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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的黑色双眸和乌黑的秀发，她那头发是如此黑亮，有时在灯光下甚至就变成了蓝色。还有她无法掩饰的外地口音，总是让她从周围的人中‘脱颖而出’。”贝尔夫人的目光又回到了我的身上，“每次她因为口音被嘲笑时，她总是说这是巴黎口音。但是我母亲说那不是巴黎口音，那是德国口音。”
贝尔夫人双手合十，她手上戴的珐琅手镯和她手表上的金链子碰撞出丁零的响声。“莫妮可开始来我家玩了，我们一起在田间和山上游玩，一起摘花，一起谈论女孩子的事情。有时，我会问她关于巴黎的事，我只在照片上看过巴黎。莫妮可和我说了她在城里的生活，虽然她老是搞不清她家具体住哪儿。她总是提起她最好的朋友米利亚姆。米利亚姆……”贝尔夫人的脸上突然有了光彩，“丽普兹卡。这么多年后，我还记得这个名字。”她看着我，缓缓地摇了摇头，“就是这样的，菲比，当你老了以后。那些很早以前深埋在你心里的人或事，会突然浮出水面，而且还很清晰。丽普兹卡，”她嘀咕着，“是的……我记得她和我说她们原本是来自乌克兰。莫妮可说她很想念米利亚姆，她特别为米利亚姆感到骄傲，因为她是个小提琴手。每次莫妮可提到米利亚姆时，我就感到很痛苦，我暗自希望我可以成为莫妮可最好的朋友——虽然我没有什么音乐才华。我记得那时我很喜欢去莫妮可家，她家有些远，在村庄的另一头，靠近铁轨那边。她家有个花园里头种着很多花，还有一口井，正门上有块匾，上面刻着狮子头像。”
贝尔夫人放下了手中的杯子。“莫妮可的爸爸爱幻想，是特别不切实际的一个人。他每天都骑车去阿维尼翁，他在那边的一家会计公司里给人看管书籍。她妈妈就在家照看一对3岁的双胞胎儿子，奥利维尔和克里斯托弗。我记得有一次去她家，看到年仅10岁的莫妮可做了全家人的晚餐。她说她不得不学会做饭，因为她母亲在生完双胞胎后整整两个月卧床不起。莫妮可是个很棒的厨师，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她做的面包。”
“不管怎样……战争还在继续。我们小孩子知道这件事，但是关于战争我们懂得很少，因为那时没有电视，收音机也很少，而且大人们把这些东西藏得离我们远远的。实际上，他们在我们面前也基本上不说起这些事，除了抱怨抱怨配给制度——我父亲最大的抱怨就是分到的啤酒太少了。”贝尔夫人说着停了下来，她的嘴唇稍稍翘起，“1941年的夏天，那个时候我和她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有一天，我和莫妮可去散步。在纵横交错的乡间小道中，我们沿着其中一条路走了大概有两英里左右，之后便来到了一个摇摇欲坠的谷仓前。当我们进去想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时候，我们刚好说到了名字这件事。我和她说我不喜欢自己的名字——特蕾莎。我觉得我的名字太普通了。我爸妈要是给我起名叫尚塔尔该多好啊。我又问莫妮可是否喜欢自己的名字。出乎我意料的是，她突然满脸通红，脱口说出莫妮可其实不是她的真名。她的真名其实叫莫妮卡·里克特。我当时……”贝尔夫人又摇了摇头，“很惊讶。然后莫妮可说，5年前她们家从曼海姆搬到了巴黎，然后她爸爸给全家改了名好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被接受。她父亲决定改姓为黎塞留是因为著名的红衣主教。”
贝尔夫人又望向了窗外。“我问莫妮可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德国，她说因为他们感到不安全了。起初，她没有说明原因，但在我的追问下，她还是告诉了我，那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她说她从没向任何人说过这件事，而且他们一直隐藏着自己的身份。然后她让我发誓不对任何人说这件事，要不然我们就再也做不成朋友了。我当然答应了，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犹太人身份也需要保密——我知道犹太人已经在阿维尼翁生活了好几百年了，在市中心还有个古老的犹太教会堂。但是如果莫妮可不想让人知道这件事，我就绝对替她保密。”
贝尔夫人又开始拨弄着那件小外套，摸了摸衣服的袖子。“就这样，我觉得我也应该告诉莫妮可一个秘密。我告诉她我最近喜欢上了学校里的一个小男孩——让·吕克·奥马热。”贝尔夫人说到这里嘴巴紧闭成一条线，“我记得当我告诉莫妮可这个男孩的名字时，她看起来有些不舒服。她说让·吕克·奥马热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人，而且长得也很好看。”
贝尔夫人的目光又游离到了窗外。“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尽量不去想战争的事情，我们很庆幸我们是生活在南部的‘自由’区。但是一天早上——1942年6月下旬，我发现莫妮可特别伤心。她告诉我说她不久前收到了米利亚姆的信，米利亚姆告诉她，现在她就像沦陷区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都被要求佩戴黄色的星星。是颗六角形的星星，中间写着‘犹太’（Juive），被缝在衣服的左边。”说到这儿，贝尔夫人重新整理了一下搭在大腿上的外套，不断地抚摩这件蓝色的衣服。“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战争的事情。晚上的时候，我会坐在爸妈房间外的楼梯上，竖着耳朵听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他们也是偷偷地调到那个频道。就像很多人一样，为了收听关于战争的报道，父亲也买了第一台无线广播。我还记得当他们在听这些公告时，父亲常常愤怒或绝望地大叫。我从其中的一个节目中得知现在南北方针对犹太人的一个特殊法律规定：犹太人不可以参军，没有资格担任政府要职，无权购买房屋土地。他们必须遵守宵禁，在巴黎乘坐地铁时，他们只能乘坐最后一节车厢。”
“第二天，我问妈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但是她只是说现在是艰难时期，我最好不要去想这恐怖的战争，战争马上就会结束——上帝保佑。”
“我们继续过我们‘平常’的生活。但是在1942年11月，这种假装‘平常’的生活突然被迫结束了。11月12日，父亲早早地就回到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看见两名德国士兵骑着摩托车，车旁还装着机关枪，驻扎在从村里到市中心的主干道上。”
“第二天早晨，父亲、弟弟和我还有其他很多人一起走着去了阿维尼翁。我们感到很恐惧，因为我们看到德国士兵站在他们的长官旁，还看到教皇宫外那成排成排的黑亮的雪铁龙。德国军队就驻扎在市政厅外，他们戴着盔甲、眼镜巡逻在我们历史悠久的道路上，那些车辆都是武装过的。对我们孩子来说，他们看起来很滑稽——就像是外星人——我还记得有一次父亲因为我和马塞尔指着德国士兵大笑而对我们发怒。大人们让我们不要看他们，就像他们不存在一样。他们说如果村里的人都这样做的话，那么德国士兵的存在就影响不了我们的生活。但是马塞尔和我都知道这只不过是在假装——我们都知道从前的‘自由区’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已经遭受了敌人的攻击！”
贝尔夫人停了下来，又将另一缕头发拨到了耳朵后面。
“从那时起，莫妮可变冷漠了，变得很警惕。每天一放学她就直接回家。周末她也不出来玩，我也没有再去她家了。为此我很难过，但是我每次试着和她说这事的时候，她总是说她现在没什么玩的时间了，家里头母亲需要她帮忙。”
“一个月后，当我在排队买面粉的时候，我不经意间听到排在我前头的人抱怨说现在我们地区居住的所有犹太人的身份证和购物票上都必须打上‘犹太人’的字眼。这个人他自己肯定是个犹太人，他说这种行为是令人愤怒的侮辱。他们家三代都居住在法国，难道在一战的时候他们没有为法国效力吗？”贝尔夫人眯着她那淡蓝色的双眼，继续道：“我记得他在教堂里挥拳表示不满，他责问‘自由，平等，博爱’现在都到哪里去了。我那时太天真，我以为他至少不用像米利亚姆那样身上也要被迫佩戴上一颗星星，所以他要幸运多了。”她看着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身上佩戴星星比起证件上印‘犹太人’其实情况要好得多。”
贝尔夫人闭目休息了一会儿，就好像是这回忆让她筋疲力尽了。然后，她睁开双眼向前看去。“1943年初，大概是在2月中旬的样子，我看见莫妮可站在学校大门旁正和让·吕克说着话，他那时已是个15岁的帅小伙儿了。从他给莫妮可围围巾的方式——当时很冷——我可以看出他喜欢莫妮可。从她对他的微笑中，我也看出了她是喜欢他的，她的笑不是鼓励的笑而是非常甜蜜的笑……甜蜜中还带着一丝焦虑。”贝尔夫人说到这里，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中，“我当时还很迷恋让·吕克，虽然他从没像看莫妮可那样看过我。我太傻了，”她很抑郁地说，“我怎么就那么傻呢。”我拍了拍胸口，就像是在打自己一样。然后她声音微颤地说道：“第二天，我问莫妮可她是不是喜欢让·吕克。她只是近乎忧伤地看着我然后说：‘特蕾莎，你不明白。’这更让我确信她是喜欢他。然后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和她说我喜欢让·吕克时她的反应。当时她看起来就不是很舒服的样子，现在我知道是为什么了。但是莫妮可说我不明白是对的，我是不明白。如果我明白这一切，”她低沉地说，然后又摇了摇头，“如果我明白的话……”
贝尔夫人沉默了片刻来恢复自己的情绪，然后继续说：“放学后，我哭着跑回家。妈妈问我为什么哭，我没有告诉她，因为这实在是太难为情了。妈妈抱住了我，让我擦干眼泪，她说要给我个惊喜。她从做针线活的地方拿过来一个包。里面装着一件蓝色的羊毛小外套，它的蓝就像是6月清晨那晴朗天空的蓝。我试穿的时候，妈妈说她为买这块布料足足排了5个小时的队，这是她趁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赶出来的。我抱住妈妈，告诉她我很喜欢这件小外套，我会永远留着它。妈妈笑着说：‘小傻瓜，你不会的。’”贝尔夫人对着我苦笑着说，“但是我确实一直留着它。”
她又摸了摸衣服上的翻领，眉间的皱纹变得更深了。“4月的某一天，莫妮可没有来上学。第二天她还是没有来学校，之后就一直都没再来上学了。我问老师莫妮可去哪儿了，她说她也不知道，不过她相信不久之后莫妮可就会回来的。眼看复活节已经到了，但是莫妮可还是没有出现，我不断地问我父母她去哪儿了，他们说我最好是忘记她——我可以交新朋友。我说我不想要交新朋友——我只想要莫妮可。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便跑去她家里。我敲了敲门，但是没有人在。我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里看，桌上还留着剩下的饭菜。地上有个碎了的碟子。他们已经匆匆离开了。我决定要给莫妮可写信。我坐在井旁，开始在脑海里构思我的信，但是我突然意识到我根本没法给她写信，因为我连她在哪儿也不知道。我感觉很糟糕……”贝尔夫人咽了咽口水。
“那个时候，”她讲道，“天气还是很冷。”说到这里，她的身子下意识地瑟瑟发抖。“虽然已经入春很久了，但是我还是穿着我的蓝色外套。我一直在想莫妮可到底去了哪儿，她和她的家人为什么就突然地不见了。我的父母亲从不和我谈这件事，但是对于作为孩子的我来说，这事情总是还会有一线希望的。我相信莫妮可总有一天会回来，如果现在回不来，那战争结束后她肯定还会再回来的——但是如果她不在了，或许让·吕克会注意到我。我还记得我当时想尽了办法去引起他的注意。那时我刚刚14岁，就开始偷用妈妈的唇膏，晚上还用卷发纸，就像妈妈那样，我还用鞋油刷黑我的睫毛——有时搞得很滑稽。我还会把脸蛋捏得红彤彤的。比我小两岁的马塞尔觉察到了我的变化，开始无情地嘲笑我。”
“在一个温暖的周六早晨，我和马塞尔吵了一架——他一直在刺激我，我简直无法忍受。我砰的一声打开门，跑出了屋外。我走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来到了那个摇摇欲坠的老谷仓。我走了进去，坐在一块有阳光的地上，背靠着稻草堆，听着雨燕在我头顶的屋檐下唧唧喳喳地叫着，远处火车隆隆地响着，顿时感到一阵悲伤。我不禁哭了起来，没完没了。我就这样泪流满面地坐在那里，身后隐约传来沙沙声。我很害怕，以为那是老鼠。但是我又很好奇，于是站起来走到谷仓的后头，就在那一堆稻草的后面，一条粗糙的灰色毯子上躺着……躺着莫妮可。”贝尔夫人十分不解地看着我，“我感到很奇怪。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在那里。我轻轻地叫了她一声，但是她没有理我。我突然变得有些慌乱。我在她耳边拍了拍手，然后跪下来轻轻地摇了摇她……”
“她醒了吗？”我问。我的心这时候怦怦跳得厉害：“她醒了吗？”
“她醒了——谢天谢地。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她醒来时的表情。即使她认出了我，她还是往我身后看了看。她最初的恐慌变成了放松的状态，但是依然混杂着困惑。她悄悄地告诉我刚才因为睡着了所以她没有听到有人进来，她这么困都是因为晚上睡不好的缘故。说完她便非常僵硬地站了起来，站在那里看着我。她紧紧地抱住了我，我也试图去安慰她……”贝尔夫人讲到这儿便停了下来，眼里泛着泪光，“我们坐在一个草堆上。她告诉我她已经在这儿待了8天了。其实是有10天了。在4月19日那天纳粹秘密警察去了他们家，当时她刚从外头买面包回来，那些人带走了她的父母和弟弟们，她的邻居安蒂尼亚克一家人看她从外头回来，赶紧让她掉头。他们将她安置在自家的阁楼里，到了晚上就把她送到这废弃的谷仓里——这碰巧是莫妮可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