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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染上瘟疫的人又因此病而去世了。由于发病人数并不是很多，人们便不再怀疑是发生了瘟疫才导致那些人死亡的。渐渐地，人们越来越愚昧地认定，那并不是瘟疫，甚至觉得根本没发生过瘟疫。很多医生仿佛回应民众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上帝的声音吗？），对为数不多的人的不祥的预言和可怕的警告嗤之以鼻。每当那些医生被请去治疗染上瘟疫的病人，他们总是宣称其只是属于普通的病，是可以治疗的，而丝毫不管该瘟疫表现出何种症状和病象。
有关这些病例的报告也被送到了卫生委员会，不过，这些报告通常都被延误了，并且内容也不是很确切。出于对被隔离及传染病院的害怕，人们只能借助于其他错误的途径，偷藏病人，贿赂掘墓之人和那些年长者，另外还贿赂一些卫生委员会的下层长官和派出的验尸者，让其做伪证。
然而，只要一发现有染上该瘟疫的人，卫生委员会便立即下令将该病人的家隔离起来或进行焚烧，而其家人也被迅速送往传染病院。容易想象，卫生委员会的这一做法，会使得那些贵族、富商和低层人民有多生气、多不满。他们一致认定这一行为是既不合理又没用处的。他们将愤怒主要集中在两位医生身上，一位名叫塔迪诺，另一位名叫赛纳托雷·赛塔拉，后者是上文提及的洛多维科·赛塔拉医生的儿子。人们对这两人的愤怒达到了极点，以至于从那以后，只要他们一公开露面，便免不了遭受被辱骂或者被扔石头的攻击。这两人的这种特殊的处境一直持续了数月，而且也很值得记录下来。这两人看清了那日益迫近的大灾难，于是便想方设法，竭尽全力，试图将其消除。然而，他们不仅在最需要有人支持的地方遇到了各种阻碍，而且还成为了众人公共的仇敌，就像里帕蒙蒂所说的：“祖国的公敌。”
众人的愤怒也牵扯到其他医生身上，因为这些医生也确信那传染病就是瘟疫，还竭力将他们那痛苦而确切的发现告诉给其他人，并建议他们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那些谨慎之人则责备医生们，说他们听信了谗言，执拗得很，而大多数人则公然指责他们，说他们是在欺诈，是计划好了想借助公众的害怕来从中获利。
那位年老的医生洛多维科·赛塔拉已年近八十了，一直以来，他都是帕维亚大学医学系的教授，随后他成了米兰的伦理哲学家。他出版了许多本书，在当时有很高的声誉。此外，他还多次受到其他大学如因戈尔斯塔德大学、比萨大学、波伦亚大学、帕多瓦大学的邀请，去做学术讲座，可是他却一一拒绝了，这无疑使得他成为当时最富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不仅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望，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人们尊敬他、爱戴他，是因为他有一颗仁慈之心，老是救助和接济贫穷之人。然而，有一件事，却扰乱和减弱了他的那些善举所为他赢得的众人对他的尊敬，而当时这事本身是应当更加增强和加深这种尊敬的，那就是这位可怜的学者竟赞同当时那种最致命的、最普遍的“偏见”，而且他还优先倡导那偏见。不过，他并未与众人分离开，可这却也带来了麻烦，大大地损害了他以其他方式获得的威望。然而，尽管他还享有较高的威望，可这不仅不足以使其战胜公众对瘟疫这一事件的看法，而且还使得他成为了广大百姓的仇敌和辱骂的对象，这些人很容易从评论转向实际的示威和行动。
有一天，当他乘坐着轿子去看望他的病人时，人群开始围绕在其轿子周围，大声责备他就是那些不顾一切，仍然宣称该处确实存在瘟疫的那些医生们的首领，还说是他使得全城的人民处于恐慌之中，因为他总是皱着眉，拖着粗浓的胡须，所有这一切均是为了使医生们从中获取暴利。人们越来越多，大家的愤怒情绪也愈演愈烈。因此，那些轿夫一看见形势不对，便立即抬着自己的主人躲进一个朋友家——庆幸的是，幸亏有个朋友的家就在附近。他之所以遭遇到这一围攻，只是因为他清楚地预测到，并且向众人陈述了瘟疫这一事实，为的是想将他那千千万万的同胞们从瘟疫中解救出来。而有一次，正是由于他悲叹的建议，才挽救了一位可怜的女孩。这女孩曾备受人们的折磨，遭受了很多的痛苦。她被众人当作女巫准备活活烧死，而仅仅只是因为这个女孩的主人得了极其严重的胃病，时刻遭受着病痛的折磨。而该女孩的另一个主人，却死心塌地地迷恋上了她。这事，使得他重新获得了众人对他的敬重，大家大赞他，说他十分聪慧，他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值得颂扬的头衔。
可是，到了三月底的时候，病倒和死亡的人数开始陡增，最先发生在东门一带，随后发展到城里的所有街区。病人伴有痉挛、心悸、嗜睡、昏迷等奇怪的症状，同时全身还出现了乌青的斑点和肿包。患病之人在得病之后大多很快便死了，有的甚至没有任何患病的征兆而突然猝死。原来那些否认这是传染病的医生，如今仍然不愿承认他们曾经嘲笑过的东西，可是又不得不给如今这到处肆虐、触目惊心的疾病取一个属名，于是只好将其称作恶性热病、传染热病。这自然是一种可怜的权宜之计，一种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带来了极大的害处，因为，尽管这一做法表面看来是承认了事实，但它仍然没有使人明白，这是一种通过接触传染的瘟疫，而承认和看到这一点是最紧要的事。当地的官员仿佛刚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一般，开始或多或少听点卫生委员会的呼吁和建议，执行他们的公告以及关于查封住所和检疫隔离的决议。委员会还不停地申请经费，以维持传染病院因为新增的医护行动而不断增长的日常开支。为了筹款，卫生委员会向十夫长委员会提出申请，而钱的事还有待执政官们作出决定（我相信他们是永远不会作出决定来的，顶多是走走过场而已），到底该由当地政府还是由大公国的财政开支。虽然贡扎罗总督再次率军出征，围攻可怜的卡萨莱去了，但首席大臣安东尼奥·费雷尔奉他的命令，也频频向十夫长委员申请拨款；元老院也向十夫长委员会申请，要求他们在瘟疫传播开来以前，在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中断以前，设法做好城市的粮食供应，以及为相当大一批现如今失去了工作的居民谋求生计。十夫长委员会则努力通过借贷和收税来筹集钱财。他们将筹集到的部分资金交给卫生委员会，部分交给贫穷之人，部分用于购买谷物，这样，从某种程度上说，弥补了现在的某些需求。然而，严重的苦难尚未来临。
在传染病院，尽管每天都有大批人死去，可是其总人数却仍在不断上升。然而，还有一些艰巨的任务，比如确保服务、维护纪律、按规定进行隔离等，简而言之，就是要维护或者建立卫生委员会规定的管理制度。因为，从一开始，正是由于许多病人恣意妄为，加上部分官员玩忽职守、疏忽大意，所有的一切才陷入了一片混乱。卫生委员会和十夫长委员会走投无路，只好求助于嘉步遣会修士，求助于教省代理主教（之所以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刚接替了前不久去世的教省主教）派一位能干的修士去管理那悲伤的王国。这位教省代理主教向他们推荐了一位名叫费利切·卡萨蒂的修士。该修士正值壮年，因自己的仁慈、热忱、温顺而又坚毅的性格享有很高的声誉。而随后的一切也证实，他的这种声誉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助手米凯莱·波佐博纳利也是一位年轻人，此人严厉而又稳重，其面貌也是如此。人们都欣然地接受了这两位神甫。在3月30日这天，这两人便来到了传染病院。卫生委员会的总负责人带领着他们四处巡视了一番，为了便于他们任职，还召集了服务人员和各个阶层的官员，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宣布说费利切神甫将担任该传染病院的院长，享有最高而且无限的权力。随着该院患病人数的不断增加，其他嘉布遣会修士也纷纷来到此地。他们分别担任主管、忏悔神甫、管理员、护士、厨师、壁橱的看官者、洗衣员，总之，就是一切必要的服务人员。费利切神甫一直勤奋地、孜孜不倦地忙碌着，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去视察走廊、病房，或者其他空旷之地。有时他带着一支长矛，有时又只系着一根苦带。他鼓励每个人，调解每一件事，以平息骚乱，解决纷争，恐吓、惩处、责备、安慰病人。他时时擦干眼泪，可泪水又时时忍不住流下来。不久，他也染上了传染病，病愈之后，他反而更加精神抖擞地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他的许多教友也忘我地、不顾一切地工作着，可是他们却很开心。
诚然，这样专横严酷的治理，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权宜之计，异乎寻常的还有这场灾难、眼下这个时代。即使我们对这个时代知之甚少，但单是这一权宜之计便足以作为一个论据、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社会是多么的杂乱，管理又是多么的无序了。不过，提到这些修士时，我们应该怀有敬意和爱怜，怀有那种因人类对自己的同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人们心中、在大众心中所激起的感恩之情，同样值得称道的还有修士们的大无畏的牺牲品质。为慈善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明智而崇高的行为，在任何时间、任何形势下都如此。“倘若这里没有这些修士，”塔迪诺写道，“毫无疑问，整个城市都将毁于一旦，因为那些修士竟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为了公众的慈善事业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们从市政当局没有得到援助，或者至少可以说只得到了很少的援助，他们完全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传染病院里收容了成千上万不幸的人，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人们通过接触和交流不断传播这种疾病，顽固地否认瘟疫之人逐渐减少。这种疾病在穷人阶层里传播了一段时间后，便开始在较有地位的人群中蔓延开来。在这些人当中，最值得提及的是当时最著名的主治医生赛塔拉。人们至少说过这位可怜的老人的所作所为是合乎其理的，但是谁知道呢。他，连同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以及为他效力的七个仆人，都染上了瘟疫。他和其中一个儿子获救活了下来，其余的人都不幸去世。塔迪诺写道：“发生在城里显赫家庭里的这些案例，促使贵族家庭和平民家庭都反思起来，那些对此表示怀疑的医生和无知鲁莽的平民都开始紧闭双唇，咬住牙齿，瞠目结舌。”
不过，极端顽固者的计谋和报复心理常常迫使他们怀有希望，这种固执能够置理智和事实于不顾，直至到最后一刻。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些曾经坚决怀疑他们身边或他们之中有潜在的疾病（而这种疾病又是通过自然途径传播开来导致重大毁坏）的人，如今再也不敢否认疾病扩散的事实，但仍不承认其是通过自然途径传播的（因为如果承认，就等于承认自己所犯下的巨大的错误）。他们迫切地想要找到疾病传播的其他理由，而且愿意接受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任何理由。不幸的是，当时不仅在意大利，包括欧洲的每一个地区的传统观念中，都认为是魔法在作祟：施魔法的人运用一些残忍的诡计，让人们通过传染性食物和妖术来传播瘟疫。在以前发生过的很多瘟疫中，尤其是半个世纪以前发生在米兰的那场瘟疫中，人们对这样的说法以及与此类似的说法半信半疑。稍作补充的是，去年由国王菲利普四世签署的一份公文发至米兰总督，公文里告知他四名被怀疑散布有毒物质和传染病毒的法国人逃出了马德里，并要求米兰总督时刻警惕，防止他们进入米兰。总督将这份公告汇报给了参议院和卫生委员会，当时并未引起他们的重视。然而，当瘟疫真正爆发的时候，当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是瘟疫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注意这公文里的信息，从而确认了是有人故施恶计，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对此类事件有所怀疑。
然而，有两件事（一是盲目的、失控的恐惧，二是我也说不清楚的恶劣伎俩）使很多原先只是含糊地怀疑存在某种罪恶企图的人开始真正相信是有人在故弄玄虚、制造恶端。5月17日晚，一些人似乎看到教堂里有人给用来隔离不同性别信徒的挡板涂上了油软膏，又把挡板和长凳搬到了教堂外面。尽管卫生委员会主席在四名成员的陪同下，闻讯赶来，察看了隔板、长凳和圣水池，但终究没找到任何能够证实这是有人故意放毒的证据。为了迁就别人的想象，他决定，与其说是出于必要，毋宁说是过于谨慎，只要将隔板重新清洗一遍就可以了。然而，这么多堆放在一起的物品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惊愕感，人们认为任何一个物品都是别人故意施毒的证据。据说教堂里的所有长凳、墙壁，甚至钟绳都被涂上了毒油膏。这不仅仅在当时得到了证实，同时代的所有记录当中都提到过这件事（有些回忆录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撰写的），说法与此大体相同。要不是我们在圣费德莱的档案里找到一封由卫生委员会写给总督的信，我们便永远无法确定故事的真实性。
第二天早上，一副新奇的景象使市民们目瞪口呆。在城里的每一个地区，他们看到所有住宅的墙壁和大门都被涂上了一条长长的不知为何物的痕迹，有的是微黄色的，有的发白，就像海绵一样分散开来。这也许是为了制造某种更普遍的恐慌而搞的某种恶毒卑鄙的手段；或许是为了引起公众的混乱而实施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计划；或者是因为别的原因。事实证明，将这件事归咎于少数人实施的蓄意恶毒的手段，而不是归咎于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