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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
一起去野营
“她们其实都不算去过，”弗朗西丝说，“因为周六的那场瓢泼大雨。她们在联合教堂的地下室等了半个小时，她说，哦，雨会停的—我的徒步旅行从来没有因为下雨而取消过！现在我打赌她但愿这次是被取消了。那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
雨确实停了，她们确实去了，中途天气变得非常炎热，约翰斯通小姐让她们在一个农庄暂时歇息，女主人拿出可口可乐，男主人让她们用浇花的水管来冲凉。她们抢夺对方手里的水管，打打闹闹，弗朗西丝说玛丽·凯说希瑟·贝尔是最调皮的一个，胆子最大，她抓住水管，把水扫向其他女孩身上最敏感的部位。
“她们想方设法要证明她是可怜无辜的，但事实正好相反。”弗朗西丝说，“这很可能全是计划好的，她计划要去见某人。我是说某个男人。”
莫琳说：“我觉得你想多了。”
“好吧，我不相信她是淹死的，”弗朗西丝说，“这点我不相信。”
佩里格林河的瀑布跟你在照片上看过的那些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过就是水从石灰岩的岩层上流下来，没有一条瀑布超过六七英尺。只有一个落脚之处，你可以站在直挺挺落下的水帘后面，石灰岩四周都是边缘光滑的小水潭，大小如同浴缸，积在里面的潭水很是温暖。如果你不是决意要死，是不可能淹死在那里的。她们看过那里了—其他女孩四处跑着呼唤希瑟的名字，她们察看所有的小水潭，还把脑袋探进喧哗的水帘后面的那块干地。她们跳上光秃秃的岩石，尖叫着，浑身湿透了，在水帘里冲进冲出。直至约翰斯通小姐大声叫她们回来。
有贝特西·特罗韦尔和伊娃·特罗韦尔，
还有露西尔·钱伯斯，
基妮·鲍斯和玛丽·凯·特里维廉，
还有罗宾·桑兹和可怜的希瑟·贝尔。
“她只能招到七个，”弗朗西丝说，“每个人，都有其原因。罗宾·桑兹，医生的女儿。露西尔·钱伯斯，牧师的女儿。她们无从脱身。特罗韦尔姐妹—乡下人。乐意参加任何活动。基妮·鲍斯，关节柔韧灵活的小猴子—她跟着游泳和嬉闹。玛丽·凯住在约翰斯通小姐隔壁。说得够多了。希瑟·贝尔刚搬到小镇。她母亲一个人去度周末了—没错，她利用了这次机会。自己去远足。”
希瑟·贝尔失踪二十四小时了，在参加C.G.I.T(加拿大女生训练营缩写)一年一度的野营时—就在佩里格林河的瀑布那儿。玛丽·约翰斯通六十出头，战前就开始担任野营的领队，已经很多年了。六月里的周六清晨，过去至少有几十个女孩走在这条乡间小路上。她们全都穿着海军蓝短裤和白衬衫，脖子上围着红纱巾。莫琳曾是她们中的一员，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旅行开始时，约翰斯通小姐总是唱同一首赞美诗。
环观大地好风光，
仰视美丽好穹苍，
想起坠地到如今，
挚爱时常绕我旁—
赞美诗之外，你却能听见另外的声音在哼唱，谨慎而又坚定。
约翰斯通小姐扭着屁股，
鸭子一样走在这乡间的小路上。
我们像白痴一样唱着这首歌—
难道她不像一只癞蛤蟆？
莫琳的同龄人还有谁会记得这些歌词？留在镇上的都做了母亲—她们的女儿也到了可以去野营的年纪，甚至更大些。她们对讲粗话会表现出母亲应有的愤怒。生育改变了你。它给了你成长的代价，你的某些部分—旧的部分—可以完全被抹去或是被抛弃。工作和婚姻并不能做到这点—它们只是让你装作把那些事都忘记了。
莫琳没有孩子。
莫琳和弗朗西丝·沃尔坐在早餐桌旁，一边喝咖啡，一边抽烟。餐桌楔入一个老式食品储藏室，就在高高的带玻璃门的橱柜下面。这是莫琳1965年在卡斯泰尔斯的房子。她住在这里有八年了，仍然觉得很不踏实，像是从一个熟悉之处搬到了陌生之地。她修整了这个角落，这样除了餐厅外，她就有另外一个吃饭的地方了。她在阳光房铺上了新的印花布。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丈夫动手改造。几个前屋里全是贵重、巨大的橡木和胡桃木家具，窗帘是绿色的桑蚕缎子做的，像富丽堂皇的酒店里用的那种—你简直什么也动不了。
弗朗西丝为莫琳做家务，却不算是仆人。她们是表姐妹，只不过弗朗西丝比她年长许多。莫琳搬进这所房子之前，她就已经在这里工作很久了—为第一位太太工作。有时候她叫莫琳为夫人。这是个玩笑，一半出于善意，一半不怀好意。你买这些排骨花了多少钱，夫人？哦，他们肯定老远就看见你过来了！她会告诉莫琳她越来越肥，她的发型不适合她，堆在头上喷了发胶像是一只倒过来的搅拌钵。其实弗朗西丝本人又矮又胖，灰白的头发如荆棘覆盖了整个脑袋，还有一张平淡无奇又粗鲁的脸。莫琳并不认为自己胆小—她外表庄重高贵—显然她绝非无能，在管理她丈夫的这座房子之前，她就在管理他的律师事务所并顺利“升级”（她和他都这么说）了。有时候她觉得应该从弗朗西丝那里得到更多的尊重—而她又需要身边有个可以拌嘴、说笑话的人。考虑到她丈夫的地位，她不应该说三道四，而她自己也觉得那不是她的本性，可是她放任弗朗西丝进行那些恶意的评论，那些疯狂的、刻薄的、自以为是的臆测。
（比如，弗朗西丝说希瑟·贝尔的母亲、玛丽·约翰斯通以及那次徒步旅行的那些话。弗朗西丝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很有发言权，因为玛丽·凯·特里维廉是她的孙女。）
在卡斯泰尔斯，提到玛丽·约翰斯通这个女人，你必然要在前面加上“了不起的”。十三四岁时，她得了小儿麻痹症，差点死掉。痊愈后她的腿短了，身体变得矮小厚实，肩膀歪了，脖子也有一点儿扭曲，大脑袋稍稍倾斜。她学过记账，在杜德家工厂的办公室找到过一份工作，她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交给了女孩们，她经常说她从来没遇到过一个坏女孩，有些只是迷了路而已。莫琳每次在街上或是店里遇到玛丽·约翰斯通，就会心里一沉。先是探寻的微笑，目光扫视你的眼睛，对任何天气都感到兴高采烈—刮风或是冰雹或是阳光或是下雨，都有可以赞美之处—最后是大笑着的问话。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斯蒂芬斯太太！玛丽·约翰斯通在说“斯蒂芬斯太太”时总是别有意味，她的语气表明仿佛这是个戏称，而她始终想的，这只是莫琳·库尔特。（库尔特家就像弗朗西丝对特罗韦尔姐妹的评论一样—是乡下人。仅此而已。）你最近在做什么有意思的事呢，斯蒂芬斯太太？
莫琳感到很难堪，却又无能为力，它就像是一种挑衅，和她幸运的婚姻有关，和她高大健康的身体有关（她唯一的不幸却无人看见—她的输卵管结扎造成了不育）—她玫瑰般的皮肤和红褐色的头发，还有那些她为之付出了很多金钱和心思的衣服。就像她欠了玛丽·约翰斯通什么，一种从未明确的补偿需要。又好像是玛丽·约翰斯通比莫琳本人更能看到她的缺失。
弗朗西丝对玛丽·约翰斯通不以为然，她只是本能地不喜欢自视太高的人。
和往常一样，早餐前约翰斯通小姐领着她们徒步走了半里路，去爬“岩石”—那块佩里格林河上凸出的石灰岩，在这个地方它极为罕见，所以就给它命名为“岩石”，而非其他。周日的清晨你总是不得不去参加徒步活动，你昏昏沉沉的，像是熬了一整夜，同时因为抽了很多走私烟，几乎要恶心了。太阳还没有照进树林的深处，你冷得打战。那勉强算得上是一条路吧—你不得不越过腐烂的树干，跌跌撞撞地穿过蕨类植物，还有约翰斯通小姐指出的一种叫盾叶鬼臼的植物，以及野菊花和野姜。她会拔出野姜，顾不上擦去上面的土，就轻轻地啃起来。看看大自然馈赠给了我们什么吧。
我忘带毛衣了，她们爬到半路时，希瑟说。我可以回去拿吗？
要是在从前，约翰斯通小姐很可能会说不可以。往前走，没有它你也能暖和起来的，她会这样说。这次她可能是感到不安了，她的徒步运动日渐衰落，她责怪电视的流行，责怪上班的妈妈，责怪家庭的放纵。她说可以。
可以，但要快。快点追上来。
希瑟·贝尔永远也做不到。她们在岩石边看风景（莫琳记得她在啤酒瓶和糖纸中寻找法式避孕套—她们现在还是这么叫的吧？），希瑟没有追上来。回去的路上她们也没有遇到她。她不在大帐篷里，不在约翰斯通小姐睡的小帐篷里，也不在两个帐篷之间。她不在环绕营地的雪松林里的任何一个藏身或是幽会之处。约翰斯通小姐中断了搜寻。
“松饼，”她喊道，“松饼和咖啡！看看松饼和咖啡的香味能不能把‘淘气小姐’引出来。”
她们不得不坐下来吃东西—在约翰斯通小姐做完饭前祷告之后，感谢上帝在树林和家里赐予的一切—她们一边吃，约翰斯通小姐一边发出啧啧声。
“新鲜的空气是不是让我们胃口大开呀？”她声嘶力竭地说道，“这难道不是你们吃过的最棒的松饼吗？希瑟最好快点出来，不然松饼就被吃光了。希瑟？你在不在听？全吃光啦！”
她们一吃完，罗宾·桑兹就问现在可不可以走了，她们可不可以去找希瑟。
“先把碗洗了，我的女士，”约翰斯通小姐说，“就算你们在家里连洗碗布碰都不碰一下。”
罗宾快要哭了。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她说话。
她们洗完之后，约翰斯通小姐放她们走了，她们回到了瀑布那儿。不过她很快又把她们带了回来，让湿漉漉的她们围坐成一个半圆，她自己则盘腿坐在她们面前，喊叫说欢迎听到她们说话的人回来加入。一个在这里躲猫猫和恶作剧的人，欢迎你回来！现在就出来，什么问题也不会问！再不出来我们就走了！
她开始演说，她周日清晨的布道，没有任何忧虑或不安。她说了又说，为了确保她们能专心听讲，她时不时地提问。阳光晒干了她们的短裤，而希瑟·贝尔却没有回来。她没有从树林中走出来，约翰斯通小姐还是不肯停止演说。这时特罗韦尔先生开着卡车进了营地，带来午后甜点冰激凌，她才放她们走了。
她没有表示同意，她们还是散开了。她们跳起来去追卡车。她们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他。特罗韦尔家的狗“朱庇特”跃下后挡板，伊娃·特罗韦尔抱住它开始痛哭，好像丢的是它。
约翰斯通小姐站起身走了过来，大声对特罗韦尔先生叫喊，压过了女孩们的吵闹声。
“有人心血来潮要玩失踪！”
搜寻队伍出发了。杜德家的工厂下班了，想去的男人都可以去。又弄来了一些狗。有人建议沿着瀑布顺流打捞。
警察通知希瑟·贝尔的母亲时，发现她刚刚从一个人的周末度假回来，身着露背太阳裙，脚穿高跟鞋。
“好吧，你最好能找到她，”她说，“这是你的工作。”
她在医院工作—是一名护士。“她要么离异要么根本没结过婚。”弗朗西丝说，“总而言之，那就是她。”
莫琳的丈夫在叫她，她连忙去了阳光房。六十九岁这年，也就是两年前，他中了风，不再做律师了，但还是会帮那些不习惯其他律师的客户写法律函件并处理一些事务。莫琳帮他打出所有的信件，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他称之为“烦恼的琐事”。
“你在干什么呀？”他说。他的发音有时含混不清，她需要守在他身边，向不熟悉他的人翻译。单独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便为所欲为，他的语调是急躁的、抱怨的。
“和弗朗西丝说话呢。”莫琳说。
“说什么？”
“说这说那。”
“哦。”
他沮丧地拉长了这个词，像是在说他清楚地知道她们在谈什么，而且他并不关心。闲言碎语，流言飞语，对灾难冷血的兴奋。不管是现在还是他说话自如的从前，他都很少参与这种谈话—他言简意赅，只是在语气和意味上稍带责备。他仿佛在求助于某种信仰，某些所有体面的人都知道的规则，不仅是体面的人，就算是那些生活匮乏的人也都知道的规则。他不得不这样做时，那副模样像是为所有当事人感到痛苦和尴尬，同时又令人望而生畏。他的责备威力无穷。
你总是称一名医生为某某医生，但是卡斯泰尔斯的居民逐渐改口，不再叫律师为某某律师。他们称呼年轻律师时不再加上头衔，但他们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