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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经济”也叫“拍脑袋经济”，简而言之，市场经济不由“市场”说了算，而由“市长”说了算，万一市长拍板拍出了问题，板子通常会落到别人身上。官员除合法收入外，节礼、办红白喜事、住医院、上党校等，都可为官员们带来数量不等的灰色收入。
●书记做不了人事安排的主？
我刚到江南时，发现江南的人事安排很诡异，看不懂。有一个派出所所长居然兼任江南市政法委副书记。当时我就想，市政法委是公检法的领导机关，派出所长兼市政法委副书记，是派出所长听公安局长的，还是公安局长听派出所长的呢？
还有更让人看不懂的。这里的官场很近亲，父子官员、夫妻官员、兄弟官员、妯娌连襟等屡见不鲜；这里的官员很怪异，其他地方的民政局长、交通局长都是“肥缺”，拿老百姓的话来说是“花钱都买不到”的位置，可在江南，这两个局的局长居然当不下去，主动要求辞职；这里的组织很温暖，调离江南送待遇：普通干部调出江南解决副科级，是副科级的则送你一个正科级；这里的老人把政“干”，说的是江南退休的老领导，喜欢干预人事安排，常常让书记左右为难……
听当地人讲，江南的人事看不懂由来已久。早些年市委换届，选出了新的统战部长，可老部长不肯退，只好设了个第一部长，一直维持到老部长到龄。老部长开了个头，从此江南的人事书记说了也不见得能作数。坊间流传的两则故事甚为经典。一则名为“‘屙尿变’的故事”，讲的是江南市委常委开会研究人事，会上初拟某局局长由某某某担任。期间，市委书记上厕所屙尿，正屙时，突然接到省委组织部一位重量级领导的电话，尿毕，返回会场，决定某局局长不再由某某某担任，改为屙尿时省里领导打招呼的那位。另外一则名为“‘砸牌子’的故事”，讲的是某局一位老资格副职领导，临退线时符合解决正科级待遇的条件，结果市委组织部给另外一个不符合条件的副职解决了待遇，而没有解决他，他冲进组织部取下牌子就砸。这一砸还真砸出了效果，没过多久，他的待遇还真给解决了……
“人事安排上我也做不了主。”老柳的确亲口对我说过这话。那一次，我和他两个人在食堂里吃早餐，老农办主任老于闯进来，手里拿着根牙签，边剔牙边对老柳开炮：“柳书记，你什么都好，但是在人事安排上好多人对你有意见。就拿我来说，尽管你给我解决了副处级待遇，但我不感激你。哪里有你这么安排的呢？让农办的下属单位畜牧局局长去搞政协副主席，却让我这个农办主任解决待遇退二线？对于这一点，我是有想法的。”
老柳没吭声，他忍性好。老于见书记不搭讪，便退了出去，刚出门，老柳便对我说了那句话。
老柳说的的确是实话。老百姓都以为书记权力大，随便卖几顶官帽雪花银子便哗哗地来了，实际上没那么简单。书记的权力的确很大，但还有比他权力更大的，许多时候县委书记不过是舞台上的木偶，真正操纵木偶的是那背后的提线人。前几年，云梦每年都要从每个县里面选拔一名优秀乡镇党委书记进市直机关任副职。那年江南“被定”的是长江镇的党委书记。还在公示期间，长江镇长江村便爆发了腐败案，老百姓闹事。老柳在食堂就餐时接到“特情”电话，气得他一顿乱骂，然后拨通长江镇党委书记的电话，给他下了通牒：“你先把这件事摆平了再走。”可说是这么说，人家都已经公示了，走与不走，由得了你？
的确由不了他。江南地盘虽小，但庙小妖风大，许多人为争一个股级干部都要找关系找到北京去。有一段时间网上骂得凶，说是哪个哪个县有11个县长助理，还有哪个哪个县财政局配了正副局长18个等等，骂得县委书记们个个心惊肉跳，生怕骂到自己头上来。超职数配备干部是县里的通病，哪个都经不起查。县委书记们都知道这么配备干部很荒唐，也不排除有些人是为了卖官敛财，但更多的是身不由己。就拿那个政协副主席的人选来说，老柳也觉得不妥，但有什么办法呢，省里有人给他撑着呢，老柳得为江南的前途着想，更得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啊。唉，领导说定谁就定谁吧，反正用谁都是用。可是哪曾想，那副主席不争气，干了不到半年就被告下来了。老百姓议论纷纷：“你看你看，这都是老柳用的好人！”老柳听了好不尴尬。
平心而论，在云梦六县五区几个县市委书记中，老柳算是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特别谨小慎微的一个。不像河西原来的书记，刚由市长转任书记，就迫不及待地调整干部，一次异动好几百个，文件都印了好几十页。最可笑的是，居然将不是党员的干部任命成了党组成员，如此荒唐，能不翻船？老柳调整干部就吸取了他的教训，每次异动分期分批，不打眼。尽管也出现了某个乡镇一年换两个书记、公选的某局副局长没有干部身份等瑕疵，但基本上做到了风平浪静。
要做到风平浪静是很不容易的，不掌握许多政治技巧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第一个技巧是“重视”你，更“忽悠”死你。会当书记的人，要让所有能够接近你的人都觉得你很“重视”他，让他们时刻感受到他们在你心目中的位置，仿佛随时都会被你重用。但是，当机会一旦真正来临组织部门征求意见时，千万不要偏向于任何人，回答一句：“以组织考察的结果为准”即可。
第二个技巧是“一个老婆可许12个老公”。某省属示范性高中是个副处级单位。其书记位置一直空缺。会当书记的人会先去征求诸如农办主任这样重要岗位一把手的意见：“安排你去某某中学当书记，解决副处级待遇。但有个前提条件，解决待遇以后，不去管事，不去上班，不在学校拿工资，你去不去？”农办主任听说给他解决副处级还蛮高兴，可听了后面的“前提”，自然而然会选择主动放弃：“一个空衔要它何用？”农办主任不去，书记又会马上去征求政协秘书长的意见，同样附加了那个“三不”条件。政协秘书长说：“您还不如把我调到教育局当个副局长算了。”书记一听此要求不过分，甚至还有些委屈，会立马应承下来，一转身就将那个副处级空头书记的位置许给了统计局长……
第三个技巧是“善于总结”。在如何提拔干部方面老柳总结了一句经典名言：“相同政绩看资历，相同资历看政绩。”表面看上去，觉得特别合理，既重了政绩，又比了资历，细细一分析，才发现缺了很重要的一条：“创新能力”。
江南新农村为何越扶越贫？
按照惯例，县级领导都要挂一个联点乡镇和一个村。联点，说白了就是“联钱”和“联项目”，如果联点的领导手里的权力大，或者和上面的关系好，每年能给联点乡镇和联点村搞几万块钱或向上面争取个把项目，乡镇和村里的领导到你这里跑的脚步就勤；否则，一年都懒得上几次门。像我这样的挂职领导，手中无钱，对口的旅游部门争资的口子窄，以农家乐的名义去争资的理由都站不住脚，我既为他们拨不了款，又为他们争不来资，所以我挂点的那两年，镇里、村里的领导几乎就没进过我的门。市里面对联点领导也没什么硬性的工作指标，只要保证“计划生育不降类次、汛期不倒山塘水库和院子、农村老百姓不闹事、安全和防火不出事”就可以了。
联点工作说轻松也轻松，“年头贺个新，中途踏个青，秋天钓个鱼，年尾访个贫”。由于大多数县级领导手里都没掌握钱，所以市里在安排联点工作时都为每个联点领导配备了买单的“联点单位”。像安排和我一起挂点的单位有三家：农业局、药监局和石油公司。每年春节一过，联点领导要带着各联点单位领导下镇下村拜个晚年，并就春耕生产等工作不痛不痒地做几点指示，农业局表态送点化肥和种子，拍几个电视镜头吃一餐中饭就返程了。到了四五月份山火高发旺季，风和日丽，春暖花开，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游走在山林田野中，神清气爽。当然，在踏青的过程中不要忘了工作，要反复强调预防森林火灾的重要性，督促乡镇、村干部不间断地巡查，确保万无一失。这个镜头一定要电视台的记者完完整整详详细细地拍摄下来，一旦日后发生了什么大的山火，上级领导部门要追责，这就是“领导督促到位”、可以减轻处罚的最有力证据。
秋天，秋高气爽好垂钓。这个季节下乡就不要劳师动众，带三两好友，到村里走一走，计划生育方面装模作样地督一督，坐到鱼塘边嚼嚼槟榔垂垂钓，中午炖个土鸡烧只鸭，嘴巴一抹回城了。年尾，访贫问苦必修课。这个季节是领导干部“集体表达亲民爱民”的汇演时间。联点领导们带着各联点单位买单的一把手们，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访贫问苦送温暖。按照规定，每个联点单位点对点帮扶20个困难户，每户发放500元慰问金。市级领导不可能60户家家上门，所以事先由村干部精心挑选四到五户路程不远、路相对好走、而且特别特别困难的家庭。最好挑那些瘫痪在床、房子将倒、家徒四壁的特困户，这样背景拍出来的电视画面最有质感，再配上“皮鞋上沾满泥巴的领导将慰问金送到特困户手中，热泪盈眶的特困户户主紧紧地握住领导的双手，话不成句、泣不成声地连连说：感谢党感谢政府”的生动画面，特具感染力。
做完这一切，一年的工作便打了句号了。春节前夕，乡镇领导大都会送来几十斤腊肉腊鱼几只脚鱼王八给挂点领导过年，懒得熏腌采购的就意思个千把块钱。当然，如果这一年之内挂点领导要是为乡镇或村里搞来了什么项目就另当别论了，他们会另外从项目资金里划个万把块钱，打到市政府办为县级领导设置的专户账上，作为该领导来年的工作经费。具体划多少，视项目的大小，争得多，划得也就多。不然的话，副县级领导来年的日子咋过？
当然，联点工作看似轻松，责任却也不小。诸如计划生育降类、年终评比得不到红旗呀都是小事，最多挨顿批评，脸上无光，要背处分有乡镇和村里的领导来抗，但“山林大火、群体性上访事故、汛期倒垸垮堤、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等等，随便犯上了哪一条都是轻则受处分重则掉帽子的事情。2010年在长湖镇挂点的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熊雄就挨了个诫勉谈话、书面检查的处分。可怜他响应前省委书记的号召，放弃省厅那么神仙的单位来建设江南小县，短短的几年时间为江南争取了那么多资金，就因为长湖的一把森林大火，恰好烧在他挂点的地方，所以给了他一个处分。他着实想不通，见人就“申冤”，颇有一点祥林嫂的味道。
我联点的那个镇叫木杨镇，村叫古桥村。
在江南的所有乡镇、街道办事处中，木杨镇算得上是比较优秀的。这里民风淳朴，山清水秀，各项工作都排在全市前列，几乎挑不出什么缺点，但也没什么特别明显的优点，属于那种“样样都好没特色”、特别传统的先进。镇里的书记是个男的，四十多岁；镇长是个女的，刚调来。我带着农业局长到古桥村去了解产业情况，镇里的办点干部和村里的支书，把我带到已废弃多年不用的村小学当头号大事向我汇报，希望我能为他们解决五万块钱把村部好好地装修一下，第二件事是把村小学前的一条溪沟护个坡……汇报来汇报去，就是不汇报如何做大做强产业方面的打算。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把书记、镇长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古桥村的确很贫困，但如果像你们这么扶下去会越扶越贫。古语说得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像石桥村这样的穷地方，把个村部装修得那么好干什么？死要面子活受罪。把钱花到面子上还不如花到产业上。老余，是这样的，今年你们农业局安排给镇里和村里的扶贫资金全部要用在产业上，尽可能多给种子化肥，多做技术指导，不要直接拨款。年底我只看产业，产业没有搞起来，我就让农办给你们排‘新农村建设’最后一名！”老余是随我走点的农业局长。
我的话说得直落得重，在场的乡镇、村领导不爱听。我也知道，他们也听不进去。就好像我给老柳建议在赵李村如何建设新农村示范点一样，我坚决反对大包大揽，那样会越扶越懒，如何能成示范？可是又有什么办法？为了不增加农民的负担，又要建设一个有点看相的样板，江南只好采取政府主导、单位“志愿”的办法，把任务细化，按职能分给建设局、交通局、民政局、林业局等几个职能、经济强势局，各负其责。建设局负责粉刷农民舍外墙、安装路灯、建垃圾池；交通局修路；林业局栽花种草；民政局装修光荣院……一年下来，农民的房子统一刷了墙漆，令人赏心悦目；村里家园清洁，路灯明亮，鸟语花香，一派新农村气象。可实际情况呢？红漆马桶外面光。自赵李村被确立为云梦的典型以后，为接待络绎不绝前来视察、参观学习的各级领导和兄弟县市的取经嘉宾，已负债累累。到目前为止，也没看见他们搞成一个什么真正像样的产业出来。
果真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对于我的批评，镇村两级领导都“没有放在心上”。当年年底，我再次来到古桥，镇、村领导第一站就带我参观装修一新的村部办公大楼。上下两层，间间办公室都贴了600×600的瓷砖，屋顶墙壁粉饰一新。我很不高兴，问村支书：“有没有增加新欠？”支书答：“刨去余局长支持的，新欠了一点点。”我回头对老余说：“我们走，不看了。我来是看产业的，不是来看楼的。怪不得你们古桥穷，穷得有道理！”
那天中午，我连饭都没有在镇里吃，直接回了江南。
年底，石桥村在全市新农村建设以及建整扶贫工作中被排在二类倒数第一名。
现在是“市场经济”，不是“市长经济”
自我在网上炮轰“高房价”以后，许多人对我产生了质疑，认为我并不分管房地产，突然站出来炮轰与自己业务范畴无关的话题难逃炒作之嫌。我给媒体的解释是，思想有多远，出路就有多远。经济是一个整体，不可割裂开来。如果人为地把它切割成许多小的单元孤立起来，就会机理失调。谁说分管旅游的就不能关心“地产”？旅游和地产结合，可以立马让一个偏僻的乡村华丽转身为一座繁华的旅游城市！
许多人指责我不务正业，这都是传统的官场习惯思维在作怪。如今的官员们脑子里始终被一种思维定势锁定着，管什么就想什么，甚至管什么守什么都懒得去深想，缺乏一种心忧天下的责任和胸怀。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不倒，就在于封建社会选拔启用的官员们既是文官又是武官，既懂宏观经济，又谙微观经济，文武双全。他们懂政治、懂经济、懂司法、懂军事、懂哲学……既是县长，又是财政部长，还兼公安局长、检察长、大法官、发改委主任、教育部长等，哪怕一个小小的县令都是“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忧其民”。滕子京无疑是这些官员中最出色的代表。可时至今日，居然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对经济依然一窍不通，还在靠“摸着石头过河”，摸来摸去的恶果是，让市场经济滑入了“市长经济”的泥潭。
什么叫“市长经济”？“市长经济”也叫“拍脑袋经济”，简而言之，市场经济不由“市场”说了算，而由“市长”说了算，“市长脑袋一拍铁板一块”，简称“市长拍板”。市长是拍板的，不是挨板的，万一拍板拍出了问题，板子通常会落到别人的身上。在江南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这样可悲的事情。
比如，20世纪末21世纪初，江南响应上级号召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蓝田集团合作，强迫农民不种粮食种黄李，结果蓝田神话破灭，黄李价贱伤农，政府不得不买单。直到“博士市长”来了，还在为“黄李市长”擦屁股。
又如，早些年为搞活城市新区，市长们不考虑江南人的消费习惯，头脑发热，决定在京珠连接线旁边建一座现代化的汽车新站，结果，新站建成了，客车业主们硬是不肯从老站迁过来，气派的站房空空荡荡，几千万的投资打了水漂……
再如，省里为打通省际通道，决定投资改造江南至通城的S301公路。江南的市长脑袋一拍：“不用省里投资，我们招商引资自己建，等路通了设个卡子几年工夫成本就收回来了。”结果招来个骗子，把路基挖得个稀巴烂，没得钱再铺路面，本来还跑得了车的，最后连走人都困难。烂尾路一直烂了好些年，直到老柳来，才把这块乱屁股给擦干净了……
这就是“市长经济”！
“市长经济”让市场受伤，让纳税人很受伤，让投资商更受伤。我到江南来接触的第一个外地投资商是江南商业步行街的老板鲁文化。那个时候我给向前副市长挑土管城建，他的步行街刚刚落成准备开业。他愁眉苦脸地来找我，和我聊起这个项目眼泪都要掉出来。当初江南引他进来时，前任市长给他表了硬态的，江南不再建第二个服装市场。在这个条件的诱惑之下，鲁老板选中了紧靠最大的城市广场又临商业主街的一块黄金地，在土地竞价中又中了圈套，每亩地价竞拍到了100多万，以高出周边正常地价每亩70万元的价格，风风光光地当了一回江南的“地王”。直到现在，这个记录都没有被刷新。
就在他的江南商业步行街即将开盘之时，传来了不好的消息，政府同意浙江古老板在不到800米远的地方再建一个服装市场，地理位置比步行街更便捷、更繁华，其建设成本只有步行街的三分之一，商铺价格便宜。这样一来。鲁老板的商铺无人问津了。没办法，他只能改变策略，以半年不要租金的方式将商铺贱价出租，先做人气。四千多万的投资被套，让老鲁很不甘心，想找政府的麻烦却又无从下手：当初领导的承诺都是口头承诺，作不得法律依据，打起官司来，他并无胜算。
我很纳闷，问他：“你做生意做了这么多年，难道就不知道‘市场’是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由‘市长’说了算吗？”
鲁老板叹了一口气道：“刚下海的时候地价、工程、优惠税率……哪样不是市长说了算？过去的市长那么一言九鼎，现在的市长表态怎么就那么不靠谱了呢？”
“难怪，你是尝了‘市长经济’太多的甜头。”我若有所悟道，“你以为还是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年代？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市长已无法操纵市场。如果‘市长’胆敢再肆无忌惮地玩弄‘市场’，就会遭到‘市场’无情的报复。”
他不服气，问：“市长是人民的父母官，怎么能够不负责任地表态呢？”
我觉得他又可怜又天真，怒其不争地笑道：“酒桌上的官话有几句能当真？你自己没长脑子？他市长说不准再建一个服装市场就不建了？只要市场有需求我投资商有势力，市长不敢不批，不批就上法院告你不作为。你是呷市长的好处呷习惯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切记，不管是什么食物，甜过了头总是有毒的。”
老鲁点点头，觉得在理。
“在这方面，你们都要向浙江的那个古老板学习。”我进一步给他“洗脑”，“你看人家古老板，先是答应市长在江南建一栋五星级宾馆，并在工业园投资办一家30万锭规模的现代化纺织厂，条件是廉价收购市委市政府招待所，并以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价给他若干亩土地供他办厂，承诺每年可创几千万元的税收，解决多少人的就业等等。等到市长一拍脑袋把价值数千万元的招待所以不到10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他，把工业园办厂的地给了他，他应付式地在园区建了几栋厂房上了几套设备，然后在招待所的地块上建起了一排排集装箱式的服装市场，五星级宾馆成了一张永远的蓝图。他为什么能赚钱？因为他玩转了‘市长’，更玩转了‘市场’，同时，把你也给玩了！”
老鲁苦苦地一笑，希望我给他出个主意救救他的市场。我笑了笑，道：“拆了它！”
“我正有此意。”聪明的老鲁领会了我的意图——等“宏观调控”的风头一过，在江南再也找不到比江南商业步行街更适合做地产的地块了。
送走了鲁老板，匡老板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匡英在云南红河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九家公司、工厂生意红火，身价数亿。在当地他可以呼风唤雨，但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困在江南，动弹不得。早两年，在中间人的介绍之下，他花1.2亿元买下了衡化集团江南氮肥厂，厂子买了几年，至今仍然开不得车。我问他开不得车的原因，他诉苦说：“找他伸手的职能部门太多了。比如一个房屋产权证，只过一个户，按照国家破产企业改制政策，地方政府象征性地收一点手续费就可以了，可在江南不行，常务副市长、分管副市长、市长、书记和房产局长打了无数个电话，每打一个电话少一千，房产局长还怪我找多了领导，不是后来柳书记在大会上不点名批评他要撤他的职，只怕到现在还办不下来。”
“我到政府来了这么久，还不知道这个厂被你买下来了。按理说像你这么大的规模企业，市里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班子帮你协调直至走上正轨，为什么没人牵头呢？”
匡英一语道破天机，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厂原来是省管的，破产改制也是由省里面的人来主持的。如果当初改制交给江南的市长来主持，情况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他的这一席话，让我重新回到了迷糊状态：说来说去，企业的命运怎么还是掌握在“市长”手上？
揭开官员灰色收入的“红盖头”
我在前面讲过，真正廉政的官员其合法收入少得可怜，但许多官员生活得却又格外滋润，是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在搞钱权交易呢？那倒未必。钱权交易风险太大了，胆大的才敢去碰。胆小的也不会穷死，自有一套安全的敛财方法。
除了合法收入之外，官员最大的一笔灰色收入来自于节礼。每到过年过节，最发愁的是乡镇党委书记和市直委办、局等单位和部门的一把手。给领导送节礼可不是一份轻松活，劳心劳力。单说这送礼吧，讲究还不少，这“红包送多少、怎么送与红包怎么收”等都有诀窍。
先说这“送多少”吧。
节礼的多少因官职不同、节气不同而不同。春节礼金最多，端午、中秋要少一些。官职又分几个档次，书记、县（市）长是一个档次，副书记、组织部长、常务副县（市）长、人大主任是一个档次，其他的副县级领导又是一个档次。副县级领导中也有区别，常委和副县（市）长享受的“待遇”就不一样。常委面广，过年过节，几乎所有的乡镇、委、办、局基本上都会有所表示，一般标准为500～1000元，关系特殊的冲破顶也不会超过2000元。副县（市）长收入面稍微窄一些，局限于自己分管的单位、点上和关系较好的乡镇。线分得多的、管的单位多的收入就多，反之，就少。人大副主任与副县（市）长比较而言要作孽一些，最可怜的是政协副主席，一年到头几乎收不到几个红包。像我这样挂职的更可怜，管的单位少，每年收的红包付司机的补助，和给跟线的办公室副主任打红包都还不够。当然也有收获。那就是每年腊肉腊鱼不用自己操心，有人腌好熏好送上门。至于乡镇和市直委、办、局每年给书记、市长送节礼的标准是多少，一般不为外人所知，我也是通过和一位曾经当过市长秘书的朋友闲聊中才了解了个八成。有一年，某局长敲开市长家的门，塞了一个红包马上就离开了。过后，市长将此红包交给该秘书，让他退还给那位送礼的局长，秘书好奇，打开红包数了数，原来书记、市长的送礼标准为5000元！
再说这“怎么送”吧。
给一般关系的领导送节礼，派个副职带着办公室主任直接上领导办公室塞了就走，节礼放在印有单位名称的信封内，其目的是怕领导收的红包太多犯迷糊，搞不清究竟是谁送的；关系铁一点的一把手亲自出马，也是到办公室送了就离开。关系更为特殊的，提前预约，吃一顿饭，吃完饭把红包一塞，各自分开。如遇那些假正经的领导也有办法，绕个弯，送到领导父母手上。一旦出事儿，领导有个推脱，就说父母收的，我不知情。送节礼，要尽可能避免晚上上领导家门，一来怕敲错门，领导尴尬自己也尴尬，还要遭被敲错门的人家痛骂，过去上门是因为送钱的少，送乌龟王八等物质的多，被逼上门。
现如今，领导不稀罕那玩意儿，要送就要把服务工作搞到位，腊肉腊鱼要熏好，鲜鱼土鸡要剖好，否则给领导送去就是个负担。江南有位老书记，后来调到云梦当了副市长。江南是水产大县，每至春节江南的好多单位都要给他送鱼，副市长母亲舍不得出钱把鱼送到市场里去剖，每有鱼来，皆亲自动手，剖得辛苦，边剖边骂：“哪个再要送鱼来我就捅他的娘！”
至于这“收红包”也有玄机。县里和城里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过了腊月二十四（小年）机关便都放了假。职工放了假，领导可不能放假，也不要下乡，每天就做一件事，待在办公室等人家敲门。县领导一般放假到了腊月二十六七，政府这边要等市长打完红包说可以散伙了，才能够回家。市长的红包不大，千把块钱。回家以后不要出门，没来得及送节礼的人一般会采取补救措施上门来送。如果家里找不到你的人，这笔节礼有可能就被送礼的人“黑”了。如何等礼上门还真是一门学问。
官员灰色收入的第二个来源是红白喜事宴请。过去监管不严的时候，领导家里红白喜事特多；现在廉政建设抓得紧了，收敛了许多，遇上红喜事领导请客不敢大张旗鼓地一摆上百桌，而是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分几次分别在几家宾馆悄悄地进行。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在于隐蔽，桌席的钱还可以找人签单。我认识一位领导，他儿子死不会读书，好不容易为他买了个二鸡不叫的大学，莫说赚，起码要把买学校的钱收回来呀，可上面三令五申查得紧，不准请客敛财，没办法，今天请一批，明天开几桌，儿子都上学好几个月了，领导的宴请都还没有结束。
灰色收入的第三个来源是泡病号。住院敛财是最安全的。谁还没个头疼脑热的？住个院，既养了身体又创了收，多美的事啊。可是这招不宜多用。现在提拔领导干部健康摆在很重要的位置，如果老是住院，给组织留下了一个身体不好的印象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好多真有病的领导反而挺着不住院，倒是那些没什么病手头突然紧张的领导，会偶尔去医院小住几日。
领导干部的灰色收入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住党校。我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未进过党校，也没想明白党政领导干部为什么那么喜欢进党校。听进过党校的人说，进党校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交好多朋友。党校的同学来自各行各业，又都有一官半职，以后办起事来特方便。其实还有一个好处他们心照不宣：可以发一笔小财。不知道从哪一年起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领导住党校、抗洪、进京维稳等，凡时间超过一个星期者下级领导皆要前往看望。看望的人多了，领导就收入不菲。
当然也有不收红包的。云梦地区发了洪水，那时我还在云梦市旅游质监所当所长，手上有一点小经费，看见人家都上堤去慰问一把手，我也准备了600元红包去看望章局长。老章碍于情面暂时“收下”了红包，一回局里就把我的财权给收掉了。他的理由是：“人家都在舍生忘死地保家园，你不学好，跑到抗洪一线给我送红包，为了你好，你还是把财权交出来算了，莫搞得害了你……”
一直到离开旅游局，老章再也没有把财权交还给我。
我平生第一次住党校是给黎明挑土。
2007年某月，省里安排常务副市长黎明去省委党校学习半个月。黎明公务繁忙实在脱不开身，就派我去代替。我兴高采烈地去了。去了以后，发现滋味很不好受，人家天天有人看望宴请塞红包，唯独我不仅没人看望，而且经常还要被同学们拉去陪酒。为了挽回面子，我只好打电话让自己在长沙做生意的弟弟冒充家乡来看我的人，由我弟弟做东请同学们呷了一顿，向他们表明，好歹也有人看了我一回。
回江南后没多久，省委统战部给云梦下指标，要派若干民主党派干部去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两个月。云梦给江南分了一个指标，江南市委统战部部长熊雄同老柳商量，因为我是民进党员，故老柳决定派我去。熊部长一脸春风地找我，通知我去省里学习。那口气仿佛给了我一次学习提拔的机会，只差要我感谢他了。没想到我一口回绝了他，理由是没得差旅费。一年到头江南政府就给一万块钱，我到哪里去搞差旅费？熊雄一听凉了半截腰，拿柳书记压我，我说：“谁安排的我都不去，柳书记又不给我报差旅费，我总不能自己贴钱去学唦？”熊部长很尴尬，“求”我道：“你去啦活爷，你的差旅费我们部里帮你报销好啵？”我还是摇摇头：“没得差旅费还是小事，人家天天有人看望送红包，我一个人冷冷清清无人问，我丢不起那份人。”
熊部长很无奈：“我去看你行啵？”
我笑了笑：“算了吧，你们部里也穷得滴血，就不难为你了。”
老熊没办法，只好放弃。后来云梦市委统战部干部科科长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做我的工作，还是被我一口回绝了。为此事老熊对我还生了看法，好久都没有约我喝过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