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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会议的组长大声道：“我们这些代表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没得么哩收入，好不容易换一次届，大家要关照关照，有选举任务的2000元，没选举任务的1000元，局长1500元。”他话音刚落，旁边收钱的人就走到一位局长身边，那局长毫不含糊就掏了1500元。
●第一次亲历政府换届
自实行差额选举以来，云梦就成了换届选举的“重灾区”。影响最大的选举事件莫过于唯一市长候选人落选。在此之前，相思县和江南市也相继发生了严重的选举事件，相思县政府换届，组织确定的人选除一个副县长顺利当选之外，其余的全部落马，当选者都是从票箱里跳出来的。这让云梦市委很为难，如果全部查处吧，一来取证难，拉票都是地下进行的，到哪里去取证？二来会激起人大代表的公愤，人大代表如果群起而攻之，攻击党委不尊重民意，那样会酿成更大的事件。
迫不得已，云梦市委最后只好杀了“一只鸡”给猴看，其他跳出来的只好让他们走马上任了。对于那些落选者，一律改任“助理调研员”。之所以在同级政府之中相思县政府的“助调”居全国最多，便是如此来由。曾在上世纪90年代敢把市长选下马的江南，与相思县相比而言略微低调一些，在政府、人大的换届选举中居然只从票箱跳出了三人，其中两人被查处。基于此，本次换届来临之前，云梦市委书记张文昊反复强调，一定要站在“两个忠诚”的高度确保选举万无一失。对于老柳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未入官场之前，早就听说一个副县长要顺利当选得花多少多少票子，当老板的买一个人大代表要烧多少多少米米，对于其真实性我始终抱怀疑态度。后来到了江南听同僚讲了几个真实的故事，便从完全不信上升到了似信非信。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市人大即将换届，一位农民代表从家里一路颠簸来到市委要见市委书记。市委书记不敢怠慢，客客气气地把他请到办公室，问他有什么困难。那位代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书记说：“我家里实在困难，都揭不开锅了，搭帮搞了一届人大代表。念在我屋里实在作孽，请求书记高抬贵手，能不能让我再搞一届人大代表？”市委书记听了哭笑不得，不知该如何作答。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换届途中，某人大代表团某组组长在外面接受宴请回来，虽饮酒过多，但思维依然清晰。他掏出钥匙去开门，左打右打打不开，便扯起喉咙叫来服务员开了门。进门以后突然想起才收了几条蓝盖芙蓉王的香烟，放在柜子里，他担心被盗，想把柜门打开看看烟还在没。不看不打紧，一看吓了一跳：“烟果真不见了！”这一吓，酒醒了一半。几条烟是小事，关键是说不清白，人家还以为他监守自盗想瞒了那几条烟呢。不行，这名声重要，赶紧报案。于是他给110打了个电话。公安部门很重视，派刑侦介入。刑侦大队长赶来一勘察，发现没有任何被盗的痕迹，见那组长一副酒醉不醒的模样，心里有了谱，问他：“您住哪间房？”组长回答：“307。”大队长指指房门：“您看这是多少号房？”组长眯着眼睛一看，一拍脑袋：“这是308，呵呵，搞错了房间。”大队长陪同他来到307，把柜子一打开，香烟塞了满满一柜。此事传到了市委书记的耳朵里，书记当机立断，免了那人的组长！
故事没有半点戏说的成分，主人公至今皆很鲜活。
还有比这更鲜活的。
有一家宾馆的老总和一位建筑老板回家乡争人大代表，建筑老板拼命地许愿，只要家乡人民选他做市人大代表，他就修路架桥，等等。那位宾馆老板很聪明，一上台就给老百姓算账：“如果按照某老板许的愿，全部兑现要几百万，一旦选上了，他会出吗？我这个人来点实在的……”结果，宾馆老板胜出。
对于这些老柳比我了解得更多。要阻止从票箱里跳票，最为关键的是要搭好班子。用人不当，往往是造成选举事故的直接原因。眼下，他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本次换届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同时到龄，按理市委常委、副市长老刘资格最老，任职一届之后便到龄，最适合人大主任的位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资历老，适合政协主席的岗位。已任职超过两届，按照《宪法》必须挪位的人大副主任接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刚好填了缺眼。可原政法委书记偏偏不愿意干政协主席，执意要搞人大主任。老刘更不愿意当政协主席，放出话来，搞不到人大主任就待在政府这边不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后云梦市委确定的方案是原政法委书记任人大主任，人大副主任任政协主席，老刘暂时不动，将曹日华调到河东区任“光头”常委，将河东区35岁以下的“光头”常委郑客交流到江南任市委常委、副市长。这样一来政府多出了一个市委常委，拿老柳的话来说，“老刘不走，一个人占了两个职数”，给他安排人事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从他的这句话里我有一种预感，老刘迟早会被调离，而且不会有太好的安排。果然，换届没多久，老刘被调往云梦市水务局任副书记、副局长。
由于老刘的固执，让江南的人事安排出现了乱局，也让许多跃跃欲试的人看到了机会。他们瞄准了两个对象，一是上一届政府换届从票箱里跳出来的钱通副市长。2006年梅林河砷污染事件差点摘了他的乌纱帽，因老柳力保，加之他本人进省进京好一番努力，总算保住了小帽。那些有想法的人抓住他的软肋，非常及时天女散花般地向各级领导奏了他一本，说他在民营企业石灰山矿业公司有干股，本来该公司和政府签的合同开采期为30年，钱通利用手中职权擅自变更为50年。干股的说法子虚乌有，但合同的事倒是真的。当初石灰山矿业公司的老总找到他要他把合同期限延长，说是书记、市长等等都同意了云云。老钱打电话问领导，领导们都说一座破山谁晓得能不能开50年，签吧。于是他就签了。
等云梦市纪委的调查组进驻江南，把几位主职领导找去一问，那几位领导异口同声道：“不晓得，没听说。”老钱预感到自己的官位这次是真的不保了，就再次上下活动打通关节。迫于来自省府高层某些江南籍领导的压力，云梦市纪委决定在换届以后给他个处分放他一马算了。可是偏偏遇上了黑脸包公张文昊，云梦市委开常委会讨论的时候，他眉头一皱道：“怎么又是这个人？像他这样的干部留他做什么？降职安排！”硬邦邦的一句话，不经意间帮江南政界清除了一个竞争对手，钱通的位置就这样空了出来。
另外一个攻击的对象，是组织安排交流到江南来的常委、副市长郑客。江南排外，不愿意选外地人，特别是“空降官”。有乡镇人大代表公开扬言，要选掉郑客，把财政局长选进政府班子。理由很简单，选掉了郑客的副市长但常委职务还在。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郑客，急得他天天往乡下跑，每次吃饭都主动为乡镇党委书记夹菜，非常殷勤。至于传说中的多少钱一票，由于我不参加选举，所以无从得知，但我亲眼见证了人大代表向被选举人“敲钱”的一幕。
按照大会主席团的安排，市级领导及各政府工作局的一把手都要下团列席人大代表小组讨论，主要是听取人大代表的建议和质询。那天上午，我按照规定时间赶往会议地点市林业局。我一进门，看见代表们已经早早地坐满了会场，但都不吭声。沉闷了近十分钟，市委邢副书记请了个假，说是要和书记、市长一道去其他代表团看望代表。邢书记一出门，主持会议的组长立刻活跃起来，大声说：“好，邢书记走了，我们可以无拘无束了。明不打假说，我们这些代表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一年到头焦干的，没得么哩收入，好不容易换一次届，大家要关照关照。我看这样，有选举任务的2000元，没得选举任务的1000元，局长1500元，宁市长情况特殊，你就出1500元算了，现在就开始收钱！”
他话音刚落，旁边收钱的人就走到一位局长身边，那位局长毫不含糊就掏出了1500元钱。我看不惯这乌烟瘴气的一幕，起身自顾自离去，躲过了“挨剁”这一劫。像这种公开的“打劫”早已见怪不怪。听政府办的人说，市长当选以后，不仅要挨人大剁，还要挨政府办的剁。老柳刚来江南那年，当选以后有人大主席团向他“敲”钱，他给那人一顿好骂：“胆子不小啊，还敲到我的头上来了？”那名主席发表感慨：“江南建市这么多年，就没敲到老柳的喜钱！”
除了老柳，没敲到钱的还有我。2008年4月，人大开例会选举我为副市长。按照惯例政府办需出具一份由市长签名的提名函。我去拿函的时候，秘书科长说：“老规矩，您要出1000元喜钱。”我把眉毛一立：“扯淡！你给不给，不给我还懒得要呢。这些都是程序上的东西，误了事你们负责！”秘书科长见我生气了，就笑嘻嘻地把提名函给了我。
陪选，副市长们惊出一身冷汗
在江南，没有“差配”一说，自打实行差额选举以来，都将“差额”之人称之为“陪选”。2007年底2008年初的那场换届，“陪选者”让所有的副市长们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老柳运筹帷幄，郑客就当真落选了。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战。
那次选举政协相安无事，政府和人大硝烟弥漫。政府这边，市财政局长呼声特别高，各代表团跃跃欲试要联合提名他作为副市长人选。他们的目的相当明确，就是要把郑客给选下去，让财政局长从票箱里跳出来。人大那边，市农办老资格的于主任不满老柳将他的下属单位市畜牧局局长作为政协副主席人选，孤注一掷地参选人大副主任。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老柳只能各个击破。他先从财政局长下手，找他推心置腹地谈话。财政局长是一个组织原则比较强的人。他什么价钱也没讲，回过头挨个去给代表团做工作，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组织上不要我搞，你们霸蛮地把我搞上去了，今后没得么哩好果子呷，如果你们是真心地抬举我，就莫把我抬起来绊跤子，请求你们不要对我提名！”
在财政局长的艰苦努力下，各代表团打消了对他提名的意图。接着，老柳又去找老于谈话。老于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任由他如何劝说就是不肯退出。迫不得已，只好搬出在江南现场坐镇的云梦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亲自出马找他谈话，承诺只要他按组织的意图配合选举，选举过后报请云梦市委解决他的副处级待遇。老于看重的不是待遇，而是心里怄不得那口气。经过多次苦口婆心地做工作，老于总算答应退出竞选。自此，两个老大难的问题解决了，只剩下了最棘手的一个大难题：究竟由谁来“陪选”最合适。
这个人一直埋在老柳的心里。直到选举前一天晚上8点多钟，他才找到政府办主任老童谈话，让他参加陪选。老童不情愿，但碍于老柳的面子勉强答应了他。
老柳之所以选老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老童是一个看淡名利、性格耿直的人。他资格老，在江南科局级干部队伍中德高望重，而且在老柳当市长期间，老柳力举为他解决了副处级待遇，于情于理他都不会坏老柳的事。尽管如此，老柳对老童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放心，毕竟老童在江南根深蒂固，一旦他起了心想当副市长，天王老子都拦不住。老柳之所以选在离选举只有十几个小时时通知他，就是尽可能地减少他的有效活动时间，不让他形成串联。一切布置妥当，老柳胸有成竹。
选举前的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研究我的汉字。关灯下楼的时候已近凌晨。我正和保安打招呼，碰见老童从楼上下来。我感到很奇怪，很少碰见老童打夜班。我很好奇地问道：“这么晚了还没回去，是不是在办公室约会啰？”
老童呵呵一笑：“年纪一把了，还约么哩会啰？那都是你们年轻人的事。”
“不约会，这么晚了一个人在办公室搞么哩？”我无意识地追问。
老童如实相告：“老柳看得起我，要我明天陪选，说是说服从组织意图，但还是不能一票都没得唦，一票都没得好丑啰，还不是打几个电话搞两票撑个面子。”
我应了一句“那是那是”，就赶紧离去了。现在是非常时期，谁都不想惹上暗中操纵或干扰选举的麻烦。
第二天，人大会议进入选举程序。程序都是固定的，正式选举之前得通过有关决议。每通过一个决议，会议主持人都要重复这样一个过程：“‘反对的请举手’，目光扫视主会场一周，回过头扫视主席台一周，‘没有，弃权的请举手’，目光扫视主会场一周，回过头扫视主席台一周，‘没有，赞成的请举手’，目光再次扫视主会场一周，回过头来扫视主席台一周，‘全体通过’！”掌声雷动。没有掌声的时候，会场里只有翻动文件的沙沙声，气氛就很有些肃穆了。对于这些程序，与会的人全都漠不关心，他们迫不及待地等待选举的开始，巴不得出什么乱子，散会以后回去聊起天来好有谈资。
选举终于开始了。老柳的确聪明过人，开会前突击通知会务组的同志，打乱前几天以代表团为单位排坐席的秩序，将人大代表的座位全部随机混排，使代表与代表、代表与团长失去了串票的机会。选举正式开始，代表们开始填写选票。主席台上的人坐得腰板笔直，脸上带着微笑。那感觉就像知道摄像机正从他们头顶上摇过，得注意仪态和表情。最难受的是那些有选举任务的副市长、人大副主任们，脸上虽写满了笑意，心里却七上八下，不到选举结果最后宣布的那一刻，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投票完了以后是漫长的统票过程。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选举结果。人们三五成群，抽烟闲聊，心急火燎地等着好戏上演……好戏终于上演了。票一公布，副市长们吓出了一身冷汗，得票最少的老童居然过了半数，得了137票，只比得票最多的徐永少了十几票。如果老柳给老童的时间更充裕一点，如果老童再下一点工夫……可是，政治就是如此诡异，选举从来就没有“如果”！
人大任命，需要我去打点？
选举的所有程序终于全部走完了，这是江南历史上首次完全贯彻组织意图的一次换届，云梦市委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按照惯例，换完届以后，要么秋后算账，要么秋后安抚。按照选举前的承诺，农办的老于很顺利地解决了副处级待遇，不服从安排的老刘意料之中地被调离。老刘的调离可谓“皆大欢喜”，市委市政府一下子空出了两个职位：一个副市长，一个“光头”常委。副市长这个职位理所当然地给了财政局长，只是常委这个位置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矿区街道办事处的老崔满以为此次非自己莫属，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上面要求班子里必须配备一位女常委，他只能望“常委”兴叹，眼睁睁地看着市委党校女校长捡了个漏子。
一切料理完毕，老柳也该为我打算打算了。吃饭的时候在食堂里碰到他，我问他什么时候办我的事情。他回答说，就这几天去找云梦市委组织部衔接。等了三天，没有消息。我忍不住给云梦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的一位朋友打了个电话，那位朋友说：“老柳刚走，是来衔接干部的。”我问：“我的方案报上去没有？”他“哎呀”了一声：“糟糕，他刚才好像把你漏了。你别急，我打个电话问问他。”说罢，他把电话给挂了。我在忐忑不安中终于等来了那位朋友的电话，老柳真的把我给遗漏了。好在有这位朋友帮忙，否则等下一批组织部上会，不知又要耽误多长时间。
按照常规，市管干部的升迁和异动一般要经过五道程序：组织部拿方案、部务会讨论、组织部考察、上常委会研究拍板、公示。老柳上组织部衔接仅仅只是走完了第一步，余下几步走得快与慢要看运气，运气好一个星期之内可以到位，运气不好的不是部长学习去了就是书记不在家，拖来拖去，拖个半年也不稀奇。
我就属于那个运气不好的。
我的方案报上去不久，天气开始变得异常寒冷，一场百年不遇的冰冻正在悄然酝酿。省里的“两会”开得隆重热烈，市委常委们没工夫研究干部。乘着空隙，我和庞大海相约去北京，到国家某部委跑项目。不跑项目，云林山连年都没法过。由林场转型而来的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300多号职工要生存，又不能砍树，纯靠一点旅游收入难得活命。为了维持生计，就靠老庞一天到晚四处化缘。进京前夕，老庞和我商量着怎么打点上面的领导。我说，要么你就一锤子把他砸晕，要么就送一样价格不贵但显高档的工艺品。老庞琢磨了半天，道：“公园没那个实力一锤子把他砸晕，还是送工艺品算了。那领导是个烟枪，搭两条蓝盖芙蓉王的香烟应该差不多了。”我笑了笑道：“什么叫差不多了？只能说我们幸运地碰到一个不贪财的好人了！”
很快，我托人从外地花2000元买了一方化石砚台，赶在暴风雪还没有来临之前进京。
到了北京，开始飘雪。出了车站，我们直奔某部开办的国风宾馆。那里条件还好，又很便宜，只要是系统内的人入住，凭证件可以拿到300元一间的房。不巧的是，那天部里正在召开全国的局长会议，所有的房间全满。我们一行只得顶风冒雪回到大街上去寻住宿的地方。老庞壮起胆子走进一家三星级宾馆一问，双标680元一间，吓得他掉头就走。找来找去，最后找了家私人办的招待所，双标120元一间，便宜倒是便宜，就是味道有些难闻。没办法，云林山实在太穷了，我也只能把身份放在一边和老庞他们将就将就了。
老庞开玩笑说，“没让您啃馒头就不错了。过去我们来这里跑项目，都是带干粮呢，这次是傍您的福沾您的光了，不用啃馒头了。”
一切安顿好了，去约我们要找的那个处长。我们盛情邀请处长第二天中午吃个便饭，处长很体贴我们，一再表示饭就不用吃了，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说：“饭是一定要吃的，此行没什么要求，唯一的目的就是来看看您。”处长盛情难却，亲自为我们定了一个消费不高、不设最低消费的餐馆。第二天，我们准时在那里见了面。因为他和他的同事们下午还要上班，所以都没喝酒。等到我们送走他们，老庞去结账时吓了一跳，随随便便几个菜，居然花去了3000多块。老庞骂了一句：“他妈的，礼品还没得饭钱贵，早晓得，还不如不呷饭，折成红包效果还好些！”
办完了事我们急急地往家里赶。
回家的路上，在火车上巧遇了刚在北京开完同乡会返回江南的老柳一行。老柳正和我们寒暄，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云梦市委组织部长出了车祸，摔断了几根肋骨，伤势严重，但无生命危险。我一听糟了，我的任命要无限期地推迟了……
果然，这一拖就拖到了3月份。过了公示期之后，我、财政局长、党校女校长三个人接到市委组织部的通知，接受任前谈话。谈话完毕，党校女校长即正式走马上任了，而我和财政局长还得回家等待人大开例会通过常委会的任命，才算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因为财政局长是任职，他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如果人大常委不过半就不能当选。开会之前，我得到信息，有人扬言要否决新上任的教育局长，不知道将和我一起走程序的原财政局长怎么想，反正我很坦然，我心想我就是一个挂职的，不拿江南一分钱，又没占江南的位置，人大常委们应该不会为难我吧。
就在例会召开前两天的晚上，我突然接到组织部长的电话。他说：“致远啊，你只怕要到人大那边去走一走。”我还没搞懂他的意思，以为是他要我到人大那边去拜个码头混个脸熟。我也没多想：“怎么‘走’？”部长答：“这还要我教？条把两条烟啰！”这个时候我才懂他的意思。他是一片好心，怕我过不了半数，让我去给人大常委们打点打点。
这个时候我才有点着急了。20多个常委，每个人两条蓝盖芙蓉王的烟，总共要花近两万块，这钱从哪里来？如果不打点，人家都在打点你不打点，万一真的过不了半，脸往哪里搁？不知所措中我想到了老庞。老庞在乡镇工作多年，这样的事经历得多，有应对的办法。他一接电话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赶紧安慰我说：“这些事你不用急，我们先去问问贺妈，她是人大的老副主任，德高望重，又正直。如果她说要打点那就真得打点。如果她说可以不打点，就说明可以顺利过关。”
晚上11点多，老庞陪我敲开了贺妈家的门。贺妈听我说明来意，让我不要着急。她非常反感这种不良风气，但积重难返。她的态度很明朗，坚决反对我做这样的事，表示会联合正副主任一起做工作，保证我顺利当选。
2008年4月23日，江南市人大例会于上午8点准时召开。11点30分，选举结果公布，原财政局长获得1票弃权、我获得1票反对分别当选。走出会场，我对原财政局长说：“这是哪个，我和他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阴我一下？”
原财政局长笑了笑，道：“管他哪个啰，当选就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