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里的黑豹_第14节

。还有——”

她停下来，点燃另一支烟，微笑起来，不是朝我微笑，可能是朝她自己微笑，某种内在愉悦的微笑，一种不知道它存在已久的微笑。

“还有什么？”我壮着胆子问。

“没什么。地下组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提醒我一下我们在说些什么。我们不是说地下活动吗？”

正确的回答是：不是。因为在她点烟之前，我们在说控制欲。尽管如此，我说：

“对。地下活动。”

雅德娜说：

“地下活动。别管地下活动了。你最好继续学着偷看，只是要比上次聪明些。最好是，普罗菲，你不应该学偷看，应该学提要求。如果你知道怎么提要求，你就用不着偷看了。麻烦就麻烦在，除了在电影里，几乎没人懂怎样提要求。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他们不提要求，要么手脚着地求你，要么给你施加压力，要么欺骗。暂且不说猥亵地乱摸，这种做法在这里占大多数。也许你会。有朝一日。也就是说，也许有朝一日你将学会如何提要求。实际上，即使人们有时真的会发疯，为了这个小伙子、姑娘或爱情而死，也可能远远比不上为地下工作和救赎之类愚蠢的举动而死的人数。不要相信你在电影里所看到的。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要求各种东西，但方式不对。而后，他们不再提要求，只是付出与伤害。最后他们适应了，不再烦恼了，等这一切发生时，为时已晚。人生结束了。”

“你不要个靠垫吗？”我问，“我妈妈晚上坐在厨房时，喜欢背后垫一个靠垫。”

雅德娜快二十岁了，仍然像小姑娘那样习惯于摆弄连衣裙的裙摆，好像她的膝盖是个婴儿，她得一遍遍地给它盖好，恰到好处，既不能盖少了，不然它会感冒，也不能盖多了，不然它不会有足够的空气呼吸。

“我弟弟，”她说，“你的朋友，永远不会有朋友。尤其不会有女朋友。只有臣民。还有女人。他会有很多女人，因为世界上到处是可怜的无耻之徒，拜倒在专横之人的脚下。但是他不会有女性朋友。给我倒杯水好吗，普罗菲？不要从水龙头那儿接，从冰箱里拿。实际上，我并不渴。你将有女性朋友。我告诉你原因。因为不管人家给你什么，即使只给你一个面包卷，或者一张餐巾纸，或者一把茶勺，你的样子都像在接受一件礼物。好像发生了奇迹似的。”

我并不同意她所有的说法，但是我决定不争论。只有一点除外，是早些时候说过的，我绝对不能对这一点保持沉默。

“可是，雅德娜，你刚才说到地下工作，确实，没有地下工作，英国人不会让我们拥有土地。”

她突然一阵大笑，一阵咧开大嘴的悦耳笑声，只有喜欢做女孩子的女孩才有的笑。她试图用手赶走烟雾，仿佛在驱赶一只飞蝇。

“你又来了，”她说，“像‘战斗锡安之音’那样讲话。你不是地下工作者。你和本·胡尔，还有他叫什么来着，另一个，小猴子。地下工作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可怕的东西。危害性极大的东西。即便真的是别无选择，你必须去战斗，地下工作者也是极有害的。此外，那些英国人也许很快就会卷铺盖回家。我只希望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别后悔，痛悔。”

这些话在我看来非常危险，不负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话酷似邓洛普军士所说的，阿拉伯人是弱方，很快他们就会变成新的犹太人。雅德娜正在说的与他对阿拉伯人的见解有什么关联？没有任何关联。然而又有关联。我生自己的气，因为我看不出这种关联，也生雅德娜的气，因为她说了最好秘而不宣的东西。也许，我有责任把这些想法告诉一位有责任感的成年人？也许告诉爸爸？告诫他们，因此那些需要了解的人们会意识到雅德娜有点轻浮。

即便我真的决定把雅德娜的话向人汇报，我也不要引起她的怀疑。

我说：

“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必须用武力把英国人赶出去。”

“我们会的，”雅德娜说，“但不是今晚。看看时间，快十点四十五了。告诉我，你睡得沉吗？”

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奇怪，甚至有点可疑。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是的。不是。看情况。”

“那么今天夜里，我希望你最好睡得沉。要是你真的碰巧会醒，我希望你开开灯，看书看到天亮。可是你不许离开自己的房间，因为一到半夜，如果有月亮，我就会变成大灰狼，或者更确切地说变成一个吸血鬼，我已经贪婪地吃了上百个像你这样的孩子。所以，不管你干什么，夜里都不要开门。你保证。”

我做了保证。信誓旦旦。可是加重了疑虑。我决定尽量不要睡觉。我想不睡觉肯定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我喝了咖啡，家里又四处飘着香烟味，还有就是雅德娜说的我坚强的一面，以及其他怪事。

在走廊里，我洗漱完毕，正要和她道晚安时，她突然伸手摸我的头。她的手不软不硬，和我妈妈的手完全不同。她抚弄了一会儿我的头发说：“你好好听着，普罗菲。你跟我说的那个军士，似乎真的很好，他竟然连孩子都喜欢，但是我认为你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他是个自我克制的人。至少从你的描述中，他是这样。顺便说一句，因为人家都叫你普罗菲，那是教授一词的缩写，你干吗不真的开始做个教授，而不去做间谍或是将军？半个世界都是间谍和将军。你——不行。你是个擅长言辞的孩子。晚安。跟你说，我觉得真的不错，即使我没有交代，你也把所有的餐具都洗了。本·胡尔只有索取了贿赂，才肯洗碗。”

第21章

可是，那天夜里我为什么把卧室的门从里面反锁上？即便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不得而知。我现在甚至比那时更知之甚少。（关于不知，其方式与程度多种多样。就像窗子，不但可以开，可以关，还可以半开，或一部分开，其余部分关，或可以只开一条缝，或外面被百叶窗遮盖，里面拉上厚窗帘，或甚至用钉子钉死。）

我锁上房门，边脱衣服，边下定决心丝毫不去想墙那边的雅德娜。她此刻也许正像我一样脱下衣服，一颗接一颗地解开她那浅色无袖连衣裙上光滑的圆扣子。我打定主意干脆不去想那些扣子，既不去想靠近她喉咙的最上边的一颗，也不去想靠近她膝盖的最底下的那颗。

我拧亮床头灯，开始看书，但是有点难以集中精神。（“你不应该学偷看，应该学提要求。”她那么说是什么意思？还有“你是个擅长言辞的孩子”！可是怎么会这样？她真的没注意到我是地下室里的黑豹吗？）

我放下书，关上灯，因为快半夜了，但是，没有睡意，却思绪联翩。为把思绪驱走，我再次拧亮床头灯，拿起了书。于事无补。

那个夜晚深沉而广阔。没有一声蟋蟀的唧唧声扰乱宵禁。听不到一声枪声。逐渐，书中的潜水艇变成了烟雾潜水艇，在飘动的雾堤中缓缓行驶。大海柔和而温暖。后来，我变成了山中的孩子，在群山中用一块块雾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棚屋。突然小屋边上出现了某种咬噬或锯切的痕迹，如同鲸鱼搁浅，在多沙的海底抓挠自己。我试图让它安静下来，嘘嘘嘘的声音把我吵醒，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开着灯睡着了，梦中的嘘嘘声还没有停止。依然在继续。

我立即坐到了床上，像盗贼那样警觉和谨慎。没有死亡挣扎，没有鲸鱼；这是我整个夏天一直等待的夜间挠门声。非常轻，但急促而执意的抓挠声。肯定是来自外面，来自前门。是受伤的地下战士，也许正在流血。我们必须给他包扎伤口，让他躺在厨房里的备用床垫上，他必须在黎明之前上路。爸爸呢？妈妈呢？他们睡着了吗？他们听到紧急挠门声了吗？我该把他们叫醒，还是自己去开门？他们不在家。他们出去了。雅德娜在这里，我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不离开自己的房间。记得有一次，在我十岁那年，她擦净并包扎了我的伤口，我后悔为什么另一只膝盖没一起受伤。

接着传来了脚步声，光着脚丫在走廊里跑。插销砰的一声，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窃窃私语。更多的脚步。现在厨房方向传来快速而低沉的说话声。划火柴声。水龙头的短促的流水声。还有从我床的位置上，不易辨别出来的其他声音。继之又是完全柔和的宁静。这一切只是场梦吗？还是相反，我有责任起床，不遵守诺言，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宁静。

虚无缥缈的脚步。

突然厕所里的水箱响了。而后水声轻轻，顺着墙上的管道奔流。接着又是模模糊糊的声音，光着脚丫经过我房间的门口，这肯定是雅德娜和她受伤的战士在悄悄说话：“等一下。别出声。等等。”接着从我父母房间传来刺耳的声音。在搬家具吗？抽屉？突然传来憋住的笑声，也许是呜咽声，好像在水中。

当我身为受伤的地下战士躲避紧急搜捕时，我是否有精力放声大笑，就像这个伤员，在为我清洗伤口，用火烧火燎的液体救治，用绷带紧紧包扎的时候放声大笑？

我怀疑自己不会。与此同时，墙那边的大笑变成了呻吟，一会儿之后，雅德娜也呻吟起来。接着又是更多的声音和窃窃私语。接着又安静下来。许许多多的黑暗过去之后，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稀稀落落，好像它们也累了。也许我该睡觉了。

第22章

背叛的本质并不在于叛徒突然起身离开关系密切的信仰阶层。只有肤浅的叛徒才那么做。真正具有较深渗透力的叛徒就在内部，在心脏的中央。最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最与大家合得来的人，最有可能背叛。一个和芸芸众生一样的人，甚至比芸芸众生更为芸芸众生的人，一个真正爱他正在背叛的人的人，因为没有爱怎么会有背叛呢？（我承认，这是一个属于另一个故事的复杂事情。一个真正有布局能力的人会抹去这些话，或把它们转到适当的故事里。然而，我不抹去这些话。如果你愿意，可以跳过去。）

那个夏天就要结束了。九月初，我们就开始上七年级了。新的阶段开始了，我们试图用一只空油桶造一艘次大陆潜水艇，它能够自由地穿过地壳下面浩瀚的熔岩，它可以从那里不宣而战，从地下、从地基下，摧毁整座城市。本·胡尔被任命为潜水舰舰长。像平时一样，我是他的副手、发明家、首席设计师，负责航海。奇塔·莱兹尼克当军需官，收集了十多码旧电线，还有线圈、电池、开关和绝缘胶带。我们计划乘坐我们的潜水舰航海，抵达伦敦皇宫底下的某个位置。奇塔还有个更进一步的私人目的，使用潜水舰抓住他那每隔两三个星期轮流和他妈妈相守的两个父亲，把他们带到荒岛上。他爱妈妈，也尊重妈妈，希望她过得安生，因为她在年轻时是布达佩斯的著名歌剧演员，现在却患上了忧郁症。（有人在墙上用红颜料写道：“奇塔一定非常开心——多数孩子只有一个爹。奇塔的妈妈更开心——她先跟一个男人，又跟另一个男人。”奇塔用指甲刮蹭这些话，用肥皂擦洗，在上面涂颜料，无济于事。）在《圣经》课上，泽鲁巴比尔·吉鸿先生给我们讲巴比伦畜生怎样征服耶路撒冷和我们的圣殿，把它们夷为平地。通常他以牺牲妻子为代价开玩笑：如果吉鸿太太那时住在耶路撒冷，巴比伦人一定九死一生。他抓住时机解释“九死一生”这个表达方式。

妈妈说：

“我们那个慈善学校里有个孤儿，叫亨利埃塔，五六岁的样子，长了一脸雀斑。她突然开始叫我妈妈，不是用希伯来语，而是用意第绪语，‘妈咪’，告诉大家我是她妈妈。我难以决定如何是好。是告诉她我不是她妈妈，她妈妈死了？可我怎能让她妈妈死两回呢？还是不做出反应，等她缓过神来？可是其他孩子嫉妒又怎么办？”

爸爸说：

“挺难的。从道德角度看。怎么做都会有人痛苦。想想我的书：谁会看呢？都没生命力了。”

我在东宫没找到邓洛普军士。节日过后，我又去找了他三次，还是没能找到他。即使秋天来了，低垂的浓云笼罩着耶路撒冷，让我想到世上并非只有夏天，想到潜水舰和地下战士，也仍然没有找到他。

我想，也许他已通过复杂的密探和双重间谍网络发现我背叛了他。我和雅德娜说了他的事，她那天夜里说给了她受伤的战士，他说给了地下组织，他们也许把他绑架了。或者相反，也许在我们见面时，刑事调查部的人跟踪我们，邓洛普军士因为叛变而遭到监禁，也许因我之故，他被逐出他所挚爱的耶路撒冷，被放逐到某个遥远的帝国哨所，到新喀里多尼亚、新几内亚，也许是乌干达或坦噶尼喀？

给我留下了什么？只有一本他送给我的希英对照的袖珍版《圣经》。我还留着。我不能把它带到学校，因为里面包括《新约》，吉鸿先生说《新约》是部反犹的书。（但是我看了，我在里面看到了叛徒犹大的故事。）

我为什么不给邓洛普军士写信呢？首先，他没给我地址。其次，我恐怕他接到了我的信，也许会遇到更大的麻烦，他们甚至会重罚他。再次，我得跟他说什么呢？

而他呢？他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因为他不能。毕竟，我连名字都没有告诉他。（“我叫普罗菲，”我对他说，“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并非完整的邮寄地址。）

你在世上什么地方，邓洛普先生，我腼腆的敌人？无论你到了哪里，在新加坡，还是在桑给巴尔，你为自己找到了另一个朋友代替我吗？不是朋友，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尽管那样描述并不对。那么该是什么？我们之间是怎么回事？直至今天，我仍无法向自己解释那是怎么回事。你是否还记得我给你留的家庭作业？

我能讲就讲。

我有两个熟人住在坎特伯雷。十年前，我给他们写信，询问他们是否能够找到他。

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