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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照片让人不觉得技巧的重要性，而是显露出一股用生命才能换取的勇气。这种大勇的精神使他的照片被任何派别的人都奉为经典，没有人会批评他表现得够不够精致、传达得够不够有力、裁切得够不够紧凑、快门机会够不够恰到好处、调子够不够丰富。他最出名的照片《中弹了》，品质相当差，而另一帧《诺曼底登陆》，甚至是模糊不清。焦距、光圈、快门在他的照片里都是无用的名词，他是用生命在拍照，而不是用机器，因此，卡帕是被一般人称作“伟人”的唯一摄影家。
伟大心灵的见证
很少人讨论卡帕的作品，却有很多人谈论卡帕的人格，因为他的照片不用讨论，光看就够。本文也不免俗，直接引述当代作家、诗人、摄影家对他的评词，来为卡帕的人格做证：
No.4 哀悼阵亡亲友，1943
No.5 死亡的美国士兵，1945.4.18
No.6 难民营，1950
No.7 坟前祭拜，1954.5.21
●海明威
卡帕，他是一位好友，一位伟大及非常勇敢的摄影家。对所有人来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而碰到了“万一”都是霉运；而对卡帕更是倒霉，他是如此活生生的，想着他死了的这天，又长又难过。
●斯坦贝克
对摄影我全然不懂，关于我必须谈的卡帕，纯粹是从一个门外汉的观点来看。专家们得容忍我了。对我来说，卡帕的确摒除一切疑虑地证明了相机不必是个冷冰冰的机器。像笔一样，用它的人有多好，它就有多好，它可以成为头脑和心灵的展现。
卡帕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并且当他找到之后知道如何处理。举例来说：战争无法被拍摄，是因为它大致来讲是种“激情”；他能在一个孩童的脸孔上显示整个民族的忧惧。
他的作品本身就是一张伟大心灵不胜悲悯的照片，无人能取代他的位置，我们幸运地拥有他照片里人类的品质。
●阿拉贡
这位年轻人，充满了勇气和消耗不尽的精力，哪儿有战争，哪儿就有他。他奔驰于乱世各地，就好像觉得有份使命感，要永远用他的相机去捕捉生与死的一线之隔。在我们这个分裂血腥的年代里，人类成为不可预见力量所造成的意外事件的牺牲品，他是这类故事的一个现身说法。
●欧文·肖6
他活着像最好的士兵一样，遵守最严厉的军法。他总是驶向枪声。在罗伯特·卡帕的时光里，枪声总是风景里永远的特征。
●斯泰肯7
罗伯特·卡帕了解并憎恨战争。在他生动、真实的照片中，如同戈雅的名画《战争的灾难》一样，宣泄出人类诚挚而强烈的真情。他记录了战争的恐怖和荒诞的愚蠢。
卡帕一向以走运出名，同行的其他记者给了他一个诨号“走运卡帕”。在他死亡那天，他的葬身之地正是战火初熄的时刻。几位记者一同走出战壕在外面散步，背着相机的卡帕说他要到附近走一走，看有没有什么可拍的。不久，这些记者朋友听到从卡帕走去的方向传来爆炸声，大家不由自主地这么说着：“他妈的，又让走运卡帕抢到好镜头了。”
结果是地雷抢走了卡帕的生命！自此，世界又失去了一位伟人——安德烈·弗里德曼。
Robert Capa（Andre Friedman），打猎归来的海明威及其幼子，1931
尤金·史密斯
W. Eugene Smith
1918—1978
问：人们把你称为“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你对这个称呼作何感想？
答：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平常老是叫我浪漫派的人，都是由于他们在生活中嘲讽愤世并受尽挫折，因此才什么都也信不过了。而当我坚持信念时，他们就把我称为浪漫主义者。
W.Eugene Smith尤金·史密斯1918—1978
理想的浪漫主义者
欧洲的一些摄影评论家一向看不惯美国式的报道摄影，他们认为Life杂志挑选照片的方式，鼓励了摄影家把自己的品位加进所记录的事件里，“一厢情愿地为悲苦脸孔做诗意、浪漫的诠释”，就是最常见到的批评。
尤金·史密斯（1918—1978）大概是有史以来被认为最浪漫的报道摄影家了，他甚至被冠上“理想的浪漫主义者”的头衔。他对这个极容易引起误解的封号如此答辩着：
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平常老是叫我浪漫派的人，都是由于他们在生活中嘲讽愤世并受尽挫折，因此才什么都信不过了。而当我坚持信念时，他们就把我称为浪漫主义者。
是的，冷血的人往往会认为热情洋溢者有滥情、伤感、自怜的倾向。那些把摄影当成艺术殿堂里的“伟大创作”的人，经常会把平平凡凡的人世间影像视为只是“记录”，而把那些执着于苦难时代去为人性做见证的摄影家，视为“顶尖的摄影记者而已”。
尤金·史密斯一辈子都在干新闻记者，替Newsweek、Time、Life拍照。他不理会什么样的表现才能够上艺术水准，他只拍人，只拍受苦难的人，只拍勇于向命运挑战的人，只拍为别人而付出的人，只拍需要大家去关心的人。他热情洋溢地投入人群，浪漫地看着世界；有时滥情，有时感伤，有时自怜——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身为人类一分子的自己去拍照，去记录他永远不会失去信心的人性光辉。这样的浪漫法，谁也没有资格批评。
特立主义的独行侠
1978年因中风过世的史密斯，没有来得及过自己六十大寿的生日（1978.12.30）。他是众所周知的难缠分子，极不易与人相处。所有跟他合作过的图片主编或出版社，甚至连“马格南集团”的同事，最后都会落得不欢而散。晚年的他整日戴着墨镜，在室内也不摘下来，一看就令人敬而远之。他和别人闹得不愉快的原因都是：认为别人不会编排他的照片，坚持自己做版面，而把一本书弄得一塌糊涂。大家公认史密斯做得最失败的专集——《匹兹堡》，就是他自己设计版面的，然而他死也咬定这是极成功的单元。
史密斯就是这么一位固执己见的人，这种性格用在创作上，很能贯彻始终而臻于成熟的风格，用在人际关系上则往往是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他在创作和生活上，只有本着独来独往的精神，并且经常以特立主义的独行侠自嘲一番。
小时候的史密斯本立志是要当一个飞机设计师的，经常到故乡堪萨斯州的维琪塔去看飞行比赛，就这样认识了一位小有名气的摄影前辈弗兰克·诺艾尔，并且经常随他出勤拍照。后来他向诺艾尔买了部二手相机，自学了六个月后就替当地报纸拍起照来。那时他才十四岁，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摄影记者了。
不过真正开启史密斯摄影之眼的是一位被埋没多年的影像巨匠——马丁·慕卡西。史密斯回忆起一生最重要的影响时说：
直到十七岁那年我才看到匈牙利摄影家马丁·慕卡西拍的照片。很可惜他的名字对现代人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了解摄影能有这么巨大的深度、韵律感和力量。慕卡西的启示——照片所表达的远比眼睛所能看到的要更丰富——对我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慕卡西也是使布列松走入摄影的人物。他早年以服装摄影闻名，随后被埋没了数十年之久，直到20世纪末才又被挖掘出来，被认定为当代大师。这么一位影像好手居然会被遗忘，可见摄影评论界的眼盲心窄；而也只有布列松、史密斯这样的慧眼人士，才会在那么早就看出慕卡西作品的深度。
史密斯受到慕卡西影像的震撼之后，居然把以前所拍的底片全部烧毁，重新开始，并且进入Newsweek重新展开他的事业。
三进三出Life
史密斯在Newsweek一下子就被炒鱿鱼了，因为他坚持用120相机而不用4cm×5cm的专业大相机拍照。连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摄影人梦寐以求的差事，也不会使他眷恋而妥协——只要违背自己的原则，宁可放弃。幸好那时正是Life创刊（1936）的第二年，他立刻跳槽，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画刊的最年轻摄影记者——十九岁。
起先，史密斯一直受命拍些无关痛痒的题材，歌剧、宴会……直到所有大牌摄影师如玛格丽特·勃克-怀特、卡尔·迈登斯等，都被派出在世界各地奔跑时，编辑们才不得不说：“现在我们只有让那位十九岁的小伙子出马了。”结果史密斯在Life里崭露头角不久就打响了名气。
然而，三年后史密斯就因受不了图片编辑所指定的庸俗题材而辞职，当了一个自由摄影师。事后Life杂志又将他找回两次。他三进三出Life的结果，是发表了历史上最令人感动的几篇摄影专题：《西班牙乡村》《乡村医生》《助产士》《史怀哲》《水俣村》。这些用照片说故事的单元，至今仍被视为历史上最难得的人性影像诗篇。史密斯的照片深深感动了懂照片和不懂摄影的人，他的影像看不出技术性的语法，只有情感上的语言，连不识字的人都会产生共鸣。
No.1 塞班岛上美军发现垂死的婴儿，1944
No.2 西里阿尼医生，1948
No.3 纺织娘，1951
除了Life杂志，史密斯也和《大众摄影》月刊合作过一阵，《匹兹堡》专集就是在《大众摄影》的1959年年鉴中发表的。此外，他还加入了“马格南集团”，结果没多久就离开了，因为很多大刊物都向“马格南”提出警告：
如果你们驾驭不了史密斯，我们以后再也不采用“马格南集团”的照片了。
史密斯并没有被四面楚歌的情势所击垮，他拍的照片实在太好了，那些讨厌他的图片的主编还是不得不用他的作品。自豪的史密斯就曾这么说过：
说真的，是不是伟大摄影家，这种事我根本不屑一顾。说真的，我得到的名声已够我受用三辈子。
他的名声大部分不是来自当时的评论界，而是Life的千万位读者的反响，每一个人都会在心中给史密斯最大的肯定。摄影家的地位由严肃的学术评价转移到消费读者最直接的反应是20世纪的一大变革，传播媒体制造了新一代的“普罗评论家”，而尤金·史密斯正是靠这批新评论家而奠定划时代地位的摄影大师。
艺术的碎片与生活的片段
我不能忍受那些混账展览会，尽在博物馆的墙上挂着干干净净的小框子，使得那些影像看起来只是艺术的零碎片段；我要我自己的作品成为生活的片段。
这句话最能反映史密斯的创作观了。尤其当他和日裔美籍的太太结婚之后，在日本度蜜月时，就将他的创作使命全部投入20世纪最大的公害案子——水银中毒事件里，而得到实实在在的印证。
水俣是个小渔村，当地渔民因为饮用了一家工厂的废水而得了重病——终身瘫痪，且会遗传给下一代。水银中毒这个病例现在都以“水俣症”统称了。
史密斯在水俣租了一个房间，前后两次一共住了四年半。他和村民吃同样的食物、过同样的日子，成为他们的邻居、朋友，而不是一位新闻记者。
为了拍摄这个专题，史密斯差一点儿被工厂派来的打手打死，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然而他就是不屈不挠，终于在1972年将成果公布在Life杂志上，引起全世界对公害的重视。史密斯就这样成为日本的民间英雄。
在Life杂志之前，水俣的一些照片就在日本发表过很多次，之后又曾以单行本出书。这本书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的太太爱莲·史密斯拍的。很可惜在史密斯的盛名下，爱莲往往被忽略了。不过其中最著名的《智子与母亲》那张照片，在一些摄影选集上会同时打上两人的名字，是张共同创作品。这也算是对史密斯太太工作的肯定吧！关于这张名作，史密斯这么回忆拍摄的经过：
由了解人物而循序渐进。我们经常在那对夫妻去示威抗议时，帮忙照顾他们的小孩。他们的家离我住处约莫有十分钟的步程，每次路过，我们一定可以看到有人在照顾智子，而我也一定会看到那位母亲所付出的不平凡爱心。她总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