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去去在做什么。虽然她忧虑重重,却从不认为大儿子需要她担心。学校已经重新开课,孔查以为他每次晚归都是在学校备课。事实上,在所有闲暇的时间里,安东尼奥都与童年好友萨尔瓦多和弗朗西斯科在一起。
对于“聋哑少年”,沉默从不等于孤独。他顾盼生辉的眼睛和完美的相貌总是能将人们引到身边。被吸引到他怀中的年轻女人从不会对他失望。他体谅女人的需求,这弥补了语言和听力的不足。那些女人从他的卧室离开时,总是不停地诉说对他的柔情蜜意。即使得不到他的回应,她们的渴望也依旧徒然地升起,对他更加迷恋。两个朋友也对他肃然起敬。
三位伙伴总是发现,自己会成为他人好奇的焦点。陌生人会惊叹他们狂野的手语。外地人常常以为他们三个都是聋哑人,觉得这些少年像模仿秀演员一样赏心悦目,也为他们身边寂静的世界着迷。而对于本地人,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和萨尔瓦多在咖啡馆一角静静地大笑,已是每天必见的情景。如果只有两个人在一起,通常是在下棋。
大多数日子里,三人都坐在同一家咖啡馆,像孩子一样舔着冰淇淋,在相似的理想中一起长大。现在,共同的社会主义信念将他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八岁时,他们就盟誓忠诚于彼此,多年来誓言从未动摇。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是实现公平社会唯一的途径。他们认识城中的一些激进人士、左翼律师和几个政治家,喜欢到常光顾的那些酒吧,逗留在讨论政治的人们身边。
那天晚上,他们来到老地方,第一百次讨论格拉纳达城中发生的事件:共和国的支持者仍然不时遭到随意的逮捕。萨尔瓦多突然用手语说道,必须小心酒吧角落里的两个人。由于耳聋,他能比他人更为敏锐地读出人们表情的微妙变化,一些人怀疑他有超自然能力,懂得读心术。事实上,他只是做了每个人都能做的事:观察对方表情中的微妙差别,察觉最细微的令人不适的暗示。他的判断十分准确,从不曾出错。
“小心点。”他用手语说道,“并不是这里的每个人都和我们观点一致。”
通常,他们能够完全不受干扰地交流,但偶尔,萨尔瓦多能发觉一丝不友好的注视。现在就是这样。毕竟,他不是格拉纳达唯一的聋哑人,还有一些人能看懂他们的手语。
“我们走吧。”安东尼奥说。
他们不得不换个地方继续讨论。三个人站起来离开,将几个比塞塔塞在烟灰缸下,为刚才的啤酒买单。
几分钟后,他们回到了萨尔瓦多家。即使有人要偷听,将耳朵紧贴在沉重的房门外,也仅能听到偶尔的细碎声响。萨尔瓦多现在一个人住。军事政变发生时,他母亲和祖母去了城外一位姨妈的庄园,现在还没有回来。在他十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萨尔瓦多清理了杯盘狼藉的桌子,他们在桌边坐下。他将一壶水放在煤气炉上,找到了一小袋咖啡。弗朗西斯科将一只脏盘子用作烟灰缸,烟雾缭绕,升到天花板上,触到发黄的墙壁。
他们坐在桌前一起制订计划,但心中总有一丝不安。这不仅因为邻家那位面容消瘦的速记员打开房门窥了两眼,也因为他们之间正酝酿着不满与怨愤。三人之间的误会必须澄清。
与所有佛朗哥的反对者一样,三人已经接受了这一事实:格拉纳达从未有过真正抵抗政变的手段。国民军已经攻占了这个城市极为保守的中心地带,人们几乎是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的占领。现在做什么都太晚了,向新政权显示你是他们的敌人,无异于自杀。
佛朗哥牢牢控制着格拉纳达,并不意味着反对国民军的人都无动于衷。弗朗西斯科当然没有闲着。现在,他知道父亲和哥哥遭到指控,只是因为他们有工联的卡片。他随时寻找机会为死去的父兄报仇。他不在乎手段,只渴望闻到国民军的血腥味。法西斯用重拳控制了格拉纳达,但仍未控制周围的农村。弗朗西斯科已经成为抵抗和颠覆运动的一分子。有些地方,背叛了共和国的国民卫队驻军被轻松地击溃了。只要扫除这个障碍,就会出现很多像弗朗西斯科这样的年轻人,向支持佛朗哥的地主和神父宣泄怒火。
那时,农民和工联成员已经开始将一些大宗财产收归集体,地主的粮仓被攻破了。饥馑的佃农等在外面,不顾一切地想得到可以喂饱家人的食物。在水草丰美的草原上放养的公牛被屠杀,被吃掉,这是很多人几年来第一次吃肉。
弗朗西斯科面前溅落的不仅仅是公牛的血。暴力也指向了人。不少神父、地主及其家人付出了代价,很多共和国的支持者觉得这些人罪有应得。
安东尼奥仍坚持正义和公平的理想,拒绝这些随意而混乱的行为。
“弊大于利。”他直率地说,对于朋友的所作所为,他心中交织着厌恶与敬佩。“你们杀害神父,烧死修女,这些行为对法西斯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对,”弗朗西斯科回答,“我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这些行为向法西斯宣告,我们是认真的。我们要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而不是袖手旁观,任由他们蹂躏。”
“法西斯分子才不会在乎那些老牧师和几个修女——你知道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有一瞬间,安东尼奥放弃使用手语。用那种方式有时很难表达自己的意思。萨尔瓦多将手指放在嘴唇上,督促朋友们闭嘴。危机四伏,隔墙有耳。
“是什么?”弗朗西斯科问,他无法压低声音。
“他们想得到国外的支持,会拿你们的行为大做文章。你真的这么蠢,这都看不出来?死一个神父,他们就会得到十几支外国援军的支持。这就是你们想要的?”
安东尼奥提高了嗓音,热血上涌。他听到自己的语气像个老师,充满说教,像个恩人一样要人领情。而且,就像在教室里一样,他绝对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必须给朋友这样的印象。他明白弗朗西斯科渴望流血与行动,但想让朋友善用这份激情,用一种不会招致负面效果的方式。安东尼奥觉得,保存体力,团结起来反击敌人,才是该做的事。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弗朗西斯科默默地坐着,安东尼奥继续慷慨陈词。萨尔瓦多求他让弗朗西斯科安静地待会儿,但安东尼奥无视于此,继续用手语说道:
“你认为意大利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教皇知道这里的神父的遭遇,他会说什么?难怪墨索里尼会派兵支持佛朗哥!由于你们的行为,我们打赢这场战争的机会会更少,而不是更多!共和国想赢得同情太难了!”
弗朗西斯科并不后悔——即使安东尼奥说得很对,即使自己的行为会招致报复,但当自己从敌人身上拔出匕首时,那瞬间的巨大的轻松让心灵获得了救赎。亲眼目睹自己瞄准的猎物弯下腰来,缓缓倒在地上,那种欢愉绝对是无上的满足。要经历十次这样的时刻,他才会感觉报了父兄的血海深仇。
安东尼奥虽然滔滔不绝地指责老朋友,但在内心深处,他有点鄙视自己的无所作为。他的家庭已经分崩离析,两个弟弟被杀,父亲入狱,可他做了什么?尽管他对弗朗西斯科复仇的方式不满,但暗暗嫉妒朋友的双手已经染上了敌人的血。
萨尔瓦多声援安东尼奥的呼吁。“还对所有囚犯进行大屠杀。”他用手语说道,“这对我们的事业也基本没有帮助,不是吗?”
弗朗西斯科也不得不赞同他们。在马德里处死国民军囚徒,确实是一桩残忍的暴行,他即使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那种时刻不值得骄傲。安东尼奥说中了最重要的部分,这桩惨剧已经被国民军用来描绘左翼的野蛮,严重削弱了人们对共和党人的支持,而他们多么需要支持啊。
三位老友之间,无论意见多么相左,有件事他们始终看法一致:他们都准备离开格拉纳达这座事实上的监狱,不参与孤立的野蛮行为,而是要加入更加协调统一的战斗。
“无论赞成与否,我们都不能继续坐在这儿空谈了,对不对?”弗朗西斯科强烈呼吁,“对格拉纳达来说,太晚了,但对整个西班牙来说并非如此。看看巴塞罗那!”
“我知道。你说得对。巴伦西亚、毕尔巴鄂、昆卡……其他地方都在抵抗。我们不能光坐在这儿空谈。”
无论如何,在深陷法西斯军队魔掌的共和国领地内,有一种普遍的乐观信念:佛朗哥军队遭到的抵抗只是个开始。假以时日,民众一定能够组织起来,取得胜利。
萨尔瓦多一直静静地听着,十分专注,只用手势表示赞同。这时,他用手语说了一个刚才大家没提到的词:“马德里。”
安东尼奥的名单中遗漏了这个。这个地方他们必须去。它象征西班牙的心脏,是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的地方。
他们坐在萨尔瓦多幽暗的公寓里,而北方四百公里之外,马德里正在遭受强势围攻。这座首都危在旦夕。去年秋天,仍然忠于共和国的军队就与志愿民兵一起,组成了人民军,形成统一的军事力量,听从共和国政府指挥。三位朋友都渴望参加行动,加入战争。他们必须快点去,否则就太晚了。
几个月来,安东尼奥一直在用萨尔瓦多家的收音机收听马德里的形势。音量调得特别低,他的耳朵必须紧紧贴在收音机上。从去年十一月开始,首都就在遭受佛朗哥军队的轰炸,但在苏联坦克的援助之下顽强抵抗,令国民军大感意外。然而现在有流言称,又一场大型战争即将开始。
家乡的城市沦陷于佛朗哥之手时,安东尼奥和朋友们或许是在袖手旁观,但他们绝不允许马德里重蹈格拉纳达的覆辙。此刻,离开的渴望无比强烈——必须制止佛朗哥。三人听说,欧洲各地——英国、法国,甚至德国——来了很多年轻人,前来支援反法西斯事业。这个消息激励着他们行动起来。
过去的几天中,安东尼奥想的全是佛朗哥在西班牙日益增强的统治。国民军势不可挡地占领了大片地区,但在北部遇到了顽强抵抗,这一事实给了共和国的支持者几许希望。如果他和朋友不参加反击法西斯的战争,会永远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悔恨。
“我们必须走。”安东尼奥说,“是时候了。”
他决然踏上回家的路,为离别做些准备。
21
安东尼奥回到家,打算告诉母亲他要离开,而几个小时前,梅塞德丝就踏上了离家的路。离开格拉纳达时,她选择了一条人烟稀少的山路,而不是南边那条主干道。二月,四周山顶的积雪仍然很厚,但她还是脱掉了厚厚的毛外套。那天她连续走了五个小时,除了因没戴手套而指尖冰冷,她浑身发热。
在本塔斯到阿哈玛之间,一位农夫用马车捎了她一小段。他刚刚在市场上卖完两打小鸡,现在车上有地方让她坐。他身边萦绕着浓重的家禽气味,这异味和一只坐在他俩中间的癞皮狗令梅塞德丝反胃,但她尽力不表现出来。坐在这位饱经风霜的农夫旁边令人安心,他的双手在严寒中冻得很粗糙,皴纹纵横交错。
定期到格拉纳达乡间度过夏天,到山村里的姨妈、舅舅家玩耍,曾是梅塞德丝快乐的童年回忆。绿荫如盖、芳草如茵、野花盛开的美景,她非常熟悉。但在冬天,这里冰冷入骨,木叶尽脱。田野变成灰棕色,等待春天播种。田间的路多石而坎坷。骡蹄常在松动的页岩上滑倒,让本就懒散的脚步更加缓慢。下午清冷的阳光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温暖。
梅塞德丝知道不该相信任何人,尽量少说话。对于老人的发问,她只用单字回答。她来自格拉纳达,要去马拉加某个村里的姨妈家走亲戚。她能说出的就这么点。
无疑,他也同样不信任她。关于自己的情况,他几乎只字不提。
旅途中,他们被国民卫队的巡警拦住了。
“旅行目的?”对方问道。
梅塞德丝屏住呼吸。虽然她已有准备,现在仍然口干舌燥。
“我和女儿要回我家农场,农场在派里阿纳。我们刚去过本塔斯的市场。”农夫愉快地说道,“今天小鸡的价格挺不错的。”
一个空荡荡的笼子,一股淡淡的鸡粪味和一个女孩,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在撒谎。巡警挥挥手,放他们过去。
确定巡警不会听到了,她安静地说:“谢谢。”她望着硕大的木轮滚过崎岖的路面,告诉自己仍然不可相信这个人。即使现在他看上去是朋友,她也要坚持那个虚构的故事,好保护自己。
他们驾车向前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农夫得转弯了。他家的农场在山上,他朝地平线上一片树林的方向指了指。
“你想停下来和我们一起过夜吗?我们会给你一张温暖的床,我老婆会给你做一顿香喷喷的晚饭。”
她精疲力竭,有一瞬间,她几乎受了引诱。但这样的邀请传达了什么信息?虽然他对他很好,她仍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妻子是谁,或许他并没有妻子。她突然感觉无能为力。她必须继续朝马拉加走去。
“谢谢你,不过我得抓紧时间赶路。”
“好吧,不管怎么说,给你这个。”他说着,手伸到座位后面,“一两个钟头后,我就能吃上老婆做的美食了。我不需要这个了。”
她站在路上,伸手接过一个小麻布袋,能摸到里面有让人安心的一条面包。她知道自己次日一定十分感激他的好意。藏在口袋里的干粮吃完了,她很感激有人为她补充食物。
显然,他并未因为她拒绝邀请而恼火,但她知道最好别说真话。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那时你完全可以相信听到的一切,哪怕对方是陌生人。他们互相祝福,不久,他在视线中消失。
她又是孤身一人了。农夫说过,离通往马拉加的主干道大概还有五公里,她决定一直走下去,不到就不休息。如果不设定目标,她可能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她到达路口大概是傍晚六点。天已经黑了。她饥肠辘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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