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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怎样？”
“喔，她……”亨德里克既苦闷又鄙视地说，随即把脸转到了暗处。
巴尔巴拉日益疏远柏林，枢密院顾问几乎不在首都露面。以往，每到冬天，他总要来几次，做做报告，参加一些重要的社交活动。枢密院顾问说：“我不再喜欢去柏林了。唉，柏林使我开始害怕了。因为那里将要发生令我毛骨悚然的事件，最可怕的是我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似乎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存在。世人瞎了眼，他们寻欢作乐，争吵，斤斤计较，而就在这时，天空乌云密布，可世人却见不到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不，我已经不愿意留在柏林。也许我不会再来了……”
他还是来了一次，但不是来参加社交活动或到大学讲课的，而是就文化政策、政治和德国现状做一次长长的报告，演讲的题目是《暴行近在咫尺》，枢密院顾问在报告中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提醒资产阶级知识界，警惕即将来临的风暴，这场风暴无耻地打着“觉醒”和“民族革命”的招牌，实质上意味着黑暗和倒退。这位长者讲了一个半小时，听众大声喧哗，有的鼓掌，有的喝倒彩。
这位资产阶级学者，曾访问过苏联，因而招致右翼的仇恨和民主党的怀疑。他利用在首都的最后一次机会，同许多有影响力的朋友，如政治家、作家和教授交谈。结果表明，彼此意见分歧很大。朋友们讽刺地问道：“枢密院顾问先生，您思想上的宽容到哪里去了？您的民主原则到哪里去了？您变得使我们几乎认不出您了。您的讲话让人觉得您更像平庸的激进政治家，不像有文化素养的人。一切有文化素养的人会认为：对纳粹党人只能采取教育的方法。要以民主为手段，千方百计去驯化这些人。不是去反对他们，而是去争取他们。我们要劝这些年轻人，支持魏玛共和国。而且，亲爱的枢密院顾问，敌人在左翼。”
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不得不听取某些意见。有人认为，纳粹内部“毕竟仍然存在健康的立志建设的力量”；有的说，“我们老一辈人对年轻人的民主激情，不要不理解就横加反对”；有的则认为，它关系到“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本能”，它“健全的理智”防止了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德国毕竟不是意大利”，等等。布鲁克纳感到沮丧和失望，他启程离开了柏林市，发誓永远不再回来。
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尽力逃避的那个社会，却是亨德里克深信可以大展宏图的沃土。
凡是有钱的或名字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的人，一定会受到柏林沙龙的欢迎。在蒂尔加藤和格鲁内瓦尔德黑市商人的豪宅里，投机商、赛车运动员、拳击手和名演员荟萃一堂。一位大银行家为能邀请亨德里克·赫夫根光临而感到十分荣幸。当然，最好也能把多拉·马丁请到家里来做客，哪怕她待上十分钟也好，但是她谢绝了。
在午夜前，亨德里克决不露面。他演完夜场戏，还要赶到音乐厅演唱歌曲，唱一次七分钟，报酬三百马克。他到场后，向穿着时髦的观众表示敬意。观众们却对他哼起了那首著名歌曲中的副歌：
这么难以置信，
如此疯狂至极，
难道我已全然堕落？
上帝啊，这到底是为何？
亨德里克含笑致意，穿过人群，后面跟着两个忠实的侍从——卡茨先生和伯恩哈德小姐。在观众中有故作风雅的犹太财阀，有思想激进而不学无术的文人和运动员。这些运动员从来不读书，因而受到文人们的推崇。“他看上去不是像勋爵吗？”跟在他身后的一个首饰丰盈的太太窃窃私语，“他的嘴多么性感！他的眼睛多么冷峻！他的晚礼服是用上等呢料做的，价值一千二百马克。”在沙龙的一个角落里有个声音在说：“亨德里克是多拉·马丁的情夫。”
“不，他同伯恩哈德小姐睡过！”深知内情的人说。
“那他的妻子呢？”一个涉足柏林社交界不久，稚气天真的年轻人问道。回答他的是轻蔑的笑声。年迈的枢密院顾问，在政治上遭到反对和无端攻击以后，他的家庭不再受人尊敬。大家一致认为：对于搞不清的问题，学者不应该囫囵吞枣。此外，人们认为逆潮流而行是愚蠢的。一个现代人，对纳粹争取祖国前途的运动，应该有所理解，这个运动包含许多积极的因素，至于前进道路上的小小缺点，例如反犹太主义，迟早会改正过来的。
文人们认为：“自由主义已经过时，不会再有前途，这点我们不必再讨论了。”拳击手和银行家对此不持异议。
“赫夫根先生，您能在百忙中抽出一小时来看看我们，这多么令人激动啊！”女主人对她迷人的来客献殷勤，同时把一小碟鱼子酱递给他，“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啊！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两位最最热烈崇拜您的人。这是米勒·安德烈埃先生，他在社会新闻栏目经常发表令人着迷的文章，这点您准知道。那位是我的朋友，法国著名作家皮埃尔·拉律。”
米勒·安德烈埃先生是位灰发的潇洒男子，红润的脸上向外鼓着一对碧蓝的眼睛。他那妩媚的太太出身于贵族家庭，众所周知，他是靠太太的上层关系生活的。利用这种关系，他收集柏林社交界的种种传闻，发表在他在杂志上创办的小栏目上。在这声名狼藉的刊物上，米勒·安德烈埃先生每周在“您晓得吗？”专栏里，发表闲聊文章。杂志之所以受欢迎，应要归功于这些妙趣横生的文章。例如有的文章写道：资本家甲的太太同抒情男高音乙去比亚里茨旅行；伯爵夫人丙，每天下午要到阿德隆饭店喝茶跳舞，她爱跳舞，不是因为那里的乐队水平高，而是同一个男妓去幽会，等等。米勒·安德烈埃先生善于用这类桃色新闻吸引和诱惑读者。他的奢侈生活，不是靠发表这类文章来维持，而是靠不发表这类“闲聊”文章捞到的大笔的钱来维持的。例如，有的太太们给米勒·安德烈埃汇寄巨款，请求他不要在专栏里提她们的名字。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否认，米勒·安德烈埃先生是个卑鄙的讹诈者。可是，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
亨德里克的另一个热烈崇拜者是皮埃尔·拉律。他长得又矮又小，他对亨德里克伸出一只小白手，用任性的女高音说道：“幸会，幸会，亲爱的赫夫根先生！请问您的地址在哪儿。”他熟练地掏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我希望您下次到埃斯帕拉那达饭店的舍下就餐。”他低声说，语音如萧萧的长笛声。拉律先生有一张如老处女般尖尖的脸，脸上布满细纹，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双既锐利又咄咄逼人的眼睛里恍恍惚惚地闪出非常好奇的目光；他生命的真正动力和唯一内容，是用这双闪光的眼睛去追逐人们的姓名、地址，等等。拉律先生一天不结识一个新朋友，他就会悲惨地死去。然而，只要他待在柏林，不时地抬出知名人物以提高其身价，就会避免这种境遇。外国人在柏林沙龙里，特别受欢迎。一个德语讲得蹩脚的客人，犹如拳击手、公爵夫人和电影明星一样，给上层社会带来了体面，何况这位客人还是个洋阔佬，他为埃斯帕拉那达旅馆筹办风味别致的宴会时，荣幸地见过好几位国王，甚至认识威尔士亲王。对拉律先生来说，任何大门都是开着的，德高望重的德国总统也接见过他。他一方面同波茨坦最高级别、最反动的家族有来往；另一方面，又与左翼激进的年轻人有联系。他想把这批年轻人作为“我年轻的共产党同志”，带到银行经理的府上。
皮埃尔·拉律记下了亨德里克的电话号码以后，说：“昨天，我在冬季花园欣赏了您的表演。”他风趣地重复那人人会唱的叠句，“真是难以置信……”接着他又呵呵地笑了起来，笑声像秋风吹动枯叶发出的沙沙声响。“哈，哈，哈！”拉律先生大声地笑着，惨白的瘦骨嶙峋的双手，在胸前搓来搓去。尽管室内温暖如春，但他仍把脸深深地缩进了黑色的羊毛围巾中。
真是难以置信！世界上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德国的一切都金光灿烂，无与伦比，民众可以高枕无忧。
有危机吗？有失业吗？有政治斗争吗？共和国不仅失去了自尊心，而且连自卫的本能也丧失殆尽，她在全世界面前，忍受最无耻、最粗暴的敌人的嘲笑。这样的共和国还能存在吗？
富豪们正在豢养和支持敌人，能使他们担心的只有一件事：也许，政府会把他们的钱囊洗劫一空。柏林会发生会议厅激战和每晚的巷战吗？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每日都致死的内战？工人的脸会被年轻的褐衫队员踩碎、喉管会被割断吗？而他们伟大的人民领袖——“建设志士们”的头头、重工业资本家和将军们的宠儿，不正在无耻地公开打电报给残暴的凶手表示祝贺吗？同一个煽动家，要求公开赞同“长刀之夜”。正是他发誓：要让人头滚滚落地，而他自己只要求“通过合法道路”上台。难道只有他可以例外地逃脱处罚吗？他敢向全世界进行威胁和挑衅吗？
真是难以置信！政府改组了各部，新的成员并不比老的高明。难道应该这样彻底堕落下去？在德高望重的陆军元帅的府邸中，大地主们正在阴谋策划推翻摇摇欲坠的共和国。民主党人发誓：敌人在左翼阵营。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警察局长，下令向工人开枪，然而，却让那狺狺的吠声，日复一日地疯狂叫嚣。他要利用刑事法庭和“血洗”的手段，消灭现有的制度。
亨德里克·赫夫根擅长扮演优雅的流氓、身穿燕尾服的凶手、诡计多端的朝臣，他对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感而不觉，似乎与柏林市没有任何关系。他只知道舞台、摄影棚、化装室，以及几家夜总会，几个时尚豪华的沙龙。局势正在变化，他难道没有感觉到吗？魏玛共和国诞生时，人们对她寄托多么大的希望，如今她却奄奄一息。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的岁月正在消逝，亨德里克感觉到了吗？他演了这场戏再演下一场，拍了这部电影再拍下一部，就这么过着日子，他数着“拍影日”和“排练日”，未能觉察到雪在融化，枝头萌出了花苞或浓密树叶当头，微风拂香，世上还有花草、土地和流水。他野心勃勃，贪得无厌，不知疲倦，他永远处于高度紧张的歇斯底里状态，享受命运的恩赐，忍受命运给予的苦难。他感到自己的命运非同一般，实际上命运无非是事业边缘粗俗而闪光的花饰。所谓事业，正濒于死亡，亵渎心灵，趋向灾难。
真是难以置信。他究竟干了哪些事，为了哗众取宠他到底想了哪些别出心裁的名堂，也不胜枚举。为了不受约束地利用每次出现的诱人的机会，亨德里克解除了同“教授”各剧院签订的合同。这使伯恩哈德小姐惊慌失措，苦恼至极。
他拍电影赚钱，剩下的时间他到处为剧院演戏或编剧。人们可以在银幕上、舞台上见到他穿着各种盛装艳服的形象：穿刺绣服饰的十八世纪贵族，头戴王冠的东方君主，穿古罗马宽外袍的人，摇身一变，又成了普鲁士国王或穷困潦倒的英国勋爵。还有一些世俗的形象，如身穿高尔夫球衫、睡衣裤和燕尾服的各类人物。在大型轻歌剧里，他装腔作势地演唱无聊的小调，只有笨蛋才会认为这些小调妙趣横生；在古典戏剧里，他的动作潇洒又懒散，给人的印象是：席勒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成了博人一笑的滑稽戏，布达佩斯或巴黎按廉价剧本上演的笑剧，经他略施小技，便能哗众取宠，使观众忘却这是毫无价值的拙劣之作。“这个亨德里克”真是无所不能啊！但是如果对他的成就逐一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任何成就都不是一流的，当导演，他永远达不到“教授”的水平；当演员，他不是劲敌多拉·马丁的对手。多拉·马丁是天上的第一颗明星，而他则是闪烁着划过天空的彗星。他的成绩是多方面的，这使他成名，从而声誉不断提高。观众对他的整体评价是：通过努力他难以置信地成功完成了多项任务！评论家们则以高雅的言辞重复了同一评语。
亨德里克是激进资产阶级和左翼媒体的宠儿，也是上层犹太沙龙里的红人。他不是犹太人，因此他在社交界尤其吃香。柏林的犹太上层人物“留金黄色头发”。右翼激进报刊，则日复一日怒气冲冲地宣传通过激进的“净化论”（鲜血与土地）净化血统和占有土地，恢复德意志文化。他们对演员亨德里克持怀疑和反对态度，把他当作“文化布尔什维克”。他偏爱法国戏剧，混迹于上流社会，但又显露出极端的反民族情绪，主张世界大同，加上犹太报刊编辑写杂文为他捧场，这些都促使他成了可疑的人物。他拒绝上演民族主义戏剧，招致这类剧作者的怨恨。例如，凯撒·冯·穆克是正在兴起的纳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文艺界的代表，他在剧作中用绞死犹太人与枪毙法国人等内容来代替民族间的对话精神。凯撒·冯·穆克把瓦格纳的一出歌剧做了新的改编，亨德里克上演该剧，引起了轰动。人们称他的表演是“迎合低级趣味的最拙劣的艺术，是腐败的实验，是深受犹太人的影响，是对德意志文化遗产的疯狂亵渎”。“赫夫根先生讥讽的言辞漫无止境，”凯撒·冯·穆克写道，“为了给选帝侯大街的观众提供新的消遣，他竟然冒犯德国最伟大、最受人尊敬的艺术巨匠——理查德·瓦格纳。”亨德里克和一些激进的作家，对文人们宣扬“血统论”和主张夺取领土一类的胡言乱语，感到极为有趣。
亨德里克同共产党和半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有时，他在位于帝国总理广场的寓所里设宴招待年轻的作家和共产党的干部，用招摇的言辞一再向来者表白，他同资本主义势不两立，他热切希望爆发世界革命。他同革命者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