒂布角18和巴斯克海滨，她成为两个男人的女友，一个是俄裔的花花公子，弗拉基米尔·拉舍维斯基，一个是巴斯克人，写诗的德·A侯爵。这种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们兄弟二人，单独在比亚里茨待了将近两年，住在卡萨·蒙塔尔沃街区的小套间，照看我们的女人就是门房。我记不大清楚她的相貌了。

一九五〇年九月，我们在比亚里茨圣马尔丹教堂受洗，父母却没有出席。根据洗礼证书，我的教父让·曼特，是个我不认识的神秘人物。一九五〇年十月开学，我第一次上学；比亚里茨圣马利亚学校，位于卡萨·蒙塔尔沃街区。

一天下午，放学出来，谁也没来接我。我要独自回家，但是横穿马路时，被一辆小型卡车撞倒。那位司机把我送到慈善医院，嬷嬷用乙醚棉团捂上我的脸，把我麻醉过去。后来我就特别怕闻乙醚味。反应太过分了。乙醚就有了这种奇特的功能，唤起我一种疼痛，随即又解除。记忆和遗忘。

一九五一年，我们返回巴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蒙巴纳斯剧院后台，我母亲在《菲莱蒙的情结》中扮演个小角色。她正在台上，我害怕了，哭起来。苏姗娜·弗隆19也在剧中有角色，她给了我一张明信片，好让我平静下来。

孔蒂河滨路的套房。在四楼的房间，晚上我们听见隔壁房间的说话声和格格笑声，那是我母亲接待她那些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20广场的朋友。我难得见到她，也不记得她对我有亲热或者呵护的举动。我总觉得在她面前，要保持一点儿警惕。她突然发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