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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般的感情与他交往。乌尔里希斯粗犷的男子汉气概和落落大方的开朗性格给人以好感，赢得了大家的理解。他也学会了一套应付各种场面的欺骗性本领。他狂热地追求既定目标和准备做出最大牺牲的钢铁意志使他变得狡黠了，他甚至敢于同洛特·林登塔尔开玩笑。有时，他对性格演员约阿希姆说，自己丝毫不怀疑约阿希姆血统的纯洁性。只要一碰见舞台管理人员，乌尔里希斯即以明朗的态度，按规定的姿势向对方致意，嘴里还喊“万岁！”并且在“万岁”两字之前加上他所痛恨的独裁者的名字。如果总理坐在包厢里看戏，乌尔里希斯会迎合说，为大人物演戏，这使他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不过，他的心跳却是因胜利带来的喜悦和敌人造成的恐怖交织在一起而引起的感觉。当他演完一场戏以后，他的同党拉幕人、秘密地下联系人，会悄悄地告诉他有关秘密集会的事。这些活动几乎是在肥胖的凶神恶煞和胸前挂满勋章的最大的刽子手的眼皮底下进行的。这个备尝集中营严刑拷打之苦的普通演员，继续从事反政府的瓦解和煽动等活动。
狱中的可怕遭遇使乌尔里希斯一时萎靡不振。出狱后的头几个星期，他痴痴地发呆，眼前经常闪现集中营里的悲惨情景，这些都是一般人所无法忍受的，也是使一般人不无绝望的。刽子手们的卑鄙行径是赤裸裸的，他们暴戾恣睢到了无以复加的可怕地步。他们严刑拷打赤手空拳的人们，并以此作为胜利而庆祝。他们把自己的暴行吹嘘为爱国行动，认为这是对“反民族的破坏分子”的感化所取得的成绩，也是道义上对觉醒的祖国做出的正当贡献。
“只要目睹过集中营的惨状，你就不愿再去回忆这些往事，甚至对人类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态度。”乌尔里希斯说。他热爱人民，坚信人类总有一天会变得成熟、理智起来。他克服了由于过分忧伤而出现的麻木情绪。“目睹了刽子手们最卑劣的行径，”他说道，“你就只有两个选择：或是自杀，或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热情地拼命工作。”他是个单纯而勇敢的人。他以坚强的毅力迅速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全身心地继续投入到他的工作中。
他毫无困难地同地下反对派建立了联系。他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许多朋友，他们对法西斯主义深恶痛绝。这些人在极端危险和近乎绝望的关键时刻经受住了考验。他们给了乌尔里希斯极大的鼓励。他身为普鲁士国家剧院的演员，但实际上却秘密地参加反法西斯政权的地下斗争。无论是举行秘密集会，印发传单，出版报纸和小册子，还是在工厂的消极怠工行动中，在暴政公开的庆祝会上，在转播广播电台的节目和放映电影等方面，演员乌尔里希斯总是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地参与准备工作，并且冒着生命危险去采取行动。
乌尔里希斯十分认真地对待反法西斯的宣传工作。他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对被恐怖吓呆了的公众的心理效果。
“我们要使当权派惶惶不安。我们要告诉数百万民众，有许多人正在反对残暴统治。今天，敌人不得不承认，民众要求解放的意志并没有消失。尽管他们受大批特务的监视，但民众的抵抗活动仍在继续进行。”乌尔里希斯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说、这样写的。他牢牢地记住，要把小规模、分散的行动聚合起来，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就会最终演变成反抗独裁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这是唯一的法宝！”乌尔里希斯认识到了这点。
因此，他的秘密活动不仅仅限于党内同志和志同道合的人们中间，而且扩大到了外围。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同抵抗运动中的天主教教徒、老社会民主党人、魏玛共和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无党派人士等加强合作。最初，资产阶级自由派对共产党人表示不信任，乌尔里希斯给他们做积极的思想工作，态度诚恳，终于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你们同纳粹党一样，是不主张自由的。”民主派人士批评说。乌尔里希斯回答：“看，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推翻暴政。关于未来的制度建设，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协商解决。”
“你们不爱祖国！”拥护共和政体者的爱国者们指责他说。“如果我们不爱祖国，”乌尔里希斯说，“难道我们会这样痛恨蹂躏和破坏祖国的人吗？难道我们能日复一日地冒着生命危险去谋求祖国的解放吗？”
在开展地下斗争的最初时刻，当乌尔里希斯想把秘密情况告诉亨德里克·赫夫根时，院长是既焦虑，又紧张，又恼火。“我对此毫无兴趣，”亨德里克急忙说，“我不需要知道这些事，你懂吗？我只好闭上眼睛，你干的一切活动，我只当什么也没有看见。我绝对不卷入！”
亨德里克环顾四周，确信没有人在偷听他们讲话时，他才压低声音，向他的朋友乌尔里希斯说：“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长期地伪装自己，这是多么艰难和痛苦啊！我还是决定采用我自己的方针，因为我认为这是最正确、最有效的。”亨德里克低声地说，并用地下工作者的目光瞟了乌尔里希斯一眼,乌尔里希斯没有理睬他,“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策略，但我必须坚持，我身处敌人营垒，可以从内部破坏敌人的政权……”
乌尔里希斯不愿再听下去了。此时此刻，他的幻想破灭了，他把亨德里克看透了。
院长伪装得多么巧妙！真不愧是个超凡的演员。而人们所看到的是，亨德里克·赫夫根一心一意追求着金钱、权势和荣誉，而不是在破坏纳粹政权。
在总理的大保护伞下，亨德里克感到自己隐蔽得天衣无缝，用乐观的态度和方式去战胜危险。他给维也纳一个戏剧制作人打电话，要求借用一名演员，他以诉苦而又悠扬悦耳的声调，痛苦地把字音拖得长长地说：“是啊，亲爱的，几个星期后，也许我要出现在维也纳你们那里。我不知道，我能否在这再继续工作下去。我的健康，你懂吗？我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
如果要使亨德里克垮台，只有两个办法：总理不再对他恩宠，或者总理本人丢了权势。可是，总理对他的梅菲斯托非常讲义气，这在纳粹分子中确实罕见，也是令人惊奇的。而且，总理这颗福星正在高照。这个杀人狂，这个迷恋一个多愁善感的金发女人的人物，现在头衔越来越多，财富也越积越厚，他对国家领导层的影响在与日俱增。
只要总理的光辉洒在亨德里克的身上，他就完全不必理睬宣传部长的恶毒攻击。当然，宣传部长也不敢公开反对院长。相反，宣传部长还是很重视在适当场合同亨德里克一起公开露面的。宣传部长同亨德里克保持一定的接触，这是聪明的做法。亨德里克善于用魔鬼梅菲斯托的庸俗和玩世不恭的诙谐取得总理的欢心，把总理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当然，他同宣传部长这位“老博士”倒也谈得来，他俩都讲莱茵地区的家乡话，这使他们的交谈带着同乡的亲昵感。他俩都爱用——其实也是滥用——政治术语。如果有机会亨德里克也能喋喋不休地谈论什么“革命动力”，什么“英雄主义生命力”，什么“血腥的反理性主义”，等等，以迎合对方的口味。他能同死敌兴奋地谈上几个小时，当然，这并不妨碍他的死对头继续搞阴谋来反对他。
穆克充分享受了国外旅行的欢乐，返回德国。回国后，他千方百计地散布关于一个黑女人朱丽叶的谣言。谣言说：亨德里克患有严重的性变态，因此和一个黑女人有不当的关系。黑女人挥霍他的钱财，在巴黎过着令人作呕的奢侈生活。谣言还说：亨德里克经常同这个黑女人幽会。亨德里克一方面同黑女人犯下玷污种族纯洁性的罪行，另一方面利用她作为联络员同流亡者中最黑暗、最危险的集团保持联系。巴尔巴拉·布鲁克纳只是形式上同亨德里克离了婚，实际上是这个集团的领导人。
国家剧院的同事们都在议论院长的这个黑情人。在各大报纸的编辑部和当权派的办公室每个人都听说过巴黎市的那个十恶不赦的黑女人。有人造谣说，“她养了三只猴子，一只幼狮，两只豹和十几个中国苦力。”她还同法国陆军总参谋部、克里姆林官、共济会以及犹太财阀一起进行阴谋活动，反对纳粹国家。
看来形势对亨德里克不利，因此他决定同尼科勒塔结婚，以此来给那些造谣者当头一棒。总理对他的这一决定十分赞同，并向那些继续散布流言蜚语者提出了严重警告，“反对我的朋友，就是反对我。”总理威胁说。谁再敢提某黑女人，谁就得准备同总理和盖世太保打交道。为此，在剧院大门口的黑板上贴出布告：凡对院长先生的历史或私生活继续造谣者或听信谣言者，即是反对国家的人。此外，人们对亨德里克的私人密探网络也提心吊胆。凡是他想知道的事，都不可能掩过他的耳目。他豢养了一批密探，为他通风报信。他到处都有自己的耳目，盖世太保对亨德里克拥有这样完善的密探系统十分敬佩。
就连穆克也感到了压力。《塔嫩贝格》悲剧的作者不得不光临“亨德里克宫”。他用最亲切的撒克逊土音同亨德里克谈了一小时话。尼科勒塔也走过来同他们聊天，她突然提高嗓门用轻蔑的语调议论黑人，说明亨德里克和她都十分厌恶黑人，穆克先生洗耳恭听着尼科勒塔的表白，丝毫不露声色。“亨德里克从远处一见到这讨厌的人种出现时，他就要呕吐，”她用明亮的隐含揶揄的眼光狠狠盯着穆克挑衅地说，“一闻到这种人身上的臭味，他就受不了了。”“是啊，是啊！”穆克先生附和说，“黑人身上散发着臭气，这一点儿也不假。”而后，三个人突然笑了起来，他们笑得那样长久，那样热烈。
“这个亨德里克”是伤害不了的，要伤害他，是不可能的啊！穆克先体会到了这一点，宣传部长也清楚这点。他俩阴险地决定，在干掉他之前，眼下还必须同他保持最友好的关系，现在的他是不可侵犯的。
总理安排亨德里克去谒见独裁者，因为关于特巴布公主朱丽叶的谣言已传到这位煊赫人物的耳朵里。这位上帝的使者，对此事颇为反感。他蔑视黑人，就像蔑视犹太人一样。“一个同劣种人交往者，有资格担任院长职务吗？”“元首”向他周围的人提出这个疑问。
现在，亨德里克需要运用他宝石般的眼睛，悠扬的声音，高贵而忧伤的表情，去争取德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元首”，并使他相信亨德里克有足够高的道德修养和素质去统领德国国家剧院。
亨德里克终于谒见了日耳曼民族的“救世主”。在“救世主”那里待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对他而言十分劳累和痛苦，两人谈话并不投机。“元首”对戏剧没有兴趣，他所喜欢的是瓦格纳的歌剧和宣传电影。亨德里克不敢在“救世主”面前提及自己导演的，曾经轰动全魏玛共和国的歌剧，因为他害怕“领袖”会因此而联想起穆克当时对这些实验性歌剧所作的尖锐批评：这种歌剧具有消沉意志的作用，而且深受犹太思想的影响。谒见时，亨德里克支支吾吾不知该说什么好。这位国家权力的化身使他忐忑不安，坐在他面前的国家“权威”使这个追名逐利的小人吓得魂不附体。
这位国家“权威”平庸的额角上，有一绺油亮的传奇式的头发耷拉下来，前额下有一双死人般呆滞无光的眼睛。他浮肿的脸呈灰白色，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毛孔。他的鼻子很一般。亨德里克认为“这是一只普普通通的鼻子。”他在对国家“权威”的敬佩中掺杂着反抗和嘲讽。亨德里克发现，“权威”几乎没有后脑勺，褐色衬衣下鼓突着一个松软的肚皮。“权威”为了保养他声嘶力竭喊哑了的嗓子，所以说话细声细气。为了在演员面前显现出他有“文化素养”，他使用的尽是些晦涩难懂的复杂词汇。“权威”教导说：“我们的北欧文化利益，要求每一个精力充沛、自觉维护种族血统的纯洁性、目标明确的人无条件地做出牺牲。”“权威”如勤奋的小学生背诵书本那样，尽量不用南德意志土音，而尽力用高雅的高地德语发音。
历时二十五分钟的谒见结束了，亨德里克离开“元首”的宫殿时，汗流浃背，狼狈不堪。当天晚上，他从总理那里得知，他给国家“权威”留下的印象竟然不坏。院长如此腼腆，使这个“救世主”感到意外，并且产生了格外的好感。“元首”是个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不拘形式或炫耀自己的人，他认为这种人是不能容忍的狂人。人们见到“元首”应该肃然起敬，默不作声。倘若亨德里克表现出兴高采烈，忘乎所以，那就会惹得日耳曼人的“救星”生气。至高无上的“权威”为来者做了温和的判决：“赫夫根先生是个正派人物。”
犹如有人爱好收集邮票或蝴蝶一样，总理先生的嗜好是为自己收集头衔。同时，他也认为头衔也能使别人高兴。于是他封给亨德里克“枢密院顾问”和“市议员”的头衔。从此，院长亨德里克在第三帝国文化机构担任了种种要职。亨德里克、穆克和个别穿制服的人组成了“文化委员会”的理事会。该委员会在“亨德里克宫”举行首次社交聚会，宣传部长亲临晚会。当约茜小姐演唱她受欢迎的民间小调时，部长咧嘴笑了，担任钢琴伴奏的是穆克。晚会上的酒菜十分简朴。亨德里克告诉母亲只供应啤酒和香肠三明治，穿制服的先生们对此深感失望，因为他们耳闻了许多关于院长别墅穷奢极侈的传闻。侍从们穿着一身漂漂亮亮的衣服，可这对这些来客们又有什么用呢！侍从们来回转悠，手里端的却是可以在家里吃到的点心，全体文化委员情绪开始低落。幸亏有宣传部长支撑着场面，他说说笑笑，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