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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岗位上无人负责，“贼”至，造桥渡濠，竟然听之任之。结果金兵数十人登城，城上将士即溃，基本等于没有防守。
对汴京两次被围不同后果的缘由，李纲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除了一些具体的因素之外，从总的战略、策略上分析的确就是如此，即便后世的人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文章可做。当时以及南宋后来的有识之士，也都看得很清楚——“李纲在，汴京在；李纲去，汴京失”，因果分明，铁案如山。所以，在李纲身后，对他的评价一度达到很高的程度。
李纲的上述分析，高宗给予首肯，他命李纲把第一次围城时的措置写成札子，留中研究。
君臣俩到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嫌隙。从当年七月中旬的有关记载来看，导致李纲后来罢相的导火索，起与李纲与黄潜善、汪伯彦之辈的理念与权力冲突。
一般来说，中国这么大，外部力量一时是打不垮的；事情搞不好往往是出于内争。在皇权体制下，科学、客观、实事求是的理念不可能长久占上风，最终决定是非、胜负、宠辱的，说到底就是权术。仁人志士们再怎么叹息也没有用！
最初产生争议的是关于李纲提议的“买马”一事。李纲曾建议：“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吾以步军对阵，容易溃散。今行在之马不满五千，其中可披甲上阵者无几。为权宜之计，非在民间购买不可。请先下令，下级将校不许乘马；然后令州内之官民有马者，按等级给价取之。不得将马隐寄在权贵家中不报，也不准借买马骚扰民间。则数万匹马还是可以搜罗到的。买马之资，国家无力出，须劝募民间出财以助，有捐资多者，可授给官职以作为补偿。”
这个建议是强军之策，高宗自然同意，有诏让三省按步骤施行。诏书按照李纲的建议，明确规定：“文臣允许养马一匹，其余官吏士民有马者，一并交给官府，各地长官负责查清马的数目、等级，以钱偿付。限半月查清，有隐匿者以违制论。”同时还规定，国家鼓励从军，白身平民从军，被服用具由国家全给。良家子弟自带弓马从军，国家每月发给钱米。官吏、寺观、民户愿以私财助国者，按财物多少推恩。
这些措施刚一实行，就有谏议大夫宋齐愈跳出来，上疏弹劾李纲说：“民财不可尽括，西北之马不可得，东南之马又不可用。至于兵数，每郡增二千，岁用千万缗，费将安出？”
这种说法，如果不看背景，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在南宋百废待兴、尤其需要加强防务以立国的背景下，这种貌似公允的调子，其隐含的意义就不止是对一两项政策的否定了。
高宗居然也就听信了这种说法，让三省不要再推行原来的买马政策了，每州买百匹即可。东南不产军马，因此免于施行。此外劝民出资的政策也一律停止。高宗解释说，更改政策是由于“恐致骚扰”。李纲的权威第一次受到挑战。
可巧这个宋齐愈，在这时自己出了问题——有人弹劾他在围城期间有立场问题。
宋齐愈，字文渊，号迟翁，籍贯及生年均不祥。宣和中为太学官，当时徽宗召见，命作梅词，要求必须是前人所未道之语。宋也算个很有才气的词人了，立刻写了一首《眼儿媚词》，内有“霏霏疏影转征鸿，人语暗香中。小桥斜渡，西亭深院，水月朦胧”之语，清新可读，徽宗见了，不由连连叫好。
在钦宗朝时，他为右司员外郎。战乱后从围城中逃出，来到行在，自报在靖康年末请了病假，因而没有参与伪楚之事。后高宗授予他谏议大夫。
现在，有臣僚揭发：他是立张邦昌为“皇帝”的首倡者，且证据确凿。李纲与执政将这个检举奏疏呈了上去，高宗震怒，命交给御史台审问。审问结果其罪行无误，宋齐愈自己也服罪。
当时，为他说情的人颇多，但是高宗却不能释怀：“齐愈奸佞悖逆如此，岂可不正典刑！假使邦昌事成，置朕何地？”
皇帝发了火，于是大家再不敢言。这位政治不过关的才子，最终被推出西门斩首（一说腰斩），罪行张榜于街巷。
宋齐愈在甄别运动中被揪出，纯属咎由自取。但是由于李纲是“议伪命”的倡导者，所以宋的被杀，有人就把账算在了李纲头上，在稍后引发了一场政潮。
与此同时，还有御史台审结的陈冲、余大均、洪刍、王及之等案也一并报高宗处理。这些人都是在围城中诱惑宫女为妾，或把犒劳金军的金银占为己有的罪臣。高宗在公文上批道：“此何等时，乃敢如此！”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起初，这四人也有可能掉脑袋，众人连忙解救，高宗松动了一步，批示：罪重者流放登州（今山东牟平）沙门岛，永不放回，其余的编管岭南。
此外，龙德宫华国夫人李春燕也被逮，由京城留守司等衙门会审。查实张邦昌在结束“皇帝”生涯回府时，李春燕送他出禁中，告别时的谈话涉及高宗当藩王时的隐私，按律为“指斥乘舆”，也就是骂皇帝。
还有张邦昌当时住在福宁殿，李春燕曾让自己的养女——宫女陈氏为张邦昌侍寝。后来张邦昌很中意这位小娘子，就用姐姐的一个丫环将陈氏替换出来，收在了府中。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是他狗胆包天睡了皇帝的宫女！ 事情一审出来，高宗又震怒了：“邦昌竟敢住宫禁寝殿，私奸宫人，可见其何等猖狂！”
——叛国的事情不恼，睡了个小保姆却要大光其火。上级有时候对事物的判断常常让下级摸不着头脑。
李纲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对这一系列罪臣在处理的时候非要置他们于死地，就连对宋齐愈，他也曾以大赦为名力救，尽管他知道宋与黄潜善私交甚好。这次对张邦昌也是一样，李纲提醒高宗道：“邦昌既敢僭窃位号，陛下已特恩宽宥，此乃细故（小事）耳，似不须加罪。”
然而高宗不这么看，卖国不要紧，侮辱了皇家的面子才是大事！他大笔一挥，赐张邦昌自裁！之后，就派了殿中侍御史马伸，急赴潭州监督执行。
张邦昌欠大宋皇朝的一切，就此全部偿清。据说，他临死时曾大呼冤枉，后世也有人为他鸣不平。不过，他的所谓“冤或不冤”的问题，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难道卖国还有什么苦衷么？
宋齐愈跳出来阻挠李纲的备战计划，他命不好，自己找了死。但是，朝中对李纲的攻击并未停止。
黄潜善营垒里又蹦出一个河北转运使张益谦来，指责张所的河北招抚司扰民。他说：“自从招抚司设立以来，盗贼越招越多，白昼杀人，不如罢之，将此事交给地方帅臣去办。”
李纲十分愤怒，对高宗说：“张所目前仍留在京师招集将佐，尚未及行，益谦何以知其扰民？朝廷以河北民无所归，聚而为盗，所以才实施招抚，要借其力而用之，岂因置招抚司而有盗贼乎？今京东、京西群盗横行，攻掠郡县，又岂是招抚司之过？目前局势艰危，朝廷欲有所振作，张益谦一个小臣，却以非理阻止，此必有主使者。不惩之，无以戒妄议！”
但是高宗多少受了张益谦的影响，下旨招抚司：一旦就绪，马上渡河，不得抽调京城守兵，一切装备由朝廷供给。招抚来的河北兵民要严加管束。同时又让张益谦做个详细的报告呈上来。
黄伯彦把持的枢密院绕开尚书省，将张益谦的申诉状直接呈递皇上，取了旨，痛批了一顿招抚司，并行文河北各州县。文件下发数日之后，才跟尚书省打了个招呼。
李纲见了这个，差点气晕了，立刻拿了这份文件，与汪伯彦等在廷上展开了一场激辩。
先前高宗对招抚司的告诫，尚书省已有公文发下，传达了圣上意旨。现在这个枢密院公文，内容与尚书省的不同，你叫下边听谁的？ 李纲奏道：“张益谦所奏都是细故，且有待考察，尚书省得旨后已发文，而枢密院又另外取旨痛批之，此何理也？不过欲与张益谦互为呼应，以细故害大计、压制张所罢了！朝廷委派张所招抚，措置刚刚就绪，即将成功，却遭打压如此。州县知道朝廷有不同意见，如何还肯努力？弃事功于垂成，真可惜也！臣不知朝廷对于张所，是欲其成呢，还是欲其败？欲其成，则不当打压之如此，欲其败，则不如罢去算了，不要这样挟私害公了！打压一张所又何所难？但是误了国家大计，使河北兵民、州县尽为金人所得，中原不能保，何人能负其责？靖康间，就因朝廷意见不同遂致大祸，今日岂可复蹈前车之辙？”
这一番痛斥酣畅淋漓，且不管你什么君主尊严、大臣体面，把“潜规则”撕破了说话。直说得汪伯彦脸上红白不定，无言可对，只得咬定不知道尚书省已有公文下发。
高宗当然也无话，只得让枢密院改正，还是以尚书省的公文为准。对张所问题的处理，可以说是李纲在朝中与黄、汪第一次公开爆发冲突，此前他与两位执政起码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和谐，所有朝中大事都是经过商量才报呈高宗的。黄、汪这次的背后捣鬼，换了别人，也许会忍让一下就过去，或者也报以阴柔之术，但李纲行事向来不愿委琐，所有意见都是直通通地说出来。
这些话高宗听了会作何感想？李纲全不予考虑。承平时期，玩玩权术猫腻尚可以理解，国家危殆如此，还在把国事当儿戏，翻三覆四，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国家了？
李纲想的是：事情就这么明明白白，我也就把话说得明白。若不相信的话，金国的大军立刻就能让我们大家都相信。
这种直率，导致他与高宗的关系骤然变得紧张。
建炎元年的七月十二、十三日前后，李纲听到朝臣们有议论，说高宗还是想巡幸东南，一点儿回驾汴京的意思也没有。对此，李纲颇感震惊。如果高宗要向东南转移是实，那么就不仅仅关乎李纲个人的命运了，而是将直接影响到宋、金今后的关系，影响到南宋今后立国的格局和命运。
皇帝往东南走，南宋就将永远是个偏安的小朝廷；皇帝若能返京，金人退出大宋全境则是指日可待的事！
两种前途命运，就在皇帝的一念之间。
李纲平复了一下心情，决心当面说服高宗不要走。
七月十四日，李纲上朝，很从容地奏道：“近来朝廷对外经营两河，对内修治政事，都已逐渐就绪。惟独陛下将巡幸何处尚未定，中外人心不安。中原者，乃天下形势根本，一离中原则人心摇、形势倾矣！假使今冬无虞，陛下还阕，天下之势遂定。而今外界议论纷纭，都说陛下将巡幸东南。果真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复我所有，还阕无期，而天下之势遂倾，难复振矣！”
高宗没想到，李纲会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当场闹了个大红脸，连忙解释说：“只是想送元裕太后（即张邦昌找寻到的废后孟氏）、六宫往东南而已。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增兵聚马。如此，都城可守，虽金贼亦可灭！”
皇帝如此信誓旦旦，李纲便没二话说，连忙拜了两拜，赞道：“陛下英明如此，虽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过如此也！”接着又道：“高祖、光武、太宗皆亲自带兵，披甲胄，冒矢石，天下于马上得之。今日当然不须如此，但陛下车驾不离中原，则将士奋勇，金贼不敢窥伺。经营两河，虽稍劳苦，而后享安逸。倘若取一时之安，后患怎生了得！只是中外臣民未知陛下意图，还请公开告谕之。”
李纲的立论无懈可击，逼得高宗只好答应，向天下臣民表态。有关诏书很快公布在汴京和南京，读过的人无不感泣。
李纲也令有关部门安排元裕太后及六宫去东南的事宜，准备好护卫士卒、粮草和舟船等。
七月十七日，高宗又有旨，表示接受李纲的建议，今冬巡幸南阳，让观文殿学士范致虚去知邓州（今属河南），负责修理城池、宫殿。又安排了粮草储备事宜，似乎是万事俱备的样子。随后，高宗又任命黄潜善之兄、户部侍郎黄潜厚为巡幸提举。此后，皇帝巡幸南阳的准备工作也就加紧开展起来。
如果事情就此发展下去，高宗立足南阳，作为恢复中原的前进基地，倒也可能有一番大作为，即使比不上汉光武帝，其历史地位怕也要超过那位兵败后坐了驴车逃跑的宋太宗。
可是，皇帝自有皇帝的价值观念。谁也想不到，七月下半月时，高宗忽然下了一道手诏，说要巡幸东南，以避夷狄，令三省和枢密院共同写一个准备方案上来。
这可真是晴天霹雳！连皇帝也可以说话不算数。
谁不知道东南好？但是现在不是去享受的时候，而是得先想法保住残存的江山再说。
可是皇帝不是这样想。他想的也许是：反正鸡一时还死不光，就先放开手杀鸡取卵吧！做人、特别是做了皇帝，不图快活图什么呢？所谓的“为民”、“保国”等等，不就是一些千年的套话么？——孺子不可教竟至于此！李纲也狠了心，断然扣下了手诏不发，写了札子，极言不可去东南。
他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占有东南，汉光武、唐肃宗是也。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占有西北，晋元帝是也。因为天下的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一失西北，兵马无所取之。且金人将乘机扰我陕西，盗贼蜂起，朝廷号令不行，精兵健马全都白白留给了金贼。加之道路梗塞，人心惊溃，陛下虽欲还阕而不可得，更何况治兵取胜、迎还二圣哉！惟有南阳，汉光武据以中兴之地，山高城坚，四通八达，可暂时驻跸。待度过冬春，两河措置就绪，即可还汴京。此为最佳之策！”
高宗看了札子，无话可说，派人从李纲那里取回了巡幸东南的手诏，叫李纲与执政再商量一下。
高宗为什么会忽然变卦，这成了一个千古谜案！
他的变卦是南宋初期战略取向的一个重大转折。其后，“恢复大业”虽经几代人努力，终成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