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兵帅克_第10节

”

第二天来时他在厨房探问弥勒太太病人情况如何。

“更糟了，”她衷心感到忧伤，回答道。“晚上风湿痛突然发作，他就唱起了——请原谅我这说法——奥地利国歌。”

巴维克医生感到必须对病人所表现的新的爱国情绪作出反应，给他开出了更大剂量的溴化钾。

第三天弥勒太太通知他，帅克的病更严重了。

“下午他要人给他拿战场地图，医生，晚上他产生了狂热的幻觉：奥地利必胜。”

“他按照处方服了药粉吗？”

“啊，没有，医生，他还没有要过药呢。”巴维克医生雷霆万钧地训斥了帅克一通，走掉了，而且向他保证决不会再来为一个拒绝了他的职业帮助和溴化钾的人治病。

距离帅克非到征兵处报到不可只有两天了。

在这段时间里帅克作好了必要的准备。首先，他打发弥勒太太去买了一顶军帽，然后又打发她到街口转角处的糖果铺去借来了轮椅——就是糖果店老板推着他那调皮的瘸腿爷爷到新鲜空气里去的那辆。然后他想起还需要拐杖，幸好糖果店老板也保留了拐杖作为对老爷爷的家庭纪念。

现在他只缺一束插到新兵纽扣眼里的花了。这花弥勒太太也给他弄到了。在最后两天她从早哭到晚，明显地哭瘦了。

于是在那值得纪念的日子，布拉格街头出现了精忠报国的动人典范。一个老太婆推着手推车，车上坐着一个人，头戴军帽，胸佩擦得锃亮的帝国徽章，挥舞着双拐，纽扣上辉耀着鲜艳的新兵花朵。

这个人一再地挥舞着双拐，对着布拉格的大街高叫：“打倒塞尔维亚人！”

他身后聚集起了一大帮人。他要去参战了，他刚出房门就跟来了一群人，以后又不断扩大，而成了一大帮。

帅克看见站在某些十字路口的警察见到他就向他行礼。

来到温策斯拉思广场时，围绕着帅克轮椅的人群增加了好几百；来到克拉科伏思卡街时他们又揍了一个戴日耳曼帽的学生。那学生对帅克叫道：

“Heil！Nieder mit den Serben”！〔35〕

来到佛迪其可瓦街拐角时，骑警赶上来驱散了人群。

帅克让地区警探看了他手上那白纸黑字的东西，上面说他那天必须到征兵委员会报到。警探有些失望。为了把混乱降低到最小程度，他命令两个骑警陪同帅克一直来到斯特勒茨基-奥斯特罗夫。

《布拉格公报》对此次事件的报道如下：

瘸腿者的爱国主义

昨日午后布拉格主街的行人见到一个雄辩的例证：我们民族的儿子在伟大和庄严的时刻能对老年的皇帝和他的宝座提供何等忠诚与献身的典范。我们俨然回到了古希腊罗马时代。那时缪歇斯·斯凯扶腊〔36〕不顾自己的胳臂已被烧焦，仍然叫人领着上了战场。昨天，一位由年老的母亲在轮椅上推着的、手拄双拐的残疾人高贵地表现了最神圣的情操与选择。这位捷克人的儿子不顾自己的病痛，自发地把自己推向了战争，准备为他的皇帝献出生命和一切。既然他的呐喊“打到贝尔格莱德去！”在布拉格街头唤起了生动的响应，那就证明布拉格人民提供了什么样的热爱祖国热爱皇室的典范。

《布拉格日报》的写法调子相同，结尾时说那残疾的志愿者受到一群日尔曼人的护送，他们以自己的身体保护着他，使他不至受到协约国的捷克特工的私刑之苦。

《波希米亚报》发表了同样的报道，提出该爱国残疾人应当得到恰当的回报。该报宣布它在各地的办事处已经准备好接受日尔曼同胞对该无名英雄的捐赠。

如果在这三份报纸的眼里捷克的土地还不够产生更为高贵的公民的话，那却不是征兵委员会人士的看法，也肯定不是主任军医宝茨的看法。宝茨是个十分残酷的人，能从一切事物看出在兵役、前线、子弹和开花弹之前畏缩逃避的犯罪企图。

这位日尔曼人以他的一句老话远近闻名，“捷克人全都是逃避兵役犯”。

他在十个礼拜的活动中从一万一千人里查出了一万零九百九十九个逃避兵役犯。而且，如果在他叫“向后转”时，那不幸的人没有因中风而被抬走的话，他肯定能揪住那第一万一千个的喉咙。

“把那个逃避兵役犯带走！”宝茨在确认那人已死掉之后说。

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站到他面前的是帅克。他跟别人一样完全光着身子，用支撑身子的双拐纯洁地挡住了羞处。

“你那无花果树叶〔37〕倒真精彩，”宝茨用德国话说。“进了天堂就不用那东西了。”

“兹证明该人为白痴，完全不宜服兵役，”军士长读着公文。

“你还有什么毛病？”宝茨问。

“启禀长官，我害风湿病。但是我愿为皇帝陛下流尽最后一滴血，”帅克恭顺地说。“我膝盖肿了。”

宝茨朝帅克瞪了一眼，那一眼能瞪得他血液凝固，然后用德语吼叫：“你逃避兵役！”他转身板着脸对军士长冷冰冰地说，“马上送进牢里！”

两个持刺刀的兵带走了帅克，送进了卫戍部队监狱。

帅克拄着双拐走着，却吓了一大跳：他发现风湿痛开始消失。

弥勒太太还带着轮椅在上面的桥上等待帅克，却看见帅克拄着双拐由两个持刺刀的士兵押送着，便哭了起来，丢了轮椅便跑，再也没敢回去。

帅克在两位国家武装保卫人员押送之下，天真无邪地走着。

两人的刺刀在太阳里闪光，来到玛拉斯特兰纳的拉杰茨吉元帅纪念碑时，帅克转身对着跟随来的人群大叫道：

“打到贝尔格莱德去！打到贝尔格莱德去！”

拉杰茨吉元帅从自己的纪念碑上朦胧地俯瞰着好兵帅克。帅克扣眼里插着新兵花，拄着旧拐杖，一瘸一拐地走着，缓缓地消失在远处。同时，一位神色庄重的先生向周围的人说，那被抓走的人是个持不同政见者。

8

逃避兵役者帅克

在伟大的时代里军医们为了把逃兵送回部队中心去，消除他们心里的怠工魔鬼，需要作出非凡的努力。

他们引进了程度不同的刑罚来处分逃避兵役者和逃避兵役嫌疑分子，如肺结核患者，风湿病患者，疝气、肾病、伤寒、糖尿病、肺炎和其他疾病的患者。

逃避兵役者受到的惩罚层次井然，分作以下几级：

第一级：厉行节食，每日早晚各清茶一杯，如此三天，再加阿司匹林发汗。对士兵的抱怨当然置之不理。

第二级：奎宁粉或奎宁液大剂量吞服，或称“消灭奎宁”以保证士兵不产生战争就是喝啤酒、玩九柱戏的错觉。

第三级：温水洗胃，每次用水一公升，每日两次。

第四级：肥皂水加甘油灌肠。

第五级：以冷水浸泡之床单包裹全身。

健壮的人有能在一天之内承受全部五级刑罚的，然后让自己被装进薄棺材，送进军人公墓。也有胆怯的人到达灌肠阶段便宣布健康情况良好，渴望参加下一支队伍齐步出发，奔赴战壕的。

帅克属于这类胆怯的逃避兵役者之列，被关进了卫戍部队监狱疗养院。

“我再也受不了了，”他邻床的一个人说。那人是第二次洗了胃，从诊断室送来的。

那人冒充的是近视。

“明天我就回团里去，”帅克左边的邻居决定，那人冒充聋子，刚灌了肠。

门边有一个用冷湿被单包裹的肺结核患者正在缓慢地死去。

“那是本周死去的第三个了，”帅克右手的邻床说。“你害的什么病？”

“风湿痛，”帅克回答。一听见这话周围便发出一片怪笑，连冒充结核的快死的结核病患者也笑了。

“别冒充什么风湿痛往这儿爬了，”一个胖子郑重地警告帅克。“在这儿风湿不比冻疮更有分量。我是贫血。我已失去了半个胃，断了五根肋骨，还是没有人相信。我们这儿甚至有一个聋哑人。两个礼拜以来他们每半小时就用冷湿被单裹他一次，而且每天给他灌肠，洗胃。护士们都觉得他过了关，可以回家了。医生却还在给他喝催吐剂。那是可能把他吐成两半边的。他终于失去了勇气。‘我不能再聋哑了。我的说话和听音能力回来了。’病号们全都劝他别毁了自己，可他却坚持说他能听能说，能跟别人一样。第二天早上他把那话告诉了医生。”

“我不像那个冒充中风的，”有个冒充有条腿比另一条短了四英寸的人说。“我坚持了很久。”他们只给了他三剂奎宁，一次灌肠，再饿了他一天，他也就认了输。到把他的胃洗得翻出来时，他身上一点中风的迹象都没有了。坚持得最久的是给疯狗咬了的人。他咬人，号叫——的确扮得很地道，可惜嘴里吐不出白沫。我们尽可能地帮助他。有几回我们在医生到来之前挠他痒痒，挠了一个小时，挠得他抽搐，全身发紫，可还是吐不出白沫来。事实上就不可能吐出白沫，可他那样子确实吓人。那天早上医生来时他认输了。那时我们都很替他难过。他站在自己床前，直得像枝蜡烛，敬了个礼说：“启禀长官，咬我的那条狗说不定根本不是疯狗。”医生望了他一眼，望得那么奇怪，他发起抖来，接着说了下去：“启禀长官，我根本没有叫狗咬过。咬我手臂的是我自己。”从那以后他们就以自残罪对他进行审讯。说他为了逃避上前线，想把自己的胳臂咬断。

“需要口吐白沫的病都不好装，”装病的胖子说。“就拿癫痫病来说吧，我们这儿就有一个。他一直告诉我们那病只发一次是不够的，所以他就一天发它十来次。他又抽筋又发抖，攥紧了拳头，眼球疯狂地转动，在地板上打滚，舌头伸得老长。简而言之，我可以说那就是一个一级癫痫病，十足的癫痫病。但是他突然长起疖子来了。脖子上两个，背上两个。脑袋不能转动了，身子不能坐也不能睡了。他那套抽筋发抖、在地板上打滚的本领全都无法施展了。他发起高烧来。医生查房时他说起了胡话，把一切全说了出来。他那疮还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他长着疮在这儿又躺了三天，换了一种食谱。早上是咖啡和面包卷，午饭是汤、丸子和浓肉汁，晚上又是粥和汤。我们都洗过胃，又在严格节食，饿得要命，但是只能望着那家伙狼吞虎咽，咂嘴舔舌，呃气打嗝，吃得心满意足。他就像这样打垮了另外三个人，他们也都坦白了。他们害的是心脏病。”

“最好装的病，”还有个逃避兵役的说，“是疯病。我们隔壁的号子里躺着两个教师。其中一个没日没夜断断续续地叫：‘乔丹诺·布鲁诺的火刑柱还在冒烟，伽利略要重新审判！’另外一个却学狗叫，先是慢叫三声，汪——汪——汪；然后连续快叫五声，汪汪汪汪汪；再慢叫一声，汪。这样不断地叫。两人已经使劲叫了三周多。我开头也想装疯，装宗教狂热，宣扬教皇永远正确。但最后还是决定花十五个克朗，找马拉斯特兰纳的一个理发匠给我弄了个胃癌。”

“我认识一个扫烟囱的，住在布瑞伏诺夫，”另一个病号说，“十个克朗他就能给你弄一场高烧，烧得你想跳楼。”

“那不算啥，”又一个说。“维硕威策有一个接生婆，二十个克朗就能把你的腿关节弄脱臼，到死你都得是残疾。”

“我十克朗就弄脱臼过，”窗户边那排床上传来一个声音，“十克朗加上三杯啤酒。”

“我的病已经花掉两百多，”他的邻床，一根干棍子，宣称。“你还能告诉我有什么我没有吃过的毒药吗？找不到的。我就是个活的药品库，什么药都吃过。我吃过氯化汞，吸过汞蒸汽，嚼过砷化物，吸过鸦片，喝过鸦片酊，在面包上撒过吗啡，吞过番木鳖碱，喝过磷的苦味酸溶液和硫化碳溶液。我把我的肝、肺、肾、胆、脑、心脏和肠全毁了。没有谁知道我生的是什么病。”

“最好的办法，”有个人在门边解释，“是在手臂上皮下注射煤油。我表弟就很幸运，把手肘以下切除了。现在再也不用害怕以后的战争麻烦了。”

“因此你看，”帅克说，“为了皇帝陛下每个人都经受着那么多磨难——甚至洗胃和灌肠。多年前我在团队的时候还更糟糕。那时候为了使病人康复，就把他捆起来关到地洞里去，那可不像这儿。那时候没有病床，更没有痰盂。就一张木板，病人躺在木板上。有一回有个人真害了伤寒，他旁边的人也害了天花。可两个人都给捆了起来，团队军医还说他们装病，踢他们的肚子。两人死掉之后问题闹到了国会，上了报纸。他们立即禁止我们读报。为了不让我们有报纸，就搜查我们的箱子。我一向倒霉，团队那么多人偏偏在我身上发现了报纸。于是他们把我带走，让我上了团的报告会。我们那上校，一个他妈的草包（上帝保佑他），对我大发雷霆，要我立正告诉他，报上那东西是谁写的，否则他就会揍得我上下牙床错位，再关得我脸青面黑。然后来了团里的军医。他在我的鼻子下面挥舞拳头，用德国话说，‘你这个肮脏的猎犬，讨厌的无赖，奇臭的大粪，社会主义分子烂泥堆！’我笔直望着他们每个人的眼睛，没有眨眼，也不出声，右手挨着帽檐，左手贴着裤缝。他们像狗一样围着我转圈，对着我吼叫。我一动不动，一直闭嘴敬礼，手贴裤缝。他们像这样攻击了我大约半个小时，上校对我冲了过来，吼叫道，‘你是个傻瓜，对不对？’——‘启禀长官，我是个傻瓜。’——‘那好，傻瓜，重禁闭二十一天，每周节食两天；兵营禁闭一个月，手铐四十八小时。立即拘捕，不给吃的。捆起来，让他明白明白帝国不需要傻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