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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我离开江南之前，我特意到老萧家坐了坐，我们俩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说他还算是一个很大量的人，就凭我在外面说他坏话这件事，他就可以不让我待在江南。自此，终于证实了我的猜测。唉，对此我不得不佩服那个设下如此狠毒阴谋的造谣者。
●你以为书记心里真有你？
从2006年上半年开始，江南有实力竞争市委常委的副市长、乡镇党委书记及科局级单位的一把手们，不再有心思上班，眼光齐刷刷地瞄准了市委常委的“空位”。也怪不得，基层干部苦等五年只有两次晋升的机会，即党委和政府换届。而且每次换届空出的位置少得可怜，尤其是常委这边，云梦的“空降兵”特多，常常是“苦等五年空望月”。政府那边还好一些，除了市长、常务副市长“空降”以外，其他副市长一般都会在本地产生。至于人大和政协那边，只有快到龄了待遇又还没有解决的时候，那些有实力又有资历的科局级一把手们才会退而求其次地往那边去。
换届还没有开始，许多竞争者心里开始打起了退堂鼓。本次常委竞争异常的激烈。根据上面的精神，今后常委里只设一个专职副书记，必须配备一个35岁以下的年轻人和一个女常委。人们掐指一算，失望透顶。现任常委中到龄的只有宣传部长和纪委书记，如果严格按照“年龄和性别结构”来配备的话，等于没有空缺。虽然政府这边副市长中要增加一人进常委，但政府这边竞争也尤为激烈。资格最老的老向，人缘好，势力大，老柳不能不考虑；“双高”副市长曹日华有年龄和学历、职称优势，又有省委组织部“御派”的政治背景，老柳也不能不考虑；还有一个直接由省委组织部从省财政厅下派来江南任职的副市长熊雄，他背靠省财政厅这棵大树，如果不考虑他，将直接影响国家和省里对江南的转移支付及项目资金的争取……尽管看似无望，也有不死心的。在他们看来，位置少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谋局。在江南党委换届历史上，市委副书记、市长都曾经落选过，何况一个小小的“光头”常委？
在政府班子这边，和我关系最好、我也最为他们担心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双高”副市长曹日华，一个是从省厅下放来江南的副市长熊雄。曹日华考取“双高”副市长这个职位之前，系经贸科技学院外语系的副主任，年收入是现在的三倍。我很不理解他的这个决定，经常笑话他：“像你这样耿直、没有背景、不会吹溜拍马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荣返省城呀？你这个湖大的博士智商应该不低呀，当初怎么就做了这样一个糊涂的选择呢？”
曹日华叹了口气，讲出了他的心里话：“我们家族祖祖辈辈是农民，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县太爷。我以为当县太爷很风光，哪里晓得要权没得权，要钱穷得死，每隔五年还要花钱保位置，年纪轻轻两地分居，还不晓得哪一天能够回去和老婆团聚。莫讲，一讲起来我就后悔得要死。如果我不来江南，在经科学院随随便便混个正处级的系主任没一点问题。没办法啦，又没得后悔药呷……”
我提醒他：“这次换届你可不能掉以轻心，你要想方设法进常委，要不就交流出去，不然的话，明年副市长选举很难保证你不落选啊，我听到了好多风声，有人公开扬言，第一个就要把你选下去。”
他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其他县里面的‘双高’都准备安排进常委，老柳应该会考虑我吧？”
我摇了摇头：“你不了解老柳。他廉政、也为民办实事，就是太讲究平衡。你不相信，我把话撂在这里，他不会打你的米米，除非你属于35岁以下之列，可惜你已超龄了几个月。”
曹日华不信，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
他那么自信，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没过多久，他便被老柳派到浙江挂职去了。他还以为是老柳关照他，特意给他一次锻炼提拔的机会，故兴高采烈地去了。殊不知在如此关键之时刻，有哪个常委和副市长愿意去？
和他一样自信的还有熊雄。
当初省里搞改革，从省直机关放一批年轻干部到县里任职。熊雄所在的省厅分配了一个名额，其他人都不愿意下去，熊雄机关里待得有些烦，便报了名，拿他的话说是“为厅里解了个难”。他本来是要被分到边远山区去的，因为省委组织部分管此项工作的副部长是江南人，关心家乡建设，希望熊雄利用他所在的厅这层关系，多为江南挣点资金，于是把他派到自己的家乡来了。
熊雄到江南来了以后。他所在的厅也的确给面子，厅长亲率各处处长来江南现场办公，开了江南有史以来之先河。后来，在熊雄的努力之下，省厅陆陆续续为江南增加转移支付一个多亿。江南人民很感激他，我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听一些老同志情绪激动地谈论：“江南无论如何要保熊雄，他是江南的财神爷。”想必这样的恭维话熊雄也听了不少，一脑子的蜜糖水，哪里会想到蜜糖也是药，是药三分毒，甜过之后细细品来还是有些苦的，不然人们怎么会常说：甜得有些苦呢？
作为知心朋友，我觉得有必要提醒提醒他。有一次饭后我们一起在星河广场散步，我提醒熊雄：“下半年党委就要换届了，你是不是要为自己打算打算？”
熊雄不以为然：“这些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我为江南做了那么大的贡献，老柳未必就不打我的米米？”
我摇了摇头：“未必！这次只空了两个位置，要一个35岁以下的，还要一个女的，等于没得空缺；政府这边增加一个常委，副市长向前资格最老，背景也不小；秦副市长资历也不浅，人缘又好，怎么排你也排不上号。”
“既然没位置那不是瞎操心？”熊雄半天不开窍。
我很耐心地点拨他：“你真傻啊，不是缺一个常务副市长吗（此时，黎明已调离江南到河东任县长）？你只要把你们厅长搬出来去找找云梦的主职领导，准行。你想啊，哪个市里的领导敢得罪省里面的财神爷？只要你们厅每年多给点钱，一个县级市的常务副市长算什么？”
“唉，懒得操那份闲心，我相信老柳会考虑我的。”熊雄如是说。
我哼哼一笑：“呵呵，那你就等着吧！”
果然，江南没有做他们两个人的方案。先是曹日华从浙江很郁闷地打电话给我，江南市委向云梦市委请求“35岁以下”放宽到“35岁左右”，那样曹日华就有希望进常委，但这个提议被否决了。之后江南市委将副市长向前报了上去。
我把他训斥一顿：“那你还待在浙江干什么？赶快去找组织部部长唦，你们在湖大研究生协会共过事，应该会给面子；再说你是‘双高’系列，属于换届重点保护对象，他应该会考虑你的问题。”
曹日华不开窍：“江南没位置，他怎么关照？”
我气死了，吼道：“江南没位置就不能交流到别的地方去？”
他“哦”了一声，赶紧起身去预定回云梦的机票。
就在曹日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熊雄终于沉不住气了。有一天晚上11点多他情绪低落地打电话给我：“老柳真没打我的米米。”
我急问：“你怎么知道？”
他答：“我问了云梦市委组织部的几个兄弟，他们告诉我的。”
我赶紧给他出主意：“你也莫着急，不到最后一刻哪个上哪个下谁也说不准。你听我的，这几天你不要回江南，就待在省里找三个人。一个是你们厅长，最好能请他出面找一下云梦的书记、市长或组织部长。如果厅长不愿意出面，你就去找省委组织部钦点你的那个副部长，他不会不管你的。如果万一他也不肯出面，你就随便在你们厅找个副厅长给云梦的领导打电话，保证有效果。”
“那行，就照你说的试试看。”听他的口气没有半点信心。
大约一个星期过去了，始终没有他的消息。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家度周末，快要转钟的时候，熊雄打电话来约我喝茶。我赶紧穿好衣服赶到南浦云，老远就闻到了他身上的酒味。
我问他：“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这么晚了从哪里来？”
他告诉我：“我和云梦市委组织部的那帮兄弟们刚喝完酒，他们告诉我老柳没有拿我的方案，说我这次没得路。劝我莫灰心，下次有的是机会。我晓得这些话都是戳人的，信不得。”
我接着问：“我让你找的人你找了没有？”
他回答：“我找了厅长，厅长不肯出面。他说他上次到云梦当着张书记的面把我交给了柳博温，让他好好地培养我。江南不拿你的方案叫他怎么还开得了口？省委组织部那个副部长我没去找他，鬼晓得他还认得我啵。我只是找了一个老副厅长给云梦的领导打了个电话，现在看来没效果。”
“你确信老厅长打了电话？”我追问。
“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边上。”熊雄很肯定地回答。
我一听，心里有了底，对熊雄道：“你放心，明天你肯定进常委。”
熊雄不信，嘴里念念叨叨，老是怪老柳不靠谱。我劝他：“你要理解老柳，你们这些‘空降兵’年纪这么轻，一来就居高位，那些老资格的乡镇书记、科局级单位的一把手们恨得咬牙切齿。如果老柳在这个问题上偏袒你们，那不是自掘坟墓吗？如果换了你当书记，你也会这么干的。你不能怨他，以后见了他还要对他说一些感恩的话。不管他如何待你，你都要和他搞好关系，说不定哪天他摇身一变就是云梦市委常委，你如果想进步，还得依靠他美言。你以为他愿意得罪你？还不是没得办法嘛！”
熊雄点了点头，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有，酒气熏天地回去了。
第二天，我得到消息，熊雄果然进了常委。
曹日华也如愿以偿，调往河东区任“光头常委”。自此，他可以安安心心地回浙江挂职了！
“官场式暗算”
当官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你永远也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捅了你一刀，而我就曾亲身经历过这种痛苦。不知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在我和老柳、老萧之间种下了一个阴谋。
有一天晚上，我陪老柳打乒乓球。来江南之前，我不会动拍，老柳逼我上阵，说是可以减肚子。减不减肚子我搞不清，因为我精瘦精瘦的，没肚子可减，至于老柳，每天又是篮球、乒乓球，还打羽毛球，也没见他的肚子小多少。和老婆两地分居，减减性欲倒是蛮有效的：打个把小时球，把自己整得大汗淋漓，然后冲一个澡，呼呼大睡，就什么欲望也没有了。
不过那天有些反常。平常打球喜欢开点玩笑的老柳显得格外严肃，打了几盘，他突然把拍子往桌上一放，对我说：“致远，到我房里坐一坐，我和你说点事。”我一听，感到格外奇怪，甚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什么事这么重要，居然打破常规要喊我到他家里去谈？我了解他的习惯，他晚上从不会客，除非是他的亲人或特别要好的朋友。尽管我们住楼上楼下，又是老乡，但他从未主动喊我到他家里坐过。即便是有一次我有紧急事情向他汇报，我明明知道他在家里，可就是敲不开他的门。
我忐忑不安地和他上了楼，他的秘书走在前面掏出钥匙把门打开，我第一次走进了书记的家门。这套房前后住过两任市长，装修一般，陈设简单，电视机还是台式的，没有更换。他给我倒了一杯水，削了一个苹果，沉默了半天才开口：“致远啊，一个人的人品好不好，就看他走到哪里是不是都说别人的好话，我、老萧和你在一起工作是一种缘分，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相互抬举，你怎么能在背后讲我们的坏话呢？”
我一听，突然像挨了一记闷棍，书记这么郑重其事地和我谈话，说明他心里一定非常在乎这件事情。如果不彻底澄清，我和老柳、老萧的关系从此会滑入谷底，最严重的后果是将直接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因为，我的挂职结论作得好与坏完全在他们的股掌之中。更重要的是，如果此事属实，事情一旦传了出去，今后还有哪个领导敢用如此长舌之人？可事情糟糕就糟糕在我对此事没有一点印象，根本就不记得在哪里和什么人谈论过他们两个。我只好作答：“我没在背后讲过你们的坏话呀。”
“你讲了，是云梦的一位局长亲口告诉我的。”老柳极为肯定地说。
“不可能，在云梦除了我们旅游局的章文雄，我和其他的局长一个都不熟，根本连在一起闲聊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可能讲你们的坏话呢？”我很肯定地回答。
“你的确讲了，你说我老柳办事粘粘糊糊，没得魄力；你说老萧脾气大，喜欢骂人，专权等等。你议论议论我也就算了，人家老萧刚来，你就在背后这样议论人家，影响多不好啊。像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只讲人家的好话，从来不议论人家的不是。你这样做说得轻一点是政治上不成熟，说得重一点是人品有问题。”老柳完全相信了那个谎言，板着一副面孔教训我。
我真的想不起来我和云梦的哪位局长说过他们的坏话。可是无论我怎样解释老柳都不接受。末了，老柳对我说：“幸亏老萧还不知道此事。你放心，我会替你瞒住这件事的。你也不要有什么包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云里雾里地出了书记的家门，雾里云里地进了自己的家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搜索我曾经接触过的“局长”，“人肉搜索”了无数遍，可就是搜不到对象。我确信我再次陷进了一场巨大的阴谋之中。这位阴谋的主人智商极高，其高明之处有两点：一是所举报的内容似乎精心编排过，好像算命先生给人算命一样，正说反说，安在谁的身上谁都会信。从老柳和老萧深信不疑这一点可以看出，此人达到了他的目的。二是刻意选在换届前夕挑拨我和书记、市长间的关系，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阻止我留在江南任职。谁都知道，尽管副市长是云梦市管干部，但如果县（市）委书记不同意某人任职，云梦市委组织部是不会做他的方案的。要阻止我占用江南的职数，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躲在阴沟里“挑拨离间”。可问题是，这个躲在阴沟里的人究竟是谁呢？
这个人藏得很深，深得让你连怀疑的对象都找不到。阴谋像一个鬼影，成天依附在你的身后，只要你稍不留神，就猛扑上来狠狠地咬你一口。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文友在第一时间茶楼大厅里海聊，席间聊到云林世界碑林，江南作协副主席道：“老周是个书法痴，让他去找他的舅舅周庆琴化点缘，不晓得可以刻好多碑；他的舅舅当过常务副省长，还当过省政协主席，现在的身份是省慈善总会的会长，多的是钱，只要他给钱，就给他在山上立块大碑。字写得不好没关系，就让他外甥周爹写署他的名，反正没人找他打官司……”江南电视台副台长插话道：“莫小看琴爹，我采访过他，他的字写得蛮好的。”文化局副局长牛皮轰轰，呵呵一笑道：“我不喜欢他的字，他几次主动要送给我我都没要。”
本来是一句玩笑话，谁也没有当真，没想到却生出了一场是非。第二天，周爹的儿子小周一本正经地找到文化局副局长质问他：“我舅爹又没惹你们，你们为么哩要讲他的坏话？”那个副局长莫名其妙，答：“没啊。”小周板着脸提醒他：“没啊？昨天晚上宁市长、你、还有其他几个文化圈子里的人，在茶楼讲了么哩，你难道都忘了？”那副局长大呼冤枉，第一时间向我禀告此事，我吓出一身冷汗：“搭帮我没讲琴爹么子坏话，要是讲了传到了琴爹的耳朵里那还得了？”
打那以后，我处处事事小心，生怕被隔壁之耳抓住什么辫子变成了杀人的武器。自从老柳和我谈话以后，老萧始终没有对我表露过什么，但我心里能够感觉得到，他对我疏远了许多。特别是我被任命为副市长以后，这种感觉更为明显。按照一般惯例，虽然我是挂职副市长，但仍可分管一线工作。人大通过我的任命以后第一次参加市长碰头会，会上老萧先是给我戴了几顶高帽子，称赞我能力强，点子多，有创新思维云云，然后话锋一转：“致远同志我想给他多加一点担子，除了分管旅游以外，还想给他加一条线，具体加哪一条线，等会儿散了会我和他个别交流以后再做决定。”这一番话说得我热血沸腾。散会以后，他把我单独留下来征求我的意见。他说：“你管计划生育如何？”
我实话实说：“不适合我，计划生育责任大，担子重，我是个门外汉，怕挑不起来。”
老萧想了想，没有作答，沉思了片刻，又道：“你觉得城建怎么样？”
我答：“我是园林部门出来的，对城建工作很熟悉。”
“那好，你先不要对任何人声张，我还没有和主管城建的副市长通气，人家是老资格了，要先征求他的意见……”老萧本来还打算勉励我几句，门外传来了上访者擂门的声音。我们便匆匆地结束了谈话。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等了一个多月，政府办终于将市长们分工的文件发了下来。我迫不及待地拿起来一看，顿时傻了眼，在给我分工的那一栏内分明写着：协助刘副市长分管旅游。这意味着我被完全架空了。在官场上所谓的“协管”，实际上就是“歇管”，有哪个副市长愿意别人插手自己的事务？不得已，我只能天天耗在办公室里研究我的汉字，打发无聊的日子。
很快，社会上有了反应，特别是人大那边，许多人指责老萧“放着旅游专家不用”，耽误了江南旅游业的发展。老萧有些顶不住了，两个多月之后的一个中午，我们在食堂共进午餐，他主动对我说：“致远啊，关于你分工的事情我想了一想，还是要给你加点担子，多分一条线，这样，文也不用发了，过几天开市长碰头会我直接宣布，你看行不行？”这一次我信以为真，赶紧回答：“行，就按你说的办。”回家以后，我把这一喜讯告诉了老婆，老婆摇了摇头，道：“副市长分工实际上是利益的分配，要从人家虎口里拔一条线出来不容易，上次老萧那么明确地暗示你，你却不去给他打点打点，所以他让你由分管变协管。现在他又暗示你，我看你是不是要去上上他的门？”
我眉毛一顿：“你扯淡，我们都是同僚，还搞这一套？再说了，老萧压根儿就不是一个贪财的人！”
妻子冷笑道：“他不贪财，那是为什么呢？”
我回答说：“我猜想，是不是别人陷害我，说我在外面讲了老萧的坏话，这件事被老萧知道了，记仇？”
妻子恍然：“蛮像，这么看来这次分工只怕又是空头路。”
果然被妻子言中了。星期一开会老萧宣布：“小宁同志除协管旅游以外，再协管城建，能力大责任大嘛。”
我哭笑不得。
我继续我的“歇管”生活，唯一的收获是对汉字的研究越来越深入。随着我的“歇管”，刚刚起步的江南旅游严重滑坡，团队游日趋减少，一年到头也不见举办一个活动，暮气沉沉。面对如此局面，老柳不高兴了，先是当着我的面骂旅游局局长老阮“一年到头无所事事”。我知道他是在旁敲侧击地批评我。我只能装傻，但面子上还是挂不住。后来，他干脆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我不管事。正好我一肚子委屈没处倒，老柳的批评惹火了我，我没好气地说：“老萧不给我分工我怎么管？”老柳见我顶撞他，也很生气：“不给你分工你怎么不和我说？”
我反问道：“江南人都晓得，未必就你不晓得？”
两人不欢而散。
后来，江南人大、政协对于老萧不给我分工意见太大，老柳实在顶不住了，不得不在常委会上直接给我分工，让我分管旅游。自此，分工的风波才告一段落。
后来，在我离开江南之前我特意到老萧家坐了坐，俩人推心置腹地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交谈过程中，他说他还算是一个很大量的人，就凭我在外面说他坏话这一件事，他就可以不让我待在江南。事实上为了让我能够留在江南，他暗地里帮我做了许多工作……
自此，终于证实了我的猜测。事实上，得到“密告”的并非老柳而是老萧，老萧把这件事告诉了老柳，老柳为了维护老萧便对我撒了个谎，说老萧对此事毫不知情！
其实老萧早就知道。
就在我2010年五月份离开江南前夕，我再次中招。有人以江南“黄毅”的名义给云梦市旅游局局长宋波、党组书记章文雄、纪检组长岳龙分别致信，内容只有一句话：“宁致远说宋波没卵用，岳龙是个马屁精！”有朋友劝我是不是给宋局长解释一下，我摇摇头道：“何必呢？越解释越说不清。”
任职？挂职？俩书记分歧大
江南人大都喜欢把旅游的功劳算在我的头上，实际上功劳最大的还是黎明，没有他的鼎力支持，我纵有三头六臂也难为无米之炊。他“空降”江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促成了江南市委有史以来第一次召开常务会议专题议旅游，不仅为旅游局解决了办公用车，还拨专款近七十万元用于规划编制等。常委会一散，他就找我谈话。他说：“过去我对你了解不多，到江南以后发现你在旅游方面的确有办法，你的那些新理念很先进，超过了许多专家。我希望你能够留到我的家乡多干几年，把这里打造成中南地区的后花园。”
我苦笑道：“我也想留在这里多干几年，只怕留不下来。”
黎明问：“为什么？”
我回答：“江南的干部就是怕我留下来占职数，老柳是个四平八稳的人，他也不愿意留我……”
“哦，”黎明若有所思，道，“没关系，工作我去做，你只管好好干就行了！”
接下来，他开始广造舆论，希望借助民间的力量对抗政治逆流。然后，他又一个一个去做常委、人大、政协领导们的工作。一切外围工作做好以后，他正式向老柳提出了他的想法。因为他的身份太特殊，老柳不敢轻易否决他的建议，先是表态同意我留下来，然后又重复他的老一套：“没职数，看他愿不愿意挂职副市长。”黎明也不好勉强，答应做做我的工作。
从老柳那里回来以后，黎明心里没底，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交代：“你给张书记写一封信，把你这几年在江南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简单介绍一下，然后主要谈下一步的发展思路，最后提一个请求，希望能够留在江南任职副市长，尽职履责，把江南建设成为中南地区的后花园，记住，不能超过三页纸。”
我点点头，道：“我想再和张书记见一面，当面谈谈我的想法。”
黎明道：“最近你最好不要去见他，换届的事把他搞得焦头烂额。心情不好的时候去见效果不好。你把信写好交给我，我安排人送到他手上是一样的。”
“谢谢黎市长。”
外面有人敲门，我赶紧起身去准备我的信件。
信很快就写好了，黎明稍作修改，我打印好以后交给了他。接下来是耐心的等待。等来等去，好消息没等到，却等来了一个坏消息：章文雄局长提前退线到书记岗位，把局长的位置让给了副局长宋波。我得到消息的时候，他本人还蒙在鼓里，正陪云梦市宋副市长在山西考察。我揶揄他：“哪里不好去，偏偏去山西，走西口，不吉利呀！”
当时他得到这个消息，心情有些不舒服，但他心态好，组织部门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他什么也没说，就两个字：“服从！”
后来我问他：“你在旅游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书记为什么要换你？”
他回答说：“我替领导背了黑锅。”2007年省旅游节开幕式在云梦举行，经费很紧张。云梦某市级领导自作主张，下令制作一批宣传小车贴，每台出租车发一张车贴收30块钱。出租车司机不干，把状告到了张书记那里。张书记把老章喊到办公室，问他是谁出的馊主意。他不愿意把领导供出来，便把所有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老张不明真相，狠狠地批评了他，并限令他在下午五点钟之前把钱全部退掉，否则，拿辞职报告去见他。老章揣摩说，老张最注重民生了，可能是这件事恼了他的火。
对于他这种牺牲自己保领导的行为我很不理解，道：“你只有两年就到龄了，有什么必要替领导背黑锅？”
老章很大度：“把她供出来又如何呢？张书记又撤不了她的职，还不如保保她，让她以后对旅游系统好一些……”我情绪很低落，道：“你这一退下来我还能不能回旅游局都要打个问号了。”老章问：“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说：“新官不理旧臣，这是惯例。”
老章“哦”了一声，恍然。末了，他又安慰我道：“不回旅游局不见得是坏事呢，说不定给你安排一个更重要的岗位呢。”我嘲笑他：“您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还不明白？没得后台，天上会掉帽子下来？”
说完这句话，我心里感到好笑，此刻，我不正在等待从天上掉顶帽子下来吗？
自从黎明找了老柳以后，老柳对我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在全市第四季度工作讲评会上突然对我高唱赞歌：“宁致远同志对江南旅游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按照老柳的性格，在大会上被他表扬的人一般是竞争出局、没有得到提拔的人。在江南流行着一句歇后语：“被柳书记表扬——没得路！”这一点，对矿区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矿区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老崔感受最深。他先后竞争副市长、常委皆因“职数或结构问题”落败，为了不影响他的情绪，老柳逢会必表扬他。每次老柳一表扬，同僚们就拿老崔开涮：“这一次你又没戏了，呵呵！”老柳突然表扬我，民间也有颇多猜疑：“是不是老宁要调回去了，老柳提前给他做个总结？”
民间误解了他，他是为了堵住那些反对我留在江南工作的老同志的嘴，为继续留我在江南工作做个铺垫。会议开过不久，张书记的批件转到了江南。组织部的朋友告诉我，书记的字签得很硬扎：“请博温、子文拿任职方案报我。”张书记的信任与支持，让我又有了信心，我想这次留在江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正这样想着，老柳喊我去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江南的情况你也晓得，这次换届职数很紧张，那么多老资格的乡镇书记、局长、委办主任都想上，位置少了摆不平。你能不能考虑挂职？这样我的工作好做一些。”
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便很爽快地答：“挂职好。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人如果任职，不晓得哪一天才能调回云梦。再加上我一根筋，不会转弯，又不按官场规则出牌，说不定哪一天就落选了。挂职多好啊，进可攻退可守，蛮好！”
老柳一听，舒了一口气。我同意挂职等于帮他解了一难，又对张书记好做交代。他脸上露出笑容，接着说道：“那好，既然你同意挂职，那就等政府换届以后再办手续。”
我本来想问一句：“既然是挂职，又不占职数，为什么要等到政府换完届以后再办手续呢？”想了半天，还是没问。等就等吧，反正也不急那几个月。可事后我回过头来一想，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政治智慧。如果在换届期间办这件事，怕引起大家的误会，以为我要“鸠占鹊巢”。如果真出现那样的局面，不仅会影响正常换届，对我自己也有百害而无一利。
幸亏我明智。
挂职副市长：挨骂专业户
挂职副市长还有一个外号：挑土专业户。那些专职的副市长们最少的也分管了三条线，别说处理那些日常性的事务，连应付会议都不够。为了临时救救急，我们这些挂职的便成了他们的最佳“挑土对象”。
“挑土”的内容具体有三项。
第一项：开会。
根据会议的不同特点，又具体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应付式的会议，一种是挨骂的会议。一个副市长一年的时间大概是这样分配的：“接访”八分之一，“开会”四分之一，“下乡”四分之一，“接待”、“应酬”八分之三。那么一个副市长究竟一年要开多少会呢？以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为例，仅年初必须参加的云梦市级会议就有：“云梦市林业工作会议”、“农业工作会议”、“新农村建设工作会议”、“建整扶贫工作会议”、“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农民减负工作会议”、“畜牧水产工作会议”等等，开完这些会议，回到县里还要召开同等规模的各类会议，传达国家、省、市同类会议精神，部署全年的工作。
这些会议陪坐的领导多，开的时间长，又没有多少实际内容，永远都是“主管局长作工作报告、颁奖、典型发言、领导讲话、会议总结”那么一套固定的程序，枯燥、乏味，浪费时间和金钱。然而你又不得不到，每个县、市、区参会领导的座位都排在第一排领导的眼皮底下，每年的项目资金就掌握在主席台上，连“这么重要的会议”你都不参加，肯定是不想要钱了。
但是，如果全部都参加又的确有难度，这些会议大都在三月份扎堆，经常撞车，不得已，只能请人代会。请我们这些人代会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一来有副市长的身份，二来有时间。偏偏我又是一个最不喜欢开会的人，而且每次帮别人挑土还要自己贴油钱，“挑”吧，贴时间贴经费，烦；不“挑”吧，人家好难开一次口，不好意思拒绝，也烦。
仅仅只是去应付式地开个会也就罢了，最烦的是开“挑土挨骂”的会议。有一次“云梦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和“减负工作会议”两会合一，由我顶替出差的主管副市长去参加，结果会上两次点名批评江南。点名也就算了，反正认识我的人不多，糟糕的是主持会议的领导每点一次名，还要刻意强调式地问一声：“江南来了没有？”领导一问我马上就要将手举起来并回答一声“来了”，会场所有的目光顿时便聚焦到了我的身上，两次点名，两次举手，那可真是无地自容。
第二项：检讨。
平日里，只要一接到政府办老童的电话，多半是给我派“挑土”的差事。我也懒得问内容，呛他一句“挑土无好事”，就等着为被挑土副市长协线的政府办副主任前来和我衔接。我最怕挑土做检讨，偏偏五年下来做检讨无数。有两次检讨我印象深刻。
一次是2009年4月9日，我替分管粮食工作的副市长挑土接待云梦市粮食清仓查库领导小组一行。带队的是云梦市政协副主席。江南不仅空库现象严重，而且因为粮食局下属的富民米业公司被骗，导致农发行的贷款无法按时归还。会议开始前，云梦市政协副主席问我：“你们分管副市长干什么去了？”或许他觉得这样一项重要的工作分管领导不来，居然派了个“挑土”的来有些不妥。我如实回答他：“他到省里学习去了，我一定把您的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他，绝不贪污！”
副主席笑了笑，也不好再说什么。我硬着头皮照着粮食局给我准备的书面材料照本宣科地读了一遍，虚心接受检查组的批评，又做了一番深刻检查，官样化地代表政府表了个硬态，然后恭恭敬敬地请他们去吃午餐。我陪在副主席旁边在前面带路，刚要路过那位分管粮食工作的副市长的办公室时，办公室的门突然打开，那位副市长一个箭步冲到副主席面前，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我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云梦市政府副秘书长看不惯了，把我拉到一边，不高兴地说：“他这人怎么能这样呢？明明在家里怎么不参加会议呢？”我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呢？”
那天中午，我没有参加宴请。下午，我一回到办公室就给老童打了个电话，非常郑重地对他说：“以后凡是某某市长的事情不要再派我去‘挑土’，否则，莫怪我不给面子！”
还有一次是2009年7月1日我代替常务副市长接待“云梦市实事办”来江南检查“为民办实事工作”办理情况。每年年底“两会前”，各级政府都要列几件必办的实事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来年年底向人代会交账。这些列入的“实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做得到、完得成的；二是财政不需要多少投入的；三是老百姓急需的。不然，到来年年底向人代会交不了差就麻烦大了。
来江南检查实事工作的副组长是我高中的同学，我心想这次是不得挨骂的。没想到江南实事办刚换了主任，情况一抹黑，准备又不充分。检查组的组长和政府领导交流检查情况时，毫不客气地即兴做了一首打油诗：“等了一小时，见了一个人，拿了一张纸，坏了一台车。”这首诗把他们来江南检查所碰到的“不愉快”做了高度概括。他们一来江南，在办公楼等了很长时间，才等来实事办主任开门，开了门以后每人发了一张介绍情况的工作小结，好不容易到达黄龙洞景区检查工作，回来的途中江南派的车子发生故障抛了锚……我的同学在总结的时候说了三句话：“江南是为民办实事的老先进、老典型了，其他的不用多说。在这里我只想讲三句话，‘不能有实事疲劳，不能有先进疲劳，不能有感情疲劳’，共勉！”
最后一句话显然是说给我听的，我真的无地自容。
第三项：应酬。
挑土最多的还是应酬。
应酬分几种，一种是陪餐，一种是钓鱼，还有一种是全方位一条龙。我没有酒量，又不会劝酒，很害怕陪餐。一餐饭下来，灌了一肚子的“王老吉”或果汁，一粒饭都没有装进去。不比在家里，在外面没吃饱还可以回家炒个蛋炒饭呷，孤身一人在江南，陪客没呷饱只能回宿舍泡个方便面。好多人开我的玩笑：“如果中国的官员都像你一样不喝酒，消费拉不动，经济会一塌糊涂。”每每于此，我都会非常自豪地回答：“我不会喝酒真的是老百姓之福，每次陪餐我至少可以为纳税人节省十担谷钱！”
“挑土”时陪上级领导钓鱼我还是很乐意的，领导钓领导的，我不需要守在旁边，自顾自地吹吹湖风，好不惬意。怕就怕领导钓不到鱼，那可真是麻烦。有一次，云梦来的领导们钓了一上午，“颗‘鱼’无收”，碰巧鱼塘老板的网坏了，打鱼没得工具，怎么办呢，总不能让领导们空手回去唦？不得已，我只好安排鱼塘老板跟我司机一起跑到十几公里开外的水产市场批发了几百斤鱼，总算交了差。
最难交的差就是“挑土”为客人提供“全方位一条龙服务”。有些上面来的领导素质很差，吃了喝了拿了还要叫“三陪”。大凡这些敢于让基层为他们叫“三陪”的领导，一般手里都握有大把大把的项目资金，谁也得罪不起。有一次某上级领导唱完KTV已是凌晨一点，他突然醉醺醺地向江南的陪同人员提出要找“三陪”。对口接待单位的领导把皮球踢给我，请示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只能以一句外交辞令打发他们：“你们看着办！”其实他们也就等这句话，然后便派了几个人深更半夜满大街去“寻档次高的”。第二天早上陪那领导吃早餐，见他精神饱满，神采飞扬，想必是昨晚“陪”得很好。
我从骨子里憎恨这样的人，但为了江南的事业又不得不违心而“热情”地去应酬他们。
第四项：应急。
当市里面发生突发事件以后，所有的领导都要冲上一线。那个时候，不管你分不分管，书记、市长一声令下，都要去应急。2009年年底的时候梅林发生鞭炮厂爆炸事件，所有的政府领导都上了“前线”。因为我约了雾岭旅游公司的人谈判，所以没去梅林。爆炸的第二天，安检局长打电话给我，说国家安监总局的副局长来了江南，实在没得市级领导作陪了，希望我能出面陪一陪。我一想，国家局的领导是来了解情况的，我两眼一抹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如果领导问起来我一问三不知，或者一个问题回答得不好被他们抓住了破绽，自己掉帽子不说，还会坏了江南的大事。我不能冒这个险，思虑再三，我以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拒绝了安监局长的请求。
这是我在江南挂职五年来唯一一次拒绝的“挑土”。
名士“进谏”，让我大吃一惊
自从遭受一连串的阴谋攻击之后，我对留在江南已不抱任何希望。我甚至跟老柳摊牌说，你让云梦组织部给我解决个副调研员让我回旅游局算了，只要莫让我挂了几年职回去还是个正科级，那样太没面子了……和他摊牌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我很洒脱，实际上我很痛苦。我来江南不是为待遇而来的，是想好好干一番事业再回去的。但一切都非我所愿，现实与理想的距离相差太远太远。
其实，和我一样痛苦的还有老柳和老萧。和老柳资历一样老的书记没有进厅干行列的恐怕就只剩他了。老柳提不了，怀揣双博士文凭，拥有副县长、团市委书记、科技局长等多个任职经历的年轻县长老萧也就顶不了书记，眼看着过去他的手下都走上了区委书记的岗位，他还在市长岗位上“上下求索”，岂能不郁闷？
这是心理上的郁闷，工作上的压力更让人郁闷。自云梦市委书记张文昊空降云梦以来，最难受的就是县、市、区、场的党政一把手。过去，县里的头头脑脑们没什么压力，修条把马路、建个把广场“闪光闪光”拍拍屁股升官跑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使得县域经济成了影响云梦经济发展的一条短腿，让云梦在全省的排名节节后退。老张下决心要改变这种局面。他采用步步紧逼的方式，每个季度召开一次招商引资现场讲评会，不听汇报，只看项目。这可难坏了县、市、区、场的头头脑脑们，一年看一次还勉勉强强能够应付，一个季度看一次，从哪里去搞那么多的新鲜项目？造假都没法造。江南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头两年老张每次来都是看图纸，老把江南骂得抬不起头，后来好不容易引进了几个陶瓷企业，却又烟尘滚滚，很不环保，幸亏后面引进了一家全国500强海螺水泥，好歹让老柳、老萧的腰杆子挺直了一点。可是总不能老看一个项目呀，眼看着讲评会又要开了，老柳焦头烂额，不知道看什么好。我给他提建议道：“让他们去看一看云林山的世界碑林和屈原书院吧，旅游项目也是项目呢。”他觉得此建议甚好，赶紧打电话给市委办主任让他去踩线。
说起这个项目，我对项目的主人澹泊先生充满了愧疚。澹泊先生变卖了所有的家财，不图回报地将投资几千万的文化项目落户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江南政府不仅没有给予一分钱的金钱或物质奖励，甚至连表彰的名单都没有列入。我曾经多次向市委、市政府提出，是不是以“以奖代投”的形式给老人家表示表示，鼓励他把第二期工程做完。人大副主任也多次呼吁，可就是无人理睬。在一次市长碰头会上我再次抛出这个议题，得不到一个人附议。我非常生气，情绪有些失控地撂下一句话：“引进一个娱乐城政府都给奖，未必碑林和书院这样的文化项目还不如一个藏污纳垢的休闲场所！”
我并不是一个情绪容易失控的人，我是为江南市委市政府对文化项目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愤愤不平。当初为把澹泊先生引进江南我费尽了周折。这位出生于江南白田裁缝之家的老人做过裁缝，当过厂长，后潜心写作、收藏。改革开放之初，先生靠编撰各种《名人志》挖得了第一桶金，当暮年来临的时候，他突发宏愿，要选一个地方建一座规模为一万品碑刻的世界碑林和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书院。这个信息被江南籍的著名书法家陈东久获悉了，东久先生从北京专程赶回江南找到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主任庞大海，商量怎么样打动澹泊先生将项目落户江南。当时，大海刚刚从白田镇党委书记任上委屈地调到穷得滴血的云林山做大当家，正为项目发愁，有这样的机会冒出来当然不会放过。2006年春节，老庞提着几刀腊肉几条腊鱼不请自来地上门给澹泊先生拜年。澹泊先生当面给他泼了一瓢冷水，告诉他自己心意已决，打算将项目落户雾岭。他解释说，落户雾岭最大的好处是他无需为资金担忧，已经有老板愿意出资了。
庞大海是一头犟牛，固执地认为只要项目没下基脚就有机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对澹泊先生夫妇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猛烈的亲情攻势。我都被他“利用”了多次，以政府领导的身份去看望先生一家。大海对先生全家释放出来的浓浓亲情，让先生的爱人荣杏姿女士招架不住，过意不去，不止一次非常诚恳地对老庞说：“大海啊，你就死了这份心吧。你对我们太好了，我愿意捐几万块钱给你们，求求你莫再要我们到你那里去了好啵？”老庞不死心，“十一顾”茅庐，终于打动了老先生。先生夫妇孤注一掷，贱卖了北京和云梦的房产，拖了几车藏品、字画和充栋的书籍，带着简单的行李义无反顾地就上山了。
先生夫妇上山之初，没有住房，公园临时腾了一间办公室供他们栖身。来的第一年巧遇大旱，山上断流。由于资金匮乏，公园一直没有安装自来水，不仅施工无法进行，就连生活用水都成了问题。先生夫人整天以泪洗面，后悔不该到云林山来，每次见了我的面就伤心得号啕大哭，哭得我心里非常难受。老庞更是心如刀割，一方面发动职工为先生挑水，另一方面向县消防大队求援，让他们为施工队送水，勉强维持施工。
为了安慰二老，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上山去陪他们夫妇聊天。先生很淡泊，很少怨言。她的夫人心直口快，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些不满的情绪。她抱怨说：“像这么大的文化项目如果投到其他地方，书记、县长会重视得不得了。不晓得江南是怎么回事，工程开工这么久了，连书记、市长的影子都见不到。”从她的抱怨中，我知道他们不缺钱，就缺精神上的安慰。我决定想办法筹一点点资金，在精神上给他们一点点温暖。自我到江南挂职以来，从未开口找人拉过赞助，这一次我破了例。我让老庞在公园食堂里设了一桌“鸿门宴”，将三个关系不错的中小学校长邀上了山，酒过三巡，便让他们慷慨解囊。三个校长听说是支持澹泊先生建湖南百位名人雕塑园，二话不说，当场捐赠五千元。当我把区区五千元送到老先生手上时，老先生非常激动：“就冲你这五千块钱，我砸锅卖铁都要把这项工程搞完。”
老先生的执著，不仅感动了我，更感动了许多艺术大师。世界著名油画家李自健先生会见我和先生一行时，为老先生崇高的境界所感动，当他听说老先生打算将澹泊书院更名为屈原书院时，当场表态画一幅屈原的画像赠送给老先生作为馆藏。两个多月以后，李先生即通知我们去省城取画。就这样，一幅当时市值达200万美元的屈原油画肖像被精心装裱于一副纯银的画框内，悄然来到了江南……
被感动的还有齐白石的徒弟、90岁高龄的金石篆刻家李笠。为了求得李笠先生的篆刻，澹泊先生拖着一条病腿，满长沙打听老先生的住处。当我们第一次见到老先生向他说明来意时，他没有明确表态。后来澹泊先生和老庞又多次上门，李笠终被感动，破例免费为世界碑林博物馆刻了一方巨印……
从内心里，我真的非常感谢澹泊先生。没有先生，李自健的画、李笠的印以及先生收藏的其他惊世文物如何能来江南？没有先生，云林山何来数千品书法碑刻墨舞山林？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为有历史但没文化的江南补上文化这宝贵的一课。可是面对这样一位淡泊的老人，作为一名分管旅游的县级领导，我究竟为他做了些什么？
我很愧疚。回想起来，我唯一为先生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向老柳推荐让云梦市委张书记到先生的碑林里来走一走。
按照预定的日程，张文昊书记亲临江南。他兴趣盎然地带领各县、市、区、场的党政一把手及市直各委办局一把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世界碑林和屈原书院，对于老先生的义举张书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行将离开之际，张书记特意把澹泊先生再次叫到跟前，问他还有什么困难。澹泊先生紧紧地握住张书记的手说：“我没有什么困难，只向书记提一点请求。”
张书记应道：“好啊，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澹泊先生突然提出：“我希望书记能把宁市长留在江南，没有他就没有江南的旅游。如果您把他留下来，这个项目我就继续投下去！”
澹泊先生的“突然袭击”让我毫无思想准备，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全都投向了我，让我感到非常之窘迫，并惊出了一身冷汗。我不知道先生的这一番好意会给我带来什么政治后果，这种类似于封建社会万民伞的做法在当今政坛早已过时，即便是民间的自发行为，人家也会认为这是有预谋的政治作秀。这种逼宫式的请求一下子把张书记逼到了悬崖边上，所有的人又把目光投向书记，看他将如何作答。没想到书记爽朗一笑，对身边的老柳和老萧说：“好啊，让博温、子文拿方案报上来！”现场顿时掌声一片。
事后，我问先生：“您就不怕您的一片好意反倒害了我？”
先生答：“能在书院和碑林里逗留一个半小时的官员，基本不是政客！”
悲情的检讨
2009年12月23日，我以江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名义突然在红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的检讨——江南挂职五年工作小结》的帖子，立马掀起了轩然大波，有褒扬，更多的是批评。有一位网名为“0730”的朋友甚至连续发表“四评”，批评我的这种“作秀”行为。他在《一评宁致远的检讨》中写道：“我的文体常识告诉我：宁致远此帖乃检讨不是检讨、总结不像总结的不伦不类之怪胎。其在文首和末尾刻意表明‘江南市副市长’身份的做法更是画蛇添足之举，无怪乎网友讥评‘典型的作秀’。这篇虚情假意的检讨实则是在浓墨重彩地标榜自己的政绩：使江南的旅游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旅游门票年收入突破了600万元大关……即使与旅游发达城市有差距那也是‘整合矛盾多、难度大，加之我又是一个挂职干部’等客观原因造成的。确实字里行间昭然若揭，与其说是检讨，不如说是暗中强烈邀功邀乌纱！虽然宁致远清楚地知道自己‘干不了多久就会离开’，但是‘我在心中已经勾画出一幅美丽的蓝图’一语，道破了他‘行将离去’的恋栈心理，有网友套用《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歌词建议修改文章标题为《我真的还想再挂三五年》，真是入木三分……”
如果带着世俗的眼光看我的帖子，的确如这位老兄说的那样，不能不令人往他所指的方向想，但是如果带着思考的眼光用心去看，就会看出另一番景象。正如《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陈安庆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仔细阅读，一种壮志未酬的伤感弥漫其中。”
我为什么要发这篇帖子，我一直未对外界解密，即使面对那么多网友的质疑，我始终保持沉默。因为，我的帖子不是写给云梦市委书记张文昊看的，更不是给网友看的，而是写给江南市委书记柳博温以及所有江南市的党政领导看的。我是抱着一种极其失望的心态写下了那篇帖子。撰写那篇帖子的时候，我早已知道我会离开江南，在一个地方连续挂职五年已经破了吉尼斯记录，组织上不可能让你再待下去。再说了无论是谁，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都会有一点厌倦情绪，并不像那位网友所想象的那样“我真的还想再挂三五年”。动笔写这篇帖子的时候，我就已经萌生退意，特别是和老柳就我提出来的“打破行政区划组建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度假区的建议”交换意见之后，他的一句“以后再说”的表态让我心灰意冷，我觉得按照目前江南的观念“再挂职三五年”，改变也不会太大，还不如及早归去。
我记得刚到江南的时候，因为过去和云林山有些业务往来，又和旅游对口，所以第一站选择了去云林山看看。前任公园主任老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但当我和他谈起如何搞好景区开发的时候，他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那个时候泡泡奶公司想托管云林山，政府对泡泡奶公司寄予了厚望，我谈了也是白谈，所以老李没得兴趣。到了年底托管没谈成，老李调到森林公安局当局长去了，接他手的是白田镇的党委书记庞大海。大海第一次到我办公室去“拜码头”，我正在批文件。他跟我打招呼，我抬头一看，一个身材不高黑黑胖胖的人站在我的面前，我心想，一个典型的农民干部如何搞旅游啰，也不知道老柳是怎么用的干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干部是江南市委用得最准的一个。他虽然农民出身，但特别爱学习，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他上任以后不到两年时间就引进了世界碑林、屈原书院、名人雕塑园、云林寺镏金大观音等项目，真的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当我提出建设“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度假区”的设想之后他拍案叫绝，叫绝之后又为我深深担忧。他在基层摸爬滚打那么多年，在政治上比我经验丰富得多。他给我分析说，“要组建这个度假区起码要触犯几股势力的利益。最大的障碍是政府。按照你的想法，青田、飞跃等几个村以及天鹅湖、平安河都得划进来，政府刚刚在那里规划了一条柳花大道，还指望着靠两边的黄金地段‘以地生财’呢，这么好的地盘政府舍得给你？其次是城关镇街道办事处，要从它的地盘上划走几个行政村，划走的土地和干部都是钞票，他们愿意？第三是平河指挥部，一个正科级的事业单位，把天鹅湖和平安河划给了你们，那里的领导会甘心屈居云林山的领导之下？我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这事搞不成。”
对于他的担心我不以为然。我对他解释说，我之所以要搞这个度假区基于几点考虑。
一是融资的需要。江南财政困难，不可能有大笔资金投入到云林山的开发，云林山自身也很困难，能够保住吃饭就不错了，要想有大的发展，只能靠融资。天鹅湖和平安河那么好的城市旅游资源白白浪费了，特别是绝不能让天鹅湖变成第二个商住圈。如果把生男不生女的“男儿国”青田村及附近的飞跃等村划过来，就把云林山与天鹅湖、平安河连成了一片，这么大的面积，有了土地就有了融资平台，就可以搞综合开发。这样云林山就不愁没得钱搞开发了。
二是大旅游的需要。江南缺少名片，老城区破烂不堪，新城又建得没特色。如果把云林山周围一大片城区划入度假区，请国内一流规划设计单位高起点、高水平规划，完全可以打造成为我省的名片。有了这张名片，再附带其他景区，才能融入中南黄金旅游线。
三是资源保护的需要。在城区能够拥有像云林山这样原始次生林的在全国来说都凤毛麟角，可遗憾的是，如今她只是一座帽儿山，她的裙子以下部分归城中村所有，到处葬满了坟墓。虽然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也有规划，但我们国家的规划大部分都是“市长规划”，被动地划定保护区，永远逃不脱被“市长经济”蚕食的命运，与其被动地保护，还不如主动出击，只有扩大规划面积，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完整的原始次生林。我想，这样好的事情江南人民应该支持我，市委市政府更应该支持我。只要市委市政府下决心有什么难的呢？不就是重新调整一下区划吗？
老庞建议说：“你听我的，先通过人大、政协造舆论，然后再向市委、市政府抛方案。”
我采纳了他的意见，将我的设想写成文字向人大的领导们每人送了一份。之后我又亲自写了一篇《国家森林旅游度假区落户江南不是梦》的文章登在《江南旅游报》上，我让报社的同志加印了5000份，广为散发。舆论造出去了，只有人大回应，受到了主任、副主任的力挺，并将这一建议写进了当年人大一号提案的决议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正式将方案送给了老柳，同时在市长碰头会上给市长、副市长们人手发了一份，结果都是石沉大海。我不甘心，先后两次去找老柳，老柳两次的答复都是“待以后乡镇合并的时候再统筹考虑”。这让我非常失望。2009年11月，人大要召开专门会议审议市政府关于《加快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设步伐》一号提案的落实情况，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怎么应对。谈到设立度假区这个议题时，老萧说：“这个问题还是放一放算了，柳书记的意见是待条件成熟以后再说。”
我的梦彻底破灭了……
老庞说，我们出去散散心吧。
我说，那就去婺源吧。
从婺源回来，我感慨万千。婺源人口比我们少，2007年以前财政收入比我们少，旅游资源不见得比我们好，他们能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创造门票年收入过亿的奇迹，而我们还没到1000万。毫不谦虚地说，我不去江南可能还突破不了1000万。原因在哪里？观念守旧。我就想，在我离开江南之前一定要给江南人民、特别是领导干部们洗洗脑，洗脑的方式不能太直接，那样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想来想去，写份检讨吧，只有检讨自己人家才会无话可说。我之所以要以副市长的名义检讨，是因为我的职务本身代表的是政府，我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检讨的是市委市政府。虽然我批评自己“两眼望市长，讨米闯市场”，事实上是批评政府不投入，人家婺源穷，但他们可以卖水电站融资搞旅游，我们江南不可能穷到连国有资产都没得卖的地步吧？
我批评自己“站得不高，看得不远，决心不够，气魄不大”，实际上是想表达一种壮志未酬的情绪。我希望江南市委市政府拿出决心来，组建“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度假区”，收回景区的经营权，打破行政区划、各自为政的枷锁，组建旅游集团公司，统一经营，规模融资。我知道，在我的任期之内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了，但我要把思考留下来，把观念留下来，把蓝图留下来，期望有朝一日能够被江南未来的领导所接纳，励精图治，把江南打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名片”。哪怕我的建议只采纳一丁点，我都会感到万分的欣慰。网友骂就骂吧，与江南的事业比较起来，我个人受一点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