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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方面，一百次快门机会，甚至一千次，都可能只有一张永垂不朽的影像。伟大如布列松者也不例外。因为摄影一方面是那么容易，另一方面它又是那么难。它的容易，由今天家家户户必备相机的状况可见一斑；它的难就在于，如果你没有一颗与现实世界随时都在谈恋爱的“心”，那就和不拍照而只在一旁观看没什么差别，甚至要更差。
平凡之作往往就是“恋爱”中双方小摩擦或犹疑不决的时候产生的，布列松一生轰轰烈烈的“恋爱期”只有两年。他在1932年和1933年的七百多天里，创造出他一辈子最精彩的影像，而永远都没被超越过。
1979年6月6日，ICP（国际摄影中心）替布列松在美国举行了为期长达三年之久的十五个大城市的巡回展，这批照片后来又曾运出国外，做世界性的展出，这是他创作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展览。
展出的一百五十张照片所印成的展览目录，真是豪华得史无前例，每一幅作品都是单页满版精印，背面空白，就如同一张张原版照片。后来这本展览目录又被很多出版社购得版权，印成精装收藏本，在出版史上也是划时代之举。
这一百五十张照片是布列松在无以计数的底片上，去粕汰糠严格挑选出来的，然而只要我们细心地在后面的作品年表上对照一下，就不难明白，那两年是他“恋爱”的蜜月期。
1932年的占了十五张，1933年的有十七张之多，加起来达三十二张，而他最近的一张作品年代是1979年，前后刚好间隔四十六年。两年是创作年份的二十三分之一，作品却占有五分之一强的比重，真是骇人至极。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三十二张比其他的一百一十八张作品都要来得有分量。
照这样看，布列松是没有进步，但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刚拍照的头两年，就把“心”完完全全地掏了出来。后来四十八年，他是用温柔的情感，而非一发不可收拾的激情在谈恋爱。“心”还是那一颗，情还是那样重，只是不再疯狂而已。
布列松的“谜”
有人说布列松是贵族后代，有人说他是大纺织世家的子弟，但他又表示自己曾穷得进过贫民窟。由布列松的作品看来，他是那么冷冷地看世界，与人间烟火保持好远的一段距离。但他又曾出生入死地拍摄过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当了三十个月的德国战俘，被关在集中营里。那时他是法国军队的影片单位的下士（1940）。战后，他表面上是替BRAUN出版社工作，拍摄艺术家的照片，但是私底下BRAUN出版社正是地下工作人员的情报传递中心。布列松在沦陷的祖国里，为政治犯及地下工作者做了相当多的协助工作（1943）。巴黎解放后，他又很积极地为战俘及浪迹国外者拍摄纪录片——《返乡》（1944—1945）。然而，这些极具使命感的作为，一点也没有出现在他那“决定性时刻”的创造里。他十足是个双面人。在生活中，他是一种人；在创作中，他又是另一个面貌，他一直是个“谜”。
No.13 巴黎慕费塔街，1954
No.14 法国伯里，1968
九十岁之前，布列松出过二十多本摄影集子，拍过十部纪录片，举行过数十个重要的展览（很多次个展都是大规模的巡回展）。他一开始拿相机时，拍了不到一年的照片，就举行了首次个展，立即奠定了大师的地位。那时，他才二十四岁。
六十五岁那年，他重拾画笔开始画画，只有兴致到来才偶尔拍拍照。六十七岁时，布列松荣获牛津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有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但是我们还是看不见他的五官长相——他用博士方帽子把整个脸都遮住了。布列松在“决定性时刻”中，把自己隐藏了起来，和他按快门的一刹那同样精准。他的一切都是“谜”，作品和人都是。
最后，我们还是把柯特兹的一张照片，拿来对照作为结束吧！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谜底。
《树·巴黎》——柯特兹摄于1963年（见No.8）。
《树·瑞士》——布列松摄于1979年（见No.9）。
布列松的这张照片，是他发表过的最后几张之一。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整个儿又回到了第一张照片所表达的超现实的核心地带。和《丝袜面具的脸孔》不同的是，他已经十分清楚梦境所包含的意义，他很淡然地“看”着情景的每一个细节，从出现到消失，不会被梦中的情节所感染。而第一张照片像是他在梦境中看到预兆，想了解它的含义。
柯特兹的这张树景是活生生的，它被锯成松散的一堆材干，后面正有人在借此起火。两张照片同样以一截截的木材作为象征主题。布列松在晚年还是用柯特兹的方法在“看”世界，他从来没有改变眼光，只不过他越来越冷眼、越来越精辟地把现实世界和梦境拉近。
最早对布列松做历史定位的评论家就是纽希尔，他在三十九年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这么提到：
如果你反复地要求，布列松会告诉你，摄影对他而言是一种笔记簿、札记或日记：一个记录他所看到的东西的“物体”。这个超简化的说法，使我想到塞尚对莫奈的赞语：“他只是一只眼睛——可是老天，这是何等厉害的一只眼睛呀！”布列松的眼睛具有高度个人化、透视性和令人惊讶的视野。一种从不曾是表面的视野，不是生理行为的视野。他常说：“一个人必须用心和眼去摄影……”
“只是一只眼睛”是塞尚对莫奈最高的礼赞，而对布列松却有另一番意义，因为他后来真的坏了一只眼（左眼永久性斜视）。世界对他来说，一日比一日像梦境。
Henri Cartier-Bresson，马德里，1933
Henri Cartier-Bresson，克什米尔，1948
罗伯特·卡帕（安德烈·弗里德曼）
Robert Capa
（Andre Friedman）
1913—1954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
Robert Capa（Andre Friedman）罗伯特·卡帕（安德烈·弗里德曼）1913—1954
创造自己的人
我认为战地记者比起军人来，能获得较多的酒、较多的女人、较好的收入以及较大的自由；然而就这场游戏而言，拥有选择立场的自由且被准许做个不受制裁的懦夫，却能叫一个战地记者备受折磨。战地记者的赌本：生命，是操在自己手中的。他可以押在选定的注上，也可以在最后一分钟把它收回口袋里。
罗伯特·卡帕比谁都有资格代表战地记者发言，表白用生命换取影像的心境和代价。他是有史以来最有名的战地记者，他的摄影生涯就如同赌命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各个战区——西班牙内战、日本侵华、北亚战争、意大利战争、诺曼底登陆战争、法国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用血肉之躯去换取莱卡相机里的一格格底片。他从来就没有将赌注在最后一分钟从牌桌上抽回，一直抱着不输即赢、孤注一掷的豪情与认命，等着轮盘上的珠子落停在那一个号码上。卡帕赢得了迄今依旧无人超越的战争照片，然而却在1954年5月25日的一场小得不能再小的赌局里，赔上生命——误踩地雷，被炸得尸骨不存。
罗伯特·卡帕这位出生入死的影像士兵的形象，永远烙在人们的心灵上，他的照片已成为人类和战争的象征。他一生痛恨战争，想借影像来唤醒人们的良知，不再彼此杀戮。他的死就是为人类提出的最后谏言。看卡帕的照片仿佛可以听到子弹疾飞、炮弹隆隆的声响，每一帧都是人类愚蠢行为的明证。
用生命赌影像
《我——安德烈·弗里德曼》是一篇自叙体的散文，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卡帕老兄。弗里德曼怎么变成卡帕的经过，倒是摄影史上绝妙透顶的趣闻。
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弗里德曼，在中学时对政治极感兴趣，曾有意加入共产党，在一次入党的秘密会面时，他将赌注在最后一分钟收回口袋，转身走了。没想到第二天就被政府当局盯梢跟踪，而家人也跟着被盘问，弗里德曼不得不立刻偷渡出国，前往德国求学，从此永远和故乡亲人告别，那年他才不过十八岁（1931）。
弗里德曼到了柏林，半工半读，在照相馆里做师傅的助手，就这样和摄影结了缘。三年后他到巴黎闯天下，并且制造出一位世界最著名的莫须有摄影家——罗伯特·卡帕。
满脑子鬼主意的弗里德曼和西班牙籍的女友姬达·塔罗（后来成为卡帕的太太）在巴黎租了间办公室，号称是美国一位年轻富有的影像好手——罗伯特·卡帕的经纪代理公司。弗里德曼负责制造照片，塔罗则用她长袖善舞的手段推销出去，说是由于这位“卡帕”先生富有得不得了，不屑于用照片糊口，因此每张照片非要150法郎不可，否则免谈，爱买不买悉听尊便。这个价码三倍于当时最高的行情，然而硬是让塔罗给一一推销出去了。几个月后，市面形成了一股“卡帕热”，欧洲重要报刊都争相索取这位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大摄影家”的照片。
另外，塔罗对美国新闻机构耍了同样手腕，宣称“卡帕”是巴黎年轻富有的影像高手，搞进了不少钞票。当然啦，这不只是走运而已，弗里德曼高人一等的摄影功力才是成功的主因。
不过，这个骗局终于被《考察》杂志的图片主编渥克拆穿了。日内瓦有个国际会议发生了暴动事件，所有的记者都被瑞士警察粗鲁地赶走，唯独弗里德曼混了进去，拍到了独家特写镜头。说巧不巧，这一幕情景被在旁的渥克看得一清二楚。三天后，那些照片被送到渥克的办公桌上，他拨了个电话给“卡帕”的经纪人，塔罗这么回话：
卡帕先生的这批独家照片，一张要三百法郎。
渥克回答：
有关卡帕的事倒是挺新鲜的，不过，请你转告那位身穿脏皮夹克，到处乱拍照的荒唐小子弗里德曼，明天早上九点到我的办公室报到。
就这样，安德烈·弗里德曼不得不以罗伯特·卡帕的身份正式亮相，而今天大家几乎都忘掉卡帕的本名了。
香槟·赌马·马格南
卡帕现形之后更加走红，加上世界各地的战事逐渐升温，他就开始终年在外奔波，和枪比快地猛按快门。1936年首度造访美国；1938年到日本与中国大陆；1939年到欧洲再赴美洲；1941年到1945年就开始专门为Life杂志在欧洲各战区拍照。这些作品都是连底片还没冲洗，就随军机空运回美，而由别人放大的。卡帕往往要在数个月甚至一年之后才会看到自己的作品，他整天在战壕里，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的名气已响遍全球。卡帕几乎变成战地记者的代名词了。除了以战争摄影影响无数后进之外，卡帕在摄影史上最大的建树，就是创办了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摄影组织——马格南。
No.1 中弹了，1936.9.5
No.2 空袭警报，1937.5
No.3 抗日游行，1938
1947年，卡帕把几位同好——布列松、大卫·西摩、乔治·罗杰拉在一块儿，打算成立一个代理公司，专门负责发行乱世影像的照片。正当他们为公司名称大费周章时，卡帕灵机一动，取了个香槟酒名——“马格南”。“马格南”是一种两夸脱装的大桶香槟酒，为好友们庆祝生还的聚会上经常喝的。这一点也正反映了卡帕的诙谐性格和乐天知命的人生观。
卡帕直到去世为止，一直是“马格南”的领导人物，没有他，这个团体就不可能到今天还存在，成为世界所有报道摄影顶尖高手的云集地。在草创时代，卡帕经常得靠赌马来周转员工和同人的薪水，布列松就常因为自己的酬劳被卡帕挪用去当赌本，和他大吵一番。不过大家都知道卡帕是为了整个团体的存亡而赌，也就不太在意了。
卡帕几乎没有为摄影艺术发表过什么创作观。文采甚高的他，在战壕里仍保持写札记的习惯，不过都是一些当时的记事，和自己对人生、命运、战争、友谊、感情等看法的文字。他最出名的一句摄影名言就是：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