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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数营如出一辙，李纲的眉心拧了起来：“昔闻何将军之名，如雷贯耳，不承想何将军之部伍，竟然是这般模样。”
“何灌惭愧，在李大人面前献丑了。”何灌汗颜答道，“不过李大人过去不曾掌兵，尚不知禁军详情，请容何灌解释一二。”
原来，这宋朝的禁军，虽然在开国之初以及王安石变法时，也曾有过几度兵强马壮的时期，但伴随着吏治的不断腐败，亦不免日渐衰弱下去。尤其是到了徽宗时，赵佶将兵权放手交与童贯、高俅等私欲熏心的权奸，国防建设便更为废弛。兵员严重缺额、甲器以次充好、将领冒吃空饷、部伍疏于操练等种种积弊愈演愈烈，已是到了司空见惯无以复加的地步。童贯等军政大员对此却置若罔闻，只顾将克扣下来的大量军费，明目张胆地搂入个人的腰包。
再者，因朝廷为防将领拥兵自重，采取兵将分离的所谓“更戍法”，形成了兵无常帅将无常师的局面，任何将领都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固定指挥和训练的部队，因此也就难以保证部队具有稳定的战斗力。由于将帅之间缺乏沟通，在军事行动中，主帅的军令无法得到顺利执行是常有的事。
何灌此次奉旨出征，其所统本部兵马，只有韩综和雷彦兴两部数千人，余者皆为从他处勾调而来。而勾调过来的大部分部队，又皆兵额缺口甚大。为了凑足两万之数，何灌便不得不紧急就地招募乡勇乃至普通百姓入伍。从接到出征圣谕到现在不过一天光景，能弄到这么多人，把门面支撑起来，已经相当不易，要求他们立即便训练有素，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听了何灌的解释，李纲的眉心拧得更紧。愣了好半晌，他才又问道：“带着这样一支队伍上去，你看能打仗吗？”
“那有什么办法，”何灌无奈地双手一摊，“能打得打，不能打也得打。好歹剜到篮子里就是菜罢了。”
“全国禁军的状况都差不多，调哪支部队来都一样。”甘云是从禁军里出来的，对此情形深有感触，忍不住小声插了一句。
“这位兄弟说得是。”何灌道，“调去防守北岸的梁方平那支骑兵，号称铁骑七千，其实里边有一半士兵连马都没有，他们也正在紧急征购民马充数呢。金人的骑兵，却是一个人有两匹甚至三匹真正的战马，还有专门为他们侍弄战马的阿里喜。这个战斗力，咱们和人家怎么比？”
“部队的状况糟到如此地步，你们这些带兵的人，为何不早向朝廷禀报？”
“怎么没禀报过？光我何某上的奏章，怕是就有上百件了。上了也白上，根本没人理你。”说到这里何灌不禁气从中来，声音也变粗了。
听了何灌这话，李纲想起，在兵部衙门堆存的案卷里，他确实看到过不少呼吁整治军备的呈文，却不知为什么都像废纸一样被压了下来，没人给予任何批复。这事将来一定要认真追究一下，李纲愤愤地想。可是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赶快将部队拉上黄河沿岸，挡住汹汹而来的金军。眼前这支部队虽然很不理想，很难令人放心，可是你不使用它，又能使用谁呢？目前莫说觅遍全国能否找到一支真正能征善战的军队，就算是找得到，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恐怕还不等将其调集过来，金人已经大摇大摆地渡过黄河了。
李纲暗自叹了一声，举目看看面前这位已年过六十银须飘飘的老将军，殷切地说：“情况既是如此，李纲深谙何将军之苦衷。但是无论如何，黄河防线必须守住。唯望何将军恪尽职守，精心运筹，于此危难之际，建立不朽奇功。”
何灌微露一丝苍凉的苦笑，郑重答道：“此中干系，何灌明白。老夫我……尽力而为吧。”
离开军营返回城里，李纲一路上默默无语。赵桓欣然采纳他的建议而给他带来的舒畅心情，这时已是荡然无存。如果说此前李纲所感受到的，主要是表面上的形势严峻，那么现在，他已经透过表象看到了隐藏在这场危机后面的一些东西。他感到，这场危机其实是一种病入膏肓的重症的总暴发，只靠一两剂解表药物，恐怕是很难药到病除。
李纲忧心忡忡地想，看来必须对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做出更加充分的估计和准备了，不知皇上和宰执们对此将会做何考虑。
二
局势恶化的程度果然超乎人们的想象。在金东路军以降将郭药师部为先导，向宋境节节推进直下相州的同时，西线的战局亦日益吃紧。
童贯于十二月八日匆匆逃离后不久，金西路军便挟连下朔武代忻之雄威，乘胜挺进直逼太原。当时驻扎于宋朝西部的禁军悉归童贯统辖，童贯不在，许多部队就调遣不动，因此张孝纯只能在其有限的太原知府权限范围内部署迎敌。
经与王禀商议，张孝纯决定委派大将冀景去扼守要冲石岭关。冀景惧敌，以本部兵力薄弱为由百般推诿，王禀恼火起来，便欲率部亲往。张孝纯考虑到镇守太原不可离了王禀，没有同意。后来又增派一名副将耿守忠率兵八千归属冀景指挥，冀景方勉强接下军令，即以耿守忠那八千人马为前部先锋。
石岭关地势险要，宋军凭险据隘，本来是与金军大可一战。岂料由于耿守忠对冀景贪生怕死畏缩不前，让他去打头阵的做法十分反感，竟憋着一口恶气一矢不发地降了宗翰。宗翰得了便宜，顺势挥师大进。冀景本无斗志，仓促间哪里扛得住金军拐子马的冲击，甫一交战便一败涂地，全军皆作鸟兽散。冀景本人亦是丢盔卸甲，不知逃往何方。
张孝纯得到败报，连忙向左右郡州传檄求援。但是肯发兵救援者很少，只有陕西方面的府州守将折可求、晋宁守将罗称及延安守将刘光世等数部有所动作。这么一点援军，还不够金军填塞牙缝。加之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各路人马无法有效地配合作战，遂被宗翰各个击破。此后再无一兵一卒来援。于是乎宗翰部乃得以顺利扫清外围，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兵临城下，将太原围了个水泄不通。
一连串的胜利令宗翰视宋军犹如草芥，所以起初他没把攻打太原太当回事。他以为，太原城里那帮脓包，一见我金军之赫赫天威，没准儿不出一个时辰，便会高举着官印出城就降了呢。可是这一把算盘他打错了。太原军民非但没有被他吓破胆，反而在张孝纯、王禀的带领下，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抵抗，使得太原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横亘在金军面前的一块吞不下啃不动的硬骨头。
张孝纯、王禀能够在几乎是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坚守住太原，是非常不容易的。
太原昔称晋阳，为唐朝之北都，由横跨汾河的东西中三城相连而成，当时周长一万五千余步，其规模之巨不亚于现在的汴京新城，城内面积广阔粮草充足，城池也修建得高大坚固。如果彼太原仍是此太原，守城的条件相对而言要优越得多。但可惜如今的太原，虽然名称依旧，却是其址已易其势已失。
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推翻后周建立大宋后，曾两度攻打太原，均未攻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赵炅又兵围太原，鏖战了五个月方将其拿下。赵炅一怒之下命将太原全城焚毁。因而这座已有五百年历史的名城，便被夷为了平地。后来宋朝在汾河东岸的唐明镇另建了一座小城，名曰阳曲县。战乱过后，当地的工商业逐渐发展，阳曲县的人口也日益增多。至嘉祐四年，朝廷便又将阳曲县恢复了太原府旧称，这就是张孝纯、王禀现在要据守的这座太原城。
这座劫后重生的太原城，无论从辖区面积，还是从城防设施和物资储备等各个方面，都与往昔那座城坚楼固兵精粮足的雄伟古城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当时宗翰对于一举拿下这座毫不起眼的城池，并不觉着是个问题。
战斗在金西路军围住太原城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打响。金军分成数路，从不同方向同时发起了攻击。霎时间太原城下尘土蔽日杀声震天，潮水般涌来的金兵，铺设板桥越过护城河，搭起云梯便争先恐后地向城墙上奋勇攀登。
金军的战场纪律相当严酷，不仅对临阵畏缩者立斩，而且还定有“同命队法”，即如果伍长战死，其属下士兵皆斩；什长战死，则其属下伍长皆斩。金军的战斗力极强，与他们的这种酷令有密切关系。既然进退都是死，何不舍命往前冲。因此只要是一上战场，金军将士个顶个全是拼命三郎。宋军与金军交战，往往就是面对着敌人这种有进无退视死如归的气势，在精神上先自垮了下来。金军在屡战屡胜的过程中，也看透了宋军的这个弱点。所以两军交锋先摆出一副勇不可挡的吓人架势，便成了他们屡试不爽的一个制胜法宝。
这个法宝这回在太原这地方有点失灵。由于张孝纯、王禀做了充分的战前动员，比较周到地配备了防卫力量，除张孝纯坐镇知府衙门居中调度外，副都总管王禀、通判方笈、转运使韩揆等文武官员都分头登上了城楼，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因此太原守军的军心十分稳固，没有出现一见金军饿虎扑食似的杀来便被唬得魂飞魄散的情况。他们沉着地等到金兵临近，突然万箭齐发，顷刻间便将冲在前面的金兵射倒了一大片。
后面的金兵似乎丝毫没看到死神的威胁，一个个踏着阵亡者的尸体前仆后继，攻势不减。大批金兵就像蚂蚁一般，密匝匝地抓住云梯就向城上攀缘。这时宋军便不再放箭。待金兵们爬至半空，他们突然将大量的石块、石灰水、辣椒汁甚至滚烫的油汁倾下，城墙下顿时就此起彼伏地响起了一阵阵鬼哭狼嚎声。
如此苦战一日，除了在城外丢下了上千条尸体外，金军未占到半点便宜。
次日再战，金军动用了洞子车鹅形车等多种攻城器械，战果却亦如昨日。
二十一日晨，骄横的宗翰亲至前沿指挥，撤下了由奚人、契丹人、渤海人等组成的杂牌军，抽调上来一支纯粹由金人组成的精锐部队，集中一点猛攻，将太原城防撕开了一个缺口。
当时王禀正在附近的一座城橹上督战，闻报金兵攻上了城头，急带其子王荀和亲兵队赶过去，与爬上城来的金兵展开了肉搏。拼杀中王禀、王荀皆身背数创而坚持不下火线。王禀挥舞长剑左冲右突，力斩金军百夫长五十夫长各一名。张孝纯闻知战况，亦亲率一支预备队前往增援，令守城部队士气大振。一场血战之后，攻上城头的金军半个猛安兵将全数被歼。后续的金兵再战乏力，只得权且罢攻。
连日攻城三战三负，还损失了数千士兵及数十名中下级军官，一向自诩天下无敌的宗翰才不得不承认，他在这里确实是碰上了非同一般的对手。
太原守军艰苦奋战守住了城池，打破了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赢得了百姓的极大拥戴。市民们纷纷箪食壶浆，登上城楼慰问守军救护伤员，与将士们共庆胜利。官军将士何曾被百姓这么衷心地爱戴过，目睹此状激动不已，便皆豪情满怀地指天为誓，我们誓要与脚下这座太原城共存亡，有我们大宋禁军在，就有太原在。金军胆敢越雷池一步，这太原城便是他们的葬身坟场！于是一片慷慨激昂的欢呼声，响彻了太原的上空。
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原保卫战对整个战局的走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正是由于太原守军顽强地拖住了金西路军的后腿，迟滞了金西路军推进的步伐，方使此次金邦两路大军合围汴京、预定作战计划终归泡影。
但张孝纯、王禀这对文武搭档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们知道，眼前所取得的胜利，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客观地看，由于守城宋军与金军之强弱众寡对比悬殊，且太原城地窄物薄，粮草药品以及各种军用物资的储备都十分有限，如果久困不解，这座孤城沦陷敌手是迟早的事。至于到底能够坚持多久，他们心里也没数。于是他们一面继续鼓舞士气积极迎战，一面便不断地派遣信使突围，频频向朝廷告急。
倘若此时宋朝能够出动劲旅包抄金军后路，与太原军民共同形成对宗翰的腹背夹击，战局可望很快改观。可惜这时正值赵佶禅位新旧交替之时，朝廷内部一片混乱，谁还有心思去管什么太原。后来虽说是新朝已立，可赵桓和白时中、李邦彦等根本就不具备高瞻远瞩统观全局的眼光胸怀，莫说手头上没有机动部队可调，就是有，他们首先想到的，也只会是赶紧将其拉过来拱卫京师，而不会令其去增援太原。至于太原一旦失守，将产生何等后果，这个问题目前尚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对太原告急给予了足够重视的，只有李纲等少数大臣。李纲很清楚西线战事与汴京安危的密切关系，可一时也无救急良策。正当他为此殚精竭虑之时，在东线又发生了更严重的情况：梁方平和何灌的部队没有顶住金东路军，宋朝的黄河防线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说梁方平和何灌的部队没有“顶住”金军，还算是高抬了他们。确切地说，他们根本是连顶也没顶，甚至是与金军连个照面都没打，便抱头鼠窜全线崩溃了。
铸成此祸的罪魁，是宦官将领梁方平。
宋朝建立初期，有鉴于汉唐宦祸的教训，对宦官的任职和权限曾有过严格的限制，明令严禁宦官干政。但是这条律令没能坚持贯彻下来。从太宗起，即陆续有宦官被委以军国重任。不过，在北宋的早期和中期，被委以重任的那些宦官里，相当一部分人是确有真才实学的。比如窦神宝、王继恩、刘承规、阎承翰、秦翰等，皆具有过人的军政才干，且基本上皆忠谨勤勉，都曾为朝廷排忧解难立下过大功。然而到了徽宗年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赵佶喜谄，打理朝政务虚重于务实，因此宦官受到重用，凭借的便不再是实在的能力，而变成了溜须拍马的功夫。童贯能够扶摇直上，靠的就是这种本事。其他宦官窥得可乘之隙，纷纷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