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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家的四个孩子，最后这四个孩子都活下来了。”她看了看我：“有许许多多像安蒂尼亚克一家的人，这些人才是我所怀念的。”她把照片放回信封。
“贝尔夫人，”我柔声说，“我还看到了莫妮可的房子。”听到这里，她有些畏缩。“我很抱歉，”我说，“我不是想让你难过的。但是我认出它来是因为那口井——和前门上方的狮子头。”
“我有65年没看到那房子了，”她轻声说，“当然，我回过罗彻迈尔，但是我从没去过莫妮可的房子——我受不了。我的父母20世纪70年代去世后，弟弟马塞尔搬到里昂去了，我和村子的联系至此结束。”
我搅了搅茶：“对我来说很奇怪，贝尔夫人，因为我站在那里的时候看到百叶窗后有个移动的身影，就像一个迅速消逝的影子。但是不知怎么回事，那使我感到……震惊。让我觉得……”
贝尔夫人头发竖了起来：“觉得什么？”
我盯着她：“我说不清楚——是种无可解释的感觉，只能说我努力抑制住去上前敲门问问究竟的冲动……”
“问什么？”贝尔夫人尖声问。她的声调吓了我一跳。“你能问什么？”她再次问道。
“嗯……菲比，你能发现什么我还不知道的？”贝尔夫人淡蓝色的眼睛冒着怒火。“莫妮可和她的家人都在1943年去世了。”
我也盯着她，尽力保持平静：“但是你确信吗？”
贝尔夫人放下茶杯。我听到茶杯在托盘里轻轻震动了一下。“战争结束时，我去寻找他们的消息，同时也害怕我可能会发现的事实。我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的寻亲服务用他们的法语和德语名字都找过了。他们发现的记录——这花了两年的时间——表明莫妮可的母亲和兄弟都在1943年6月被送往达豪集中营了；他们的名字在运送名单中。但是之后就没有记录了，因为没有活下来的人就没有登记——带着小孩子的妇女都没有存活下来。”贝尔夫人哽咽了。“但是红十字会的确发现了一份莫妮可父亲的记录。他被选中做苦工，但是6个月后死去了。至于莫妮可——”贝尔夫人的嘴唇开始颤抖。“战后，红十字会无法找到她的消息。他们知道她在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在德朗西待了3个月。她的集中营记录——纳粹有着很详尽的记录文件——表明她在1943年8月5日到达那里。事实上，她有一份记录表明她活下来了。但是人们确信她就在那里被害了，或者在之后的某一天死在那里。”
我感到自己心跳加快：“但是你确定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贝尔夫人在椅子上挪了挪：“不，我不确定，但是——”
“战争过后你有再找过吗？”
贝尔夫人摇了摇头：“我花了三年时间寻找莫妮可，我找到的结果是我相信她的确死了。我感觉再找下去是徒劳的，而且会使我越来越不安。那时我快结婚了，要移居英国，我有机会开始崭新的生活。我做了一个或许有些鲁莽的决定，我要在已经发生的事情后面画条线：我不能一辈子都拽着这条线，永远惩罚我自己……”贝尔夫人的声音再次哽咽了：“我也没跟我丈夫提起过这件事——我怕在他眼中看到对我的失望，这会……毁掉一切。所以我把莫妮可的故事埋在心底……埋了几十年，菲比……谁也没告诉。一个都没有。直到我遇见了你。”
“但是你不能确定莫妮可死在奥斯维辛。”我仍坚持道。我的心脏在胸腔内跳得厉害。
贝尔夫人盯着我：“她真的死在那里了。即使不是，她也很有可能死在别的集中营，或者在1945年盟军进入德国的时候，纳粹强迫还能站起来的囚犯在风雪中去往德国境内其他集中营的过程中死了——只有一半的囚犯活了下来。那几个月中太多人被送往别处或者直接被杀害，成千上万的人死后都没有记录，我相信莫妮可就是其中一个。”
“但是你并不知道——”我想把话吞下去，可是嘴唇发干，“不是百分之百确信的话，你肯定有时候会想有无可能——”
“菲比，”贝尔夫人说，她淡蓝色的眼睛闪动着，“莫妮可死了65年了。她的房子就像是你卖的衣服，已经开始新生活，有了新主人。无论你站在她房子外面时是什么感觉，都是……不理智的。因为你看到的只是现在住在里面的人的影子，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显灵’——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使得你——我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她一手按住胸口，仿佛一只受伤的小鸟在颤抖。“我累了。”
我站起来。“我该回去了。”我把茶盘放进厨房然后回到客厅。“如果我让你生气了，很抱歉，贝尔夫人。我不是有意的。”
她痛苦地喘息着：“我很抱歉我变得这么……易怒。我知道你是好意，菲比，但是这对我来说太痛苦了——尤其是现在，我正面临着生命即将结束的现实，而且心里清楚我永远无法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错。”
“你是说你犯的错误。”我轻轻纠正她。
“是的。错误——可怕的错误。”贝尔夫人伸出手来，我握住了它。她的手又小又轻。“但是我很感激，你在思考我的故事。”我感觉她的手指绕上了我的手指。
“的确。我想了很多，贝尔夫人。”
她点点头：“对你的故事，我也一样。”
Chapter 10 与迈尔斯再次相约
星期四，瓦尔又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去她那儿拿修补好的衣服。下班之后，我便开车直接去了基德布鲁克。当我把车停在她家门口的时候，我有些绝望地盼着玛吉不在家。想到通灵那件事，我就觉得尴尬而且……心情低落。
当我把手放在瓦尔家的门铃上时，我发现一只肥嘟嘟的秋天常见到的蜘蛛已经在门铃上结网落户了。于是，我便大声地敲门。当瓦尔来开门时，我把蜘蛛指给她看。
她盯着蜘蛛说了句：“哦，很好啊，蜘蛛可是吉祥的标志——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因为，蜘蛛结网是为了把小耶稣藏起来，以避免被犹太人发现。是不是很神奇？所以啊，你永远都不该把蜘蛛打死。”瓦尔说道。
“我真没想到是这么回事。”
“啊……很有意思，”瓦尔依然凝视着那只蜘蛛，“它在网上爬来爬去，意味着你已经出去旅行了一趟，菲比。”
我惊讶地看着她：“我的确刚去了法国。”
“它刚才从网上爬下来，预示着你又要外出了。”
“真的吗？你知道的可真多啊。”我说道，走进了房子。
“哦，我觉得知道这些事是挺重要的。”
当我跟着瓦尔走过客厅的时候，闻到了玛吉身上标志性的烟味，我觉得心里暗沉沉的。
“嗨，玛吉。”我说道，挤出一个微笑。
“嗨，亲爱的。”玛吉粗声粗气地回应，她整个人陷在瓦尔缝纫室的扶手椅里。她正在吃消化饼干。
“那天真不走运。但是你应该让我继续试试的。”她用一根涂着深红色指甲油的手指刮着嘴角。“我觉得艾玛要来了。”她说道。
我盯着玛吉, 听到自己最好的朋友被她这么冷酷地说起，突然觉得很生气。“我倒不这么想，玛吉，”我极力让自己保持平静，“事实上，既然你提到了那件事，那我也不介意告诉你了，我觉得那次完全是浪费时间。”
玛吉看我的样子，就像我扇了她一巴掌似的。然后她从胸前拿出一包纸巾并且抽出一张。“问题是，你并不真的相信。”
我盯着她说道：“错了。我并非不信一个人的灵魂还可能在死后继续存在，也不是不相信有人能测出一个死人的存在。但你把我朋友的每一件事情都弄错了，包括她的性别——我忍不住就对你的能力有些怀疑了。”
玛吉一边擤鼻子一边说：“我那天不太舒服，”她吸了吸鼻子说道，“而且星期二早上我总是有些状态不佳。”
这时，瓦尔诚恳地说道：“玛吉真是个好人。那天晚上她还让我和我奶奶联系上了，是吧？”玛吉点点头。“我把她给我的柠檬豆腐的菜谱丢啦，所以要她再给我一份。”
“菜谱里是8个鸡蛋，”玛吉说，“不是6个。”
“我就是忘了这个，”瓦尔说，“不管怎样，多亏玛吉，我才和奶奶好好谈了一下。”我小心翼翼地转了转眼睛。“事实上，玛吉很优秀，因此受邀到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中做嘉宾，是不是啊，玛吉？”玛吉点点头。“我相信很多观众会喜欢她的。菲比，你该看看这个节目，”瓦尔亲切地说，“每周日的两点半。”
我拿起行李箱。“我会记住的。”我说。
第二天早上我给安妮展示瓦尔补好的衣服时——贝尔夫人的黄色褶皱晚礼服，闪闪发光的粉色Guy Laroche丝绸外套，Ossie Clark长裙，还有绛紫色斜纹套裙。安妮惊叹：“穿着肯定很漂亮！”我给她看那件边上被虫子咬坏的彩虹色Missoni针织裙。“补得真巧！”安妮仔细看了看说。瓦尔缝了一小片布用来挡住破洞。“她肯定是用细针缝的，所以针脚这么匀称，颜色也配得很好。”安妮举起那件香奈儿的宝石蓝半袖丝绸外套，“这件太美了。应该把它挂在橱窗上，你不觉得吗？或许可以替代那件Norma Kamali（诺玛·卡玛丽）裤装。”她若有所思地说。
在开店门之前，安妮8点进来帮我理货。我们把至少一半的衣物收了起来，取而代之挂起一些秋季色彩的衣服——深夜的湛蓝、番茄的鲜红、大海的碧绿、紫色还有金色——一种令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画作的珠宝色调。我们选取了一些诱人的面料——刺绣、蕾丝、绸缎、拷花丝绒、格子呢，还有花呢。
“不能因为我们卖古董服饰，就忽视衣服造型和色彩的流行趋势。”我手里抓着几件衣服再次从储物间下来的时候说。
“事实上，或许这更重要，”安妮说，“这一季有种‘清单’式的感觉。”我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衣服里翻出一件Balmain（巴尔曼）的樱桃红裙子、一件Alaia Couture（阿拉亚·库蒂尔）巧克力色掐腰翻领皮衣和一件Courrèges（库雷热）未来主义味道的橘黄色绉纱裙递给她。“件件都又大又夺目。”安妮接着说。“热烈大胆的色彩，精心设计的造型，不贴身的硬挺的衣料。菲比，这些你这里都有——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安妮几乎把贝尔夫人所有的晚装都拿了出来，然后盯着一套绛紫色斜纹裙装看。“这套裙子很可爱，但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它加上一条柔软的宽腰带和一个人造皮毛的领子——我能去找找吗？”
“去找吧。”
我把衣服挂到架子上，想象着贝尔夫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穿着它的样子。我想着三天前跟她的谈话，再次想到在战争余波中努力寻找莫妮可的行踪对她来说有多难。如果是在今天，她就可以在广播和电视上发布寻人启事；可以在全世界广发邮件，或者通过Facebook（脸谱网）、MySpace（我的空间）或者Youtube（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等网络渠道去发布信息。她可以仅仅把莫妮可的名字输入搜索引擎，看看会不会出现什么消息……
“找到啦，”安妮手里拿着一个“豹皮”领子走下楼来，“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她把领子放在衣服上。“的确很搭。”
“你能把这些放到套装上吗？”我走进办公室时对安妮说，“我得——上会儿网。”
“没问题。”
自从贝尔夫人把她的故事讲给我听，我就开始想着能不能在网上找到莫妮可，不管这想法听着有多不现实。但是我要是真找出什么信息来，我又该怎么办呢？我怎样才能瞒住贝尔夫人？这样的结果即便不是毁灭性的，也不会是什么好事，于是我努力抑制住这么做的冲动。但是去过莫妮可的房子之后，我的想法变了。我被自己想找出真相的欲望攫住了。然后因为无法解释的内在的冲动，我坐在电脑前，在谷歌搜索引擎中输进了莫妮可的名字。
什么重要的消息也没出现。我又输入了一次“莫妮卡·里克特”，出现了一个加州精神分析师、一个德国儿科医生和一个澳大利亚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名字，都跟莫妮可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接着我又输了一遍“莫妮可”，然后加上“奥斯维辛”，想着亿万个描写这个集中营的搜索结果中会不会有些提到她的目击记录。我又加上“曼海姆”，因为我记得那是她最早待过的地方。但是依然没有出现一点儿关于莫妮可和她家人的消息。
我盯着屏幕。这么说，就只能这样了。正如贝尔夫人说的，我在罗彻迈尔看到的不过是现在房屋主人的影子，房子早就没有了它战争时期主人的记忆。我打算关掉浏览器，看看红十字会的网页。
在红十字会主页上，有战后开始的寻人服务的介绍，现在德国的档案已经包含了将近5 000万份与集中营有关的纳粹资料。任何人都可以咨询红十字会的档案管理员。每次咨询需要大概一到四个小时。基于咨询的数量较多，咨询者“最多”需要等三个月才能拿到查询报告。
我点开“表格下载”，惊讶于表格是这么简短：只需要被寻找的人的个人信息以及最后看到他们的地方。咨询者需要提供自己的信息，并说明自己与被寻找的人的关系。还需要说明寻人的理由，有两个选择——“赔款”或者“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喃喃自语。
我把表格打印出来放进信封。我要在贝尔夫人的侄女走之后带给贝尔夫人，然后一起填好，用电子邮件发给红十字会。如果他们在信息库中找到任何关于莫妮可的信息，我觉得至少贝尔夫人最终会得到结束整个事件的机会。“最多”三个月说明查询报告很有可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