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送来的鹅大腿上最好的肉切成肉丁,在一板板的巧克力上下国际跳棋。在克罗地亚的欧塞克,两个退伍军人联合会的先生把一大锅红烧兔肉抬进了我们的车厢,可那时我们不能够控制好自己,竟把兔肉全打翻到了那两人头上。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只一味向车外呕吐。我们车厢里的玛切卡下士吃得太多,我们只好在他肚子上放一块板子,像压德国泡菜一样在板子上跳。那是救他那小命的惟一办法,直踩得他上吐下泻。我们经过匈牙利时,每一个车站都往我们车厢里扔烤鸡。我们只剥鸡脑髓吃。匈牙利人在卡坡斯伏瓦把整块整块的烤猪扔了进来。有一个当兵的脑袋挨了一个完整的猪头,抓了皮带便去追扔肉的人,一直追了三条铁轨。可相反,到了波斯尼亚,他们却连水也不给我们送。不过,在去那里的路上,我们得到了各种牌子的烈酒,还有多得像海的葡萄酒,喝了个心满意足——虽然那是禁止的。我还记得,有几位太太小姐在某个车站请我们喝啤酒,我们却往她们的酒罐里撒尿。你要是能看见她们从我们车厢逃走那样子就好了!
“我们在整个旅途上都昏昏沉沉,我连梅花A都不认识了。可牌还没有打完,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却来了命令,要我们马上下车。这时来了一个下士,名字我不记得了。那下士对士兵大叫,让他们唱德语歌,‘塞尔维亚人必须牢记,奥地利人永远胜利,胜利!’但是有人踢了他屁股一脚,让他摔到了铁轨上。然后就有人大喊:全部枪支架成金字塔。火车随即开始倒退,回来时车上已经空空如也。但是慌乱之中会出什么情况你是知道的!火车把我们两天的给养全拉走了。开花弹开始在我们身边爆炸,近得就像那边那几棵树。营长从那头跑了过来,召集全体军官商量。这时我们的玛谢克中尉来了——他们说他是个十足的捷克人,却只说德语。他满脸苍白,告诉我们再也无法前进了,因为铁轨已经炸坏。塞尔维亚人头天晚上过了河,现在已到了我们左翼,但是距离我们还很远。他说我们必须得到后援,然后就能打他们个落花流水。还说,不管出了什么事谁也不能投降。他说塞尔维亚人是要割俘虏的耳朵、鼻子,挖他们眼睛的。开花弹在我们附近爆炸了,但是他说不用担心,那是我们的炮兵在调试射程。山背后某个地方突然响起了哒哒哒哒的枪声,他说那是我们的机枪在调试距离。那以后你又听见大炮从左边打了过来,几发炮弹从头顶飞过,打燃了火车站。然后子弹开始从右边往我们头顶呼啸飞掠,而在远处你可以听见火炮齐发和步枪的叭叭声。玛谢克中尉命令拆开‘金字塔’,步枪子弹上膛。值勤军官来到他面前,说那已经办不到了,因为弹药没有跟我们一起走。他很明白我们的日程是:到最后的补给站才发给弹药,然后进入阵地。可弹药列车在我们前面开走了,现在显然已落到塞尔维亚人手里。玛谢克中尉站了好一会儿,仿佛在地下生了根,然后发出命令,‘上刺刀!’他不知道为什么,只是铤而走险,想要干点什么吧。我们高度警惕地候了很久,又在枕木上躺下了,因为飞机来了。军官们大吼‘隐蔽,隐蔽,一切隐蔽!’后来又发现原来是自己的飞机,被自己的大炮错打了下来。我们又站了起来,但是已经没有了秩序,只有‘稍息’!有个骑兵从一边向我们飞跑而来,在很远的地方就叫:‘谁是营长?’营长骑马出去见他,骑兵递给他一份文件,又从右手跑掉了。营长在路上读了文件,突然仿佛发了疯,抽出指挥刀往我们的方向飞跑过来。
“‘全体撤退!全体撤退!’他对军官喊叫。‘成单行!向山谷走!’这时,热闹开始了。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开起火来,仿佛等候的就是那个时刻。我们左手有一片玉米地,那地方就成了地狱。我们把帆布背包扔在枕木上,向山谷爬行。一眨眼工夫前面一个人已经被玛谢克中尉从旁挡住。我们逃进山谷时,已经有一堆又一堆的人死伤倒下。我们留下了他们,自己继续逃跑,一直跑到黄昏。可是那个地区已没有一个我们的人留下了——所有的人在我们到达前很久就已经撤空。我们看见的只有一列抢掠空了的行李车。最后,我们跑到了车站,在那里得到了新的命令,要我们再上火车,回到参谋部。但是那已无法执行,因为前一天全体军官已成了俘虏。那消息我们是第二天早上才知道的。那以后我们就很像是孤儿了,谁也不愿跟我们打交道。他们把我们派到73团,让我们跟他们一起撤退。我们当然高兴照办,但是我们首先还得再向前走大约一天才能找到73团。然后我们才……”
谁也没有再听他的故事,因为帅克跟范涅克打起了双人玛利亚什。军官伙食团的神秘主义炊事员继续给妻子写那封长信。他的妻子在他走后新办了一份神学刊物。巴龙在长椅上睡得很酣,因此电话员除了重复“是,我不会忘记……”之外无事可做。
他站了起来,开始对打牌的人支招。“你与其来这儿支招,”帅克对霍东斯基友好地说,“倒不如给我点点烟斗!双人玛利亚什比整个战争都重要,也比你在塞尔维亚前线那些乱七八糟的冒险重要……啊,我的天呀,我怎么这么糊涂!真恨不得踹自己一脚。我干吗那么早就出了老K!现在只有出J了。我真他娘的是个笨蛋。”
这时神秘主义炊事员已经写完了信,在读给自己听。他显然为自己这一封对付部队检查的信写得不错而得意。
我亲爱的妻: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在火车上好几天,因为我们上前线了。这事叫我不太高兴,因为在火车上我的用处不大,只能游手好闲。我们在不同的停靠点都有食物供应,你看,军官伙食团不用做饭。我很想在整个横穿匈牙利的车程里为军官们做一种斯孜格德土豆烧牛肉,但是办不到。到了加里西亚说不定会有机会做一种真正的加里西亚菜的——大麦(或大米)烧鹅。相信我,亲爱的海伦卡,我的确是想竭尽全力帮助军官们克服困难,消除疲劳,使他们生活满意的。我已经从团部调到步兵营。这是我最迫切的要求,因为我只想略尽绵薄,把上了前线的野战军官们的伙食办到最好。你记得,亲爱的海伦卡,在我应征到团部时你曾希望我遇见好的上级。你的希望实现了。我不但没有可抱怨的事,相反,军官们全都是我真正的朋友,尤其像父亲。我会尽快让你知道我们的野战邮编的番号的……
这封信之所以必须写,是因为以下的情况:这位神秘主义炊事员已经永远上了施瑞德上校的黑名单。上校保护过他很久,但是由于一次很不幸的灾难:上校在跟步兵营军官告别的晚宴上再一次没有得到那份红烧小牛肋条肉,上校便打发他随步兵营上了前线,而把团部军官的伙食团交给了一个倒霉的教员,克拉罗夫盲人学校的老师。
神秘主义炊事员再读了一次他写好的信,认为那信的遣词造句颇为外交,可以让他更远离战场。因为,即使在前线也还有机会过上轻松的日子,说出想说的话。
这倒不是他以前写的文章产生的效果。在他还当老百姓做着编辑,掌握着一家忠实于坟墓那边的知识的神秘主义刊物时,他曾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解释人为什么不应该害怕死亡,还有一篇论文论述的是灵魂的转世投胎。
现在他也来看牌支招了。这时帅克跟范涅克两个牌友之间再也没有了级别的差异,也不再玩双人玛利亚什,而是跟霍东斯基一起玩起了三人玛利亚什。
传令兵帅克敢于像骑兵一样咒骂后勤军士长范涅克了。“你怎么成了这么个大草包呢,混蛋?你明白了吧,你?他要是打无将,准是一副牌都拿不到。我手上一张方块儿都没有,他妈的。你不打方块8,却给人吃掉了梅花J,像个傻瓜似的让别人完成了定额,娘的。”
“打无将丢副牌有什么了不起,”后勤军士长客客气气地回答。“可你呢,你不也玩得像半个白痴么。我手上一张方块都没有,你叫我从帽子里去抓张方块8出来呀?我手上只有黑桃和梅花的JQK,你这个不要脸的笨蛋。”
“那你早就该叫大满贯了,你这个混账聪明鬼,”帅克笑了笑,说。“就像那回在乌瓦尔苏的一家餐厅里一样。那里有个大傻瓜,手上抓一副大满贯的牌却不打,相反却总出最小的牌,让所有的人去打无将。他抓的是一手什么牌呀!每种牌都是最大的。刚才你要是叫了大满贯,我是一副牌也得不到的。那一回我也是,一副牌都得不到,跟你一样。要是继续打下去,我们就只会一直输了。最后我对他说了:‘赫罗德先生,别他妈的装傻了,你就打个大满贯吧。’可是他对我大发脾气。说他上过大学,愿打什么就打什么,我得闭上我这臭嘴。为了这个,我们可让他吃了点亏。那老板是我的朋友,女招待也跟我们再好不过。因此,我们可以向巡警说一切正常。我们首先说他破坏夜间安静,叫来巡警,是他的一种肮脏的花招。只不过因为他在酒馆前不远的冰上滑了一跤,在地上磕破了鼻子而已。他打玛利亚什做手脚,而我们对他什么事也没做。他只是被揭露了,急于想溜,在地上摔了个狗吃屎。老板和女招待也都说我们没错,对他太绅士了。而他受那伤也是活该,从下午七点一直坐到半夜,只叫了一杯啤酒和一杯汽水,还摆出副大老爷的鬼模样,因为他是个大学教授。但是他玛利亚什牌玩得可精了,就像山羊对芫荽很精一样。好了,现在该谁发牌?”
“咱们玩考福催克〔4〕吧,”神秘主义炊事员建议。“两克朗二十赫勒。”
“倒不如你给我们谈谈灵魂转世投胎还好得多,”范涅克说,“那回你在餐厅鼻子流血时对那个年轻姑娘就谈过的。”
“灵魂转世投胎我也听说过一点,”帅克插嘴道。“几年前我因为不愿意落后,决定让自己受点教育——如果你准许我这样说的话。于是我想上布拉格产业联合会的阅览室去。但是因为我穿得破烂,裤子屁股有洞能透进光,我就不能教育自己了。他们不让我进去,你看,却把我往门外指。原来他们以为我是去偷外衣的。这样,有一天我就穿上了我最好的衣服,去了博物馆图书馆。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借了一部关于灵魂转世的书。我读到一个印度皇帝如何在死后转世投胎,变成了一头猪。人家把猪杀了,猪又转世投胎成了猴子,后来他又从猴子转世投胎成了狼狗,再从狼狗又变成了部长。后来我参军了,我看出这里头肯定是有道理的。因为每个肩膀上带星星的人都把别人叫做猪或是别的什么畜生。从这一点你就可以得出结论:一千年前这些大头兵原来都是大名鼎鼎的将军。但是一打仗,像那样的灵魂转世就成了愚蠢得可怕的玩意。比如,一个人要转世投胎变个电话员、炊事员或是步兵,上帝才知道要转世投胎多少回。然后他又突然叫炮弹打了个稀巴烂,他那灵魂又转世投胎,成了炮兵部队的马。等到整个炮兵连来到某个地方,一颗新的炮弹打到那里,那马又给打死了。那马就是最近才哀悼过的人转世投胎变的。于是他那灵魂又转到了行李车厢里一头母牛身上。他们却拿母牛去做土豆烧牛肉给部队吃。然后他说不定又从母牛转世投胎,变成个电话员,再从电话员……”
“我倒真想知道,”霍东斯基显然觉得受到了冒犯,说,“为什么在那么多人里我就该受到你们白痴一样的嘲笑呢。”
“告诉我,你会不会碰巧了恰好就是开那家私人侦探事务所的霍东斯基先生的本家呢?他有一双像圣三一〔5〕一样的眼睛,”帅克天真地问。“我很喜欢私人侦探。多年前我跟一个私人侦探在一起当过兵。那人叫斯登德乐。他那脑袋长了双斗鸡眼,我们的军士长老是说他当了十二年兵,斗鸡眼脑袋的兵见过很多,可从没见过斗成他那样的。哪怕做最荒唐的梦也梦不到。‘听着,斯登德乐,’他老说,‘如果今年不搞军事演习,你那斗鸡眼脑袋就不会对军事有所贡献。可是照现在的情况看,一搞军事演习,炮兵来到一个地方,没有更好的方向调整点时,至少就可以借你那斗鸡眼脑袋去校准大炮射程了。’斯登德乐对于军士长许多这类的嘲笑只好乖乖听着。有时军士长在行军时又打发斯登德乐前走五百步,然后下命令:‘目标,斗鸡眼脑袋!’
“但是斯登德乐先生即使当私人侦探运气也非常糟糕。他在餐厅里常常告诉我们他的麻烦很多。有人委托他干这类的事,比如:叫他去侦查他们公司一个委托人的老婆是否跟别的男人有一腿——那委托人来看他时非常生气。如果有,跟她乱来的人是谁,在什么地点,是怎么回事。或者又反过来。一个醋劲忒大的老婆想调查她丈夫跟谁有一腿,好在家里给他多点罪受。斯登德乐先生受过教育,谈起破坏婚姻忠诚的问题来头头是道。他告诉我们他所有的委托人都要求他现场抓住她或是他。说时自己几乎流眼泪了。要是换了个人,碰见野鸳鸯现场抓住,也许会感到几分刺激,眼睛会从脑袋里蹦出来。可这位斯登德乐先生,按他自己告诉我们的话,倒是因此十分感慨。他很聪明地说,他以后就不好再跟这些奸夫淫妇见面了。他谈到那些野鸳鸯叫他抓住时的姿势时,常常谈得我们流口水,就像狗见了煮火腿在面前经过。我们一受到‘军营禁闭’处分,他就总给我们画那些姿势。‘我见到某太太跟这位先生那位先生时,他们就是这副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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