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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
“我会照顾艾伯特的。”平静下来之后，她说，“我会给他坟上放花。我不会告诉穆丽尔·斯诺。也不会告诉波特。没人需要知道。”
多丽不说话。她有些迷茫了，心神恍惚，似乎是在翻来覆去想一件事，又对它的沉重和陌生束手无策。
“茶真难喝，”米莉森特说，“我们能不能弄点能喝的？”她把茶杯里的东西倒进了污水桶。
多丽站在光线昏暗的窗前—固执、顺从、孩子气、女人味儿十足—她是米莉森特战胜过的最神秘、最疯狂的人，一个她就要送走的人。对她自己来说代价更大，米莉森特在想—比她能想象的更大。她给了多丽一个忧郁却意在鼓励的眼神，让自己不要再流泪。她说：“木已成舟。”
多丽走向她的婚礼。
没有人知道她会这么做。波特和米莉森特把车停在她家门口来接她时，米莉森特仍然有些焦虑。
“按喇叭，”她说，“她最好是已经准备好了。”
波特说：“她不是来了吗？”
是的。她在绸缎婚纱外面披上了艾伯特的浅灰色外套，她一手拎着阔边花式帽，另一只手捧着一束丁香。他们停下车，她说：“不，我想走路。这会让我的头脑清醒。”
他们开走了车，等在教堂门口，看着她沿街走来，人们从店里出来围观，有些车热情地按响了喇叭，人们挥手叫喊：“新娘子来了！”她离教堂越来越近，她停了下来，脱掉艾伯特的外套，她就像《圣经》中的盐柱一样，闪闪发光，如同神迹。
穆丽尔在教堂里弹风琴，在这最后的时刻，她也就没有机会发现她们全然忘记了手套，多丽捧着丁香枝子的那只手是光光的。斯皮尔斯先生已经在教堂里了，但他不顾规矩，走了出去，留下牧师一人站在那里。他像米莉森特记忆中的那样，又瘦又黄，凶巴巴的，然而，当他看见多丽把旧外套扔进波特的车后座，戴上帽子时(米莉森特不得不跑过去帮她戴好)—他显得那么心满意足。米莉森特看见了一幅图景，他和多丽爬得很高，爬到全副武装的大象身上，它驮着他们负重向前，去冒险。一个未来的预兆。她很是乐观，完全得到了解脱，对多丽耳语：“他会带你周游世界！他会让你活得像个女王！”
?
“我胖得像汤加女王了。”多年过去了，多丽从澳大利亚写信说道。信里附的照片说明她没有夸张。她的头发白了，皮肤变成了褐色，好像她的雀斑都散开混成了一片。她穿着一件很宽大的衣服，颜色像热带花朵。战争来了，旅行的念头全落空了，战争结束了，威尔基也病得要死了。多丽留了下来，留在了昆士兰，她的房产很庞大，她在那里种甘蔗、菠萝、棉花、花生、烟草。尽管她很胖，她也会骑马，还学会了开飞机。在地球的那一边，有时候她一个人去旅行。她射杀过鳄鱼。50年代她死了，死在新西兰，在去看火山的途中。
米莉森特把她说的那些不对别人说的话，告诉了每个人。她当然居功自傲。她回想起自己的灵感、自己的策略，没有悔意。“总得有个人果断出手。”她说。她觉得她是生活的创造者—在多丽这件事上，更见效，比她在自己孩子的事上更见效。她创造了幸福，或者接近于幸福的东西。可她忘记了那天她是怎么不知不觉地哭起来的。
婚礼对穆丽尔也产生了影响。她递交了辞职报告，去了艾伯塔省。“我给自己一年时间。”她说。一年之内她找到了一个丈夫—完全不是她过去结交的那种男人。有两个小孩的鳏夫。一个基督徒牧师。米莉森特觉得穆丽尔这样描述很奇怪。难道所有的牧师不都是基督徒吗？他们回来过一次—这次又多了两个孩子，他们俩生的—米莉森特这才明白她为什么如此描述。抽烟、喝酒、赌咒，全都没有了，不再化妆了，她过去常演奏的音乐也没有了。她现在弹圣歌，她曾经嘲笑的那种。她什么颜色都穿了，还烫了一个糟糕的头—她的头发变得灰白，额头上立着一簇簇小卷。“过去的某些生活一想起来，真是要反胃。”她说。米莉森特感觉，她和波特就是属于让她反胃的那个时代的。
那座房子没有卖或出租。也没有拆掉，它的结构非常坚固，不会轻易倒下。它能世世代代地屹立，看起来仍是合情合理。裂缝里长出了树，树枝从墙砖中伸出，墙却没有倒。窗框向一角斜去，窗子却没有掉下来。门锁上了，孩子们却能进去，在墙上涂鸦，打破了多丽留下的瓦罐。米莉森特从来没有进去看过。
那是多丽和艾伯特过去做的事，后来是多丽一个人做的事。他们还是孩子时，就开始了吧。每年的秋天，他们—后来是她一个人—捡齐所有从树上掉下来的核桃。他们捡呀捡，核桃越来越少，直到他们确认是最后一个，或者是倒数第二个。他们开始数核桃，把最后的总数写在地窖的墙上。日期，年代，总数。核桃捡回来后，就没有用了。沿着田埂倒下去，随它们烂掉。
米莉森特没有继续做这种无用功。她有很多家务事要做，她的孩子们也是。但是每年到了核桃落在长草坡的季节，她就会想起这个习惯，想起多丽直到死去肯定都会一直遵循这个习惯。习惯的生活，季节性的生活。核桃掉下来，麝鼠在小溪里游泳。多丽肯定相信她就应该过这种生活，她那合理的古怪，能忍受的孤独。也许她还会有另一只狗。
但我不许这样，米莉森特想。她不许这样，她当然是对的。她活到了一个老太太的年纪，她还活着，虽然波特已经死了几十年了。她并不怎么注意那座房子。它就是在那儿。但是她偶尔会看见它扭曲的墙面和空洞歪斜的窗子。后面的核桃树，一天天的，失去了它们那精致的树冠。
我应该拆了它，把砖卖掉，她说，她竟还没有这么做，似乎让她有点困惑。
（陈笑黎 译）
[1] 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指哥伦比亚河最北部的一处弯曲地段。
[2] 18世纪苏格兰民歌，讲述普雷斯顿潘战役中，约翰·科普将军率领的苏格兰军队战败的事件。
阿尔巴尼亚圣女
在马拉希阿马达[2]的群山之中，她肯定试过把名字告诉他们，可他们都听成了“洛塔尔”。向导被枪击中的时候，她从尖利的岩石上跌下来，腿上受了伤，还发起了烧。那些人把她裹进毯子里，绑在马背上，究竟花了多长时间才把她带出了群山，她完全不知道。他们时不时地喂她点儿水，有时候是拉基酒，一种烈性白兰地。她能闻到松木的气味。他们还坐了一会儿小船，她那时醒过来，看到了天上的星星，明暗闪烁，位置变幻—一簇一簇摇移着，令她很不舒服。后来，她才想到，他们那时肯定是在湖上。斯库台湖[3]，或叫施罗德湖，或叫斯坎德湖。他们扯着芦苇爬上岸边。毯子里满是水中的小虫，都爬在她腿上裹着的碎布上。
在旅途的终点—尽管她当时并不知道那就是终点—她躺在一间石头小屋中，那是一座被称为库拉的大房子的外屋。住在这里的都是病患和垂死的人，没有分娩的产妇，这些妇女都是在玉米田或者运货去市场的路边生下孩子。
她在一张蕨草堆成的床上躺着，也许躺了好几个星期了。床很舒服，脏了或者染上了血的话，也很方便更换。一位名叫蒂玛的老妇人照顾她，蒂玛用一种蜂蜡、橄榄油和松脂制成的药膏封住伤口，每天数次除去衣物，用拉基酒冲洗伤口。洛塔尔能看见黑色的蕾丝窗帘从屋椽垂下来，还以为自己躺在家中的房间里，而照顾自己的就是妈妈（其实她早已过世）。“你干吗要挂这种窗帘？”她说，“难看死了。”
她能清楚地看见蜘蛛网，全都挂满了厚重的灰尘，数年无人惊扰。
而且，在她神志昏迷的时候，感觉有一块宽板—类似棺材板的东西，按在自己的脸上。不过，等她清醒过来，才发现那不过是一个十字架，木头的，一个男人正拿给她亲吻。那男人是牧师，属于圣方济各会。他个子高，面容严肃，有着黑色的眉毛和小胡子，体味刺鼻，除了十字架，还带着一把枪，后来她才知道那是一把勃朗宁左轮手枪。他只看样子就知道她不是穆斯林，但他没想过，她有可能是不信教。他懂一点英语，可是发音却让她听不明白，而她那时候也完全不懂当地的盖格方言。但是，她的烧退了之后，他试着说了几句意大利语，他们总算能够交谈了，因为她在学校学过意大利语，还在意大利旅居过半年。他比周围人听懂的都要多，一开始，她还指望他能完全明白自己的话。离得最近的城市是哪里？她问他。他回答说，斯库台。那么，请到那里去吧，她说，去那里找到英国领事馆，如果那里有的话。我属于大英帝国。告诉他们我在这里。要是没有英国领事，就去找警察。
她不知道，无论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人们都不会去找警察。她也不知道，现在她属于这个部落，属于这个库拉，虽然，他们并没打算囚禁她，把她关在这里只是一个尴尬的错误。
袭击女人，是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可耻行为。他们射杀向导的时候，还以为她会调转马头，沿着山路飞奔而回巴尔[4]。但她的马受到枪声惊吓，被大石头绊倒了，她也从马上摔下来，腿部受了伤。他们没办法，只能穿过黑山和马拉希阿马达之间的边界线，带她一起回来。
“但是，为什么抢劫向导而不是我？”她问，想当然地以为枪击的动机是抢劫。她想起来那些人饥饿的样子，那个人和他的马，还有他飞扬的白色头巾。
“哦，他们不是劫匪！”牧师震惊地说，“他们都是好人，杀他是因为与他的家族有血债，这是他们的规矩。”
他告诉她，那个被枪杀的人，她的向导，杀死过这个家族里的一个人，原因是那个人杀死了他家族里的某个人。这种冤冤相报迄今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仍将持续下去，因为总是有更多的子嗣出生。而他们认为本族的子嗣比世界其他地方的都多，才能满足需要。
“当然，这很可怕，”牧师总结说，“不过，这是为了他们的荣誉，他们家族的荣誉。他们随时准备为这荣誉而牺牲。”
她说，那位向导既然逃到了黑山，说明他还没准备好吧。
“那也没什么区别，不是吗？”牧师说道，“即使他逃到了美国，也一样。”
在的里雅斯特[5]，她登上一艘汽艇，要驶往达尔马提亚海岸。她和朋友们在一起，是在意大利认识的柯曾斯夫妇，还有他们的朋友兰姆医生，他是从英国前来跟他们会合的。他们来到这个小小的港口（意大利人称之为安蒂瓦里），住在欧洲宾馆，晚饭之后，就去露台散步。可是柯曾斯太太担心会感冒，于是走回室内打牌。晚上下起了雨，她醒来听到雨声，心中满是失望，更升起一股对那些中年人的憎恶，尤其是那个兰姆医生，她认为柯曾斯夫妇把他从英国叫来是为了结识她。他们可能以为她很有钱。一位大洋彼岸的女继承人，他们几乎可以宽恕她的口音。这些人吃得太多，然后又不得不吃药。他们总是对陌生的地方心存焦虑—那他们出来到底是为了什么？清晨，她还得和他们一起回到船上，不然他们又要大惊小怪。她永远也不可能穿过群山去往黑山的首府—有人告诫过他们去往那里十分不明智。她将永远不可能看到曾悬挂土耳其人首级的钟楼，也看不到诗人王子在树下为人们吟诗的悬铃木。她辗转无眠，决定天光初露就下楼去。虽然雨还在下，她还是决定去小城后面的路上走走看看，她知道那里有橄榄树丛中的废墟，还有山岩上奥地利人的堡垒、洛夫岑山的背面。
天公作美，宾馆的前台几乎立刻引荐了一位骑着瘦马、衣衫褴褛却令人愉快的向导。他们出发了—她骑着马，向导走在前面。路途陡峭而又曲折，到处都是大石头，日头越来越热，不断出现的阴影里却十分阴冷。她感到饥饿，觉得自己应该立刻返回，和晚起的同伴们一起吃点儿早饭。
向导的尸体被发现之后，人们肯定会找她。官方肯定也收到了通知—别管是哪个官方。船会准时出发，她的朋友们肯定上船走了。宾馆没有收走他们的护照。加拿大也没人会想到要调查，她并没有跟谁定期通信。她跟兄弟闹翻了，父母已经过世。你不把遗产花光是不会回家来的，她的兄弟说，到那时谁来照顾你？
在被带着穿过松林的时候，她醒了过来，发现虽然疼痛，自己却有种听天由命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拉基酒。前面男人的马鞍上挂着一包东西，一上一下地在马背上跌宕，她盯着看，那东西约有卷心菜大小，用一块硬邦邦的铁锈色布料包裹着。
我是在维多利亚的圣约瑟夫医院从夏洛特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她是我早年在那里的一个朋友。那时候我的友谊似乎都是既亲密又不稳定。我从来搞不懂人们为什么把事情告诉我，或者他们想让我相信些什么。
我带着鲜花和巧克力来到医院，夏洛特朝着玫瑰抬起头，细软的白发短而齐整。“呸！”她说，“它们毫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