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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是为了在如此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地描述一件历史上尤其著名但鲜为人知的事件。
在众多当代的著作中，没有一本著作足以提供有关瘟疫的清晰、富于条理的说法，同样，或许也没有一本著作能有助于形成这一说法。每一部作品（不排除里帕蒙蒂那些在数量上和对题材的选择上都超越其他作品的著作）都遗漏了一些在别的著作里记载的事实。每一部作品里都有很多重大的错误，但可以借助于其他著作或现存的已出版的或未发表的官方法令，对这些错误进行校正和修改。我们通常发现，在这一本著作中找到的原因，却要在另一部作品中才能找到其结果。除此之外，在所有作品中，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时间和事实的混淆，书中只有事件不停地前后运动，仿佛这些全是偶然发生的，没有宏观的描绘，也没有对细节的陈述。顺便提一下，这也是当时那些用粗俗语言写成的作品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至少在意大利是这样的。欧洲其他国家是否如此便只有学识渊博之人才知道，而我们也只是简单猜测而已。后世的作者并没有为了找出一些与那场瘟疫相关联的时间去研究和比较这些回忆录，因此，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这场瘟疫的见解很不确定，甚至感到迷惑，也就是说，对这场大灾难和重大错误的见解很模糊（确实，那些灾难和错误超乎人们的想象）。这种见解并非立足于事实依据，而是来自广泛舆论。实际上，那些事实混杂了一些散乱的事件，既毫无连贯性，也没有标注时间，也就是说，在整件事情当中，根本就毫无因果关系。我们仔细地研究比较了所有已出版的和诸多未出版的作品及大量官方文件（只有为数不多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文件保存了下来），但我们并未从这些文件里面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并不打算叙述每一份官方文件或描述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值得回忆的事件，更不愿意让那些想完全了解瘟疫的人认为熟读原著是无益的，暂且抛开这些作品的构思与撰写，不管它属于哪一类型的作品，我们都深深地感到它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不能言语的力量。我们只是尝试着去辨别和查明那些最普遍的、最重要的事实，按照它们所发生的时间重新排列，以便于追究它们的根源和性质，观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暂时提出有关这场灾难的简要明了的见解，直到有人提出更好的见解为止。
军队穿过的这个地区，横尸遍野。这些尸体有的躺在老百姓的家里，有的则被弃在野外。不久后，一些人或他们的整个家庭因感染上某种奇怪的病而相继死去，而仍然存活的人对此类病症毫不知情，只有少数人曾经见过此种状况的发生，因为这些人还记得五十三年前摧毁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尤其是米兰地区的那场瘟疫。在那个地方，那场瘟疫至今都被称为圣卡洛瘟疫。仁爱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圣卡洛是一个人名，在各种各样的有关这次灾难的记录里面，都在很显要的位置突出这个人，因为仁爱使他的情感和行为比这灾难给人们留下了的印象更深，更值得人们纪念。他成为人们心中对那些事的一种体现，因为仁爱推动着他、指引他为人们做向导和榜样，并使他成为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的救助者。对于他本人来说，这就像在一场大灾难中表现自我的机会，因此，这次灾难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似乎这意味着一种征服，或意味着某种发现。
洛多维科·赛塔拉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年事最高的医生。他不仅仅目睹了这次瘟疫的发生，而且还是多个医生里面最积极、最勇敢也是最著名的医生，尽管他当时很年轻。他对当时发生的瘟疫深感疑虑，因此时刻保持警觉状态，同时，他还忙于收集相关信息。10月20日，他在卫生委员会做报告时指出：毫无疑问，这次瘟疫源自莱科最偏远并与贝加莫毗邻的基乌索地区。然而，正如塔迪诺的《通报》中所记载的，卫生委员会并未对此采取任何措施。
从莱科和贝拉诺也传来了类似的消息。这时，卫生委员会才派出一位专员前往视察。这位专员路过科摩时，找了一位医生同他一同前往那个地区。这两个人要么是由于无知，要么是因为别的原因，被一个来自贝拉诺的无知的老理发师说服了。他告诉他们这种病并不是瘟疫，还补充说在一些地区，这是由秋天沼泽地里所发出的瘴气引起的，而在另一些地区，则是由于在德国军队入侵过后，人们由于缺乏食物导致饥饿，或饱受各种苦难才感染的。他们向卫生委员会报告了这个情况，而卫生委员会似乎对此情报也颇为满意。
然而，有关死亡的消息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因此，卫生委员会派遣了两位代表去视察情况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其中一位是上文提到过的塔迪诺，另一位是委员会的审计员。当他们到达的时候，灾难已经蔓延开来，他们无须特意寻找也能随处可见瘟疫的迹象。他们视察了莱科、瓦尔萨西纳、科摩湖畔和两座名叫蒙特·迪布里昂纳和杰拉·迪·阿达的小城。他们所到地方的城镇都用栅栏与外界隔离着，有些房屋看上去毫无生机，像是被遗弃了一样。村民们四处逃难，有的露宿田野，有的已不知去向。塔迪诺写道：“那些看似野蛮的人，有的手里握着一点薄荷，有的拿着一种名叫芸香的植物，有的人拿着迷迭香，甚至还有人紧握着一瓶醋。”他们打听死亡的人数，而这数字使他们感到非常恐惧。他们探望了感染疾病的人，检查了死者的尸体，到处都能看到瘟疫所留下的模却令人惧怕的迹象。随后，他们立即以书信的形式向卫生委员会报告这悲惨状况，委员会于10月30日收到这报告，塔迪诺说道：“准备发布命令，禁止所有来自瘟疫区的乡下人入城。”正当他们在起草这一法令时，委员会已经向税务官员下达了这一指令。
与此同时，两位专员匆忙地采取了他们认为最好的应对措施，然后回到了米兰。但令他们感到悲伤恼怒的是，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根本不足以补救或阻止如此猖獗、蔓延得如此迅速的疫情。
11月14日，他们以口述和书信的形式向委员会报告了相关情况，委员会授命他们去晋见米兰新任总督，并向其报告最新的事态。他们按照上级命令见了总督并进行回报，总督大人很遗憾地获悉了这些消息，并对此深感不安，但严峻的战争形势更令他感到紧迫不安。“但战事更为严峻。”在仔细翻阅了卫生委员会的卷宗，又跟专门承担这项使命的塔迪诺交换了意见后，里帕蒙蒂这样写道。如果读者们还记得，这是塔迪诺第二次接受其目的和结局都相同的使命。两三天后，11月18日，米兰总督发布一项公告，在这一公告中，他完全不顾在这种情况下聚集群众所隐藏的危险，要求公众一起庆祝国王菲利普四世长子卡洛斯王子的诞生。在总督眼里，一切都和平常一样，似乎没有人向他汇报过任何情况似的。
我们已经提及，这位新上任的总督就是著名的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他被派遣来调节这场战争，纠正贡扎罗的过失，顺便重治这个地区。我们再次稍稍提一下，几个月后，在那场他特别关心的战争期间，斯皮诺拉去世了——他并非死于战场，而是他为之效力的那些人对他的种种责骂和侮辱使他悲伤过度，在床榻上愤然死去。历史对他的命运深表惋惜，并谴责了他人忘恩负义的丑陋行为。历史还详细记载了他的军事和政治业绩，赞美他的深谋远虑及对待各种事情的积极态度和坚韧不拔的品质。我们还可以去查证，在他所关照的，或更确切地说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在受到瘟疫威胁及当瘟疫蔓延到这个地区时，他凭借着这些品质做了哪些善事。
然而，撇开对此人的责难不谈，人民群众的行为不但淡化了我们对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的行为的惊奇，而且还激起了另一种更为强烈的惊奇，我说的是那些尚未染上瘟疫的地区的百姓，他们本有充分的理由惧怕这种疫病。当消息从那些受瘟疫侵害严重的地区，从那些几乎半包围着米兰城的地区传来的时候（有些地方距米兰城不超过十八或二十英里），谁不会想到这将引起一场大骚乱，谁不会想到他们会采取一些或有效或徒劳的防治措施，或者至少会感到一种无益的不安吧？倘若那个时代的史书在某一方面一致的话，那就是异口同声地证明，这样的情形压根儿没有发生。在前一年的饥荒中士兵们肆意妄为的欺压，以及人们心里所受的痛苦，足以说明人们死亡的原因。在大街上，商店里，或是人们自己家中，如果某人说话时暗示了一点点危险，或谈到有关瘟疫的情况，那么他便会受到人们的怀疑、嘲弄和蔑视。这种怀疑，或更加准确地说，这种盲目和怪癖，在元老院、十夫长委员会和所有的地方行政机关里都占据了上风。
红衣主教费德里戈一听到有关瘟疫的前几个病例就命令所有教区神甫要让人们意识到发现类似病例上报的重要性，也要让他们知道这是他们该履行的职责，并要求上报那些已经受到感染的或被怀疑已受到感染的物品。这也是他那值得称赞的品格的具体表现。
卫生委员会呼吁大家提出预防措施，希望大家予以合作，但这一切几乎是徒劳的。就卫生委员会本身而言，他们对此事的关心程度远不及眼前紧迫程度的需要，正像塔迪诺常指出的，而且从他的报告的全文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两位医生确信并深深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和日益逼近的危险性，于是他们力促卫生委员会采取行动，然后卫生委员会又试图推动他人。
我们知道，当有关瘟疫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相关部门根本无意采取补救措施，甚至不愿意收到相关的信息，现在，我们不妨再举一个说明那些装腔作势的机关部门办事拖拉的例子，当然，这种拖拉不是由上级机关设置的障碍造成的。授权给地方部门本应在10月30日颁布的那项公告，直到11月23日才起草完毕，到当月29日才正式发布。而此时，瘟疫已经蔓延到了米兰城。
塔迪诺和里帕蒙蒂都想弄明白谁是第一个将此病带入米兰的人，也想多了解一些此人和这件事的情况。然而，实际上，当他们在追查如此大量的死亡的根源时，却发现不但不能查明死者的姓名，也不能确定死亡人数，因此，他们产生某种莫名的好奇心，想去了解那些可能被记载或保留下来的最初的几位死者的名字。似乎通过对最先死亡的人的观察和对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的追查，就能使他们找到一些重要的、值得纪念的东西。
这两位历史学家都认定，第一个将此病带入米兰地区的人是一个在西班牙服役的意大利士兵，但对于他的其他情况，甚至这个士兵的名字，他们各持己见。塔迪诺认为，这位士兵是驻扎在莱科地区的比特罗·安东尼奥·洛瓦托；而里帕蒙蒂则认为是驻扎在基亚文纳的皮耶尔·保罗·洛卡迪。对于这个人是何时进入米兰城的，他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塔迪诺认为是在10月22日，而里帕蒙蒂则认为是在11月22日。
然而，在日期这一点上，我们很难同意以上的任何一种说法，不是之前说的那个日期，也不可能是之后说的那个日期。因为这两个日期都与其他确定的日期相抵触。当然，里帕蒙蒂是按照老人委员会的命令来记录的，理应掌握各种获取必要信息的手段；而塔迪诺所从事的工作比其他任何人都容易获知有关此事的消息。同另外一些较准确的材料比较的结果表明，早在禁止疫区人士入城这一告示公布之前，就有染上瘟疫的人进入了米兰。若有必要的话，或许可以证实，或者说几乎可以证实，这事发生在那月的月初的几天里。不过，读者定不会让我们如此辛劳。
不过，事情或许是这样的：那位不幸的士兵，即那个病源携带者，将一大捆从德国军队那儿购买来的或者是偷盗来的衣服带进了城里。他借宿在离修道院不远的东门郊区的一个亲戚家。他刚到那儿，就生病了，随后便被送到了医院，也就是在那儿，替他看病的主治医生在他的腋下发现了一个斑点。该医生初步怀疑那就是鼠疫，最后事实证明，也的确是鼠疫，而那人也在第四天就去世了。
卫生委员会立即下令将该人的家属隔离起来，将其拘禁在他们自己的家中。该人在医院所穿的衣服，所睡的床等，也全被焚烧了。那两位照看他的护士，还有一位主动帮助他的善良的神甫，几天之后，也都被证实染上了鼠疫，病倒了。从一开始，医院就对该病很是怀疑，认定其可能就是瘟疫，于是采取了预防措施，阻止了该瘟疫的蔓延和扩散。
不过，这位士兵将瘟疫的种子留在了外面，这种子很快便发芽生长起来了。第一个被传染的人是该士兵寄宿过的一户人家的主人，他是一位长笛爱好者。随后，卫生委员会下令将该户人家的其余家属都送往传染病院，在那儿，他们大多数都陆续犯病，很多在不久后便死了，死因便是这明显的传染病。
在城内，该瘟疫已由上述提到的那个家庭，由其衣物和家具传播开来。按照卫生委员会的吩咐，要对该家进行搜查和焚烧东西之前，该家人的一些亲戚、房客及仆人，便悄悄保存了一些衣物和家具。再加上法规的缺陷，执行法规的疏忽，以及人们努力地避开法规，该瘟疫一直潜伏着，并且于该年剩下的日子和1630年最初的几个月渐渐蔓延到民众之中。随后，忽而在这个村子，忽而又在那个村子，陆续有人被确认染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