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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递给妈妈。
我帮他们折起床，床一合拢，就立刻伪装成了诚实的沙发。它没有什么可疑的，甚至不要想象它有完全私密的内在空间——隐藏起来的床垫、枕头、床单和睡衣。听都没听说过。
我把五个靠垫摆放在沙发上，完全等距离。我也把自己的床收拾好。我们还草草洗漱，穿衣，把一切收拾停当，整理桌布，甚至把妈妈的便鞋塞到沙发底下，自始至终，遵守着某种不言而喻的协议，谨防看纸包的方向。由于某种原因，纸包在夜里决定自己要引人注目。它突出地站立在波兰文的世界文学精品中央，就像中学里早上点名的笨拙士兵。就在妈妈要整理花瓶里的花，爸爸正更换书桌上吸墨台里的报纸，让我去厨房布置桌子时，传来了敲门声。爸爸立即回应，讲的也是英语，也彬彬有礼：
“请等一下。”
他开开门。
我吃惊地看到他们只有三个人：两个普通士兵（其中一人脸上有块烧伤的疤痕，因此半边脸是红的，像屠夫的肉），一个窄胸、瘦长脸的年轻军官。三个人都身穿长短裤，卡其色的袜子与短裤在膝盖附近几乎交会。两个士兵手持冲锋枪，枪管冲着地面，仿佛低垂着眼帘，确实不光彩。军官拿着一把手枪，也把枪口朝下；手枪看上去与邓洛普军士的手枪一模一样。（也许他们是他的熟人或者朋友？要是我立刻告诉他们我是邓洛普军士的朋友会怎么样？他们会放弃搜查，甚至和我们一起吃早饭吗？那样我们就能和他们说话，最终让他们睁眼瞧瞧他们使我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爸爸在说“请进”时，带着尤为明显的殷勤。瘦军官惊诧片刻，仿佛爸爸的殷勤把搜查这户人家变成了极其粗鲁的行动。他为这么早就来打扰我们请求原谅，解释说，不幸的是，他有责任迅速查看一下，弄清一切是否正常。他不假思索地把手枪放回枪套，扣上扣子。
他方和我方都有片刻的踟蹰，不清楚接下来做什么。在检查之前，他方和我方还需说什么吗？
当俄巴迪亚大街诊所里的格里皮尤斯医生给我体检时，她总是难以找到恰当的词句让我把衣服脱得只剩下内裤。妈妈和我会耐心地站在那里，等待她鼓起勇气，用带德语口音的粗哑希伯来语说：“请脱下所有的衣服，只是不需要脱内裤。”她说内裤时，显然局促不安。仿佛她觉得应该有不太丑陋、不太尖锐的词汇。（实际上，我想她是对的。）建国不久，格里皮尤斯医生爱上了一个美国盲诗人，追随他去了塞浦路斯。三年后，她孑身归来，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诊所，只是模样有些变化，平添几分苦涩与瘦削。尽管她实际上没有消瘦；也许是人缩了，枯了。但正如我以前所说，没有规则我就无法生活，甚至无法入睡。因此，格里皮尤斯和她的美国盲诗人，她从法马古斯塔带回的长笛，她有那么两三次在早晨吹出的奇怪曲调，她的第二任丈夫，一个甜食进口商兼抗遗忘专利的发明者，还有形容身体私处和内衣细目的词汇是否合适等整个问题，得留待另一个故事。
军官恭敬地对爸爸说话，就像一个学童对老师说话：
“请原谅。我们要努力快点，但同时我恐怕必须请你们不要离开这里。”
妈妈说：
“我可以给你们倒杯茶吗？”
军官充满歉意地说：
“不，谢谢。我在上班。”
爸爸用希伯来语，用他那镇定、得体的口气，抗议说：
“你太敬业了。不必这样。”
从职业角度看，搜查并没有赢得我的认可。（我已经偷偷地慢慢向前走了四五英尺，走到门厅，我在那里可以观察到家中的大部分。）
士兵们仔细查看我的床下，打开我卧室的壁橱，把衣架推向一边，挨个戳弄挂着衬衣和内裤的衣架，扫视厨房，草草看过洗手间，出于某种原因集中查看冰箱，上上下下查了个遍，敲打两处墙壁，同时，军官检查爸爸挂在墙上的地图。脸上有烧伤的士兵在门厅找到个松动的衣钩，查看它的松动程度，直到军官气冲冲地说，如果再不小心，就会把衣钩弄坏了。士兵顺从地不再管它。当他们都走进我父母的卧室时，我们跟了进去。军官显然忘了我们应待在门厅一角。图书馆之大显然令他吃惊，他犹豫着问爸爸：“请原谅，这里是学校吗？还是一个宗教膜拜的场所？”
爸爸忙不迭地主动予以解释，做导游。妈妈轻声对他说“不要忘乎所以”，但无济于事。他已经被教书育人的热潮左右着，开始用英文解释：
“这是一家严格意义上的私人图书馆。目的是为了搞研究，先生。”
军官似乎不明白。他礼貌地询问爸爸是书商，还是装订工。
“不，是学者，先生。”爸爸用他那俄式英语一个音节接一个音节地说，又补充说，“历史学家。”
“有意思。”军官说，他脸上泛起红晕，似乎受到了训斥。
片刻之后，他又恢复了自尊，也许想起了军衔和任务，他坚定地重复：
“很有意思。”
而后，他问是否有英文书。他的问题冒犯了父亲，但也刺激了他，好似把点燃的弹药扔到了篝火上。傲慢的军官一箭双雕，既伤害了爸爸身为图书收藏家和学者的自尊，又伤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民族之一的历史地位。这位自负的异族人是否想象他正在马拉延村的某个土著陋舍，还是在住满乌干达部落人的茅屋？
立刻，爸爸充满激情，热情洋溢，如同正在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主张辩护。爸爸拉出一本又一本英文书，大声宣布书名、出版日期和版本，将书一本接一本地塞进军官的怀抱，就像在聚会上把相交已久的客人介绍给一位新客人。“拜伦，爱丁堡版。弥尔顿、雪莱和济慈。这是乔叟的加评注版。罗伯特·布朗宁，早期限量版。莎士比亚全集，约翰逊、斯蒂文斯和里德版。这里，这个架子上的，是哲学家的所在。这是培根、密尔、亚当·斯密、约翰·洛克、贝克莱主教，还有无可比拟的大卫·休谟。这是豪华版的——”
军官打消了疑虑，有点松懈，时不时鼓起勇气伸出谨慎的手指，轻轻摸摸这些同乡们的衣装。与此同时，爸爸洋洋自得地在客人和书架之间来回奔走，从这儿、那儿拿出越来越多的书送到他手里。妈妈站在沙发旁边，一次次不顾一切地做怪相，试图向他示意，再过一会儿，他会亲手给我们带来灾难。
无济于事。
爸爸什么都忘记了。他忘记了纸包，忘记了地下工作，忘记了我们民族的苦难，忘记了那些世世代代起来反抗我们要把我们消灭的人，忘记了妈妈和我。他被带入了无法想象的布道者般的迷狂状态：英国人基本上是文明而有道德准则的人，如果爸爸能够设法最终使英国人相信，我们，他们的臣民，在这里，在帝国的一个遥远的角落受苦受难，我们确实是了不起的、有知识、文明、读书、热爱诗歌和哲学的民族，那么英国人会立刻改变想法，解除所有的误会。而后，他们和我们将无拘无束地相对而坐，得体地谈论一切，谈论人生的意义和目的。
有那么一两次，军官试图插嘴问问题，或者只是想离开，继续执行公务，但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侃侃而谈的爸爸。他对世界充耳不闻，继续以狂热者的激情，展示他神殿里的宝贝。
瘦子军官只好时不时地嘟囔着“当然”，不然就说“真有意思”，好像他被迷住了。过道里的两个士兵开始窃窃私语。脸上有疤痕的那个家伙傻乎乎地盯着我妈妈。他的朋友也咯咯笑着挠痒痒。而妈妈本人抓住窗帘的下摆，手指绝望地从一个皱褶移向另一个皱褶，把一个个皱褶拉平、揉捏、展开。
我呢？
我的责任是找到一个秘密方法，警告正在把英国军官逐渐引向致命书架的爸爸。但是我怎么才能做到呢？我所能做的，至少是不往那个方向看。突然，牛皮纸纸包屈从于变成叛徒的冲动。它开始使自己惹人注目，在一排书里很突出，就像乳牙中长出了一颗犬齿，在颜色、高度和厚度上都与其他牙齿大相径庭。
诱惑突然间又把我攫住。就像在泽鲁巴比尔·吉鸿先生雷鸣般的《圣经》课上偶然发生的那样，先是胸口有点感觉，喉咙发痒，微不足道，它微微动了一下，便停下来，又微微动了一下，开始强烈起来，按住闸门。我白白地又努力坚持了一分钟，又坚持了一秒钟，闭紧双唇，咬紧牙关，绷紧肌肉，但是笑声爆发了，犹如瀑布，滔滔喷涌，因此我不得不冲出教室。那天早晨搜查时，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但是，不是发笑的痒感，而是背叛的痒感。诱惑。
就像你打喷嚏时的感觉，先是从大脑中流出，挤压鼻子底下，导致眼睛流泪，即使你试图将其压下，也显然没有希望，它注定要发生。于是我开始引导敌人接近地下组织让我们藏起来的纸包，纸包里显然包着希伯来原子弹的爆炸设备，它具有一种潜能，使我们长此以往摆脱永远做狼群中羔羊的无助命运。
“很温暖。”我说。
接着：
“非常温暖。”“有点凉了。”“不冷不热。”“又冷了。”“结冰了。”
又过一会儿：
“变暖了。越来越暖。热了。快要燃烧了。”
我无法解释。即便今天。可能是某种模糊的渴望，注定发生的事情终将发生。就像悬在我们头顶上的石头将停止晃动。就像拔掉一颗智齿。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因为它难以忍受。
然而，责任感占据了上风。我没有脱口说出我的热和冷，只是在心里说，在两片闭紧的嘴唇背后说。
英国军官轻轻地把堆在他怀里、几乎碰到下巴的书山放到咖啡桌上。他谢了爸爸两遍，因为不愉快的恼人之事向妈妈再次致歉，低声呵斥一个正在用手指摸墙上地图的士兵。当他们离开时，当他们走出房门，而房门还没有在他们身后关上时，他转身看着我，突然朝我挤挤眼睛，好像要说：
“我们有什么办法？”
他们走了。
两天后，全面宵禁解除了，又一次只施行夜间宵禁。谣言四起：在维特金家里，是巴克莱银行的维特金，他们找到了装满子弹的手枪弹盒。据说他们把他铐上送到了俄罗斯庭院。牛皮纸纸包两天后从世界文学精品中消失。它蒸发了。书架上不再有缺口。一切就像一场梦。
第20章
我已经说过上了锁的盛药抽屉，以及妈妈在地下工作中的角色。在施行夜间宵禁期间，当我在枪声或隆隆爆炸声中醒来时，我有时会努力不让自己再次睡着，即便恢复了沉寂。我紧张地躺在那里，希望听到窗外人行道上传来的急匆匆的脚步声、挠门声、走廊里轻轻的说话声、咬紧牙关遏制下去的疼痛呻吟声。我的责任是不去了解谁负了伤。不看、不听，甚至不去想象备用床垫夜晚在厨房的地上摊开，黎明前夕消失。
整个夏天我都在等待。没有受伤的战士前来。
还有四天暑假就要结束了，我就要开始上七年级了，我父母去特拉维夫参加一个纪念他们故乡城市的晚会。
妈妈说：
“好好听着。雅德娜主动来这里过夜，照顾你，因为我们要在特拉维夫留宿。你要乖啊。别讨人嫌。帮助雅德娜。吃光放在你盘子里的东西。不要忘记，世上还有孩子正在死去，如果他们吃了你剩在盘子里的食物，就可以再活上一个星期。”
人的肚子里有个科学尚未发现的小槽，我的大脑里，心房里，膝盖上的所有血液都流进那个小槽，化作海洋，像海洋一样咆哮。
我扯着嗓子回答，把桌上的报纸叠成两折、四折、八折。
“没事的。你们去吧。”
我试图再对折一下，但没有成功。
折叠报纸时，我问自己科学是否找到了一种方法，如果科学尚未找到，我自己是否可以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找到这种方法，让人二十四小时踪迹皆无。完全消失。不存在。但不只是留下空缺，比方说，就像星际空间；而是消失，但人还要继续待在这里，观看并倾听一切。充当我，并充当影子。待在这里，但人又不在。
因为我单独和雅德娜在一起时该怎么办？我怎么对待自己不光彩的行为？又是在我们家里？我应该要她原谅我吗？在搞清楚（你怎么搞清楚，傻瓜？）她是否看到并注意到有人从大街对面的房顶瞧看她之前，或之后？如果她看见了，她是否注意到那个人是谁了？我是否真的需要坦白？如果需要，我怎么才能让她相信那只是个突发事件？我真的什么也没看见。我当然不是那个声名狼藉的窥淫癖，人们看见他待在居住区的房顶上，大家悄悄议论，一连几个月也没抓到他。我看她时（只有一次！十秒钟！），我没有想她的身体，而是在想英国占领者的阴谋。那只是个突发事件。（那是什么？我看见什么了？什么也没看见。黑糊糊的小块，明亮的小块，又是黑糊糊的小块。）也许我可以对她撒谎。撒什么谎？怎么撒谎？从那儿以后我是怎么想她的？
我最好闭嘴。
我们俩都最好假装没发生过那回事一样。就像我父母在搜查时只字不提藏在这里的纸包之事。就像他们对许多事只字不提，那些沉默犹如叮咬。
父母三点钟出发，没有放过从我这里攫取一连串的承诺：记住，要注意啊，别忘了，一定，无论如何，尤其要注意，千万不要这样。他们离开的时候说：
“冰箱里装满了食品，别忘了告诉她东西放哪儿了。好好的多帮忙，别讨人嫌。尤其要记住，跟她说我们房间里的沙发已经给她放成了床，跟她说在厨房里给她留了个条子，冰箱满满当当。你十点钟之前睡觉，记住用两把钥匙把前门锁好，提醒她关灯。”
我独自一人。我在等候。我上百次地在各个房间里转悠，查看一切是否收拾停当，是否恰到好处。我怕，然而有点希望她忘记了要来这里的承诺。不然就是她在宵禁之前没能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