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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我自己也不希望这样想。而且，尼尔森并不喜欢19世纪那些爱情故事。他这么说过。他说，他想做些关于丑闻揭发者的事情，也许他只是开个玩笑。
西尔维娅可不像哈丽雅特，她的思想没有受到文学的影响和限宥，发现我们的事后，她勃然大怒。
“你这十足的白痴。”她说尼尔森。
“你这两面派的蠢货。”她说我。
我们四个人坐在我家客厅里。唐纳德继续清理他的烟斗，填满烟丝，弹一弹，点着，整理整理，吸烟，再点着—简直像是电影里的镜头，我很为他尴尬。接着，他拿出几本书和最新一期《麦克林周刊》装进公文包，去浴室拿了剃须刀，去卧室拿了睡衣，走了出去。
他直接去了一个年轻寡妇的公寓，那是他们诊所的秘书。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他说，在那天晚上之前，他从来没有对这个女人有过朋友之外的任何念头，那天他忽然想，去爱一个善良、明事理、不那么复杂的人，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
西尔维娅晚上十一点上班。尼尔森一般会陪她走到医院—他们没有车。这天晚上，她说宁愿让一个恶棍送自己上班。
就这样，尼尔森和我被单独留了下来。这一幕比我期待中的时间要短得多。尼尔森看起来很阴郁却很宽慰，假如我感觉到那短暂的忏悔已经被爱的潮水淹没，这荣耀而恐怖的事，我最好还是不要表现出来。
我们躺在床上，谈论我们的计划，最后还是做了爱，因为这是我们最常做的事。半夜，尼尔森醒了过来，觉得最好还是回他自己床上去睡。
我在黑暗中起床，穿衣，收拾行李，写了张便条，然后走到角落的电话边，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乘坐六点的火车去多伦多，接着又坐火车去温哥华。乘火车比较便宜，如果你愿意坐上三个晚上的话。我愿意。
在那个伤心、漫长的早晨，我坐在长途列车上，沿着陡峭的菲沙峡谷来到湿润的菲沙溪谷，在那里，湿漉漉的小房子上笼罩着烟雾，还有褐色的葡萄藤、带刺的灌木丛和拥挤的羊群。我人生中的剧变就发生在这个十二月。我没过圣诞节，淤泥湿雨混杂的天气也取代了往日冬季的暴雪和冰柱。我整个人十分迟钝，我知道自己感冒了，手脚抽筋，精神也低落无比。我当时难道没想过，期待一个男人与另一个截然不同是多么荒谬？生活归根到底不过是有杯像样的咖啡和一间能够舒展身体的房间？我难道没想过，即使尼尔森现在正坐在我的身边，他也早已变成一个面容灰暗的陌生人，他的冷漠和焦虑只能加剧我的？
不，不。尼尔森对我来说仍然是尼尔森。他的皮肤、他的味道、他那令人望而生畏的眼睛，对我来说并没有改变。我首先想到的好像是尼尔森的外在，而关于唐纳德，则是他内心的震动与和谐，努力做到的善良和隐秘的忧虑—这是我通过计谋和哄骗才了解到的。要是我能够把对这两个男人的爱合二为一，放在一个人身上，我将是一个快乐的女人。要是我能关心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像对尼尔森那么周到，像现在对唐纳德那么平静、超越肉体，我简直就是个圣人。相反，我受到的却是一个貌似荒唐的双重打击。
那些变成朋友一样的常客是这么几个人：一个中年妇女，她是个注册会计师，却喜欢看《六位存在主义思想家》、《意义的意义》这一类的书；一位省里的公务员，总是订购华丽、昂贵的色情文学作品，我听都没听说过（与我和尼尔森那种简单高效、令人朝思暮想的惯例相比，书里那些精巧繁复的东方式、伊特鲁里亚[7]式的关系反而让我觉得怪异和无趣。）；一位公证人，他住在约翰逊大街自己办公室的后面（“我住在贫民区，”他告诉我，“有的夜晚，我总觉得街角会出现一个彪形大汉，蹒跚着大喊‘斯—特—拉’。”）；我后来认识了一个叫夏洛特的女人—那个公证人叫她公爵夫人。这几个人彼此并不怎么感兴趣，早先我试图介绍会计和公证人聊一聊，结果失败了。
“别给我介绍那些面容枯槁的浓妆女人，”下次来到书店的时候，公证人说，“我希望今晚你没把她藏在周围的什么地方。“
的确，会计那消瘦、聪明、五十岁的面孔上妆画得很浓，眉毛也像是印度墨画的两条大粗线。不过，烟熏牙、麻子脸的矮胖公证人又有什么资格说人家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肤浅的人。”会计说，似乎已经勇敢地猜出了别人对她的评论。
再也不乱给别人牵线了，我在给唐纳德的信里说，我干吗要费那个劲儿啊？我定期给唐纳德写信，给他描写我的书店、这座城市，甚至还有我那难以言说的情感。他现在和海伦，那个秘书，一起生活。我也给尼尔森写信，不知道他是不是独自生活，有没有和西尔维娅言归于好。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她相信的是清晰果断的结局，而某些行为是不可宽恕的。他换了新地址，我在公共图书馆里查过伦敦市的电话黄页。唐纳德，尽管一开始不怎么情愿，还是给我回了信。信里客观地聊了聊我们都认识的人、诊所里面的事儿，稍微带着一丝风趣。尼尔森没有回信。我开始写挂号信，这样我至少知道他收到了。
夏洛特和戈迪汗肯定是一起走进书店的，可是直到他们离开，我才意识到他们是一对。夏洛特身材粗壮走形，长着粉色的面孔和浅蓝色的眼睛，浓密闪亮的白发像年轻女孩那样披在肩上。尽管天气已经很暖和，她还是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天鹅绒斗篷，上面镶着稀疏的灰色毛边—像一件在舞台上或者曾经在舞台上穿的衣服，下面露出宽松的衬衫和花格的羊毛便裤，宽宽的光脚上穿着凉鞋，上面满是灰尘。她身上叮当作响，好像里面隐藏着盔甲。抬起胳膊够书的时候才知道，那声音原来是发自手镯—一大串手镯，粗的、细的，生锈的、闪亮的。有些上面镶着大块的方形宝石，褐色的或者血色的。
“想象一下这个老骗子还在四处游走。”她对我说，好像我们正在继续一场愉快散漫的谈话。
她拿的是一本阿娜伊斯·宁[8]的书。
“别理我，”她说，“我净乱说话。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女人，我受不了的是那个男人。”
“亨利·米勒？”我顺着这个话题说道。
“没错。”她开始谈论亨利·米勒、巴黎、加利福尼亚，用一种嘲弄、积极而又亲热的方式，好像跟口中那些人至少做过邻居。最后，我很天真地问她是否的确如此。
“不，不。我只是觉得自己很了解他们。不是本人。哦—也算是本人。恩，本人。否则还能怎样去了解他们呢？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面对面地见过他们。但在他们的书里呢？他们也希望如此吧？我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想传达给我的信息，就像你认识的其他人一样。你没发现？”
她又闲逛到摆放最新推荐的平装书的桌子旁边。
“那么，这里就是新书了，”她说，“哦，天啊。”她说着睁大双眼看着金斯伯格、科尔索、费林盖蒂的照片。她开始看书，那么专注，我以为她脱口而出的下一句话肯定是几句诗。
“我从这里经过，看见了你，”她说着把书放下，我才意识到她说的是我，“我见到你坐在里面，心想，年轻姑娘应该喜欢待在外面，待在阳光下。我猜想，你会不会想雇我在里面坐着看店，这样你就能出去了？”
“哦，虽然我很想，但是—”我说。
“我可不笨。其实我很有知识。不信你问问我谁写的奥维德[9]的《变形记》。没事儿，你不用非要笑。”
“虽然我很想，但我真的负担不起。”
“哦，好的。你很可能是对的。我不是很时髦，很可能会把事情搅乱。要是人们买了我觉得糟糕的书，我会跟他们争论起来。”她看起来也不怎么失望。她选了一本《无用的鳄梨》，说：“这本！冲这书名，我也得买这本书。”
她轻轻吹了一声口哨，所针对的那个男人听到之后，从他正在看的那堆书里抬起了头。我早就知道他在那里，可是并没有把他们两个联系在一起。我还以为他像那些独自在街上闲逛的男人，随意走进了书店，站在那里看一看，好像试图弄明白书店是个什么地方，或者这些书是干吗的。他不是个醉汉或乞丐，也不是其他需要担心的人—只不过是这城市里众多衣衫破旧、沉默寡言的老人之一，他们就像鸽子一样，整天在某个区域不停地飞来飞去，从来不看人们的脸色。他穿着一件长到脚踝的外套，是某种发亮的、带着涂层的猪肝色布料，带着一顶有穗的褐色天鹅绒帽子，就像是英国电影中邋遢的老学究或者牧师所戴的那种帽子。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穿戴的衣物都像是从戏服箱子里拿出来的。但仔细看的话，他比她要年长几岁，长着一张发黄的长脸、烟草棕色的下垂的眼睛、杂乱而令人生厌的胡子，残留着几丝曾经的帅气和权势。一种被压制的残暴。他听到口哨就走了过来—似乎半开玩笑半严肃—然后在女人准备付账的时候站到了她身旁，像一只沉默而有自尊的狗或者驴子。
当时，不列颠哥伦比亚政府向书籍征收销售税。这本书的税金是四分。
“我不能付这个钱，”她说，“对书征税。我觉得这不合情理。我宁可坐牢。你不觉得？”
我也这么觉得，但我没法告诉她—就像我告诉其他人那样—书店本身可没法逃开这笔账。
“我听起来是不是挺吓人的？”她说，“看看政府还能对人们做些什么？就只会夸夸其谈。”
她把书装进包里，没有付那四分钱，以后买书也从来没有付过税金。
我给那个公证人讲了他们两个的样子，他立刻就知道我指的是谁。
“我把他们叫做公爵夫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他说，“我不清楚他们有什么背景，但我觉得他也许是个隐退的恐怖分子。他们在城里走动都推着车，就跟拾荒者似的。”
我收到一张便条，邀请我周日晚上共进晚餐。署名是夏洛特，没写姓，但措辞和笔迹都很正式。
我的先生戈迪汗和我将十分荣幸……
在那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收到类似的邀请，以为万一收到了一定会觉得尴尬而烦恼。可我觉得很高兴，这让我自己也很惊讶。夏洛特给出了坚定的期许；她和那些我只愿意在书店见到的人不一样。
他们所住的房子在潘多拉街，外墙涂着芥末黄色的灰泥，有一个小小的平铺的门廊。这总是让我想起公共厕所。尽管那公寓没有异味，也并不算很脏，但也乱得可怕。书都堆在墙边，一块块的花布挂在墙上遮住壁纸，窗户上挂着竹帘，灯泡上别着彩纸—绝对是可燃物。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夏洛特喊道，“我们真怕你有无数更有趣的事情要做，不能来看望我们两个老家伙呢。你坐在哪儿好呢？这里怎么样？”她把一堆杂志从藤椅上搬开。“舒服吗？藤椅会发出好玩的声音。有时候，我一个人坐在这里，藤椅就开始吱呀作响，就跟里面有个小人在移动一样。我也可以说成是鬼魂，我尝试过相信这类说法，但还是信不了。”
戈迪汗拿出一瓶甜黄酒，给我一只干净的高脚杯，给夏洛特一只平底玻璃杯，给他自己一只塑料杯。这小小的厨房里高高地摞着锅碗食材，看起来做不出任何食物，但是却飘出了烤鸡的香味。没一会儿，戈迪汗就端出了第一道菜—黄瓜片和酸乳酪。我坐在藤椅里，夏洛特坐在扶手椅里，戈迪汗坐在地上。夏洛特穿着她的便裤，一件玫瑰红的T恤衫紧贴着她没穿文胸的乳房。她的趾甲上涂着和T恤衫相配的颜色。去取黄瓜片的时候，她腕上的手镯叮叮当当地碰着盘子。（我们是用手拿着食物在吃饭。）戈迪汗戴着他的帽子，长裤外面套着一件暗红色的丝袍，上面的污迹和花纹已经融为一体。
吃完黄瓜，我们还吃了用葡萄干和香料烤制的鸡肉、酸面包和米饭。夏洛特和我用叉子吃，但戈迪汗是用面包舀着米饭吃的。那之后的好几年里，我都经常想起这顿晚餐，那种坐和吃的随意方式，甚至那杂乱房间的样式和场景也变得熟悉和时尚起来。我认识的人，还有我自己，偶尔也会不太讲究餐厅的桌子、配套的红酒杯、餐具和椅子。当别人用这种方式来招待我或者我去招待别人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夏洛特和戈迪汗，他们那种真正的匮乏和大胆的真实将他们与之后所有类似的人区分开来。当时，这对我来说全然陌生，我既不安又高兴，既希望自己能配得起这种异国情调，但又不想太过刻意。
不一会儿就谈到了玛丽·雪莱，我列举着后期小说的名字，夏洛特朦朦胧胧地说：“珀金……沃贝尔……他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假装自己是在城堡里被杀死的小王子的人？”
她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个不是历史学家却知道这件事的人。
“那简直能拍成一部电影，”她说，“你不觉得吗？关于这种妄想者，我总是在想一个问题—他们到底以为自己是谁？他们相信那是真的吗？但玛丽·雪莱自己的生活就是一部电影，不是吗？我觉得好像还没有拍过。你觉得该由谁来演玛丽呢？不，不。首先得从哈丽雅特开始。谁来演哈丽雅特呢？”
“得找一个看上去奄奄一息的人，”她说着，撕下一块金黄色的鸡肉，“伊丽莎白·泰勒？戏份太少。苏珊娜·约克？”
“谁是父亲？”她问道，指的是哈丽雅特未出生的孩子，“我觉得不是雪莱，我一直这么觉得。你呢？”
这些谈话真的非常非常愉快，但我曾经期待我们能够彼此倾谈—就算不是真正的秘密，至少也是一些个人的私事。在这样的时刻，你的确会如此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