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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她买通护士，秘密去幽会病人，而当她的未婚夫还健康时，从来没有人怀疑他俩关系不正当。后来，让娜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干脆住在距离精神病疗养院只有几里路程的A城堡。老姑妈相信家里其他人都在陷害约翰-卡尔，便热情地接待了她。因此，她几乎每天都去看望被幽禁在小楼里的曾经是她朋友的约翰-卡尔。
的确，A伯爵对让娜的出现似乎不太高兴，但让娜离开以后，他又感到难过；据护士说，让娜要是不去，他又像一个痛苦的幽灵，总是前额贴在窗玻璃上望着外面。在他癔病发作的时候，他不是认不出她是谁，就是想不起她的名字，让娜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让娜心想，他在清醒的时候可能还会在心里保留着对她的记忆，如今那块地方已经无人可以触及。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很注意礼貌；在记起让娜的名字时，他还很客气地叫人把汽车开到范·T小姐的跟前。他以前就不太叫她的名字让娜，现在甚至也记不起来了。但有一次他居然想起来了。那一天正下着雨，刮着风，让娜像以前一样跟在他身后，由看护人员陪着在疗养院的花园里散步。到了房门口，他拉着少女冰凉的双手。
“让娜，您被雨淋湿了，快换衣服去。”
然而，半个小时以后，他没发现让娜穿着一件男式睡衣回来了，因为小楼里没有可供更换的女装。约翰-卡尔坐在沙发上，用手拍着沙发扶手，似乎在随着让娜用自动钢琴演奏的乐曲哼着：“够啦。好啦。”他显然以为这是一位男仆演奏的曲子。情况可能在好转。从A城堡拿来的摆放在支架上的小摆设，装饰着家族徽章的书籍，还有小摆钟，都是为了打开他的记忆之门，但是却被他一股脑地拨拉在地上。让娜觉得她与这些物件无异。
疗养院院长对让娜很有好感，借了几本书给她，其中有弗洛伊德的早期作品。这些著作在某些方面给了她启示。但她觉得，这些专家将他们提出的假说当作信条，未免操之过急了。约翰-卡尔的医生们还迟迟不能断定他的病因是什么。如果说他在学习期间感染上了梅毒，是否能够解释一个三十七岁的男人精神崩溃的原因呢？他们对此持怀疑态度、易卜生笔下的奥斯瓦尔德在他母亲看来，只是到了舞台上才突然变成傻瓜。在A伯爵的直系亲属中，有一个常来常往的叔叔是弱智，还有一个叔叔得了精神错乱；然而，如果翻开一些家族史的秘密档案就会发现，没有这种疯癫病的家族为数不多。让娜在红十字会上过课，她想可能是脑部疾病，不是化脓就是肿瘤，但这在当时是很难诊断的。难道是感情受到刺激而导致精神错乱？他对一个外交官夫人的恋情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让娜又想，是不是因为黑色细皮绳的缘故。想到这里，她产生了几分恐惧。细皮绳可能是一件珍贵的物品，并非是他想不开。因此，她是不是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难道她被一个难以相处的男人看作是庸俗？要是这样想就自视甚高了。但她说不清楚。作为怀着爱的少女，她只能尽心尽力地伺候他。她慢慢发现，给病人以无微不至的体贴，打针，吃镇静药，根本微不足道。特别是在她那样的年纪，她痛苦却清醒地发现，要想为他做点什么事，那是枉费心机，甚至是严酷专横的。
圣诞节期间发生了一件意外。老姑妈没有事先告诉他，就带着鲜花和甜食冲进了房间，这使病人大发雷霆，要把她赶出门外。让娜倒平安无事，但医生不让她再来探望病人了。让娜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母亲身边。
在当时，上流社会独立而富有的女子经常能做到的事，范·T夫人也都做了。为了平息关于约翰-卡尔和让娜的风言风语，尽管这种风言风语很快被别的风言风语所取代，把矛头指向其他情侣；尤其为了改变女儿周围的环境，转变女儿的思想，范·T夫人决定进行一次周游。这是一次类似十九世纪末期，生活在旧制度下的青年进行的长途旅行。当然，自由是被削弱了。打着小阳伞，穿着紧身宽下摆的上等细麻布裙的年轻人，不能像昔日的漂亮骑士那样逛威尼斯的妓院和里窝那的窑子，不能到法国与诡诈的赌徒赌博而输掉巨额资金，不能像英国纨绔子弟那样白刃真枪地进行决斗，不能在国王红人的掩护下洞悉宫廷的秘密，不能为外国王子效力，不能出入著名学者和探索者的门庭，更不能与歌女一起吃夜宵。我所以列举这些消遣娱乐活动，是为了说明女性还一直被排挤在自由之外，消遣娱乐只是供男人享受的。但是，女子进行周游，既不是无益，也不是没有乐趣的。
她们主要是在信仰新教的中欧和北欧国家周游，接触的也只是保守的上流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由主义思想在萌动，当然还不成熟，无足轻重。在这个科学获得了进步，福利事业尽管还不普遍，但和平也已经稳定的时代，这种思想似乎一直在发展，在蔓延。范·T夫人几乎无处不去，大使馆、宫廷（她还是荷兰宫廷贵妇）、慈善机构和学术机构。她和她的女友都是这些机构的成员。她们一直到了威尼斯和维罗纳，因为让娜还应该看一看意大利。这两年，她大多时间是在瑞士的德语区、法语区和德国度过的。在欧洲地图上，当时的德国还是一个坚固完整的国家。她们夏天去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以及瑞典和丹麦的一些海岛。她们去过威尼斯以后，觉得这个城市太虚华了。她们到各地都住湖滨别墅、贵宾旅馆、英国旅馆或四季旅馆。这是她们的习惯。她们逛时装店，参观庙宇。博物馆的门卫看见让娜就向她打招呼。到处都有舞厅。她喜欢跳舞。她也喜欢在露天冰场滑冰。约翰-卡尔被禁锢在精神病院的小楼里，像坟墓里的僵尸，置身于生活之外，慢慢地消沉下去，而并不会给她们带来什么痛苦。
她们整个冬天都住在德累斯顿。范·T夫人的一个表兄弟是驻德累斯顿领事。德累斯顿是一座幻境似的石头城，还保留着巴罗克风格。差不多在半个世纪之中，这里是一座地狱，石子铺的大街和马路上满是泥泞。动物园里那些珍贵的动物大部分都被烧死了，剩下的在大街小巷里游荡着，咆哮着，让人感到像死神一样可怕。我的一位战犯朋友在那里服苦役，负责清扫一个躲避炸弹用的小型掩体。他后来告诉我，他发现有二十多个人死在小型掩体里，都背靠着墙坐在长凳上。因为门是敞着的，炸弹掀起的气浪冲入掩体，他们纷纷倒下。但是，这场噩梦在四十三年以后才会盘桓在人类的记忆中：让娜本人也早就变成了泥土。但在当时，她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
晚上不出门的时候，她手捧着一本书，坐在壁炉旁边阅读（在当时，一些好的旅馆的房间里还供应柴火取暖）。范·T夫人坐在她对面的长沙发上，读着一本有关宗教的书。让娜陷入了沉思。她读了许多书：每到一个地方，她都努力阅读一些历史和艺术方面的书。范·T夫人同意她走访医院和监狱，但都是在她们认识的牧师的陪同下进行的。疯人院的女护士比医生更了解病人，她们告诉让娜，病人简直就是住在地狱里。她们介绍说，女疯子比男疯子的病情更严重，她们都是些布尔乔亚妇女或小姐，疯劲一上来，嘴里吐着白沫，说着难听的话，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会得上这种病。相反，男疯子看见扎白头巾的女护士，很专注地看着她们，可能是想从她们中找到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良母贤妻。尽管医生发现自中世纪以来，人们普遍对疯人有着一种偏见，但是，病人在月明的夜间抓着窗子的护栏又是叫又是唱，好像只有他们才能记起早已被人们遗忘的什么仪式，因此，疯人院里的医护人员总是不得安宁。在收容所里，她看见那些已经忏悔的荡妇，个个都是那么虚情假意，有着一张伪善的面孔，与她的那些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堂姊妹或女友没有多大区别。老人院是监狱；监狱也是疯人院。当然，疯人不能被看作罪犯，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气质与环境导致了他们犯罪。让娜知道，人们向她展示的是一个铁窗里面的世界。铁窗被擦得锃亮，但经常挂着窗纱。她所看到的疯人尽管不多，但向她展示的却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群体。
让娜能怎么办呢？作为女人，她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她知道，不论德累斯顿最好的向导尼德梅耶牧师，还是性格开朗乐于助人的荷兰领事，从任何方面来讲都不比她本人更开放，更能思考问题。她不再信仰路德教了，尽管周围的人都是路德教信徒。她甚至不再信仰宗教了，或不再完全相信一成不变的基督教教条了。起码可以肯定，她的信仰与众不同。但她也不是反叛。根据习俗，她最终还是同意作为成年人在路德教教堂接受了坚振礼。她母亲一定会觉得，如果她拒不接受坚振礼，那将是冒犯圣灵。
在德累斯顿一个仍然寒风刺骨的春天，让娜和她母亲接待了一位波罗的海青年的来访。尼德梅耶牧师的管风琴师走了，他临时请这个青年来顶替。原来的管风琴师叫穆勒，每个星期天都去演奏宗教乐曲《瓦伦廷祈祷》和《星辰浪漫曲》。他很受赏识，但却错误地娶了一个下层社会的女子，即咖啡馆的女招待为妻。啤酒和女招待使他身败名裂。倒不用担心这个有着一头金黄色头发的优雅的年轻人，据说他是严格地按照普鲁士传统教养出来的，在吻女士手的时候，双脚并拢，还碰得咯噔一声响。不过，这个动作是不易被察觉的。他是白面书生，为人谦逊，如果他不是有着一个古老而显赫的名字，像三十年战争的军旗那样辉煌，他是不会引人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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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庭有数十公顷森林和良田，但手头现钱拮据，又多子女。由于俄国在中国旅顺港的失败，一直很脆弱的波罗的海各省因而也受到震荡。他的家族既得到俄国政府的奖誉，又受到捉弄。埃贡带着里加音乐学院的毕业文凭，顺利地离开了俄国，先后在维也纳、巴黎和苏黎世继续深造。德累斯顿是大学生出国求学的落脚点，不论怀志而往还是失意而归，都必须路过这里。博物馆里拉斐尔风格的圣母像和小天使像，经常是他们接触意大利艺术中极品艺术的开始。埃贡在苏黎世和巴黎的学业取得了成就，他的笛子、双簧管和钢琴短曲受到十几位音乐爱好者的赞赏，尽管其他听众不是打哈欠就是吹口哨。由于家族的偏见，埃贡不能举办个人音乐独奏会（而且也没有机会）或给人授课以获得收入。年轻人有时想冲破禁授音乐课的禁令，但是，德累斯顿的音乐老师多得很。尼德梅耶牧师给他的报酬很可怜，但却很救急，使他不急于回到他热爱但并不想在那里生活的国家。
让娜和埃贡都参加了专为德累斯顿上流社会举行的显得有些矫揉造作的盛大交际晚会。埃贡的舞跳得很出色，但不喜欢跳华尔兹，只是随着施特劳斯的乐曲同她跳了几圈儿；一天晚上，是在贝勒伍霍夫的音乐厅，大多数煤气壁灯的灯光都暗下来，埃贡为她演奏了一两首他自己创作的曲子。埃贡觉得她可能是一位理想的听众。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让娜的音乐素质不高，不懂得他采用的是什么曲式，也不知道乐曲设计得是否合理：，让娜似乎经常听到的只是乐曲节拍的反复出现，既像万马奔腾，又像宗教仪仗队的秩序井然的行进。他演奏的乐曲的节奏和调式皆很随意，对未来音乐艺术构成了肆意的破坏，而让娜和埃贡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但是，对这些音符，无论是急促的，还是孤立的，都不允许有蓄意的破坏。一会儿铿锵有力，像春天冲破积雪和枯叶的幼苗；一会儿又不协和，撕肝裂肺，好像两个相处太久的人产生的龃龉；一会儿柔和悦耳，宛如两片树叶的轻柔摩擦。让娜明白，对于这样一个印象派大师来说，他不是用音响来描绘大海的波涛和花园中的小径，也不像浪漫主义作曲家随心所欲地向听众展示他的幸福与灾难，更不像一个身份低微的行人在巴罗克式或哥特式的忽而具有了一定形状的宏伟而隐僻的建筑群中徘徊。或欣赏，或理解，或喜爱，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渐渐地与脉搏缓缓跳动的现实融为一体，与不吐露感情不墨守成规的听众融为一体。听众既否定一切，又希望用新的东西取而代之。再往远处倾听，便到达了无限遥远的远方，进入了一个静谧的境界。
让娜是第一次产生了爱情。对她来说，约翰-卡尔曾经是一位教她如何生活的良师益友。生活在一个刻板社会的母亲，很容易使自己的女儿头脑单纯容易轻信，后者在与约翰-卡尔的相处之中，慢慢地变得懂事了。在他们订婚以后，让娜从他那里获得了许多社会经验，如同在自己的皮肤上涂了一层保护漆。约翰-卡尔曾经是她的同伴，甚至情侣，但绝不是知心人。在约翰-卡尔精神崩溃之后的几个月里，她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照料他，但她不能肯定，永远也不能完全肯定约翰-卡尔是否是她的朋友。
然而，同埃贡在一起，情况就迥然不同了。我在此后的叙述中，会经常以暗示的手法，提到二十世纪初期的爱情。爱情这个词现在也像海洋一样被污染了，也像上帝这个词一样一钱不值了。然而，埃贡对让娜的爱，像大海的涛声一样充满了整个贝壳，在贝壳里回荡，直到将贝壳冲破。他们的相遇，给他们的生活赋予了一种含义，变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埃贡与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