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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有关。她们每天竭尽全力挽救病人，尽管越来越多的濒死士兵不断送来，病房已经人满为患。医疗补给的匮乏意味着很多人会不必要地死去，他们营养不良的身躯几乎无力抵抗感染。有些男人扛过了埃布罗河的冲刷，却在病床上被坏疽甚至伤寒夺去了性命。
安东尼奥对过去几个月的战事一无所知。再次回到这个世界后，他听到一些消息。埃布罗河战役结束了。十一月底，共和国的领导人终于撤回了所有残余部队，而三个月前他们就应该承认失败并撤军。在每个阶段，国民军的兵力与计谋都比共和军的更胜一筹，但共和军顽固地不肯承认战败，直到最后三万名共和军士兵战死疆场，还有至少三万名身负重伤。
病房里很少有安静的时刻。除了病人的呻吟，还有不断传来的炮火声。这里比战场要安静些，但外面炮声连连，雷鸣般的空袭声不时打断这里偶然出现的太平时刻。安东尼奥的神志日益清醒。听到这些声音，他开始沉思未来会发生什么。他每天都试着走点路，体力缓慢地增加，几乎可以离开病房了。几个月来，这里成了他的家。如果能回到真正的家，看到母亲，那该多好啊。
他渴望见到母亲，还有父亲。但这绝无可能。他也不可能重回部队，他的体力还很衰弱。
法西斯部队对巴塞罗那的袭击越发密集，安东尼奥被转移到了一间汽车旅馆，与一群境遇相似的人住在一起。他们都负伤了，身体变得虚弱，从战场上被替下来，但都希望有朝一日再次拿起武器——他们仍是战士。
一九三九年的新年悄悄来临，人们根本没有庆祝的理由。街道上弥漫着大势已去的悲凉。商店里的食物被抢购一空，燃油用尽，最后几句殊死一搏的口号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回响。巴塞罗那遭到致命重创，无力回天。一月二十九日，法西斯军队长驱直入，占据了这座几已荒废的城市。
31
巴塞罗那沦陷后，五十万人踏上流亡之旅，长达数月的饥馑让他们身体羸弱，但也有不少人从创伤中逐渐恢复。
安东尼奥与另一个民兵走在一起。他叫维克多·埃尔维斯，是个年轻的巴斯克人，十七岁被征入伍，从未受过训练。他连来复枪都不会用，到达埃布罗河的第一天就受了伤。几个星期前，他的家人就已离开家乡逃往法国，他希望能与家人团聚。
有两条路可以去往法国，他们必须斟酌一下。第一条路是翻过比利牛斯山。对于正从枪伤中恢复的安东尼奥和维克多，崎岖的地形不是唯一的问题，还有冰雪。冰雪会令这场跋涉步步艰难。安东尼奥听说，在某些地方，积雪能没到孩子的腰。在深深的积雪中，年长体弱者常常丢失拐杖。很多人会在冰层上滑倒，这场逃亡因此会痛苦而漫长。
安东尼奥和维克多几乎没有东西可带，但其他人很少能克制欲望，都带了过多的财物。他们途中不得不丢弃的东西被雪掩埋，会为身后的人群制造更多看不见的危险。春天，当山上的白毯融化了，雪水下会露出一些稀奇物件的踪迹。那些无用但寄托感情的东西，比如珍贵的香水瓶或圣像，以及一些有用但无关感情的东西，比如金属炒锅或小椅子，都散落在路上。
除了这条变幻莫测的山路，还有一条路是海岸线，不过也有危险，那里是边防。安东尼奥和维克多都觉得只能选择第二条路，他们出发了。一大群人开始朝北方远行。
每个人都艰难地背负着家庭用品、毯子、成捆的衣服，以及在逃往另一种生活的途中所需的东西。孤身带着好几个孩子的女人最为艰难，安东尼奥总是尽力帮助她们。除了来复枪，他什么也没带。他没有其他东西，也习惯了几个星期穿一套衣服。不过仍有很多人在背包中紧紧地塞满了衣物，现在走得十分艰难。
“我来帮你。”他执意对一个女人说。她的孩子怀中还抱着一个婴儿，她则泪流满面地扛着个大包，行李的把手因沉重而猛然折断。她还有一个孩子，正磕磕绊绊地走在他们身边，身上非常暖和地裹了好几条毯子。安东尼奥和维克多一个抱起婴儿，一个扛起大包，很快唱起一支行军歌曲，让几个孩子高兴起来。安东尼奥回想起与那群民兵一起离开格拉纳达的旅程，当时唱这首歌是为了鼓舞士气。那时它起了作用，现在仍然奏效。
安东尼奥在战场上见过许多骇人的场面，但仍会对途中景象大为震惊。女人们在路上生孩子，女性亲戚们围成一圈，用裙子遮住婴儿出世那神秘的一刻。
“现在出生真是太危险了。”安东尼奥听到新生儿悲伤的哭声，不由得喃喃自语。
这是一场长达二百公里的跋涉。步行一个星期后，安东尼奥终于到达了塞贝尔的法国边境。他遥望着大海，一瞬间感到一阵乐观。地中海强烈的阳光穿透了二月厚厚的云层，在一片迟缓的铅灰色海水上闪着辽阔的银光。他们面前就是法兰西，另一个国家。也许在那里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仿佛一场大规模的出埃及之行，这群衣衫褴褛、流离失所的人必须相信，面前这片福地乐土上会有新的起点。一些人对祖国已经漠不关心，因为那里已经没有亲人，没有家，也没有希望。
虽然大多数人已经丢弃了身上的包裹，但士兵们仍然带着来复枪——他们不需要别的东西。在乏味的漫漫长夜里，士兵们总会扣几下僵硬的扳机。现在他们仍然相信，这些破损的苏联武器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
“前面出什么事了？”维克多问。
“我不知道，”安东尼奥答道，隔着一片森林般密集的戴帽子的人头，他伸长了脖子往前看，“也许他们又把边境封锁了。”
有传言说，法国人将国境线封锁了一段时间，难民多得让他们难以承受。人群现在已经拥堵，但看上去每个人都很顺从，没有谁表现出不耐烦。他们已经走了这么远，几米之外就是目的地。
大约一个小时后，人群开始向前移动。安东尼奥能看到边境控制的情景，能听到法国人陌生的声音。那种粗鲁的语气，他们不曾预料到。
“把东西放下！”卫兵用法语说道。
这几个词在西班牙人耳中也许毫无意义，但法国卫兵的手势和路边一堆堆的枪和物资说明了一切。对方表达得很清楚：这些疲惫的流亡者离开西班牙前得放下武器。他们还强迫一些人丢弃携带的包裹。离安东尼奥几米处，一位老人愤怒地与法国卫兵争吵起来。与国境戍兵争吵也许是个错误，尤其是当你像这位老战士一样衰弱的时候，随之发生的事只会更糟糕。
卫兵让老兵当面将所有衣袋都掏空。发现老人攥着拳头，卫兵用刺刀推了一下他的肩膀。
“你在干什么？蠢猪！”
另一个士兵将老人抓住。有位士兵意识到老人并不是要挥拳打人，握紧的拳头中可能藏着东西，于是他将老人石头一般坚硬的手指一根根用力撬开，直到露出手掌。他们以为会发现什么？一把金子？一支藏在手里的手枪？
在他摊开的手掌中，什么都没有，只有可怜的一把土，西班牙的土壤。他就是握着这把乡土翻越了群山。
“行行好吧……”老人请求道。没等老人说出最后一个音节，卫兵就将他手中的沙土一把打掉，撒在地上。老人低头看着地上的点点尘埃，故土的残迹还留在他的掌纹上。
“狗杂种！”他怒不可遏地喊起来，声音哽住了，“你凭什么……”
卫兵对着老人的脸哈哈大笑。安东尼奥向前迈了一步，轻轻地拉住老人。老人泪流满面，但仍然怒不可遏，作势要打人。这种愤怒只会招致法国卫兵更多的羞辱，这样做并没有好处。那些宝贵的西班牙土壤被卫兵践踏在靴底，他们又将老人往后推搡了一步。如果老人不再制造麻烦，他很快就可以进入法兰西了。
卫兵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安东尼奥，其中一个抓住了他来复枪的枪把。这是个挑衅的姿势，非常无理，因为路边一堆堆丢弃的武器已经明示，流亡者必须放弃所有武器才能进入法国，几乎不需再说。安东尼奥一言不发地将来复枪交给了卫兵。
“为什么我们应该交出武器？”维克多低声吐了口唾沫。
“因为别无选择。”安东尼奥说。
“但他们为什么强迫我们？”
“他们害怕。”安东尼奥说。
“害怕什么？”维克多难以置信地喊起来，扫视着周围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有些人身上压着残存的重负，腰身弓得像只巨大的蜗牛。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地垂着头。
“他们怎么会怕我们？”
“他们担心放进去一批武装分子，蔓延到整个国家……”
“真是个疯狂的想法……”
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然而两人知道，在四分五裂、混乱不堪的民兵组织中的确有一些激进者。那些希望受到欢迎的人只会失望。国际纵队在西班牙的出现，让这些西班牙人以为自己会在任何地方得到外国人的支持，但他们想错了。国境戍兵冰冷而残酷的态度扫除了他们心底残存的希望。
过了边境岗哨，道路蜿蜒到了海边。海岸荒无人烟，遍地巨石，空气比他们祖国的更加尖锐而冰冷。不过有一段路是下坡路，让人轻松。人群的移动看上去十分机械。法国警察负责监护他们，却十分不耐烦。
“我真想知道，他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
安东尼奥自言自语。有传言说，法国人虽然不愿让难民进入法兰西，但已经为他们准备了暂住的地方。在冰冷的空气中拖泥带水地走了这么久，有个地方休息一下令人如释重负。
人群向大海走去，湿气刺透了骨缝。维克多没有回答朋友的话，只是默默地向前走。他们快要冻麻木了，对面前的一切几乎失去了反应。
安东尼奥本以为会走向陆地，远离这片残忍的海岸，但警察很快带着他们朝广阔的海滩径直走去。面前是一望无垠的黄沙，看到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的大院子，难民们并未马上意识到这就是目的地。这显然是牲口圈，而不是人类的住所。有些地方，围栏甚至延伸到了大海里！
“不是想让我们在这儿住吧……”维克多说出了不能言说的东西。他望着那排肤色黝黑的士兵，他们正用钝重的来复枪指挥人们走进围栏内的大院子。
“我们离开了摩尔人，又遇到了这帮人渣！圣母马利亚……”
安东尼奥察觉朋友的怒火正在升腾。法国人让塞内加尔部队来为西班牙流亡者维持秩序，他也感到恶心。这支部队中的很多人都亲历了佛朗哥手下摩尔人士兵的残忍对待——那是法西斯部队中最残忍的一支。现在在这些黑色的面孔上，人们却看到了同样冷酷的表情。
法国兵根本不听人们渴望团聚的请求，将难民根据数字而非仁爱的规则分开。他们只想将这一大群难民高效地分成一个个小组，而严格按照编号划分是唯一有利于控制的途径。法国人害怕边陲小镇充斥着难民，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圣西普里安镇的人口本来只有一千多，但人们很快发现这里成了两万五千多名陌生人的家。这座小镇只能为难民提供海边辽阔的荒地：海滩。科特韦梅勒（意为“朱红海岸”。）沿线的其他小镇也都如此，例如阿热莱斯、巴卡莱斯和塞普方兹为难民找到的住所都在黄沙之上。
条件十分恶劣。难民们住在用木桩和毯子临时搭建成的帐篷里，根本无法抵挡风雨雷电的袭击。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海滩在暴风骤雨中变得混乱而糟糕。安东尼奥每天晚上都自愿守卫一个小时，否则人们在睡觉时会被埋在黄沙和狂风卷起的灰土里，老弱病残身上堆起了小土堆。在这片凄凉的荒地上，沙子迷住了眼睛，进入鼻孔、嘴巴和耳朵里。人们吃着沙子，呼吸着沙子，被沙子遮住视线，这种残酷的生存条件简直让人疯狂。
法国人为第一批到达的两万多名难民提供的，只是极少的食物和一条小溪。病人根本得不到及时救治。几千名重伤员从巴塞罗那的医院撤离，很多人生了坏疽。士兵将那些出现痢疾症状的人隔离开来——招人嫌恶的恶臭足以让他们暴露。他们被安排在一个临时的检疫隔离区内，自生自灭。其他疾病也普遍存在，肺结核和肺炎都很常见。每一天，死者都被深深地埋入黄沙。
安东尼奥最憎恶的事大概是卫兵带领难民集体排便。海边的某些区域被用于排便。他多么害怕那个时刻的到来：在卫兵轻蔑的怒视下，用尽气力将粪便拉到海水中。被人带到海边这个臭气熏天的地方，海风卷起脏污的手纸，黄沙在空中飞扬，是最丢脸的事。
除了类似的某些日常惯例之外，海滩上有种全然的永恒：人们似乎感觉不到光阴的流逝。海浪无休止地涌上来，退下去。它拍击海岸的冷漠节奏，与大自然对沙滩上的人类悲剧的漠然无视如出一辙。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时间悄然流逝，不知今夕何夕。但安东尼奥坚持每天在棍子上刻下凹痕，记录时光的流逝，这种方式能减轻看着时间缓缓流走的痛苦。有些人害怕自己会乏味得发疯，想了一些办法：玩纸牌和多米诺骨牌，或者练习木雕。有几个人甚至将沙地上伸出的带刺铁丝网的残片制成了雕塑。偶尔有几个晚上，他们时不时地举办诗歌朗诵会。在死寂的夜里，某些帐篷中传出大歌黑暗而激越的调子。大歌是弗拉门戈歌曲最基本的形式，它悲怅哀婉的曲调让安东尼奥毛发倒竖。
一天晚上，难民们举办了一场舞蹈演出。卫兵在一边观看，一开始他们呆住了，后来看得如醉如痴。那时正是黄昏，人们用给养帐篷中的几个旧木箱建起一个坚固的小舞台，一位年轻女子开始起舞。没有伴奏的音乐，只有合乎节奏的击掌声，它越来越高，越来越强，成为一支掌声的乐队，时而柔和，时而激烈。呼应着舞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