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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意愿，即使在自己的头脑里，也被众人那些错误的要求给压倒了。此外，至于说在他随后的让步中是否包含着些许软弱，那就是人心的秘密了。当然，如果说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将所有的错误都归结于智力，而与良心无关，那确实是有少部分人（当然，红衣主教费德里戈就是其中一人）在其整个一生中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丝毫不考虑到任何短暂的利益。随后，由于众人的一再请求，他最终还是让了步，同意举行宗教游行，他还进一步满足了众人的愿望，说在游行结束后，会将圣卡洛的灵柩放于公共的地方，即教堂的最高祭坛上停放八天。
我并未发现卫生委员会或者其他权威机构对此做出任何反对或者抗议。卫生委员会只是下令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并未排除瘟疫的危险性，仅仅表达了对其的忧虑。他们在众人进城方面制定了严厉的规定，为确保这一规定得到执行，他们还封锁了城门；同时，为了避免染病之人和被怀疑染病之人有参与的机会，他们还在被隔离的房子上钉了钉子。这种房子，据当时的一位作家称，起码有五百座。
众人用了三天时间准备，到了预定之日，即6月11日早晨，游行队伍便从大教堂那儿出发了。长长的队伍由群众在前面带着路，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她们的脸被大量的丝绸遮着，许多人还赤着脚，穿着麻布衣服。随后是举着旗帜的各个行会和身着各种颜色服饰的兄弟会会员。接下来是修道院的修士，之后便是俗间教士，每人都佩有代表自己级别的徽章，手里还拿着点燃的蜡烛。在队伍的中间，伴随着那众多的烛光和那高昂的圣歌，灵柩缓缓前行。它顶着精致的华盖，由四位衣着讲究的教士轮番抬着。水晶中显现出圣卡洛那令人尊敬的尸体。圣卡洛穿着光芒照人的华丽主教服，头上还戴着主教法冠。在那残缺不全、腐坏的身形下，仍然可以分辨出他昔日的容颜的迹象，同那图画中的他一模一样，同时也与某些人记忆中的形象一样。他在世时，这些人曾经目睹过他的这副尊容。在这位已逝的神甫的尸体后（里帕蒙蒂这么说，我们主要也是根据他的描述），按照功勋、血统、高贵，走在最前面的是费德里戈大主教，他的身后跟着一些神甫，紧挨着这些神甫的是当地的部分官员，他们穿着官服，再后面的便是贵族人士。这些贵族人士，有的穿着奢华的衣服，仿佛是为了显示仪式的庄严，有的为了表示赎罪，穿着丧服，或者赤着脚，戴着遮住自己的脸的帽子，他们全都手持大蜡烛。最后面的是一些混杂之人。
整条大街全被装饰了一番，就像在过节时装饰的一样。富人们纷纷拿出自家最华丽的装饰物，穷人家的墙壁上也由富裕的邻居或者官方出钱粉刷一新。在游行队伍经过之处，到处都悬挂着枝叶繁茂的树枝、图画、题词和象征性的物品，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陈列着花瓶、珍贵的古董和其他稀有的珍品，哪里都是燃烧着的灯烛。那些染上瘟疫，被隔离在家的病人，在许多窗口旁，静静地观望着游行队伍，嘴里默默地祈祷着。其他街道上空无一人，十分寂静，即使有人，也只是在窗口边侧耳倾听外面的嘈杂之声。不过，其他人，其中甚至有些修女，攀上了屋顶，眺望着远处的灵柩、随从和其他东西。
游行队伍穿过了城里的大街小巷，还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或者小广场上（这里是那些郊区的主要街道的终结处，广场当时仍保留“卡罗比”的旧称，现如今只剩下一个这样的广场了）停下来。他们将灵柩置于十字架旁边，这些十字架是圣卡洛在上次瘟疫盛行时修建起来的，如今有的仍然伫立着。这样，直到中午之后，游行队伍才返回大教堂。
第二天，当游行队伍怀着自以为是的自信，确信游行能够消除瘟疫之灾的时候，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死亡人数都在急剧增加。瘟疫竟猖獗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瘟疫的起因正是游行本身。然而，普遍的偏见却有何等惊人而令人悲伤的力量啊！人们并没有把死亡人数的增加归咎于大量人群长时间地聚集在一起，也不归咎于人与人之间偶尔大范围毫无节制的接触，而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毒害者为了大规模地实施他们那极其邪恶的计划所采用的简便的方法。据说那些人混杂在人群中，给他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涂上毒药膏。然而，这个方法并不足以在各个阶层中引起太多死亡。就表面看来，即使是最善于观察的人也不曾发现任何似油的东西或类似的污点。在整个过程当中，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他们又诉诸另一古老的说法，这个说法当时已在欧洲被认可为科学常识，即那些恶人使用了具有魔力的毒粉末。据说，只要将这些粉末撒在大街上人们驻足的地方，便很容易粘在人们的衣裙上或赤足行走的人的脚上。当代的一位作家写道：“因此，恰在宗教游行的那一天，正是虔诚与邪恶、背叛与真诚、得到与失去相冲突的一天。”事实上，这是人类仅存的一点理智与其自己创造出来的幽灵之间的冲突。
从那一天起，疫情越发猖獗起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波及了每一个家庭。根据上面所引用的索马利亚的说法，传染病院的人突然从两千迅速增长到一万两千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报告都指出，其人数增长到了一万六千人。7月4日，我从卫生委员会管理员给总督的另一封信中获知，每天的死亡人数已超过五百。在瘟疫蔓延最猖獗的时候，根据人们公认的数据来看，在一段时间之内，每天的死亡人数竟达到一千两百或一千五百。而且，如果我们相信塔迪诺的说法，每天的死亡人数则超过了三千五百。
不难想象，那些十夫长们如今面临着怎样的艰难局面，他们不但肩负着为公众提供生活必需品的重任，还得补救在大灾难中损坏但仍可进行修理的东西，他们每天都得更换和补充一些为公众服务的人员，比如脚夫、鸣道夫和执事。脚夫（甚至在古老的米兰也不确定其由来）则担任瘟疫中最费力、最危险的工作，也就是把尸体从房子里或传染病院里抬出来，再用马车将其运往墓地掩埋；还要把被染上瘟疫的病人送去传染病院，并好好地照看他们，还要烧掉所有被感染的东西或清洗那些被怀疑受到感染的物品。鸣道夫的主要任务是在马车旁边摇铃，示意路人让开。按照卫生委员会的指示，执事则负责管理脚夫和鸣道夫。同时，委员会还不断为传染病院派遣一些内外科医生、药品、食物和其他各种医疗设备，并为数量日益增长的病院人提供住处。为此，在传染病院的空地上，他们用木头和稻草匆忙地盖起了一些小木屋，又在传染病院里建起了一座完全由木板围成的小传染病院，这个小传染病院能够容纳四千多人。尽管这样，房屋仍然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又增建了两座传染病院，但由于缺乏各种资源，最终无法将其完工。需求日益增长，而资源、人力和志气却在日益衰减。制定的计划和宣布的命令无法及时执行，不但不能满足一些迫切的需要，就连口头上的保证也没有，而且由于工作能力的缺失和对事态的绝望，他们压根儿就不顾及那些令人感到悲痛的紧急事件。例如，大量婴儿在其母亲被瘟疫夺去性命后，由于无人照料看护，都相继死去。卫生委员会呼吁为这些孤儿和产妇建造避难所，为他们做点好事，但到最后仍毫无结果。塔迪诺写道：“城里的十夫长们也值得我们同情，不管怎样，他们也因野蛮无理、肆意妄为的兵痞们而感到厌烦和疲倦；在不幸的大公国里的官员们也值得同情，他们想从总督那里得到帮助或一些供应，但都徒劳无功，因为正处于战争年代，总督只会告诫他们要善待士兵。”因此，攻占卡萨莱是多么的重要啊！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胜利的光辉是多么的荣耀啊！
因此，他们在传染病院的附近挖了一个大坑，并把尸体埋葬在这里。每一天都出现大量的新尸体，它们裸露在城里的每个地方，各地的地方法官到处寻找愿意从事这一悲惨任务的人员，可都徒劳无功，因此他们也无计可施。如果不提供一些特别的救助，真不敢想象事情的结果将会是何等惨烈。卫生委员会主席几乎绝望，他饱含泪水，恳请两位管理传染病院的杰出的神甫给予帮助。米歇尔神甫向其保证自己会在四天之内将城里的尸体清理完毕，在八天之内提供满足当时需要的物资，并且还能满足近期内最糟糕情况下的需要。在另一位神甫和卫生委员会主席指定给他的几位官员的陪同下，他来到城外，召集一些农民工。他借助于卫生委员会的权威以及自己的威望，成功地召集了两百人。他把这些人分配到三个不同的地方去挖三个特大的坑。然后，他派遣传染病院的脚夫们运走那些尸体，并将他们埋在大坑里。就这样，他在规定的时间的最后一天将其诺言全部兑现。
有一次，传染病院里突然缺乏医生，他们提供优厚的酬劳和莫大的荣誉，费了很大劲儿，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几个医生，但这几个医生还远不能满足需要。传染病院里还时常缺乏粮食，他们总担心那些病人还将死于饥饿。然而，当他们正想尽各种办法筹集粮食时（为此他们不抱任何希望，更不用说及时筹集到食物），某个仁慈之士不止一次为他们雪中送炭，因为在麻木不仁的人群中，尽管他们对自身有所疑惧，对他人毫不关心，但心底却产生一种仁爱之心，还有一些对世俗的欢乐毫无挂念的人，其慈爱之心也随即产生。尽管有些能够提供帮助的人不幸逝世或逃之夭夭，但仍然有一些身体强壮、勇气可嘉的人始终坚守自己的岗位，甚至有些人在同情心的驱使下，坚定不移地担当起不属于他们职责范围的工作。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那艰苦的环境下，神甫们面对这些艰辛的工作却心甘情愿地为此事尽心尽责。在传染病院及城里的其他地方，他们都在无私地救济难民。只要有苦难的地方，就有他们忙碌的身影。人们总能看到他们和眩晕之人、将死之人在一起，有时候就连他们自己也饱受折磨，危在旦夕。他们给予那些病人精神安慰，尽可能地为其提供物质帮助，只要别人需要，他们就乐意为之服务。只在城里就有六十多位教区神甫因感染瘟疫而死亡，这个数字约占神甫总数的九分之八。
正如人们所期望的一样，费德里戈一直鼓舞着大家，为大家树立了榜样。在这个大主教家庭的所有成员几乎都因病逝世的时候，其亲朋好友、地方高官和邻近的贵族们都恳请他搬到另一个隐蔽的别墅中远离危险，但他回绝了这些劝告和请求。他在给教区神甫的信中写道：“就算放弃生命，也不要放弃我们这世上的家庭和孩子们，照顾他们是我们的职责；你们要直面这瘟疫，只要能为基督拯救一个灵魂，就当心怀爱心，像去迎接生命、领取某种奖励一样。他没有忽视任何没有妨碍他履行自己职责的措施，而且还为此对教士们做了一些指导和规定；而当他在行善中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也毫不畏惧，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存在似的。为了赞扬和调动神甫们的热情，他经常和他们待在一起，鼓励那些对待工作不积极的神甫，并把他们派遣至别的神甫亡故的地方，希望他走近每一个需要他的人。他探访传染病院，给患病之人送去安慰，并鼓励医护人员，要他们尽心尽责地照顾好病人；他走访了整个城市，救济那些被隔离在家里的不幸的穷人。他靠在门前或驻足于窗户下面，聆听人们的悲苦，并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叫他们一定要鼓起勇气。总之，他将自己投身于瘟疫，并生活在被瘟疫感染的人群中，令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是，到了最后他也没有感染上这疾病。
在这波及公众的大灾难中，在正常的秩序遭受持久的骚乱时，总会有某种美德的发扬和升华，但同时犯罪的概率也有所增加，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其增长速度异乎寻常。而在瘟疫肆虐的当下，各种罪恶行径尤其显著。那些没有感染上瘟疫并对此毫不惧怕的恶棍们，趁着公众混乱以及公共力量的削弱，找到了新的犯罪机会，并能够保证自己不受处罚。而且，大部分公共力量已经落入了这些恶棍的手中。一般来说，除了那些不惧怕瘟疫、天生就对自然植物无所畏惧的人愿意从事脚夫和鸣道夫之外——他们喜爱肆意地掠夺和抢劫，再无他人。
为了对付这些人，当局政府制定了最严格的法令，也制定了诸多严厉的惩罚措施来威胁他们，为他们划分了固定的范围，而且，正如我们先前说过的那样，还派遣人员管制他们。地方官员和某些贵族被派往城里各个地区，并赋予他们权力抓好时机好好地管制他们。在一段时间之内，事情一直发展得比较顺利，然而，由于死亡人数、逃跑人员的不断增加，加上幸存者也越发恐惧，这些管理人员们已无法再对那些恶棍进行管理，他们所有的人，尤其是脚夫们，把自己当作一切事物的仲裁者。他们像主人一样专横地走进别人的家中，更像敌人一样乱闯民宅，更不用说他们是如何肆意掠夺，如何虐待那些染上瘟疫的不幸的人们。他们把他们那污秽邪恶之手放在那些健康的孩子、女人和男人身上，并威胁他们说，如果不把钱交出来，就把他们拖去传染病院。有时候，他们甚至还让穷人们为他们的“服务”付钱，如果不交出一大笔钱，他们便拒绝将那些腐烂的尸体搬出去。据说（鉴于一些人太过于轻信别人，另一些人又太过于狡诈，信和不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