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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案发当晚他穿的是什么鞋。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自己穿的是靴子——事实上那双靴子依然在他脚上——他也没其他鞋可穿了。
“于是我们离凶手的真面目又更近一步——一个当天有机会去‘三只野猪’拿走拉尔夫·佩顿的鞋子的人。”
他稍停片刻，略微提高嗓门。
“再进一层，凶手必然是有机会从银桌中盗取那柄短剑的人。也许你要反驳说，庄园里的任何人都可以下手，但我要提醒你，弗洛拉·艾克罗伊德非常有把握，她查看银桌的时候，那柄短剑已经不见了。”
他又停顿了一下。
“我们来概括一下——现在真相已经呼之欲出了。一个当天早些时候去过‘三只野猪’的人；一个与艾克罗伊德极为熟悉、知道他买了一台口述录音机的人；一个懂得机械原理的人；一个有机会在弗洛拉小姐到来之前从银桌中偷走短剑的人；一个携带着足以装下口述录音机的容器——比如一只黑皮包——的人；一个在案发后帕克打电话报警时有机会在书房里单独待上几分钟的人。事实上此人就是——谢泼德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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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云开雾散
死一般的静默持续了大约一分半钟。
然后我放声大笑。
“你疯了吧。”我说。
“不，我没疯。”波洛平静地说，“正是时间上的一点点矛盾，让我从调查一开始就对你产生了怀疑。”
“时间上的矛盾？”我不明所以。
“不错，你应该还记得，包括你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从门房到大宅要走五分钟——如果抄近路走露台的话，还用不了这么久。根据你本人的证言，你离开大宅的时间是八点五十分，这也得到了帕克的佐证；但你九点整才走出庄园大门。那样的寒夜，谁有兴致在外头闲逛呢？那么，为什么五分钟的路程你却花了十分钟？而且我注意到，只有你的证词提到书房的窗户曾经是闩紧的。艾克罗伊德问你是否关紧了窗户——但他并没有亲自查看。那么假设书房的窗户其实没闩上呢？在那十分钟时间里，你是否来得及跑步绕到屋外，换双鞋，爬进窗户杀死艾克罗伊德，然后于九点钟抵达庄园大门？我推翻了这种假设，因为艾克罗伊德那天晚上神经高度紧张，如果你从窗户爬进房间，他一定会听见，并引发一场搏斗。但如果你离开之前就杀了艾克罗伊德——站在他身旁时趁机下手？接着你走出前门，跑到凉亭，取出你带去的那双拉尔夫·佩顿的鞋子，匆匆换上，踩过泥地，在窗台上印下鞋印，爬进书房，从里面锁好门，再跑回凉亭把鞋换回来，疾步跑向庄园大门。（你去通知艾克罗伊德太太的时候，我独自在庄园里排练了一遍，正好需要十分钟。）之后你就回家了，不在场证明也已备妥，因为你将口述录音机的时间设定在九点半。”
“亲爱的波洛，”我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连自己听着都觉得奇怪，“你查案查昏头了吧。杀害艾克罗伊德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安全。敲诈弗拉尔斯太太的人就是你。有谁，能比护理弗拉尔斯先生的医生更清楚他的死因？那天我们在花园里初次交谈时，你提到大约一年前继承了一笔遗产。结果经我追查，这笔钱根本来路不明。其实那只是你找了个借口解释从弗拉尔斯太太那里敲诈来的两万英镑而已。你拿了等于白拿，大部分都在投机生意中打了水漂——于是你更加残忍地压榨她，最终弗拉尔斯太太不堪忍受，采取了出乎你预料的了断方式。如果艾克罗伊德得知实情，他绝不会原谅你——你这辈子就算完了。”
“那通电话又是怎么回事？”我试图挖苦他，“估计你也有一套花哨的解释？”
“不瞒你说，当我得知确实有人从金斯艾伯特车站给你打过电话时，我才发觉这是破案的最大障碍。起初我还以为这通电话是你编造出来的。这一招实在太高明了。你必须有个借口赶去芬利庄园，发现尸体，然后伺机拿走为你建构不在场证明的口述录音机。那天我第一次去拜会你姐姐，打听星期五早晨你有哪些病人时，还没想到拉塞尔小姐也在其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幸运的巧合，帮我掩盖了我的真正目标。我果然大有收获，那天早上你的病人当中有一位美国轮船上的乘务员。除了他，还有谁会在当晚乘火车前往利物浦？而且他很快就会乘船出海，到时去哪里找？我发现‘猎户座’号星期六起航，于是查出这位乘务员的名字，发无线电报向他求证。刚才我收到的这封电报就是他的答复。”
他将电报递给我，上面写着：
完全正确。谢泼德医生托我给一位病人捎个口信，并让我在车站打电话向他转述对方的回复。可是电话无人接听。
“果然是一条妙计。”波洛说，“确实有人打来电话，你姐姐亲眼看你拎起了话筒。但实际上讲话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你自己！”
我打了个哈欠。
“你说的这些很有意思，但纯属无稽之谈。”
“是吗？记住我的话——拉格伦警督明天一早就会知道真相。但看在你那善良的姐姐分上，我愿意为你提供另一种解决方式。比如，服用过量的安眠药。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拉尔夫·佩顿上尉的嫌疑必须澄清——这没有商量余地。我还是建议你继续完成这份有趣的手稿，但不要像之前那样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你的建议还挺多，”我说，“到底说完了没有？”
“你提醒我了，确实还有一点要讲清楚。如果你还想故技重施，试图用灭口艾克罗伊德先生那种方法来堵我的嘴，就太不明智了。这种把戏对赫尔克里·波洛是不会奏效的，希望你明白。”
“亲爱的波洛，”我微笑着说，“无论我这人怎么样，至少还没那么傻。”
我站起身。
“好了，好了，”我打了个小哈欠，“我得回家了，多谢你让我度过了一个别开生面、意义非凡的夜晚。”
波洛也站起身。我出门时，他还跟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地微微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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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自白书
凌晨五点了，我已筋疲力尽，但总算完成了任务。写了这么长时间，我的手臂酸得几乎抬不起来。
真没想到这份手稿会以这种方式收尾，原本我还打算将来某一天把它作为波洛失败的案例付诸出版呢！人算不如天算啊。
自从看见拉尔夫·佩顿和弗拉尔斯太太并肩走在一起那一刻开始，我就有大难临头的预感。当时我以为她正对他推心置腹，后来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那天晚上和艾克罗伊德一起走进书房时，我脑海中依然盘旋着这个念头，直至他告诉我实情时才明白过来。
可怜的老艾克罗伊德。我一直很高兴毕竟还给过他一次机会。我催促他赶紧把信读完，否则一定会后悔。不过坦白说，可能是潜意识在提醒我，像他那种老顽固，越催他读，他就越不肯读。从心理学角度剖析当晚他的紧张情绪，倒是很有意思。他明明知道危险近在眼前，却从未怀疑到我头上。
一开始我没打算用那柄短剑，当时我已携带了一把非常轻便的凶器。但一看到银桌里躺着的那柄短剑时，我立刻想到，如果使用无法追查到我头上的凶器，自然是上上之策。
我早已计划除掉艾克罗伊德。一听到弗拉尔斯太太的死讯，我便相信她死前肯定已经将一切都告诉了艾克罗伊德。遇到他的时候，见他焦躁不安，我还以为他已经获悉真相，只是不敢相信，准备给我一次申辩的机会而已。
于是我回家之后就做了种种准备。如果他焦躁的原因只不过是拉尔夫的事情——唔，那做点准备也不会有害处。两天之前，艾克罗伊德的口述录音机出了点小毛病，我劝他先让我试着修一修，没用的话再退货。我在录音机上做了点儿手脚，那天晚上就藏在包里带去了。
我对自己的写作功力相当满意。比如下面这个段落写得就特别聪明：
信是八点四十分送进来的。而当我八点五十分离开他的时候，那封信仍然没读完。我的手搭在门把上，彷徨不定，回头望了望，寻思着是否还有什么事情没处理。
看见没有，全是实话。但如果我在第一句话后面加上一个省略号呢？有人怀疑过那十分钟空白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吗？
当我从门口回望书房时，心中十分满意。该办的都办妥了。口述录音机放在窗前的桌子上，时间定为九点半（那小小的机械装置十分巧妙，是根据闹钟的原理制成的），我还把扶手椅拖了出来，这样从门口就看不到口述录音机了。
不得不承认，在门口撞上帕克，真是吓得我魂飞魄散。这一事实我也如实记录下来了。
后来，发现尸体后，我派帕克去打电话报警。此处我在手稿中的用词十分严谨：“我做了点非做不可的小事。”的确是小事——只是把口述录音机藏进包里，将椅子推回墙边原来的位置而已。我做梦也没想到帕克竟会注意到椅子的位置。从逻辑上说，发现尸体后的震惊和慌乱，应该令他无暇顾及其他东西才对。但我忽略了训练有素的仆人所拥有的本能反应，实属失策。
要是我能未卜先知，预料到弗洛拉会说九点四十五分时还见到她伯父健在，那该多好啊。她的话彻底把我搞蒙了。事实上，整个案子从头到尾层出不穷的种种谜团几乎令我绝望，似乎所有人都被卷了进来。
我最最害怕的还是卡洛琳。我曾想过她没准会猜出真凶。那天她说我会“走上邪路”的感觉就很怪异。
哎，反正她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了。正如波洛所说，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我可以信任他。他和拉格伦警督会严守秘密。我不希望卡洛琳知道我是凶手。她那么喜欢这个弟弟，而且也一直以我为荣……我的死会令她悲痛万分，但时间总会冲淡悲伤……
当我写完全文，我会把整份手稿封进信封里寄给波洛。
接下来——该怎么了断呢？安眠药？多么富有诗意的判决啊。我倒不是想为弗拉尔斯太太之死负责。她纯属自作自受。我一点儿都不可怜她。
我也不可怜我自己。
那么就让安眠药为一切画上句号吧。
如果赫尔克里·波洛没有隐退到这里来种西葫芦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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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东方快车谋杀案
第一章托罗斯快车上的重要旅客
卷一
事实
叙利亚的冬季，清晨五点钟，阿勒颇站台旁停着一辆在铁路指南上美其名曰托罗斯快车的火车，上面有一节厨房车、一节餐车、一节卧铺车厢和两节普通客车厢。
通向卧铺车厢的踏板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法国中尉，穿着一身醒目的制服，正在跟一个矮个子男人说着什么。后者用围巾把脑袋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一个红彤彤的鼻尖和两撇向上翘起的小胡子。
天气寒冷，为一位高贵的陌生人送行这份工作可不怎么令人羡慕，但中尉迪博斯克还是勇敢地坚守在岗位上，用优雅的法语说着优美的词句。实际上，他并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些谣言。将军——他的将军——的脾气越来越坏。然后来了一个陌生的比利时人，好像是大老远从英国过来的。过了一星期——无缘无故紧张的一星期——再后来发生了某些事，一位很有名的军官自杀了，另外一位突然宣布辞职，那些焦虑的脸上忽然没有了焦虑，一些军事防御措施也放松了，而将军——迪博斯克中尉的顶头上司——好像忽然年轻了十岁。
迪博斯克偶然听到了将军和陌生人的一部分谈话。“你救了我们，亲爱的，”将军充满感情地说，白色的大胡子激动得直哆嗦，“你挽救了法国军队的荣誉——避免了很多流血事件！你接受了我的请求，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你这么远过来——”
这个陌生人（他的名字是赫尔克里·波洛）回答得很恰当，其中有这么一句：“可你确实救过我的命，我怎么能忘记呢？”接着将军也很恰当地作了回答，表示过去的那件事不值一提。又提到了法国、比利时、光荣与荣耀诸如此类的话题，彼此热情拥抱之后结束了谈话。
至于两个人说的究竟是什么，迪博斯克中尉仍然是摸不着头脑，但是他被委以重任，护送波洛先生登上托罗斯快车，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前程的青年军官，他怀着满腔热情执行这一任务。
“今天是星期日，”迪博斯克中尉说，“明天，星期一晚上，您就到斯坦布尔了。”
他不是头一次这么说了。火车发动之前，站台上的对话多少会有些重复。
“是啊。”波洛先生表示赞同。
“我想，您打算在那儿待几天吧？”
“没错。我从没去过斯坦布尔，错过了会很遗憾的——是的。”他说明似的打了个响指，“没有负担——我会在那儿游览几天。”
“圣索菲，很漂亮。”迪博斯克中尉说，不过他可从来没见过。
一阵冷风呼啸着吹过站台，两人都打了个冷战。迪博斯克中尉偷偷地瞄了一眼手表。四点五十五分——只有五分钟了！
他唯恐对方注意到他偷看手表，赶紧继续说道：
“每年这个时候，旅行的人都很少。”他说着，看了看他们上方的卧铺车窗。
“是这样。”波洛先生附和道。
“但愿您别被大雪困在托罗斯！”
“以前有过吗？”
“有过，是的。今年还没有。”
“但愿吧，”波洛先生说，“欧洲来的天气预报，说不太好。”
“很糟糕，巴尔干的雪下得很大。”
“我听说德国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