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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琮接触不洁净者的事情很快传开，遭到了贵族们近乎一致的讽刺和反对。僧侣们告诉他：“那是个不可触碰者，会玷污您。”
沐琮想到了以前看到的一句话：“这满树的叶子，俱生在一棵树上，秋天一至，树叶随风飘落，有的落在大殿之上，可随佛尽享焚香礼乐；有的则飘落在粪池之中，令人掩鼻。我们都不过是恰好托生到富贵人家而已。”
但他现在没办法跟这些人说什么众生平等，因为本来就不平等；即便在中土，神仙们还分成了三六九等；景泰省，只不过比内地更加严重而已。
于是，他只是淡淡地说：“圣人教诲：‘人皆有不忍之心’；我只是不忍心百姓受苦罢了。”
翻译叽里呱啦说了一通，僧侣们的脸色才稍微缓和下来，以为这个青年人圣母心发作了。于是告诉他：“他们都是前世犯下罪孽，才被排斥在任何种姓之外。这样的人很多，您是同情不过来的。”
确实很多，社会是个金字塔，越往底下人口越多，才能供养的起那些上层人士。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但不可接触者数量不会少——实在是他们的特征太明显，即便是沐琮这样的外来者都很容易发现不同。
他们皮肤黝黑，举止谨慎，逆来顺受，衣着寒伧，从事最卑贱、最肮脏的工作；在路上随时摇晃铃铛，以提醒别人注意躲避，别被污染到；他们走路时也要避着别人，不能让自己的影子落到路人的身上，更有甚者，还会带着扫帚，边走边扫掉自己的脚印。
他们不能与任何有种姓的人—起进餐，连他们接触过的器皿也不会被别人触碰到；他们不能进入寺庙，孩子不能入学。死后，尸体不能进入公共火化场。由于买不起木材火化，遗体只能被抛进河内，或者埋在地下；更有甚者，遗体常常暴露旷野，任凭秃鹫撕食。
沐琮曾经在急行军的时候在一些地方见到过他们。他们只有当夜幕降临时才获准离开破烂的茅舍，因而又被称作“看不见的人”。他们象牲畜一样任人贩卖。一个年轻不可接触者的卖价，还不到一头羊的价钱。
这就是现实，操蛋的现实。
沐琮没有与僧侣们正面硬刚。只是继续施药，郎中们还在研究，这种疾病让他们联想到《伤寒论》记叙的“呕吐而利，此名霍乱”，于是旧名新用，取名为霍乱。
霍乱发病急，尽管有了救命药，但真要救命还是言之过早。参与屯田的土著告诉他们，这种病在本地并不新奇，几乎年年都有；他们之前就曾经有亲人朋友死于此病，至于什么原因、怎样医治，他们也不知道。
吴子墨敏感地发现，这种疾病似乎不是见了人就会传播——此前没有戴口罩，但屯丁们感染的数量也不多，五个人有一家三口，还有邻居，于是问了他们的行程，这一问就不得了：他们是趁着休浴日跑到恒河去沐浴，当然顺便还喝了两口水。
得了！原因找到了！
吴子墨欣喜若狂，赶紧禀告沐琮；沐琮也见识过恒河的，马上想起来，确实当年母后说过，不要乱饮水，否则可能引发疾病，当年霍去病就是这样英年早逝的。因此这些年来大军在外，从来都不直接饮用现成的河水或井水——怕敌人下毒，而是重新打井，没想到这样逃过一劫。
知道了这些，马上下令驱逐还在恒河里沐浴的人，同时严禁在那里取水饮用。
恒河水想要消毒，显然不可能；但是水井要重新挖掘，病患的遗体和碰过的东西要及时处理。
但这些在官军和华人圈有效，对于土著，朝廷能管的，暂时也只有屯丁；一些底层的达利特，拼命反抗着——本来就只有那么点家当，还要毁了，不是要人命吗？挖井也不行，因为一下雨，街上的污水又流进去了。
如果是别的还好，但是瘟疫……沐琮扶额，万一感染到士兵，可怎么好？
百官也相互交换了个眼神——如果死的只是本地人，其实不是不可以接受——不怪大家冷血，实在是这里的人口太多了，初步估计不会少于三千万；而明朝本土的人口，也才刚刚过亿。
这么多的人口，语言不通，风俗迥异，明朝又是外来户，立足未稳，想要同化，谈何容易？因此这个时候，人口就不是资源，相反，可能是负担，甚至是定时炸弹。
沐琮去那边可以说是了解民情，但更多的是政治作秀。
恒河的卫生问题如今还言之过早。瘟疫过后，沐琮招徕了很多达利特进行耕种——婆罗门的特权暂时不能动，但是去年刹帝利们的土地和财产基本都被缴获了，现在要清点，要经营；此外，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要好好的开发。
至于其他没有土地的吠舍和首陀罗，如果愿意，也可以前来；但是必须遵照明朝的规矩来。
传统势力是很强大的，尤其语言不通，想要“登高一呼，应者云集”，那是痴人说梦。
因此，官军耕耘这片天府之土，最初只能依靠战俘和被抄没的刹帝利们的奴隶。听不懂也没关系，打手势比划就行。最初的恐惧之后，大家老老实实的听侯安排，辛勤劳作，就担心被赶出去——明朝也是阶级社会，到这里也难免受到影响，但是沐琮军令如山，加上语言不通，鸡同鸭讲，因此各说各话的时候多，聚众斗殴还真的没有。
这些战俘和奴隶也是有亲友的。感受到沐琮的善意，他们呼朋引伴的招徕亲友团过来。
就这样，短短三个月，就聚集了不下三千的达利特。德里周围土地不够，没关系，分拨一部分给各地的指挥佥事、千户、百户，同时让他们继续招人耕种。
景泰省的气候和中原大不一样，二十四节气派不上用场。这里有三个季节：旱季（3～5月）、雨季（6～10月）、凉季（11～次年2月）。
气候不一样，耕种方式也就不一样。雨季是播种及收获的季节，而旱季则由于干旱，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尽管见识过华北平原和东北大平原的广阔，但印度河——恒河平原的辽阔无垠还是让沐琮瞠目；尤其这里土质极其肥沃，只要稍加用心，并进行适当的水利建设，在可预见的未来，就可以超越长江中下游平原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产地。
经过这样的辛劳，建极十八年，明朝在景泰省取得了大丰收，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尽管还有相当多数的土地集中在寺庙僧人手中，但有大量自耕农缴纳的税赋，再加官军自己屯田的收获，不仅能满足全部军需，还能剩下不少。
头一遭收获时，因为对当地出产没有明确的认知，加上当地没有建设仓储的习惯，官军也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以致于收获的时候大堆的粮食没地方存放，只能露天放着；当时偏巧又下雨，大批粮食很快发霉发芽，没奈何，只好捡着能种的又种了下去。
有了这次教训，水利工程先不忙着上马，好歹先把粮食仓库修好；否则大批变质的米麦被抛弃，是要被天打雷劈的！
本来以为是被发配边疆，没想到真的是个好地方，将士们都兴奋起来。
沐琮号令严明，因此大家老老实实的开始投入紧张的生产和操练。
九月初八，翰林院侍讲章懋带来了朝廷的旨意；跟在他身后的，是新任的景泰三司衙门以及各级政府官员和浩浩千帆。
跪在地上听完圣旨，沐琮率领三军将士和官员们三呼万岁，表示将尽忠职守。
他起身长长地舒了口气——果然，姜还是老的辣，水平还是中央比较高。
有了总督的身份，有了三章约法，他就可以正大光明名正言顺地办很多事情。
志无休者，虽难必易；行不止者，虽远必臻。
约法三章出台之初，其实把它当回事的人不多。
从中原来的官员士兵要遵守内地的律法，而且军纪官纪显然严于国法，因此实在用不上。
景泰省上上下下的土著也普遍不当回事。这三句话很简单，但是想要传达到各地，是有难度的——虽然现在明朝能够统治的也就恒河流域，但要命的是语言不通。不仅明朝和当地人语言不通，甚至当地人本身也是语言不通。迄今为止，还没有谁能够完全将印度半岛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即便是最强盛的孔雀帝国时代，也只是统一了大部分的印度半岛。各地都使用着不同的文字，说着不同语言，信奉着不同的神灵，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政策估计也就德里附近能够传达到，还不能保证大部分人都能听懂。
沐琮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秦始皇的伟大。
但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对方也不是一条心，可以分而治之。
只是婆罗门们从来是特权阶层，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还有什么国法约法能管束到自己；刹帝利们被割了两轮，沐琮忌惮婆罗门，对他们可没什么耐心；雅利安人反倒是也很平静，反正就是纳税，哪家当皇帝都得纳税，现在交流不便，还用原来的税；首陀罗绝们也很老实，不关咱们的事。
有句话叫“一将功成万骨枯”，这话放在治国理政方面未尝不可。
不破不立，但是这破的过程，肯定是人头滚滚。
广泛宣传确切地说是自说自话了三个月，建极十九年正月初一，正式开始推行。
很快，出事了。
这是废话，这么大的地方，这么悠久的历史传承，怎么可能说变就变。
就在当天清早，就在沐琮的眼皮子底下。
既然已经成了景泰省，印度教什么的可以继续信，但中国的规矩还要遵守。
正月初一，一年的第一天，朝廷要举行大朝会，各地官民百姓则要聚集在当地衙门口，向着北京的方向，给皇帝磕头。
刚征服这里，沐琮自然格外重视这个仪式，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部署，全省上下统一行动。为了壮大声势，当天特地在恒河边上举行了盛大的仪式，还邀请了婆罗门的僧侣们参加。
当天恒河两岸官员将士跪了一地，高呼太后万安，皇帝万岁，大明万岁。
朝贺之后，沐琮正式宣布：“从即日起，执行约法三章，任何人不得违背，否则严惩不贷。”
因为当天有大量的僧侣，不仅衙门加强了戒备，当地各大寺庙也是严阵以待，派出了大量的僧众前往守卫，维护秩序。
这样大的活动，自然吸引了很多人，包括很多达利特。以前他们不被允许进入寺庙，参与宗教活动；但现在，参与官方屯田的达利特们一样跪在河边磕头，为皇帝太后祈福。
官府的消息大家不关心，但看热闹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天性。达利特们也不例外。明朝官军念叨着什么他们听不懂，但有一样是明白的：
这是一个极其隆重而盛大的典礼，而他们没有排斥在外。
不管是真心为皇帝太后祈福，这个真的很少，基本没有；还是为自己和子孙祈福，或者纯粹就是来看热闹，反正很多人来了。
官兵还好，只是维护秩序，不许推挤；僧侣们是很不客气的驱赶达利特们。
这个时候，沐琮带着官员们骑马到来，见状挥手，僧侣们禀告说：“这些都是不可接触者，不能参加宗教仪式。”
沐琮笑道：“没事，他们也是大明的子民，为太后皇帝祈福，是为人臣的本分。”
僧侣们自然很是不满，但沐琮背后都是精兵强将，手里都拿着家伙，只得忍耐了。
磕完头以后，开始诵经了。沐琮其实很不适应这种氛围，但没奈何，入乡随俗。
好在他的坏心情持续了没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