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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捆的？”
“熨斗的电线。然后她打发我去图书馆找那本书。我正准备出门的时候，米拉莱姆给我使了个眼色，又往我手里塞了个纸条：‘你去肉店老板拉希姆那里。让他给我切一百五十片薄薄的牛肉干。’我去了图书馆，然后去了肉店；拉希姆把肉切成了可以嚼的小薄片，每两页之间夹一片。晚上，我妈妈坐在米拉莱姆对面的长沙发上，她准备了满满一壶咖啡，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哥哥。而我哥哥呢，他表面上在看书，实际上是在贪婪地盯着牛肉干，等他想吃的时候，就假装为了翻页把书快速地往后翻，然后趁机把一片肉吞进嘴里。这一百五十片牛肉干让他翻了三百页书。我妈妈还以为他把书都看完了！”
就因为《驴子的岁月》，我们家有点一反常态。我父母不去操心重要的事，反而开始关注我有没有读过哪些世界文学名著，并列了一份清单。
“告诉我，妈妈，如果不读书，人会死吗？”
这是我向母亲提出的第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她露出谜一般的微笑，并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我突然想到，她可能和科罗的妈妈串通好了，而且也学了人家捆绑的招儿。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可绝对没办法模仿米拉莱姆……我特别讨厌牛肉干！只要一想到油腻腻的东西，我的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可我母亲使用的是战略：
“你看这书多灵巧啊，”她边说边用手抚摸着几本精装书的封皮，“只要读一本，你就能学到一个新词。这个规律，你应该听说过吧？”
丰富我的词汇量，对此我无动于衷。她向我展示卡尔·麦(1)的《亡命小道》、佩罗·科伍尔茨卡的《社会》、马托·罗夫拉克(2)的《雪中列车》。所有这些鼓励我读书的行为都让我心烦意乱。我没办法平息下来。布兰科·乔皮奇是姑妈的一位老相识，这让我很不满意。
“为什么她认识的不是阿西莫·费尔哈托维奇(3)呢？他兴许可以让我免费去看萨拉热窝FK的比赛呢！”
“你姑妈是一位革命者，阿列克萨！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千万不能显得你很肤浅！”
“什么？你竟然觉得哈斯(4)肤浅！”
我胡搅蛮缠起来。这可是曾经单枪匹马靠3比1的成绩战胜了迪纳摩萨格勒布(5)的足球运动员啊！要是有人侮辱他，我会发怒的。
“我可没针对你的费尔哈托维奇，我的儿子，但你的祖父和外公都是公务员，你可不能跟书本作对呀！”
“得了吧，我也没被强迫去踢足球呢！那部电影，你们才不会去看呢！”
仿佛林火被风吹得越来越旺，我的怒气也越来越盛。就在这时，我母亲拿起了熨斗。
“啊，不！”我叫嚷着，“你总不至于用电线捆我吧？！”
“谁说要捆你了？”我母亲关切地询问，“你是失去理智了吗？”
心理上的压力没有产生任何作用，除了体育赛事报告，我根本就不想看别的。为了表示抗议，我甚至关注起了《新闻晚报》中第二、第三，甚至第四版面的内容。床头柜上堆着我第一批该看的书。我父亲现在相信：我是成不了知识分子的。
“如果他非要这么固执，咱们也没办法。让他玩吧，毕竟他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呢。也许有一天，他自己就开窍了！”
我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听到这话。母亲刚帮我把盖在身上的羊绒被塞好，我就陷入了可怕的梦魇里：一个偌大的盥洗池出现在我面前，就像巴什察尔希亚(6)的土耳其浴池那么大！里面还有一块洗碗布。远远地，我看见一个陌生人走过来；需要疏通盥洗池。水从龙头里不停往外流，都已经溢出来了，开始灌满我的脑袋。我醒着，意识非常清醒，但双手却怎么也动不了。最后，大半夜里我尖叫着醒来，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邻居兹维狄克会这么说的。
“怎么了，我的小心肝？”母亲问我，“你的心脏怎么跳得这么厉害？”
我该怎么跟她说，父亲的话对我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
“求你了，告诉布拉措别再烦我了！”我呜咽着。母亲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安慰着我。
“可是，阿列克萨，他只是希望你好啊！”
突然，我明白了“通往地狱的路，往往由善意铺成”的含义。但愿布拉措不会有那么多善意。
“你看见了吗？”
她用手指指着我的肚脐。
“嗯。然后呢？”
“这是你的灵魂之门。”
“肚脐……灵魂之门？你别说笑了！”
“我在跟你说正经的。而书籍正是灵魂的食粮。”
“那我不需要灵魂。”
“人活着，就不能没有灵魂。”
“那……灵魂……能吃吗？”
“不能。但是为了不让它枯萎，就要读书。”
她在我身上抓痒痒，我挤出一丝微笑；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轻易相信了她那关于灵魂的说辞。
“我还不是个男人呢。”
“怎么？”
“只有长大了，才会成为男人啊！”
我根本不想对母亲发脾气，可能是因为我确信自己做得没错。可她对我说的那些大话让我心烦意乱。
阿兹拉一直在摸索如何才能把我引向我的第一本书，终于，她想起我是南斯拉夫童子军团的成员。于是，一天晚上，她把斯特万·布拉伊奇(7)的《水獭湖童子军》带到了我的房间。
“喏，读读这个。你一定不会后悔的，我的儿子！”
“阿兹拉，我求你了。现在就惩罚我吧。你还不如让我跪在大米粒儿上呢！你和我，咱们两个不要再互相折磨了！”
“为什么要惩罚你啊？你又没做坏事！”
“因为你们的文学啊，真是酷刑！只要看到第三页，我两眼就开始乱瞟了，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我宁肯跪大米粒儿，也不要看你们的那些书！”
童子军的招数宣布告吹，我母亲决定选择更加通俗的文学：知道比起西部牛仔我更喜欢印第安人，她用自己的年终奖买了卡尔·麦的全套图书。亲爱的印第安人并不比之前的主人公们成功多少。每次都一样，看到第三页我的眼睛就开始乱瞟，到第四页目光呆滞，到第五页的时候大脑都僵住了。
等到最后一丝耐心都被耗尽，我父亲泰然自若地悟出一个道理：从此以后，不用指望卡莱姆家再出知识分子了。
“儿子，你要是继续这样下去，你最后就会像苏联的小说主人公奥勃洛莫夫(8)一样：等到退休的时候才读你的第一本书！”父亲喝着他的咖啡下定结论，萨拉热窝电台上正在播放每日流行歌曲。
我正准备去上学。在上班之前，他对我下了定论：
“得了……就这样了，不可能有其他可能了！”
“这个奥勃洛莫夫，是谁啊？”我问我母亲，“那个人就不能不用他那些苏联革命者来烦我吗？我跟这些冒险家没有一点瓜葛！”
“好吧，不是‘那个人’，是你爸爸。奥勃洛莫夫……我不知道他！”
“阿兹拉，你们的文学，我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你站到戈里察的高处看看，那才是文学！每一天，它就发生在我眼前。在那儿，茨冈人每天都在创造真正的小说、真正的故事——最后，就成了你们所谓的历史。”
“读书就是为了比较自己与他人的生活，说到底，是为了长大！”
“如果我不想长大呢？”
“那不可能。”
“既然我能够在真实的生活中阅读，为什么还要看用文字写的书呢？你告诉我啊！”
“人的大脑需要训练，因为它就是一小块肌肉，你知道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有更好的办法。”
“比阅读还好？你说说看，我听着……”
“在沟槽里滚小球，锻炼这一小块肌肉啊！”
“胡说八道！”
“啊呀，现在是夏天，夏天还读书，你们怎么想出来的？”
“我的小儿子呀，我觉得你是在嘲笑我们，而且你偷着读书了。”
“怎么？”
“看你自我表达的方式。你至少已经读过三本书了！”
为了去度假，我们得从诺尔马勒那车站坐车到马卡尔斯卡。一上大客车，阿兹拉就先给我贴了片晕车贴，然后她自己也吃了一片晕车药。等到了哈继奇，我就已经开始吐得死去活来。车走到科尼茨，悲剧发生了：司机拒绝停车。
“得了吧！除非遇到什么严重的突发事故，否则我是不能停车的！我得走固定的路线！”
“你就不害臊吗！这孩子都快把肠子吐出来了，而你呢，你还跟我说什么路线！路线对他又算什么呢？”
“就是要沿着线路走，蠢女人！”有人像熊一般吼了一句。
“真是倔骡子脑袋！要是我停车了，他们会扣我工资的！那我的孩子呢，难道你来养他们吗？”
“你要是不停车，我就勒死你！去你他妈的路线！”
我母亲站在司机背后，两只手紧紧攥着的，是用来勒死他的毛巾。
司机见状，立刻把车停在路边。我一个箭步冲到车外，精疲力竭，大吐特吐。我弓着背，就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的白杨树。我看到车上的乘客们压得车身向一侧倾斜，他们都在看我。头顶上，是一轮大得出奇的圆月。
“吐得胆汁都出来了啊，同志。”
“你确定没什么更严重的了吗？”一位老妇人关切地问道。
“没事，”我母亲说，“这孩子一坐车就不舒服。”
过了梅特科维奇，困意向我袭来。就好像之前我没有吐过一样。睡觉可以让我很快得到休息，但与此同时，一个主意突然从我脑子里冒了出来：在我与阅读的战斗中，疲劳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到来。收拾行李的时候，阿兹拉偷偷往其中一个包里塞了本《大卫·克洛科特(9)传》，还是插图本。在车上的时候，她就已经拿出书来随手翻看，还时不时把书合上，为的是展示书的封皮——她希望能够用封皮上的金发小孩来吸引我的注意，他头戴一顶动物皮毛做的无边圆帽，帽子后面还有一条尾巴垂下来，搭在他的肩上，就像克拉斯巧克力的包装纸上印着的几个扎发辫的姑娘，辫子垂到她们的胸口。
天亮时，大巴在一股腐烂水果的气味中停靠在了马卡尔斯卡，因为长途汽车站紧邻着市场。摆满了梅特科维奇特色商品的货摊上，坐着一个结实的大个子，嘴里唱着“和斯普利特比起来，伦敦又有什么好，噢，时髦的女人”。
“周末过得好吧？”他问一个正在码放辣椒的男人。
“周末？糟糕透了！打雷下雨，都快赶上迪纳摩了！”
在一幢散发着霉味的双层别墅的院子里，一个鸡蛋头、浓眉、红脸的家伙正拿着钥匙等我们，他是这里的房主。只见他脸上的毛细血管都充了血。
“老天保佑！别让我们撞见酒鬼、闻到烈酒了！”我母亲低声说道。
“不是烈酒，阿兹拉！他喝的是葡萄酒。”我说。
“都一样，还不都是酒精嘛！”
我能够分辨两者，还要归功于父母的卧室——父亲头一天晚上喝了不同的酒，墙壁就会散发不同的味道。
“那个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啊？！我们才刚到，他不说拿无花果招待小孩子，反倒问我为什么没给他寄钱！更可气的是，他竟然还说‘早知道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来了！’”
房间里出现了新的不快。阿兹拉毫不客气地指责起来：
“这是浴巾吗？啊？还不如一块洗碗布！”
说罢，她把那几条毛巾丢到地上，从一个包里拿出我们自己的毛巾、被单和毯子，用我们从萨拉热窝带过来的床单重新铺好床：
“好啦！现在，假期可以开始啦……”
“就好像她要举办奥运会开幕式似的。”被睡意征服前，我心里这样想。
如果说房间里弥漫着的腐烂气味和从地下室里冒出来的酒酸味，让这栋房子更加一无是处，它至少能让我逃离世界文学。这房子离海滩两公里远，长途跋涉带来的疲惫也十分有帮助。
然而，母亲并没有放弃强迫我读书。她不停地拿着那本《大卫·克洛科特传》在我眼前晃动。就在她读书的时候，我看见她强作笑颜。我才不上钩呢。在回来的路上，刚走到半路，我就决定给阅读再加一记猛拳：
“阿兹拉，你背着我。我站不住了……”
让一位母亲背着一个九岁大的儿子，而且还跟她差不多高，好吧，这是不太正常，不过我们离住的地方已经不太远了；那天晚上，我的计划奏效了！我得为第二天再想一个新计划。
几个年纪与我相仿的男孩子正在港口打水球——他们是当地水球俱乐部的。
“我妈妈也想让我锻炼，”我对他们说道，“可是在萨拉热窝根本没有条件，要是换作你，你怎么办呢？！”
实际上，我套用了父亲提出要求的方式，只不过把他的话转化成了我自己的语言。因为在他空闲的时候，他会花百分之九十的时间谈政治，巴尔干人对公共设施没有任何概念，他对此尤为关注。当然，他还打出了王牌：那就是我们城里没有游泳池的事实。尽管有时候也会听说，帕夫莱·卢卡茨和米尔科·彼得尼奇在班巴萨练习水球……
我成功地说服了我母亲，她决定去马卡尔斯卡的俱乐部见见教练。
“为什么不呢？”教练一边测量我的身高一边说道，“他要是长大了，肯定有韦力·约热那么高！”
“也就是说你在身高和体型方面，是个典型的第纳尔人啦！”母亲自豪地对我宣布。从我小时候开始，她就给我喂各种水果、蔬菜以及恶臭无比的鱼肝油。
游泳和传球都不简单，更不用提射中球门了。在水下——我的脑袋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那里，我回想起莫拉登·德里塞(10)毫不吝惜地鼓励我们这些新手的话：“我们的后继者们以5比1的成绩战胜了匈牙利队！祝贺杨科维奇！感谢他的父亲，感谢他的母亲！”
晚上，我勉强有力气啃完一大块面包，精疲力竭瘫在沙发上，只得靠母亲帮我脱衣服、抱我上床睡觉了。直到我们在马卡尔斯卡的最后一天，谁都没有再提起读书的事儿。
最后那天，等到太阳都藏起来的时候，我还是没法把视线从大海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