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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反而是伤害了他们，让他们的孤独感无法出现。
近几年来，我常在做懺悔和检讨。在大学任教这麼久，自认為是一个好老师，却也曾经扮演过压迫孤独者的角色。有一次看到女学生為了参加舞会，清晨两点鐘在围墙铁丝网上迭了六床棉被，一翻而过；我告诉她们要处罚背诗、写书法，但不会报告教官。其实我心裡觉得她们很勇敢，但还是劝她们回去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虽然后来她们还是跳出来了）。更有趣的是，这个铁丝网曾经让校长在校务会议上得意地对我说，这是德国进口犹太人集中营专用的圆形铁
丝网，各面都可以防范——可是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你关都不关不住。
《牡丹亭》说的也是同样的故事，十六岁的杜丽娘怎麼关都关不住，所以她游园惊梦，她所惊的梦根本是个春梦。
卷一 情慾孤独(5)
无法仰天长啸
后来如何大彻大悟呢？因為一个学生。学运刚刚开始，有个学生在校园裡贴了张布告，内容是对学校砍树的事感到不满，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二愣子，把自己的名字都写了上去。认同的抚掌叫好，说他伸张正义，敢跟校长意见不同，还有人就在后面写了一些下流的骂校长的话，但他们都没有留名字，只有二愣子被抓去了。
学校决定要严办此事，当时我是系主任便打电话给校长，校长说：「我要去开会，马上要上飞机了。」我说：「你给我十分鐘，不然我马上辞职。」后来我保住了这个学生，没有受到处罚。但是当我把这个学生叫来时，他对我说：「你為什麼要这样做？你為什麼不让他们处罚我？」我到现在还在想这件事。
在群体文化裡，二愣子很容易受到伤害，因為他们很正直，有话直说，包皮括我在内，都是在伤害他。我用了我的权力去保护他，可是对他来讲，他没有做错，為什麼不让他据理力争，去向校长、向训导单位解释清楚，让他為自己辩白？
不管是爬墙的女孩，或是这个贴海报的学生，都是被我保护的，但是，我自以為是的保护，其实就是在伤害他们的孤独感，使孤独感无法完成——我在设法让他们变得和群体一样。
如阮籍等人都是被逼到绝境时，他们的哭声才震惊了整个文化，当时如果有人保护他们，他们便无法仰天长啸。
活出孤独感
竹林七贤之嵇康娶了公主為妻，是皇家的女婿，但他从没有利用駙马爷的身分得名得利，到了四十岁时遭小人陷害，说他违背社会礼俗，最后被押到刑场砍头。他究竟做了什麼伤风败俗的事？不过就是夏天穿着厚棉衣在柳树下烧个火炉打铁。这不是特立独行吗？这不是和群体的理性文化在对抗吗？而这是法律在判案还是道德在判案？
嵇康被押上刑场的罪状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无益於今，有败於俗」，这个罪状留在歷史裡，变成所有人的共同罪状——我们判了一个特立独行者的死刑。
嵇康四十岁上了刑场，幸好有好友向秀為他写了〈思旧赋〉，写到他上刑场时，夕陽在天，人影在地。嵇康是一个美男子，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当他走出来时，所有人都被惊动，因為他是个大音乐家，在临刑前，叁千太学生还集体跪下求教，然而，嵇康弹了一曲〈广陵散〉后嘆曰：「广陵散於今绝矣！」
有人说，嵇康怎麼这麼自私，死前还不肯将曲谱留下？但嵇康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听〈广陵散〉。如果活不出孤独感，如果做不到特立独行，艺术、美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就是附庸风雅而已。
每次读向秀写的〈思旧赋〉总会為之动容，生命孤独的出走，却整个粉碎在群体文化的八股教条上。
竹林七贤的孤独感，毕竟曾经在文化中爆放出一点点的光采，虽然很快就被掩盖了，在一个大一统的文化权威下，个人很快就隐没在群体中，竹林七贤变成了旁人不易理解的疯子，除了疯子谁会随身带把锄头，告诉别人，我万一死了，立刻就可以把我给埋葬？
然而，孤独感的确和死亡脱离不了关系。
生命本质的孤独
儒家的群体文化避谈死亡一如避谈孤独，一直影响到我母亲那一代腊月不谈「死」或谐音字的禁忌。即使不是腊月，我们也会用各种字来代替「死」，而不直接说出这个字，我们太害怕这个字，它明明是真实的终结，但我们还是会用其他的字代替：去世、过世、西归、仙游、升天……都是美化「死」的字辞。
死亡是生命本质的孤独，无法克服的宿命。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说过，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开始走向死亡。他有一篇很精采的
小说〈墙〉，写人在面对死亡时的反应。他一直在探讨死亡，死亡是这麼真实。庄子也谈死亡，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凝视一个骷髏，最后他就枕着骷髏睡觉。睡着之后，骷髏就会对他说话，告诉他当年自己是个什麼样的人。这是庄子迷人的地方，他会与死亡对话。
相反地，孔子好不容易有个特立独行的学生，问他死亡是什麼？马上就挨骂了：「未知生，焉知死」，可是，怎麼可能不问死亡呢？死亡是生命裡如此重要的事情，一个文化如果迴避了死亡，其实是蛮软弱了。儒家文化固然有乐观、积极、奋进的一面，但是我觉得儒家文化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始终不敢正视死亡。
儒家谈死亡非得拉到一个很大的课题上，如「捨生取义」、「杀生成仁」，唯有如此死亡才有意义。所以我们自小接受的训练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死亡，可是人的一生有多少次这种机会？
小时候我总是认為，如果看到有人溺水，就要不加思索地跳下去救他，不管自己会不会游泳，如果不幸溺死了，人们会為我立一个铜像，题上「捨生取义」。一个很伟大的哲学最后变成一个很荒谬的教条。
如果在生命最危急的情况下，对其感到不忍、悲悯而去救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绝对是人性价值中最惊人的部分。但是，如果是為了要「成仁」而「杀生」，就变成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就好比，如果我背上没有「精忠报国」这四个字，我是不是就不用去报国了？
孤独与伦理规范
忠、孝究竟是什麼？当我们在谈孤独感时，就必须重新思考这些我们以為已经很熟悉的伦理规范。文化的成熟，来自於多面向的观察，而不是单向的论断；儒家文化有其伟大之处，孔子的哲学也非常了不起，但当一个思想独大之后，缺乏牵制和平衡，就会发生许多问题。检视这些问题并非去否认问题，不能说「今日儒家文化已经式微了」，我们最底层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语言模式，在本质上都还是受儒家的影响，而这裡所说的「儒家」早已跳脱哲学的范畴，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就像我习惯在校园发现问题时，立刻以系主任的职权去维护学生，这也是「儒家」，為什麼我不让它成為一个议题，公开讨论？
在我们的社会中缺乏议题，包皮括情慾都可以成為一个议题。
从法国回来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学任职，是校内十叁位一级主管之一，当时学生如果要记大过，就必须开会，由十叁位主管都同意签字后才能通过。这件事通常是由训导单位决定，到会议上只是做最后的确认，不会有太大的争议。我第一年参加时看到一个案例，那是一九七七年发生的事，一个南部学生到北部读书，在外租屋；房东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这个学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时勾引他的老婆，学校就以此為罪状，要学生退学。我觉得应该要了解背后的因由，当下不愿意签字，当我提出看法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蒋先生毕竟是从法国回来的，性观念比较开放。」
听了，我吓一跳，我还没来得及说明，就已经被判定了。
不管是这个案例或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实都是不自觉地受到群体文化的影响，许多事情都变成了「想当然耳」，即使事后发现不是如此，也不会有人去回想為什麼当初会「想当然耳」？
孤独感的探讨一定要回到自身，因為孤独感是一种道德意识，非得以检察自身為起点。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為的反省才是。
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学生要他逃走，他在服刑和逃跑之间，选择了饮下毒汁而死，因為他认為他的死刑是经过民主的投票，他必须遵守这样子的道德意识，接受这样子的结局。这才是道德，非如今日社会中，从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辞地指着别人骂：不道德！
我相信，有一天，孤独感会帮助我们重新回过头来检视道德意识，当其时道德情操才会萌芽。就像阮籍不在母亲丧礼上哭，让所有的人说他不孝，而看到他吐血的只有一个朋友，便把这件事写在《世说新语》。他不是没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表演。
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為开始分离。
卷一 情慾孤独(6)
对生命的怀疑
我出版过一些书，谈了美学、谈过诗，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我想我最终的着作应该是一本懺悔录。我相信，最好的文学是一本最诚实的自传，目前我还没有勇气把它写出来，但已经在酝酿，我也知道这会是我最重要的功课。我是要跳回去做一个和稀泥的人，去掩饰跳墙、记过的事件，还是要做阮籍或嵇康？
这就是我的选择了。
我想，台湾应该是一个可以有距离的去对抗儒家文化传统的地方，奈何我们既隔离在外，却又以儒家正统文化自居，因為我们认為对岸破坏了儒家传统，所以我们必须去承接，事实上我们所背负的包皮袱比对岸更重。所以我到上海时便发现，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孤独感一下子就跑出来了，特立独行的个人也出现了……好像，台湾要发动在内心深层处的孤独感革命更难了……
家庭、伦理的束缚之巨大，远超於我们的想像。包皮括我自己，儘管说得冠冕堂皇，只要在八十四岁的妈妈面前，我又变回了小孩子，哪敢谈什麼自我？谈什麼情慾孤独？她照样站在门口和邻居聊我小时候尿床的糗事，讲得我无地自容，她只是若无其事地说：「这有什麼不能说的？」
其实，我母亲和许多母亲一样，手上一直握有一把剪刀，专门剪孩子的头发，比中学时代教官手中那一把更厉害，这一把看不见的剪
刀叫做「爱」或是「关心」。因為这把剪刀，母亲成為我走向孤独的最后一道关卡。
在我们的文化中，以「爱」、「关心」或是「孝」之名，其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不允许相对的讨论、怀疑——而没有怀疑就无法萌生孤独感，因為孤独感就是生命对生命本身採取怀疑的态度。
我们活着真的有价值吗？我不敢说。我也不敢说杀生一定成仁，捨身一定取义，鲁迅写的秋瑾杀生、捨身之后，其鲜血只是沾染了一颗馒头，让一个得肺癆的小孩食用，她甚至救不了他。这个了不起的文学家颠覆了儒家成仁、取义的观念。
生命的意义
生命真的有意义吗？儒家文化一定强调生命是有意义的，但对存在主义而言，存在是一种状态，本质是存在以后慢慢找到的，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本质，除了你自己。所以存在主义说「存在先於本质」，必须先意识到存在的孤独感，才能找到生命的本质。
在七○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存在主义是台湾非常风行的哲学，不管是透过戏剧、透过文学。例如当时有一部戏剧是贝克特的《等待果陀》，两个人坐在荒原上，等待着一个叫做Godot（中文译為果陀，Godot是从God演变而来，意指救世主）的人，等着等着，到戏剧结束都没有等到。生命就是在荒芜之中度过，神不会来，救世主
不会来，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没有来。我们当时看了，都感动得不得了。
从小到大，我们都以為生命是有意义的，父母、老师等所有的大人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包皮括我自己在当了老师之后，都必须传递这个讯息，我不能反问学生说：「如果生命没有意义，值得活吗？」但我相信，我如果这麼问，我和这个学生的关系就不会是师生，而是朋友，我们会有很多话可以讲。
如果你问我：「生命没有意义，你还要活吗？」我不敢回答。文学裡常常会呈现一个无意义的人，但是他活着；卡夫卡的《蜕变》用一个变成甲虫的人，反问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变成一隻昆虫，或是如鲁迅〈狂人日记〉所说人就是昆虫，那麼这个生命有没有意义？我想，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你以為找到了反而失去意义，当你开始寻找时，那个状态才是意义。现代的文学颠覆了过去「生下来就有意义」的想法，开始无止尽地寻找，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都不是最终的答案，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
陈凯歌的《黄土地》裡，那群生活在一个荒凉的土地上，像土一样，甚至一辈子连名字都没有的人，他们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相信活着是有意义的，或许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意义。然而，不管生命的意义為何，如果强把自己的意义加在别人身上，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我相信，意义一定要自己去寻找。
如果婴儿出世后，尚未接触到母亲前，就被注射一支针，结束了生命。那麼，他的生命有意义吗？存在主义的小说家卡繆（AlbertCamus）有过同样的疑惑，他在小说裡提出，如果婴儿立刻死掉，他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问的是生命非常底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