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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似乎要合理得多。事实上，这种事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可以说在每个年代的各个地方，都不乏后来者。里帕蒙蒂，这个经常嘲弄这次涂药膏事件以及对人们如此轻信此类事件感到悲叹的人，断言说自己曾经看到过这种石膏工艺，接着便描述了这一工艺。在上述所援引的书信中，卫生委员会的官员们以同样的方式讲述了这件事情。他们谈到对此事的视察情况，谈到了用那些涂料在狗身上做的实验，并证明这些根本不会导致不良后果。他们还补充说道，他们相信这种鲁莽行为并非邪恶的计划，而是由于无知而导致的结果。这个观点表明，到那个时候，他们仍保持着稳重的心态，无视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同时，同时代的其他记录也表明（且不去考证这些记述的真实性）许多人起初也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恶作剧，并且没有任何记载说有人反对这一说法。倘若真有这样的人存在，那么他们一定会被一些人提及，而且被他们称作荒谬的人。我认为，把这件恶搞之事的细节（一部分鲜为人知，另一部分根本没人知晓）综合在一起加以描述也并无不恰当之处，因为在这么多人一起所犯的错误中，令我最感兴趣，也是最值得我去观察的是这些错误扩散的途径，以及它们闯入人们的头脑并支配他们思想的形式和方法。
这个早已骚乱不断、动荡不安的城市如今已被搅得天翻地覆。房屋的主人用燃着的稻草去烧那些被涂染过的地方，过往的行人纷纷止步观看，个个都战栗着，嘴里还不停地咕哝着。那些很容易因为其穿着而被识别的外乡人被认为是作案者，大街上的人们将他们捉住，立刻送到了警察局。执法官对被抓之人、捉捕者和证人进行了盘问和审查，但发现所有的人都是清白的，看来这些执法官仍然具有怀疑、思考和理解的能力。卫生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公告，允诺赦免那些举报罪犯的人，并对其进行奖励。卫生委员会的官员们在我们所援引的那封信中写道（信上所写的日期是5月21日，但很明显是19日写的，因为出版的法令上标明的日期便是19日）：“无论如何，面对如此危险、人们竞相猜疑的局面，我们认为，无论使用何种方法都要对罪犯进行严厉打击，以告慰人民，保证其生活安宁。故今日颁布此法令。”然而，这项法令并未提及，至少没有明确地谈到他们向总督大人提到的理智及冷静的猜测：他们对此有所保留，表明当时民众对此感到狂热不安，也表明他们自身对此事的一种妥协，然而，这事引起的后果越严重，这些人就越应受责备。
当卫生委员会正在询问情况的时候，正如平常一样，已有很多人找到了答案。在那些认为所涂之物为有毒的药膏的人群当中，有些人认为这是贡扎罗·费尔南德斯·德科多尔瓦的报复行为，因为他在离职时曾受到侮辱；有人认为这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主意，因为他想消灭米兰，然后毫不费力地坐拥这所城市；还有一些人，不知出于何种动机，认为科拉尔托伯爵或沃伦斯坦或米兰的某个名门望族是此事的肇事者。正如我们所言，当然也不缺乏那些完全把这事当作笑话的人，认为肇事者是学生、贵族和厌倦了对卡萨莱的围攻的军官们。然而，尽管人们都感到特别恐惧，病毒却没有立刻被传染出去，也没有导致普遍的死亡，也许这正是人们心中最早出现的那些恐惧逐步减弱、事情几乎被人遗忘的原因。
不管怎么说，仍然有一定数量的人不相信瘟疫的存在，因为无论是在传染病医院还是在城里，都有人得到了治愈，恢复了健康。针对与事实相左的观点而提出的总结陈词，人们总是对其怀有好奇心的。塔迪诺写道：“平民百姓和一些对此表示怀疑的医生都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瘟疫，倘若是瘟疫的话，那么所有感染上病毒的人早就已经死了。”为了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卫生委员会想到了一个切合实际、源于现实的对策。在圣神降临周期间，民众会在东门外的圣格雷戈里奥墓地前聚合，为在瘟疫中不幸身亡且葬在此地的死者祈祷。他们会借此机会在这里娱乐观光，于是每个人都穿得十分体面。就在那一天，有一家人全部死于瘟疫。在卫生委员会的指示下，死者赤裸裸的尸体被安置在一辆马车上，然后进入人群集中最密集的地方，在马车、骑马人和行人之间穿行，让他们看清楚瘟疫所留下的明显的标记。马车所到之处，人们都十分惊愕，并不断发出窃窃的声音。这使更多的人们相信这就是瘟疫，除此之外，瘟疫自身的蔓延也使人们相信它的存在，而人们聚集在一起，又加速了瘟疫的传播。
最初的时候，人们绝对不相信瘟疫的存在，甚至禁止使用“瘟疫”这个字眼，后来又认为这是瘟疫性热病——这一形容词的使用虽然没有直接说是瘟疫，但难道不是间接地承认了这一观点吗？后来，人们又不太确定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瘟疫，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瘟疫，或明确地说这不是瘟疫，而只是一种无法命名的疾病。最后人们才毫无争议地确信这就是瘟疫，但是这个说法又生出另一种说法——下毒和巫术，旨在篡改和混淆如今他们再也不能否认的瘟疫的说法。
我想，我们已经没有必要为了解与此类似的历史事件而为这段历史发表更多的观点。感谢上天，与此有着相同性质和重大影响，花费如此大的代价才排除疑义，同时又受到别的说法的纠缠的历史事件并不多见。然而，无论是小事件还是大事件，在多数情况下，通过采取早已被证实的方法，例如在发表意见之前，先仔细观察、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然后经过一番思考后加以比较，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第三十二章
由于形势日益严峻，当时的各种需求越来越难以满足，在5月4日，十夫长委员会决定向州长大人请求帮助。相应地，在当月的22日，十夫长委员会派遣两位代表去拜见州长大人，向其简要概述了该城市的灾难及贫困状况：巨大的花费使得财务亏空，负债累累，未来的开支都已被预支了很多。由于诸多原因，尤其是战争带来的毁坏，使得人们根本难以交税。同时，他们还请求州长大人按照一直以来的法律和惯例，和卡洛斯五世的特别法令，考虑由国家财政部来负担瘟疫所耗费的巨大开支。就像在1576年发生的那场瘟疫一样，州长大人阿亚蒙特侯爵不仅命人免除了所有税收，而且还从国库拨下四千金币来资助遭受瘟疫的城市。最后，两位代表向州长大人提出了四项请求：即就像1576年一样，免除赋税；国库拨款救济；州长大人向国王汇报该城和该地区的受灾状况；不要再派军队驻扎该地，因为过去该地曾受到了驻军的破坏和践踏。州长大人在回信中对该城人们表示了慰问，同时也说了一些劝诫之词：他很遗憾不能前来米兰，不能尽自己的努力缓解该城的困苦，不过，他希望十夫长委员会的各位先生的热忱、勤勉能弥补这一切，因为如今正是毫不吝惜地投入钱财的时候，应该想方设法将事情做好。至于说他们提出的要求，只要时间和其他必要条件允许，他定会尽量地满足。信的结尾处是他的署名，即安布罗焦·斯皮诺拉，字迹虽然潦草，可却就像他的允诺一样清楚明了。首席大臣费雷尔很快回了一封信，向州长大人表示，十夫长委员会的成员们对此甚感遗憾。随后，他们经常写信来往，一方提出要求，另一方一一作答，可是我并没发现他们究竟做出了什么确切的结论。一段时间后，在瘟疫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州长大人向首席大臣费雷尔发了一份公函，表示因战事繁忙，只好让其全权处理瘟疫一事。
在向总督大人寻求帮助的同时，十夫长委员会又作出另一项决定，请求红衣主教组织一场隆重的宗教仪式，把圣卡洛的灵柩抬出来，在城里游行。善良的红衣主教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拒绝了这一请求。红衣主教不喜欢对这种随心所欲的行动投以信任，他担心，要是这样的活动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种信任会转变为过错，他的这种担心不是毫无道理的。他还担心，假使确有恶人到处涂抹毒物，那这游行定会给犯罪之人提供大好的可乘之机；假使这样的恶人并不存在，那样众多的人聚在一起定会使疫情广为蔓延，成为更加现实的危险。因为刚有所平息的关于恶人涂抹毒物的怀疑，如今又再次活跃起来，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更加严重了。
现今人们又看到，或者说似乎看到，在城墙，或者公共建筑的入口处、私人住房的大门和门环上都涂有毒性物质。有关这些发现的消息，从一人口中传到另一人口中，你传给我，我传给你，闹得沸沸扬扬的。就像通常所发生的一样，当众人害怕不安之时，常常会把所听到的事当成真正所发生的事一样。众人的心灵越来越因遭受到的瘟疫而痛苦，因危险的迫近而愤怒，他们非常乐意相信这种传言。出于愤怒，他们有的甚至施行一些报复行动。就像一位正直之士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所尖锐地指出的一样，人们宁愿将瘟疫归咎于人类邪恶的表现，好对其发泄自己的愤怒，而不愿承认该瘟疫源自于某种人们除了逆来顺受地接受而别无他法的结果。这是一种极其细微的、瞬间即发作的，还会穿透各种物体的毒物，这些言语就足以解释此瘟疫那剧烈的、神秘的、最不可捉摸的性质。据说这种毒物是由蟾蜍、蟒蛇、一些感染病人的唾液和脓血，以及一切狂野而又荒谬的幻想才能产生的恶臭而肮脏的东西组成的。而在这些东西之中，又施加了一些巫术。用了这巫术，一切不可能的事都变为了可能，一切物体都失去了其所有的效力，一切困难也都迎刃而解了。最初该毒物的效果为何没有立即完全显现，如今其原因便一清二楚了，那是由于制作该毒物之人初次尝试，技艺还不精，但现在他的技艺已经十分精湛，玩弄这种恶魔似的把戏的劲头更加疯狂。此时，要是有谁仍然相信这只是他们耍的一种把戏，要是有人仍然否认这不是一个密谋，那即使他没被人怀疑成想故意转移众人的注意力之人、涂毒之人或者其同盟，那他也定会被视为一个盲目者或者一个执拗之人。涂抹毒物这一字眼很快就成为了一种普遍、严肃而又恐怖的字眼。有了这种信仰，即涂抹毒物之人肯定存在，那就肯定能找到他们，就这样，大家都提高了警觉，双眼时刻注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怀疑，而这怀疑很容易就变成了自信，而自信又继而沦为疯狂。
里帕蒙蒂讲述了以下两件事作为此种情形的证明。他说，自己之所以选择这两件事，不是因为它们是日常所发生的事中最骇人听闻的，而是由于这两件事都是他亲眼所见到的。
有一天，也不知是什么节日，在安东尼奥教堂，有位年过八十的老人在跪着祈祷完后，准备坐在凳子上休息会儿，由于凳子上有灰尘，他在坐下之前便用自己的披风，抹了抹灰尘，他的这一动作恰好被几个女人看见了。“那个老头正在凳子上涂毒。”几个女人大声喊道。那些正好在教堂里的人（请注意，这儿可是教堂）纷纷向老人走来，他们揪着老人的银发，对其拳打脚踢，把他打倒在地，只剩下半条命了。随后，他们还将老人送进了监狱，让法官审判他，折磨他。“我亲眼看着，老人就是这样被一路拽着去了监狱，”里帕蒙蒂说道，“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之后的一些情况了，不过，我确信他肯定时日不多了。”
另一件事也相当奇怪，它就发生在第二天，不过，这事可没上面那事那么悲惨。这事讲述的是三位年轻的法国人一起来到意大利，准备参观意大利的名胜古迹，要是合适，再找个挣钱的工作干干。他们中一位是学者，一位是画家，另一位则是机械工人。他们刚到大教堂的外墙，准备好好站在那儿观赏观赏，便有一两个或者更多过路之人停了下来，组成了一个小群体。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三个法国人，从其服装、发饰和行囊得知他们是外地人，更糟糕的还是法国人。这三人为了使自己确信该教堂的外墙是由大理石做的，于是便伸出自己的手去触摸它。这一摸可摸出了麻烦，他们瞬间便被众人包围了。人们抓着他们，殴打他们，还叫嚷着要将他们送进监狱。幸运的是，法院离教堂并不是很远，更加庆幸的是，他们被证明是无辜的，于是最后便被无罪释放了。
类似的事不止发生在城内，这种狂热就像传染病一样，很快便传到了各处。要是一位过路的游客被农民看见没有走在大路上，或是在大路上东张西望，或是停下来休息，这个陌生人要是被发现有什么奇怪之处，不管是在衣着打扮方面还是在他的面部表情方面，都会被视为涂抹毒物者。并且，一旦发现之人做出暗示，或者说某个小孩子发出呼叫，或者拉响警铃，人们便会蜂拥而来，向这位不幸之人扔石头，或者将其恶狠狠地拽进监狱。监狱在当时的一段时期竟成了安全之所。
不过，十夫长委员们并没有因为大主教的拒绝而感到气馁，他们继续向其请求，而且公众对此也很是赞同，高声呼吁着支持他们。费德里戈坚持己见，继续去说服十夫长委员们，而这正是一个人凭良心为反对时代的谬见以及众人的偏执所能做的一切。在那种舆论之下，加之当时对瘟疫的危险性在远不具备我们如今拥有的证据的条件下所形成的模糊而有争议的认识，这就不难理解大主教费德里戈的那种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