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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情绪又好了起来。遗憾的是大多数文化委员不懂文化。不谈文化，谈什么呢？然而这些制服赫然在身的人，却为自己从小不爱读书而自豪，甚至大言不惭地夸耀说“大有人在”，甚至他们还以去世的总统兼陆军元帅为先例。此人既无才也无德，生前却受到普遍尊敬，死后甚至连“元首”也参加了他的葬礼。
客人中有一个年迈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无聊之至，严重滞销，不堪一谈，却受到官方的高度评价。当他要求在晚会上朗诵自己的小说《民族崛起》三部曲中的一章时，会场上突然出现了骚动。会场上几个穿军服的年轻人跳了起来，他们机械地用手去摸枪套，以示威胁。宣传部长的笑容顿时消失了，本亚明·佩尔茨“喔哟”喊了一声，胸口似乎挨了可怕的一枪。此时，贝拉夫人逃进了厨房，尼科勒塔激动得发出了刺耳的笑声。如果不是亨德里克出来圆场，事情必然要酿成灾难。嬉皮笑脸的亨德里克用他那悠扬的声音来挽救局势。他恭维说，能欣赏《民族崛起》三部曲中冗长而内容丰富的一章，实在荣幸之至，但现在时间已经晚了，而且还有许多事情急需讨论。他建议以后另外安排一个晚上来朗诵这部伟大史诗的某些章节，届时诸位必能聚精会神地洗耳恭听。全体文化委员终于松了口气，但那年迈的小说家失望得几乎哭了。米勒·安德烈埃先生立即转过话题，叙述过去某时期的一些丑闻。他愤慨地指出那是“腐败的时代”。这些逸闻是他过去办众所周知的专栏“您晓得吗？”中的某些珍品。晚会的后半场，性格演员约阿希姆表演了精彩的口技，他模仿鸡鸣狗叫逼真极了。当他表演鹦鹉学舌时，洛特·林登塔尔笑得前仰后合。
文化委员巴杜尔·冯·托滕巴赫是从汉堡专程前来柏林参加晚会的。晚会临近结束，他提议全体起立，高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对“元首”宣誓，表示无限的忠诚。人们感到有点儿尴尬，但又不得不照办。
媒体详细地报道了这次在院长家举办的社交聚会的内容。各家报纸为亨德里克·赫夫根的艺术功绩和爱国行为大造舆论，把他捧为最崇高、最积极的“德意志文化运动的支持者”。报刊上刊登的亨德里克的照片与部长们的照片数量一样多。当首都名流在街头和餐馆为“冬季救济活动”募捐时，赫夫根院长的成绩几乎同政府要员相等。政府要员们募捐，由武装密探和盖世太保严密保护，层层防范，致使老百姓无法挤到他们的身边去捐钱。亨德里克行动自由，不需要保护。当然，他找了一个避免同危险的无产阶级发生冲突的地方活动。于是，他来到了阿德隆饭店募捐。他上上下下积极活动，甚至不惜来到厨房动员每个勤杂工把口袋里的硬币投入募捐箱。在这之前，林登塔尔也曾用她修长的手指把一张一百马克的钞票塞进了募捐箱。国家剧院院长和肥胖的厨房主任在饭店的厨房里手挽手地拍了照。照片刊登在柏林市最大的图片杂志上。
不用说，赫夫根院长举行婚礼的照片充斥在柏林所有的报纸上。他娶尼科勒塔为妻，由米勒·安德烈埃和本亚明·佩尔茨当证婚人。总理为了祝贺他们的婚礼，送来了一对黑天鹅。天鹅养在“亨德里克宫”的花园小池塘中。一对珍贵的黑天鹅啊！记者们赞叹这是馈赠礼品的创举。只有像将军夫人那样有身份的人才知道，过去早已有一位酷爱艺术的帝王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给他的宠儿里夏德·瓦格纳赠送过同样的礼品。
独裁者也为新婚夫妇发来了贺电。宣传部长为献殷勤送给新婚夫妇一篮兰花，花儿色泽过于鲜艳，似乎含着毒汁，暗示受礼者吸入花香就要丧命。皮埃尔·拉律用法语写了一首长诗。特奥菲尔·马德尔打电报诅咒他们，生产不久的小安格莉卡因彻底失去心之所爱而感到伤心，再次哭泣。所有的编辑部都把亨德里克和特巴布公主朱丽叶的有关材料藏到最底层、最隐蔽的抽屉里去了。伊里希博士向他的女秘书口授了一篇评论，称尼科勒塔和亨德里克是“最美的一对地地道道的德国夫妻”，是“具有最纯洁种族和最富贵气质、全心全意为新社会服务的、两个朝气蓬勃的人”。只有一家与宣传部关系密切的报纸敢于公开提出尼科勒塔历史上的疑点：人们祝贺这位少妇遗弃了“特奥菲尔·马德尔这个流亡者、犹太信徒和文化界的布尔什维克”，现在又重新积极地参加了民族的文化生活。在众多祝贺文章所弹奏出的悦耳交响乐中，马德尔的名字是不和谐的音符。
尼科勒塔带着大大小小的皮箱从帝国总理广场搬到格鲁内瓦尔德别墅。当婢女帮她把衣服、饰物从箱子里拿出来，看到一双红靴子时，她吓了一跳。但女主人声色俱厉地说明，这双靴子是配亚马逊女战士戏装用的。“我演彭茜莉娅时就穿它！”尼科勒塔的声音带着奇妙的高兴劲儿。婢女被这外国人的名字和女主人发亮的双眼吓得不敢再问下去了。
晚上，“亨德里克宫”举行了盛大宴会。相比之下，亨德里克在枢密院顾问家里举行的第一次婚礼，显得很是寒酸。此时此刻，仙王奥布朗和仙后提泰妮娅放射出颇具魅力的光辉。他俩挺直了身子，缓步从参加婚礼的客人身边穿过。新郎高高翘起下巴，新娘则以高雅的姿势提着曳地长裙缓步走在新郎身边，她的金银首饰叮当作响，头发上戴着大朵大朵漂亮的造型各异的玻璃花。尼科勒塔的脸上抹了浓艳的脂粉，而亨德里克铁青脸上的微微磷光在闪烁。他俩强作笑脸，微笑中甚至蕴含着痛苦。他们目光呆滞，眼睛直直地穿过前来参加婚礼的人群，盯在远处的某个物体上。亨德里克和尼科勒塔的眼睛为何半睁半闭，目光发呆？嘴角的微笑为何僵直、凝固？
也许是巴尔巴拉锐利的双眼在隐蔽处凝视着他们。巴尔巴拉曾经是尼科勒塔的朋友，但现在两个人之间已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巴尔巴拉目前正在异国他乡执行庄严而艰巨的使命。也许他俩的眼前出现了马德尔这个荒诞的殉难者的面孔，马德尔半盲半智，他痛苦地忏悔自己的倨傲和孤芳自赏，现在正凄恻而愤怒地看着背叛了他的尼科勒塔。也许他俩谁的面容也没有看见，而只是些以往暗淡但又势不可当的憧憬。他俩似乎看到了自己令人厌烦的、可耻的叛变道路。而在这愚蠢的世界上，这些倒退与衰败可能会使人更快的飞黄腾达。现在，这两个浑身闪烁着光亮、面带微笑的人永远地结合在了一起，犹如两个叛徒。然而把他们连在一起的纽带不是爱情，而是仇恨。
正当“文化委员会”举行亲切的社交聚会，正当国家巨头们在饭店的大厅为本民族受难的同胞募捐，同时使第三帝国可以用募捐得来的钱到国外去搞宣传，正当庆祝婚礼、演唱抒情曲、无穷无尽地做报告的时候，全面独裁、专政的政府正继续其可怕的治国方针，进而在其前进的路上尸体越堆越高。
一些外宾来到德国访问，来访的人中有英国勋爵、匈牙利记者和意大利部长等。他们赞扬这个国家非常干净，他们称随处可见到笑容满面的人们，由此他们相信，“元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
但事实恰恰相反，在纳粹党的核心人物中也出现了反对派，构成了对统治者的威胁，致使令人讨厌的执政三驾马车——“元首”、胖子和跛子——不得不突然采取行动。为独裁者建立一支私人军队的那个人，前天宣传部长还在对他笑脸相迎，普鲁士总理称他为“最忠诚的同志”，突然在一天夜里，“元首”亲自从床上把此人拖了下来，数小时之后此人遭到了枪杀。枪打响之前，日耳曼民族的“救世主”和这个最忠诚的同志之间出现了一幕高层领导人中异乎寻常的场面：这个最忠实的同志指着“救世主”骂道：“你是无赖！你是叛徒！”他敢于说真话了，因为他感到命运的丧钟已经敲响。受他牵连的数百名不识时务的老党员也丢了性命。同时，数百名共产党员也惨遭杀害。借着大屠杀之机，胖子、跛子和“元首”把那些反对自己或对自己前途有碍的人物统统清洗掉了。被清洗的人中有将军、作家和前任政府的总理，统治者无须甄别，就把人杀掉。有的人的妻子也因受株连而遭枪决。“元首”一再强调要让“人头纷纷落地”，现在这个时刻已经到来。这次小规模的“清洗运动”，是先斩后奏的。勋爵们和记者们发现“元首”精力充沛，内心虚伪，行动有效。一方面他温文尔雅，爱动物，喜素食，不沾肉味；另一方面，他能目睹最忠实的同志一命呜呼，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在这次血腥屠杀之后，人民变得更加“敬爱”自己的“元首”了。对屠杀感到厌恶和可怕的人孤独地散居在全国各地。浮士德曾经悲叹过：“我一定要活到最后，亲眼见见张狂的刽子手是如何赢得人们的赞叹的。”
许多人被杀害了，他们唯一的罪行在于誓不放弃社会主义信仰。不过，下令处决他们的这位“救世主”也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救世主”声称，他热爱和平，然而他却把真正的和平主义者投入集中营，严刑拷打，最终杀害。德国青年把“和平主义”当作骂人的话，他们不再需要读歌德和柏拉图的书了。他们学习射击和投弹，进行夜行军训练。当“元首”祈祷和平的时候，他们心里很清楚，那是他在开玩笑。
这些按军事要求组织的、受过训练的、有纪律的青年只有一个目标：发动复仇战争和征服战争。他们疯狂地喊道：阿尔萨斯-洛林是德国的，瑞士、荷兰、丹麦、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也是德国的，奥地利更不必说，也是德国的。德国必须收回它的殖民地。顿时，全德国成了一座兵营，军火工业蒸蒸日上。军事总动员，永无休止。外国人像着了魔似的看着这个可敬可畏的景象，犹如兔子紧盯着要将其吞噬掉的蛇一样。
暴政下的生活也有其乐趣。人们喊出的口号是“力量来自快乐”。人们被迫参加当局安排的种种庆祝活动，这些活动成为全民的节日。诸如庆祝萨尔河是德国的；总理同林登塔尔结婚（送来的结婚礼物价值数百万马克）；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并恢复了它的国防主权。每一个条约的撕毁，如凡尔赛条约、洛迦诺条约，等等，也会成为全国节日。什么“强制性公投”也会演变成一个节日。全民节日一个接着一个。旷日持久的庆祝活动有迫害犹太人，公开批判同犹太人一起犯有“污辱种族罪”的姑娘，迫害天主教徒。人们清楚地看到，天主教徒的命运并不比犹太人好。有人控诉犹太人，指责他们搞外汇走私，其实数额很小，而那些所谓的民族领袖却把巨额财产偷运国外。旷日持久的庆祝活动还有镇压“反动派”（“反动派”一词没有准确的含义）。对纳粹来说，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被“铲除”，但仍然有危险。德国文化已“去除犹太”的影响，然而其作品却单调无聊，无人问津。黄油虽说紧张，大炮却更为重要。“五一”以往曾是无产阶级的节日，而今天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博士，活像在香槟酒里泡得浮肿的尸体，发表了一些关于生活乐趣的讲话。人民对这许许多多毫无意义的庆祝活动难道没有开始感到厌倦吗？也许人民已经厌倦了，人民开始抱怨，但大喇叭和大话筒里的嗓音压倒了人民的呐喊。
谁站出来进行反抗，谁就要承担灭顶的风险。谁说真话，谁就要遭到撒谎者的报复，谁要宣传真理并为真理而斗争，谁就会受到死亡和恐怖的威胁。在第三帝国的牢房里，人在死亡之前，要经历种种的恐怖与苦难。
乌尔里希斯胆大包天，走得太远，他的政治朋友交给他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他的同志们认为或希望，他在国家剧院的地位给能他提供某种掩护，因为他所处的环境要比其他同志优越。这些同志们隐名匿姓躲躲藏藏地度日，他们由于盖世太保特务的追捕而四处逃难，像罪犯似的受到警察跟踪，犹如窃贼或凶手那样在全国遭到通缉。乌尔里希斯投身于革命，并积极为之奋斗。他准备做出牺牲，一天早晨，他终于被捕了。
当时，人们正在国家剧院排练《哈姆雷特》剧本，院长担任主角。乌尔里希斯扮演侍臣盖登思邓。排练时，他没有到场，事先也没有请假，亨德里克吓了一跳。他预感，甚至心里很清楚，乌尔里希斯出事了。他让剧团继续排练下去，自己提前退了场。他从乌尔里希斯房东那里得知，清晨，三个便衣把乌尔里希斯带走了，他立即给总理府打电话。总理居然亲自接了电话。当亨德里克问总理是否知道乌尔里希斯被捕的事，总理却心不在焉、毫不客气地说，“我根本不管这种事，”总理有点儿发火，“如果我们的人把他关起来了，说明他准干了坏事。一开始，我对这家伙就有怀疑，过去‘海燕’就是个肮脏的地方。”亨德里克进而要求总理设法减轻乌尔里希斯的判刑，总理断然回答：“不行，亲爱的，您不要多管闲事！”他发出腻烦而严厉的声音，“您得放聪明点儿，还是多管管自己的事吧！”语气中颇带点威胁的味道。这语气暗示亨德里克也曾作为“同志”参加过“海燕”的演出，语调令人不快。
亨德里克明白，如果此时执意关心老朋友的命运，自己就要冒失去最高恩宠的危险。“过几天再说吧，”亨德里克决定，“等胖子情绪好一些，我再谨慎地试试，同他谈谈这个问题。我要从监狱或集中营里把乌尔里希斯救出来，然后把他送往国外避难，了结我的心愿！他的毫无意义的疏忽大意，他对英雄事迹过时而又天真的理解，会给我带来极大的麻烦……”
两天过去了，亨德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