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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可能有经邦济国的头脑与胸襟。他们的从政理念无非就是攀附与整人。巴结上司、打击同僚，培植亲信——这三件事，是他们从政活动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的一伙无知小人，居然能屡屡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那么这个国还能有什么希望？抗金大业千头万绪，即便没有掣肘尚且费力，谁还能禁得起他们事事死打烂缠？圣人说得对：“道不同，不相为谋。”李纲的退隐之心，已是斩钉截铁！
想到此，他来到龙椅前跪下，索性说出了掏心窝的话：“臣蒙陛下眷顾，登极之初首命为相。而潜善、伯彦自以为有攀附之功，窥伺相位，自不待言。而陛下却虚位以召臣（留着空位子给我），两人必对臣切齿痛恨，嫉妒无所不至。臣曾建议，议伪命、料理两河、巡幸勿离中原等，此二人偏要处处与臣不同。黄潜善尚未为相时，之所以进谗言指摘臣，不过欲为相而已。今既已为相，仍打压不止，不过欲逼迫臣去职而已！
“臣生性直，却立于群枉之中，唯有赖陛下明察。臣以世俗之事做比喻，今有人患病，众医不能治，而请来草泽之医。待草医开好药方，众医皆阻拦，使之不得用药。草医只能辞别，岂敢负医疗之责？又如大厦之将倾，请来良匠修理之，必换栋梁，而以木柱暂做支撑。众工匠却百般诋毁，主人不察，既不许换栋梁，又将木柱全部撤去，则良匠亦只得告去。何也？倒塌之责不能担也！
“朝廷承平无事之时，宰相犹可尸位素餐、冒受荣宠；今艰难多故之秋，臣自料终不能当陛下之厚望，怎敢久居此位？臣曾建议：车驾巡幸不可以离中原，潜善等欲往东南，所以必打压张所、傅亮而迫臣去职。臣东南人，岂能不愿跟随陛下去东南为安？但车驾巡幸所至，实乃天下人心所系，中国重心之所在，一离中原，则后患不堪设想！所以臣不敢雷同众说。
“愿陛下以宗社为心，以生灵为意，以二圣未还为念，留心恢复大业，勿以臣去而改原议。臣虽离左右，岂敢一日忘陛下？惟有不胜依恋之至！”
说罢，李纲忍不住泪流满面。待到拜辞高宗，退下后又上了第三道辞职札子。
李纲的友人们对他的仕途前景非常担忧。有人对他说：“公决然退去，于大义相合！然而谗言不止，将有祸患不测，奈何？”李纲略作思考，铿然答道：“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已尽事君之道，不可，则全节而退，祸患非我所惧。天下自有公议，此不足虑！”
第二天，八月十八日，果然有公告发布：免去李纲宰相职，降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宵宫，这两个职务都是虚衔，后一个只是挂名的道观主管，不必到任。降职的同时，又加了食邑实封，算是一个安慰。
高宗从表面上，自始至终都对李纲很客气，在最后一刻仍想挽留。但是李纲的三上表章辞职，使得高宗最终下了决心，要甩掉这碍事的老臣。
这个结局是必然的。只要李纲在，高宗就去不了东南。高宗要想享福，就只能牺牲掉李纲。
公告为了使宰相去职有更冠冕堂皇的理由，罗列了李纲的一大堆罪状。譬如，说李纲募兵买马、劝民出财是扰民之罪；议伪命是为报私怨；扣住御批不发是轻慢君命；不处分翁彦国是包庇姻亲；对傅亮渡河有异议是阻挠王师北上……林林总总，竟归纳了十多条！
高宗不可能有闲心去罗织这些，不用说，这都是黄潜善拟好了稿子，密付给词臣，让词臣照抄出来的。
李纲立即上表，连观文殿大学士也要辞去，只求净身一个回归故里，但高宗不允。
滑稽的是，原先将李纲升为左仆射的任命，至此李纲还没来得及正式接受呢。高宗不管荒唐不荒唐，叫人把两个任命书一起发下。李纲不得已，只得接了这一褒一贬两个任命书，拜谢后，立即收拾行装，回了无锡梁溪。
他这一去，从此就永远离开了政治舞台中心。
在黄潜善扳倒李纲的政潮中，有一个人值得一提，这就是张浚。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后来成为南宋非常有名的一位宰相和抗金统帅，但他在当时还仅仅是一个文职官员。在高宗即位前夕，张浚自京师投奔南京，参加了高宗的登基仪式，被任为枢密院编修官。后来受到新任右相黄潜善的赏识，升为殿中侍御史。
张浚这人在思想上是坚定的主战派，按理说是应该赞成和同情李纲的。但历史的诡吊无处不在：张浚不单是被黄潜善看中，偏巧那位被清算的宋齐愈又是他的好友。宋齐愈被杀本是高宗自己的意旨，可是张浚却迁怒于李纲——他恨，没有李纲的所谓“议伪命”，我这好友能掉脑袋吗？
于是，李纲刚一提出辞职，张浚就附和黄潜善，奏论李纲独擅朝政、私改圣旨、任用亲信，包庇姻亲等罪，攻击甚力。在李纲被罢相后，张浚仍然心有愤恨，继续攻击不已。
但是到了第二年，张浚就因积极主张“修备治军”，而和黄潜善闹翻了。几年之后，他与李纲之间的恩怨过节，也在李纲的主动努力下终于消解。这都是后话了。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和官员群体绝大多数是同一群人，在意识形态上信奉的是孔孟之道。但是在皇权体制下，官员有官员的一整套潜规则，不服从不行，孔孟之道不过是华丽的幌子和说词。真正能践行孔孟之道的人，数量上微乎其微。做到了宰相这样高的官职仍能坚守孔孟之道的，就更属凤毛麟角。
李纲就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他不是伪君子，也没有作秀的成分，虽然还不至于“舍身”，但坚定地做到了“取义”。在“民”、“社稷”与“君”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视皇帝的恩宠若粪土，在体制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说不合作就不合作。
这才是一个脱离了名缰利索的、纯粹的人！
中国古代的高洁之士，其风节是货真价实的，足令后人敛息而仰视！
九月八日，李纲在归途中，乘船渡淮河。眼望长淮渺渺，不禁心事苍凉，援笔赋诗一首，其中有云：
嗟余涉世诚已拙，
径步不虞机阱设。
空余方寸炳如丹，
北望此时心欲折！
宝剑入鞘，马放南山。壮怀激烈之梦，就此永成泡影。
——这悲凉心境，谁能知晓？
潮生潮落一代名臣踏上海岛
罢相后的李纲，出南京，渡淮涉江，踏上了他生命中最后十三年的抑郁旅程。
秋野大荒，那种天地同悲的怆然之色，也许正与李纲眉宇间的神色相同。
他的内心积郁了太多的忧虑。
此后的无数个夜晚，耿耿孤灯下，他每每拆阅远方来的书信，心在不断地下沉：诸种担忧都逐一变成了事实！
一个永远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能支撑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多久？
这年的九月中旬，李纲在归程中走到镇江府，忽闻秀州发生了辛道宗兵变，路途不安全。于是，在镇江逗留了半个月，不敢冒然前行。继而又听说叛军掠毗陵（在今常州）、焚丹阳，正从常州向镇江方向而来。
事不宜迟，这地方不能久留！李纲断然雇了客船，由长江水路回无锡，所幸路上没有碰到叛军。
当时李纲的弟弟正在无锡，与知县郗渐商议，出面说服了叛军，没有烧掠无锡当地的民居。
这个事情发生时李纲还在镇江，事前也并不知道弟弟的所为。可是很快，朝中就有人告状，说李纲倾家荡产犒劳叛军，派遣弟弟带了数千条红头巾去迎贼，“阴与之通”。
昨日重臣，翻为叛贼。刚刚卸任的宰相就要组织几千“红巾军”起来造反？人们在整人时的想象力最为奇异！
高宗这时候也不问究竟了，一道圣旨下来，将李纲再降职，罢观文殿大学士职名，安置鄂州（今湖北武昌）居住。
李纲失势后，朝议仍旧汹汹。那些继续在打击他的不光是与他政见不同的人，还有紧跟潮流以图分一杯羹的人。
有了这些专门落井下石的积极分子，一个高官在位时众望所归，垮台后人人喊打，也就不奇怪了。
李纲也不悲愤。他心里明白：戴上“通贼”这么个罪名，若不是高宗还罩着他，相信他不可能有反心，那么，想在江湖上找一块好地方呆着可能都是做梦了！
接到命令，李纲马上乘舟溯江西上，赴鄂州。但是此时正逢江上盗贼纷扰，路途不宁，只得在半途一座寺院里暂避了一时。
乱世里，忽然就有了几日闲暇，他把当宰相时的日记翻出来看。掐指一算，宰相生涯不过才七十七日而已！
他只能苦笑：这么短的时日，对国家尚无涓滴之报，却换来毁谤无数，积逾丘山！
官场仕途，真是行路难也！
逆旅滞留中，李纲把建炎元年六月以来，与己有关的诰、诏、疏、表编纂一过，写成了十卷本《建炎进退志》，为后人留下了又一部生动可感的历史资料。
李纲被罢相之后，大宋朝政犹如经历了一场地震，所有的东西都要翻过来。河北招抚司、河东经制司顺理成章地罢废，李纲原先所规划的军民之政，如募兵、买马、战车、水军等，也都一切废罢。
因受人事上的牵连，李纲一去，张所不久也得罪去职；傅亮此时正从陕西返朝，走到半途就以母病为由，不赴行在，又回陕西去了。李纲被罢消息传出，先前在汴京率众上书、声讨“六贼”的太学生陈东，和抚州一位平头百姓欧阳澈先后上书，恳求高宗留任李纲，罢斥黄、汪二人。黄潜善又惊又怒，向高宗进言：“如不杀此二人，恐此辈又将率众冲击殿庭。”
高宗也怕惹出大事来收不了场，便诏命有司，逮捕陈东、欧阳澈二人，即行处决。防民之口甚于防贼。恶贯满盈的“六贼”与李邦彦等人没能做到的，“中兴”时期的黄潜善反而做到了。高宗也露出了他对内统治远比“二帝”心狠手辣的一面来。
就在李纲走后的一个月，有不确定的传言说，金军又卷土重来，已进兵到河阳（今河南孟州）了！高宗闻听，吓得魂不附体、寝食不安，下令立即巡幸东南。
李纲在朝时，白白和他讨论了无数遍钦宗领导抗战的得失，可叹这位大宋的中兴皇帝，胆量连那位亡国皇帝的一半都没有。
这是一次真正的望风而逃！再没有李纲老头子那恼人的唠叨了，趁着大宋国土上还有几片锦绣繁华之地，赶快跑去享受！“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不也是古训吗？
巡幸东南是酝酿已久的事，此时经谣言一吓，更是行动神速。十月初一日，高宗一行登龙舟，浩浩荡荡东下，十四日到泗州，十七日抵达扬州，驻跸于此。
把这样一个地方作为临时的政治中心，足见高宗是个什么货色。昔日为人质时，在敌营里处变不惊的那个赵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徜徉在扬州的湖光水影中，高宗是彻底放松了。像他这一类皇帝，是既不想开创什么制度（如秦始皇），也不想建立什么伟业（如汉武帝），只想保住位子，享一辈子福。国土一天天沦丧，对他是不会有任何妨碍的，只是别把残存的江山沦丧完了就行。
行至扬州这人间天堂，赵构甚感欣慰，此行虽然多磨难，但终遂心愿！他不禁想起了已去职的老宰相李纲。
高宗还算良心未泯，对黄潜善等人说：“李纲，村夫耳，然亦无大罪。若不去之，朕寸步难行。”
黄潜善想想，说了一句：“陛下对李纲，已仁至义尽矣。”
汪伯彦在一旁会意，也附和道：“李纲狂悖，若非生于圣朝，恐早已身首异处！”
这一群软骨头君臣跑到扬州两个月之后，金国大军才真正出动。这次金军南征是高宗上台以后金军的第一次南下，比以往多出了一路，分别为：东路宗辅自沧州渡黄河，主攻山东；中路宗翰自河阳渡黄河，主攻河南；西路完颜娄室，主攻陕西。
金军虽然来势凶猛，但战争目的并不是要再围汴京，而只想抢占河北一带宋军无力控制的各个州县。
到了建炎二年的正月，金军取得了不俗的战绩，从山东、河南到湖北，连陷大宋重镇。金军统帅原以为高宗还在应天府，等大军渡过黄河后，才听说高宗已逃去了扬州，都感到好笑：原来这新皇帝也不见得有多高明！
由于金军此次的战争目的有限，所以出兵前并没做长期打算。过了黄河之后，后勤保障遇到困难，于是留下一部分军队在黄河两岸屯田，主力先后都撤回去了。其中的西路军战绩很差，进兵到巩州时中了宋军的埋伏，大败而归。
危机暂时解除，但是高宗的胆小如鼠，却给了金人以深刻印象，激发了他们彻底灭亡南宋的野心。
果然，到了当年七月，金帝完颜晟下诏令伐宋，明令要穷追大宋皇帝赵构，以灭亡整个南宋为战争目的。
这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要来了！
此次金军仍分三路，部署几乎与上次相同，主力仍为宗辅、宗翰两路，南下后势如破竹。到十月，两路大军在濮州（治所在今山东鄄城东北）城下会师，旋即发起攻城。宋守将姚端、扬粹中率全城军民拼死抵抗，并且策划了夜袭金营，打得两位金军统帅连鞋袜都来不及穿就仓皇逃命。
但是，南宋方面这次小小的胜利，未能阻住金人的攻势。在被围困月余之后，濮州终于被攻陷。
高宗这时已全无章法，一面派兵增援形势吃紧的州县，一面慌忙把隆佑太后（即原元佑太后）送往杭州，自己也打算稍后就渡江，跑去杭州躲避。
到了十一月，金军又攻下一批城池，其中包括延安、开德、相州、德州和缁州等地。面对金人凶猛的攻势，高宗深感自己的兵卒根本打不了仗，急忙派魏行可赴金营谈判求和。
然而这个时候去求和，岂不是与虎谋皮？金人气焰正盛，哪里会理睬手下败将？到十二月，金军又连下东平、济南、大名、庆州、虢州等地，兵锋直逼扬州。
到此时南宋已组织不起像样的抵抗，州县官员弃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