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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长官，”帅克回答，一脸殉道者的表情，“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过侮辱谁的打算。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少将，连梦也没有梦见过。而他跟斯拉维亚保险公司的代表朴克拉倍克先生的确像一个模子铸出来的。朴克拉倍克先生常到我们那里的酒店来。有一回他在桌子边睡着了，有个发善心的人在他秃顶上用永久铅笔写道：“为了保证你子女的聘礼或嫁妆，请允许我们通过附上的保险单向先生提出建议：每期只付三克朗。”当然，每个人都溜掉了，只留下我跟他在一起，因为倒霉的总是我。他醒了过来，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大发脾气，却以为是我干的，他也想拿拳头揍我的腮帮子。”
他那个小字眼“也”从帅克嘴唇边吐出时是那么动人、温情、哀怨，中尉放下了举起的拳头。
但是帅克还在说：“那位先生是不应该为这样一个小错误发那么大脾气的。按照那篇文章所说的每个正常人应有的数目，他的确应该有六万到七万根头发，可少将居然会秃顶，这可是我一辈子也想不到的事。自己说句什么话，却叫别人莫名其妙地接了过去，这正如有人所说，造成了可悲的误会，这种情况是谁也可能碰上的。几年前有个叫席富的裁缝告诉我，他带了一条在玛利波新买的火腿从他干活儿的斯泰马克经过雷奥本到布拉格去。他坐在火车里旅行时，以为旅客里只有自己才是捷克人。快到圣茉莉茨时，他开始把火腿切成片。坐在他对面的一位先生眼巴巴地望着他，嘴里馋涎直冒。裁缝注意到了，大声自言自语道：“你也想吃一片吧，你这个王八蛋？”可那位先生竟然用捷克语回答说：“你要是让我吃，我当然要吃。”于是他们俩一起狼吞虎咽，还没有到布杰约维策已经把火腿报销了。那位先生的名字叫符依切赫·路斯。”
路卡什中尉盯了帅克一眼，走出了包厢。不久以后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帅克那张诚实的脸却在门口出现了。
“启禀长官，我们五分钟以后就到塔波尔。火车要在那里停五分钟。你要买什么东西吃不？以前这儿有很好吃的东西的……”
中尉大发雷霆地跳了起来，对过道里的帅克说：“我再次警告你，我越少见到你我就越高兴。要是我的眼睛再也见不到你，我就最高兴。相信我，我一定做到。别让我再看见你，一眼也别让我再瞥见你，你这个骡子、草包、笨蛋。”
“遵命，长官。”
帅克敬完礼，向后转，齐步走，来到过道尽头，在角落里一个乘警座位上坐下，跟一个铁路工人搭起讪来：“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铁路工人显然不乐意跟人说话，只轻微地不感兴趣地点了点头。
“我以前跟一个叫霍夫曼的人来往很多，”帅克滔滔不绝地说，“霍夫曼一直坚持说这些报警器从来没有用。换句话说，你就是拉了那把手，也起不到应起的作用。说实话，我对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兴趣。但是我见到这儿这个报警器倒很想知道，如果我在某个时候偶然需要使用它，会出现什么情况。”
帅克站起身来，跟铁路工人一起走向报警制动闸：“限紧急时使用。”
铁路工人认为向帅克解释制动闸机制的作用是他的责任：“那人告诉你要拉的就是这个把手，这一点他说对了；但是他说它不起作用却又是错了。只要一拉闸，它永远能煞住火车，因为制动闸是通过所有的车厢跟引擎联系的。报警制动闸是一定会起作用的。”
这时他俩的手都放在把手上。他们是怎么拉了闸让火车停下了的，却是怎么也说不清了。
实际上对于是谁拉动了制动闸，发出了警报，两人各执一词，永远无法统一。
帅克肯定那不可能是他，因为他不是二流子。
“火车突然停了，我自己就吓了一大跳，”他对乘警心平气和地解释。“车还在走，却突然停了，我比你还着急呢。”
一个庄重的先生出来为铁路工人说话了。他肯定第一个谈起报警装置的是那个当兵的，他亲耳听见的。
为了反驳这话，帅克一再申明自己如何诚实，如何不愿火车误点，因为他是上前线去的。
“这事站长会给你作解释的，”乘警作出决定。“你得交二十克朗。”
这时他们看见许多旅客往车厢外走，乘警长吹起了口哨，一位太太提着箱子疯狂地跑过轨道，进入了田野。
“这倒真值二十克朗，”帅克坦然且平静地说。“二十克朗也蛮便宜的。有一回皇帝陛下驾临惹日支科伏，有个叫富兰达·斯诺尔的人跪到大路当中挡住了皇帝陛下的车。那地区的警察局长眼里含着泪水埋怨斯诺尔不该在他的地区害他，他应该到下面那条街去，那是警察总局局长克洛斯的辖区。他应该到那儿去致敬。然后他们把斯诺尔先生送进了监狱。”
乘警长的到来扩大了听帅克讲话的人的圈子。帅克四面看了看。
“行，咱们现在继续讲吧，”帅克说。“火车晚点是很不好的。但如果是在和平时期，谁他妈的也不会注意。不过，现在是战争时期，人人都应该知道：每列火车里都有军事人物——少将呀，中尉呀，还有勤务兵呀。这样的耽误每一次都是可能引发灾祸的。拿破仑在滑铁卢只晚了五分钟，那以后他和他的光荣就流进阴沟里去了……”
这时路卡什中尉挤进了听话的人群。他满脸煞白，什么话也说不出，只叫了一声：“帅克！”
帅克敬礼说：“启禀长官，他们把责任推给了我，说我拉停了火车。国家铁路局在紧急制动闸上有很特别的标识，任何人也不能真正靠近，否则就可能出事故，他们就可能罚他二十克朗。现在他们就要罚我二十克朗了！”
乘警长已经走出圈子，发出信号，火车继续行驶。
看热闹的人回到车厢各自的地点。路卡什中尉没有再说一个字，也回去坐下了。
只剩下了乘警、帅克和那铁路工人。乘警取出笔记本，把整个事件写成了报告。那铁路工人轻蔑地望着帅克。帅克平静地问道：“你在铁路上的时间很长了吧？”
铁路工人没有回答，于是帅克宣布他认识布拉格附近一个乌仁内热武斯人，叫穆立阔·法兰提喜克。有一回他也是拉响了报警闸，吓得要死，半个月失去了说话能力，直到他去看一个住在霍斯提伏的花匠时才好过来的。他在那里跟人打起架来，有人抽他，连鞭子都抽断了，他却好了。“那是1912年的事，”帅克补充道。
铁路工人打开厕所，进去闩上了门。
乘警跟着帅克，要收他二十克朗。强调说他如果不交，到了塔波尔他只好带他去见那儿的站长。
“好的，”帅克说。“我一向喜欢跟受过教育的人谈话。见到塔波尔那位站长我一定会很开心的。”
帅克从制服口袋里取出烟斗点燃，吐出军用烟叶刺鼻的烟雾，说了下去：“几年前，思维塔瓦的站长是瓦格纳先生。他对部下是个魔鬼，只要有可能他就给他们难堪。受他欺负最厉害的是扳道工容伟特。最后那痛苦的人绝望了，跳到河里淹死了。但他在死前给站长写了一封信，说他做了冤鬼，晚上也要来找他。跟你说千真万确的话，他果然来找他了。晚上那善良的站长坐到车站电报机前，听见电报铃响，就收到这样的电文：“你好，你个老王八蛋。容伟特。”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周，然后站长向所有的火车站都发出公文电报，对冤鬼做出了回答：“原谅我，容伟特。”到了晚上，收报器敲出了下面的回答：“到桥边信号灯上吊死去。容伟特。”车站站长服从了。从那以后他们把思维塔瓦前一站的报务员关了起来。你看，天地之间的事真要比我们在哲学里所能梦想到的还多呢。”
火车进了塔波尔车站，帅克要跟乘警一起离开火车了，他按规矩去向路卡什中尉报告：“启禀长官，他们要带我去见站长了。”
路卡什中尉没有回答，他已经万事不关心，大彻大悟了。最好是什么事都他妈的别管，帅克的事别管，对面那秃顶少将的事别管。最好是坐着不动，到布杰约维策就下车，就去军营报到，就跟个步兵连上前线，到了前线必要时就可以让自己给杀死，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这个有可怕的帅克这种野兽晃来晃去的世界。
火车启动时，路卡什中尉从车窗望出去，看见帅克站在月台上跟站长聚精会神地进行着严肃的谈话。一群人围着他，其中有几套铁路制服。
路卡什中尉叹了口气。不是同情的气，而是因为帅克留在了月台上而感到的如释重负的气。唉，就连那秃顶的少将对他也似乎不再是讨厌的魔鬼了。
火车哮喘着往车思克-布杰约维策方向走掉后许久，月台上围着帅克的人数却不见减少。
帅克谈到他的清白，很成功地说服了听众。一位女士叫了起来：“又是一个可怜的士兵受到虐待的例子。”
人群接受了她的这个判断。一位先生对站长宣布：帅克那二十克朗由他来付。他被说服了，那事不是这个兵干的。
“看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他从帅克那天真异常的表情得出了结论，说。帅克转身对着人群，宣布说：“乡亲们，我是清白的。”
这时宪兵中士出现了，从人群里拉出了一个市民带走，说：“你对这事要负责任的；你煽动群众，我要教训你。如果你像这样煽动士兵，人们就就难以对士兵们寄予希望，奥地利就难以取胜。”
那倒霉的市民没有办法，只好肯定自己确实是老城门的屠户头，并没有这种意图。
这时深信帅克无辜的那位好先生到办公室代他付了那二十克朗，又带他去了一家三等餐厅，请他喝了一杯啤酒。那人发现他的全部证件和铁路凭证还在路卡什中尉手上，又大大方方地给了帅克十克朗，作为票款和其他费用。
临走之前他对帅克机密地说：“没事，好当兵的，你要是在俄罗斯前线成了俘虏，就按我说的办，向兹多布诺夫的酿造商泽曼问好。我的名字你写下了，是吧？要保持头脑清醒，注意别在前线呆得太久。”
“这你就不必担心了，”帅克说。“免费到外国看看总是挺好玩的。”
帅克继续坐在桌边，在他把那大方的恩人赠送的十克朗不声不响喝掉时，月台上的人在谈论着一个间谍刚被抓走的事。说是那间谍在拍摄车站的照片（其实帅克跟站长谈话时那群人并不在场，只是远远望见）。但是一位太太又出来驳斥，宣称那人并不是间谍。她听说是一个骑兵在女厕所边打了一个军官，因为那骑兵的女朋友来跟他告别，那军官跟着那女的到了女厕所。
这些冒险的猜测典型地反映了战争时期的草木皆兵情绪，可那些刚冒芽的猜测却被来月台清场的宪兵掐断了。帅克继续一声不响地喝着酒，温情地怀念着他的中尉。若是中尉到了车思克-布杰约维策在火车里到处找不到他的勤务兵，他怎么办呢？
客车到达之前，三等餐厅里挤满了军人和老百姓，主要是不同团队和编制的士兵。他们是被战争的旋风刮到塔波尔的几家医院里来的，民族成分极其复杂。现在正要回到前线去重新遭受伤害、摧残和痛苦，而作为报偿将为自己的坟墓赚来一个简单的十字架。多年以后在东加里西亚凄凉的平原上将会有一顶褪色的帽子在凄风苦雨里飘动，上面缀着生了锈的帝国帽徽。一只吃尸体的可怜的老乌鸦偶尔还会栖息在帽子上，怀念当年肥美的盛宴。那时在它面前摆开的常常是无边无际的餐桌，躺满人的尸体和马的骸骨，而它此刻站着的这顶帽子下当年就有最美味的珍馐：人的眼睛。
一位承受这种痛苦的候选人在帅克身边坐下了。他穿着一身满是血迹和灰尘的肮脏制服，是刚从一家医院做完手术出来的。他干瘪、精瘦、可怜，把一个小小的背包放到桌上，取出一个褴褛的钱袋，数了数自己的钱，望了望帅克，问他：“Magyarul？”〔2〕
“我是捷克人，老兄，”帅克回答。“喝一杯怎么样？”
“Nem tudom, bardtom.”〔3〕
“没有关系，老兄，”帅克带邀请的口气说。把自己斟满的杯子放到不幸的士兵面前。“好好喝一杯吧。”
那人明白过来，喝了酒，对帅克道了谢。“Koszonomszivesen.”〔4〕他继续检查钱袋里的东西，最后叹了一口气。帅克明白那匈牙利人也想叫一杯啤酒，但是钱不够，于是又给那匈牙利人叫了一杯。那匈牙利人再次对他表示了感谢，然后又想借助手势向他解释点什么。他指着自己受过枪伤的手臂使用国际共同语说：“噼，啪，噗！”
帅克同情地摇了摇头。康复期的残疾人继续向帅克解释。他把左手放到离地面半公尺的地方，然后举起三个手指头，表示他有三个小孩。
“Nincs ham, nincs ham.”〔5〕他继续说，想告诉他孩子们在家里没有吃的，然后用他那军大衣的肮脏袖子抹掉了眼里的泪珠。大衣上有一个弹孔，子弹射穿了他的身子——完全为了匈牙利国王〔6〕。
在这样的交谈中，帅克那十个克朗一个个跟他告了别。这当然不足为奇，可那也是在跟车思克-布杰约维策缓慢但肯定地断绝着联系——随着他请自己也请那康复中的匈牙利人喝掉的一杯杯啤酒他失去了购买火车票的能力。
又一列去布杰约维策的火车从车站经过，帅克仍然坐在桌子边，听那匈牙利人重复他的“噼，啪，噗！harom gyermek nindx ham, eljen〔7〕！”
他说最后这话时帅克跟他碰了碰杯。
“继续喝酒吧，你这个匈牙利王八蛋，”帅克回答。“往酒里泡吧！你们是不会这样请我们喝酒的……”
邻桌的一个士兵说他们随28团到兹格德时，匈牙利人指着他们，让他们举手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