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反，当地知军事李定、通判韩璹在紧急中斩之，现两名官员待罪，请示处分。
在讨论时，大家都说这是“擅杀”。
唯独李纲力挺两个小官，说：“靖康时任命高、亢二人守河，派给的兵将甚多，贼还没到就先逃跑，以铁骑五百护送全家直趋江南，沿路劫掠甚于盗贼。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军垒守官就敢诛之，必健吏也。这可使日后受命御贼者，知道擅自撤退则郡县之吏亦得诛之，不也能使他们略知有所戒么！是当赏。”高宗同意，命给两名小官各升一级。
这一段时间的清理，对力扫投降怕死颓风、高扬爱国气节，有着巨大作用。许多有血性的臣僚都很兴奋，似乎看到了中兴的希望。当时，原开封知府和留守两人，因为怕死而被贬官，这两个职位空缺。京师重地，亟待重整，必须选干员去任职。李纲就积极推荐宗泽担任。
宗泽是浙东人，自从任小官以来，就浩然有气节，敢作为，“不诡随于世，以故屡失官”。可想而知，在中国以“阴柔”为主调的官场中，这类刚烈人物从来就是命途坎坷。
靖康间，宗泽在磁州做知州，正逢康王赵构作为议和使北上路过，宗泽认为金人已大举进犯河北，形势难料，极力劝康王留下，不要北上。后来，在赵构开元帅府、登大位的过程中，也出力甚多。这就必然为汪伯彦等同僚所忌之，百般诬陷，以至不能留在元帅府中，被赶到襄阳去当了知府。
李纲到达南京行在时，正巧宗泽来办事。李纲与他攀谈，觉得其言“衮衮可听，发于忠义，至慷慨流涕”。这印象太难以磨灭了，因此，此次便力荐宗泽。
提起宗泽，高宗是太熟悉不过了，不禁一笑：“宗泽这人在磁州凡下令，一切听于崔府君。”
这崔府君是何许人也？竟能使刚直不阿的宗泽如此毕恭毕敬？原来，这位大师并不是一个肉体凡胎，而是一尊神，且与高宗关系甚大。
早在南宋时期，无论官史还是私人笔记，都有关于“泥马渡康王”的传说，说得神乎其神。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民间神祗崔府君。当年康王赵构在磁州滞留时，宗泽曾经陪康王拜谒过城北的崔府君庙( 当地人称之为“应王祠”)。
这座民间神庙位于通往邢、洛州的驿道旁。康王前往的那一天，此处“民如山拥”。磁州距金营仅有百里，百姓因担心康王会取道于此继续北行，所以聚集在神庙周围号呼劝谏。
康王进了庙后，卜得一个吉签。于是庙吏十数人就抬了应王轿舆、抱着庙中神马，请康王坐轿回馆舍休息。当时情况很乱，与康王一道出使的尚书王云，不知为何包袱里塞了一条金人头巾，被民众搜出，疑为金人奸细，竟被当场打死。
康王赵构见民情汹汹，便留了下来，并于次日去了相州。假如没有这一偶然事件，也许就没有后来赵构在南京的即位。实际上赵构当时也被吓得够戗，但后来南宋官私记载中却将此事大肆渲染，演绎成了“高宗为王尚书云迫以使虏 ，磁人击毙王云。高宗欲退，无马可乘，神人扶马载之南渡河。”（见程卓《使金录》）这就是后来“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传奇故事的发端。
李纲见高宗提起往事，连忙为宗泽辩解：“古亦有用权术、借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单是也。宗泽之所为恐类于此。京师根本之地，新经战火，人心未安，如没有合适的人去镇抚，不单外寇为患，内变也甚为可虑。令宗泽当此任，方可放心。”
高宗想想，采纳了李纲的建议，让宗泽兼任开封知府及留守，主持京师的军政。
宗泽这一年已是六十九岁的白发老将。当他来到开封府时，金军还有部分骑兵屯驻于黄河边上，金鼓之声，朝夕相闻。城内经过战乱，城楼破损，兵民杂住，盗贼横行，人心惶恐不安。老将军到任后剿抚两用，杀了几名大盗，又收降了一批巨寇，一下就稳定了军心民心。他又发动军民修复城池，屡次出师挫败敌军，京师形势很快好转。
南宋自诞生到现在，一切都还是在往上走。高宗若有雄才大略，按照李纲的“规模说”去做，今后恢复失土，重振开国时的声威，并非梦想。但是，高宗这人在未当皇帝时，还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一旦坐上了龙床，就不免患得患失，只想保住高位，做个偏安皇帝。对他来说，京师是个恶梦，是个陷阱，是个亡国之都。他从一开始就没想回去。尽管宗泽在那里经营得有模有样，他也还是想逃得离黄河远远的。建炎元年五月，他下诏，令成都、京兆（今陕西西安）、襄阳、荆南（今湖北江陵）、江宁（今江苏南京）诸府和邓州、扬州备足粮草，修治城池，以备巡幸之用。
宗泽认为京师已完全没问题了，上疏请高宗驾返京城，主持国事，但高宗置若罔闻，只是升了宗泽为京城留守兼开封府尹了事。这时，金国尚不明大宋目前的情况，派出使者以拜访“大楚”为名，来到开封。宗泽不由分说逮了起来，请示朝廷如何处置。高宗命宗泽把金使安置在驿馆，先好好招待再说。宗泽则认为，金使纯粹是探访虚实来了，因此上疏抗旨。
高宗接到奏疏只有苦笑，又亲笔写了个札子，让宗泽放金使回去，不要生事。黄潜善便借机攻击宗泽破坏稳定，黄的意思是想撵走老将军。但是宗泽这开封府尹无人可以取代，黄潜善的囊中人物更没有一个敢去的，因此一时也无法动摇宗泽的地位。
李纲见高宗不愿返回京师，大约猜到高宗的心理，就献计说：“京师未可居，可巡幸南阳，以示天子不弃中原之意。南阳这地方，西通关陕，护卫兵马随时可至；东达江淮，可运来粮饷；南至岭（南）蜀，可取得财货；北援三都（汴京、洛阳、商丘）、两河，可与金人争锋。天下形势（地理位置），莫便于此。”
高宗也不说别的，只是派人前去南阳经营筹划，看上去好像是接受了这一建议。
李纲在六月间还连上三疏，建议高宗要募兵、买马、缮军械、修军政、择将帅、置帅府、置要郡，经略天下。
高宗接受了其中大部分建议，令河北、陕西、京师各州县乡镇都募集民工修筑城防；各地都招募民兵、增置弓箭手；沿淮、河、江设置帅府十九处，要郡三十九处，总兵力达到九十六万余人。另又大造战车，招募水军，寻访将才，招募流贼和失业百姓十万人建立“新军”，轮流入卫应天府。
这些建议中，最可称赞处，是李纲的“取财于东南，募兵于西北”的方略。他提出。以前的勤王军多已遣散，“行在”（皇帝驻跸处）附近的军队太少，何以御强敌而镇四方？而招募关陕、京东京西“流贼”，只要经过训练，不到一年就可成精兵。在要害州郡别置营房，供他们屯驻，轮流入卫，“行在”将因此固若金汤。
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后，不久前还虚弱不堪的南宋兵势，立刻有了复振之势。
李纲初任宰相时，大宋管辖的地面上也不宁静，前线与后方处处“盗贼”蜂起。我们今天的人都能客观评价这些“武装歹徒”了，无非是活不下去、趁乱而起的无业流民。李纲认为，对付这些盗贼，虽以招安为主，但朝廷若不“耀武”，使其有所畏惧，则他们必将无所忌惮。务必要讨平数处，其余就都镇服了。当时，有“剧贼”李昱扰乱山东、杜用起于淮南、李孝忠搅乱襄阳，为害甚大。李纲派将兵去讨平，果然，“巨贼”一灭，其余的各股流贼就都接受招安了。当时舆论对李纲任宰相的评价是：“才两月间，威令大振！”
在军事技术方面，李纲也有贡献。大金的铁骑一向威猛异常，宋军在野战中很难占到便宜。李纲对此分析道：“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中国骑兵少、步兵多，临战多致溃散。”
他提出：“步不足以胜骑，骑不足以胜车，此乃至理。所以古人与骑兵战，多用兵车。卫青所以能深入匈奴，乃以‘武刚车’自环，以为屏障。马燧所以能兵雄朔方，乃制作战车，行以载兵，止以为阵，遇险则以车抵挡敌方冲锋。后世有人见房琯曾用战车失败，于是不再使用。殊不知抵御铁骑非车不可，关键是如何用。”
李纲向高宗描述了他曾经成功使用过的战车：“臣在靖康间驻军河阳，曾制作简易轻捷之车，数人可推，进退旋转，皆如人意。上载弓弩，又设皮篱以防矢石，下设铁裙以护人足。车上士卒，长兵器刺人，短兵器攻马。车两旁有铁索，行则布以为阵，止则联以为营，平原可以驰驱，险阻可以控扼。每车用兵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以射箭，其余执兵器在车之两旁。士卒有所依则铁骑无法冲击。曾制作数百辆，操演月余，士卒皆熟练，适逢臣被罢，而此法不用。”他的意见是，今日应将战车制作图式，颁发给京东京西各军，让步兵广为制造并演练。这个建议诸将皆以为可用，于是战车图式正式颁发了下去，朝廷委派提刑司总管此事。
经过李纲和主战派官员的努力，建炎元年六、七两个月，新兴南宋的国运犹如今日股市之“牛市”，全线飘红。按照这个走势，不出三年，强国可期。
但是，专制政治体制的核心是个人意志，也就是皇帝本人的价值取向。一个皇朝究竟是奋发有为还是苟且偷安，完全是由皇帝的志趣所决定。
因此，南宋的命运在短时间的“高开”之后，突然转为“低走”，其间的变幻之快，足以令后代的研究者们瞠目。
李纲的“规模”之说，也从此成了一场令有为之士扼腕痛惜的大梦。——上天给南宋送来了一位堪比诸葛的良相，却没有给它带来一位志在中兴的雄主！
跟皇帝也可以说一声“拜拜”
李纲与高宗这一对君臣，从建炎元年六月初六起，开始共同操控朝政，一直很默契。高宗对李纲尊敬有加，凡事无不请教，视若老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七月中也没有太大变化。两人每日见面所议，有很多都是在探讨靖康之败的原因，以作为将来图大举的经验教训。
七月某日，在议事时，高宗突然出示了一件绢背心，对诸大臣说：“道君皇帝自燕山密遣使臣，带来此物，领子中有他亲书‘便可即位，来救父母’几字。”
睹物思人，在场大臣无不深深震撼！
李纲与执政们看了背心，都流泪拜奏道：“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的明证！应藏之太庙，以示后世。道君皇帝远幸沙漠，寄厚望于陛下如此，臣等敢不竭尽全力措置边事，以实现陛下的孝思？”
等诸执政退下后，高宗的心情也很难平复，就与李纲探讨起靖康年间的得失来。
在高宗印象中，钦宗皇帝在位时，处理政事相当勤奋，所以他很奇怪：“渊圣（指钦宗）批阅奏章，有时终夜不寝，而结果有播迁之祸，这是为何？”
李纲深知问题出在哪里，于是答道：“渊圣皇帝早年当太子十余年，美德闻名天下。即大位后，勤劳恭俭，虽古之贤主，也胜于他不多。但他处在国家艰危之时，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不能分辨忠邪。一旦议论纷纷，则为小人所惑，所以最终误大事。人主之职，只要能知人而善任，近君子而远小人，虽不亲自处理细务，而大功也可成。不然，即使在批阅奏章时每日定量，吃饭由卫士传餐，亦无益也！”高宗听了精神一振，觉得这“抓大放小”之说甚有道理。
李纲接着分析靖康之败的缘由：“靖康初，金人犯阕时，中国的应对之策，做对了的有二：一是道君禅位（使金人出师无名，并挽回民心），二是渊圣皇帝固守京城（稳定军心）。假如其后再做对了一件事，也就是做出正确的决策，中国就可无事。可惜战与和两者皆错，以至出了大变故。和之失在于，对金人所提出之条件，不能答应的应坚执不许，但我方一切皆允诺，这是向敌人示弱。一旦不能兑现，金人当然要再次入寇。战之失则在于，当时勤王之师集于京城四周三十余万，臣献策说不宜分兵，而应以重兵与金军对峙，待其无粮，围而击之，一举可破。可惜当时不以为然，将兵权分开，所以姚平仲才得以冒险出击。而后又因劫寨小败而不敢再战，贼退又不肯追击，遂使金人有轻视中国之心，而中国之势日弱。臣以为，机会之来间不容发，一失机会，悔不可追。愿陛下以靖康为鉴，审处而决断，方可成功！”
高宗还是不大明白：“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次来犯，遂不能守，何也？”
李纲当然也想过这问题，早就归纳出了五条，当下逐一道来：其一是，金人第一次入寇，不知中国虚实，也没想到要“犯京阕”，只是因为中国失备，被他们钻了空子，才打到了汴京城下。宗翰兵又失期未至，所以宗望攻城的愿望并不强烈。而第二次，金人则是抱定了吞噬中原之心，战争目标清晰，这就很不同了。
其二是，第一次金军至城下，不数日，勤王之兵已至，对金军构成了很大威胁。而第二次是城被围住了，朝廷才发蜡书募天下兵，事不及矣！
其三是，第一次金人驻扎在城外西北隅，而京城守备的主力——行营的军队也驻扎在城外的要害地区防守，京城与四方的音信络绎不绝，城并没被围死。勤王兵一到，“贼”即敛兵不敢出。而第二次是朝廷为制止金军驻扎，决开水口，淹没了城外西北数十里，而对东南方向却不派一兵，结果让金军占据了东南，把一座城完全包围住，城中音信不通于外，勤王兵也进不了城。这是自己把自己给困死了。其四是，第一次被围，正逢钦宗刚即位，人心振奋；将士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肯用命。第二次是钦宗执政了一段时间之后，赏罚失当，人心背离，战斗力随之大减。
其五是，第一次围城时城内防守措置有序，号令严明，昼夜检查，毫不松懈。而第二次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