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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情上多有争斗的权臣，对于能够在这件大事上心照不宣地达到高度默契，感到十分高兴。
为了增强他们编派的那些瞒天过海、推卸责任的说辞的分量，两个人还一同携带重礼，连夜秘密拜访了首席宰相蔡京。老奸巨猾的蔡京与这两个人，特别是与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的童贯，在官场上亦不乏钩心斗角处。但就整体的政治经济利益而言，他与童、高二人毕竟还同属一个阵营。朝中倒蔡的暗流一直汹涌不绝，在与政敌的较量中，此二人都还是老蔡京用得着的力量。所以一俟童贯、高俅将请老太师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的意思道出，蔡京即做出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姿态慷慨应允。
次日赵佶临朝，童贯、高俅先后出班启奏，面不改色地禀报了业已编造好的征剿战况。
他们奏曰，此次朝廷派遣十万大军征剿梁山泊贼寇，决策英明，意义深远。官军深入寇区浴血奋战，前后数阵共歼敌万余，总的说来是战果赫赫。不过因梁山泊一带地势极为复杂，且逢盛夏酷暑，官兵多有水土不服者，粮草亦因遭连日大雨，受潮霉变难于接济，故而尚有部分残寇流窜于穷山恶水间，未能一鼓荡平，是为大胜中之微憾也。俟我朝天兵略作休整，补充给养，择机再行讨伐，扫灭梁山泊贼寇，乃指日可待之事矣。
徽宗赵佶纵然昏聩，也还不至于听不出征剿大军并未达到预期的作战目标，龙颜便生不悦之色。正欲开口诘问，早有蔡京出班，口称老臣有言启奏。赵佶只好让他先说。
蔡京向左右朝臣扫视一眼，徐徐奏道，童枢密此番挂帅出征，身先士卒战绩卓著。高太尉负责督运粮草，亦是殚精竭虑，劳苦功高。之所以未能尽扫残寇生擒贼首者，盖因暑热多雨、瘟疫流行、天时不利，实非将士征战不力也。此役虽然未奏全功，然大军到处贼寇丧胆，更兼水陆各军皆歼敌数万，已从根本上挫动贼寇元气，令其从此难成气候，尽显颓灭之势矣。所以此次征剿梁山泊之结果，当视为我朝我军之重大胜利，实乃可喜可贺，堪谓可褒可奖也。
朝臣中的一帮趋炎附势者见蔡京如是说，谁不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就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出班启奏，顺着蔡京的意思，对征剿战果予以高度评价，大加吹捧颂扬。那些正直之士虽对此中就里冷眼看穿、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况下却不便直言驳斥，引火烧身，唯在心里暗自哂笑而已。
徽宗赵佶一来是不愿拂了蔡京及众臣的面子，二来也觉得蔡京说得有些道理，遂转愠为喜，顺水推舟地对童贯、高俅勉励有加，传旨从国库调拨银两，奖赏参战部队官兵。童贯、高俅征战失利、大败亏输的重大罪责，便这样被轻轻掩过。
退朝后，童高二人又各备美姬重金，密往蔡府再行酬谢。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是征战败绩这样的大事。尽管童贯、高俅严令参战各部对战况一定要坚持正面宣传的原则，却岂能完全封锁住数万张口舌，征剿战役的胜负损益实情，还是通过种种渠道不断地传泄了出来。一些不满于蔡京一伙专政弄权的朝臣捕捉到这些信息，便暗中上奏折弹劾他们。主抚派也乘机在朝堂上重新提出了对梁山泊义军的招安政策。
赵佶执政多年，深知官场中派系林立，相互倾轧、排挤是避免不了的惯常现象，对那些弹劾奏章并不太当回事。而且他已经当众肯定了童贯等人的战绩，若是出尔反尔地进行追查，非但影响不好，还可能引起动荡和混乱。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查清楚了怎么样，不查清楚又怎么样？查清楚了能将童贯等人一概罢免不用吗？不用他们用谁呢？换一拨人就一定使用得更顺手吗？
因此，赵佶对此不置可否，只在那些弹劾奏章上批上朕知矣几个字，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对于主抚派的招安主张，他这次却没有轻率地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是认真地进行了考虑。
因为，无论童贯的战果是像他自己吹嘘的那么辉煌，还是像弹劾奏章里揭露的那么惨不忍睹，此次征剿没有将梁山泊贼寇彻底消灭，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赵佶对这一点，是不满和失望的。
自从定下了联金灭辽大策，赵佶一心盼望挥兵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建立千古不朽的伟业，因此就希望能够尽快地平息叛乱，以免除后顾之忧。如能首先荡平梁山泊，对于进一步平息各地多如牛毛的小股叛乱，以及遏制新的叛乱的发生，会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如今大军进剿的方法已经试过，结果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再度组织进剿，势必要再度劳民伤财，很不利于大宋养精蓄锐、收复失地的宏伟国策。假如当真能以招安的方式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又何乐而不为之呢？
基于这种想法，赵佶在朝政会议上将招安之策重新提了出来，让大臣进行讨论。
蔡京、童贯一伙依然是坚决反对招安。他们对叛乱分子的仇恨和鄙视是刻骨铭心的，无法淡化消除。童贯虽曾兵败梁山，但也窥出了梁山泊的实力和伎俩，自度若再统兵征伐，绝不会重蹈覆辙。而且对这次战败之辱，他是耿耿于怀，难以吞咽，立誓要报这一箭之仇。因而在朝堂上，主战派以童贯为首，极言梁山泊贼寇冥顽不化、罪大恶极，而姑息养奸，后患无穷，与主抚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主抚派因为有主战派征战不利的事实在手，这一回据理力争的态度就比较强硬。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地争辩了若干次，仍然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无法统一，弄得赵佶左右彷徨、心烦意乱。
最终促使赵佶排除干扰下了招安决心的，倒是朝堂之外的李师师。
那一夜，赵佶因白日里听了几个时辰的朝臣论争，心绪郁闷，就去师师处消遣散心。由于心情不畅，自然便不似往日那般谈笑风生，听曲博弈都有些心不在焉，师师觉出他心里有事，见他不说，就知趣地不去诘问，只是倍加温柔细致地伺候着他。
是赵佶自己憋闷不住，与师师行过事后，便将近来朝中的剿抚之争念叨了一遍。师师方知赵佶是因此事而困扰，就宽慰赵佶道，这有何难，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们爱怎么争怎么争去，皇上的决心一下，全都得闭了嘴。
赵佶道，问题是朕听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决断一时颇为难下。以你之见，朕当何去何从之？
师师刚要开言，却又改了口道，国家大事，贱妾岂敢妄议。赵佶看出师师似乎是有些主张，很感兴趣地敦促道，为朕分忧言者无罪。你莫要吞吐顾虑，有何见解，只管与朕道来。
师师乃道，既皇上如此吩咐，贱妾便姑妄言之吧。此事依贱妾看来，是以抚为上策。赵佶问道，何以见得？师师反问道，皇上看那梁山泊有颠覆大宋自立新朝之意吗？赵佶道，彼等鼠雀之辈安有鸿鹄之志，便是朕将大宋江山拱手送他，他还未必敢承接呢。
师师又问，皇上可听说过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句话吗？赵佶道，这句市井俗语人人会说，朕如何不曾听得。师师道，以上两条，便是贱妾以为抚为上策的理由了。
赵佶若有所思地看着李师师道，愿闻其详。
师师柔声一笑道，皇上要考我吗？贱妾若回答得不好，皇上莫笑。遍观天下贼寇，贱妾以为分可抚与不可抚两种。欲与皇上争天下者，为不可抚之贼。他们的目标是皇上手中的玉玺、身下的龙椅。不将这些东西交给他们，抚也无用。对此等贼寇，唯坚决剿灭之，别无他策。而梁山泊之志既不在夺我大宋江山，朝廷便有与之商讨招安条件的余地，因此其属可抚之贼也。其志既不在江山皇位，那么聚众叛乱意欲何为呢？这便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之理了。贱妾对梁山泊贼寇起事原因有些耳闻，那些人多半并非生就的贼种，实乃被种种无奈所逼，才铤而走险扯旗上山，是以民间广有所谓逼上梁山之说。其所欲者，无非是公道二字。如若朝廷肯还他们一个公道，料其反意必消，且必会感恩戴德，乞求皇上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反之，若动用强力征剿，彼见退路断绝，则必反志弥坚，抱誓死决心与朝廷拼个鱼死网破。也就是说，会将这可抚之贼，逼迫成为不可抚之贼。如今天下贼寇之声势以梁山泊为首，众贼对朝廷顺耶逆耶，多以梁山泊之动向为动向。招抚梁山泊，可令天下归心，而征剿梁山泊，则可致天下心寒。其间之利弊，不是一目了然的吗？贱妾孤陋寡闻，见薄识浅，以上一孔之见皆或谬论，皇上但发一笑可也。
李师师这一番话，丝丝入扣，鞭辟入里，直说得赵佶频频点头，块垒顿消。
其实这些道理，主抚派的大臣在朝堂辩论中都说到过，但当时赵佶听来也觉一般，以为不足以压倒主战派那边同样振振有词的雄辩。而现在听师师有条不紊、细语呢喃地一说，却感到句句中听、字字入耳，不禁龙心大悦道，有道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师师姑娘亦然也。
李师师谦柔地笑道，贱妾不过随便说说。朝纲大计，本非贱妾可妄议，唯请皇上慎虑之。赵佶道，朕意已决，何虑之有。
下次临朝，赵佶不再让众臣讨论，以不容置疑的口气直接宣布了他的招安决定。
蔡京等人虽有不满，却不敢再多说一句。官场中人对上司的态度素来敏感，蔡京一伙担心这是他们失宠的先兆，很是惶惶不安了一段时间。后来见一应朝政大计、官职任免等均按部就班，悉如故往，没出现异常变化，才渐渐地放下心来。
北宋王朝由剿而抚的政治态度转变，对梁山泊义军的前途和归宿，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
陈宗善在济州知府的帮助下，经过多次联系进入梁山泊，受到了宋江、卢俊义的热情接待。宋江甚至亲自跪接了皇上的诏书。但在是否接受招安的问题上，他们表示尚不能马上答复。陈宗善也知道要求梁山泊立即表态是不现实的，而他此行的任务也只是传旨不是劝降，亦不多言，留下了一个无论梁山泊何时接受招安，朝廷均表示欢迎的态度，便辞别了山寨，回京复命而去。
赵佶得到陈宗善的回报，认为梁山泊既接了诏书，表明其是有归顺之意，便很安心地在龙廷中静候佳音了。
赵佶估计的结果大致不差，梁山泊义军最终是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但其间所发生的波折，由此引出的一段将其本人也牵涉其中的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是他事前绝对想象不到的。
礼貌地送走了传诏特使陈宗善，宋江即会同卢俊义、吴用进行了慎重磋商。
宋江本是郓城县衙的小吏，吴用则为乡间一落第秀才，均属自诩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之类的人物。他们皆因仕途不通，常有壮志难酬之憾，而这种心理落差却能在江湖弟兄的尊崇中得到平衡和满足，因而在一定条件的促成下，走上了落草为寇之路。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们其实并未真正将这水泊梁山视为立身之本。视野胸怀和才能的局限，都使得他们不可能将起义活动真正地当作毕生的事业看待。起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这支义军将来究竟能折腾到什么地步，折腾出个什么名堂，他们都不甚明确，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茫然。
在这种潜意识的支配下，他们始终是为自己留着后路的。在义军的战斗纲领中只打出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惩治贪官的口号，而从来不提推翻朝廷、改朝换代，就是留有与朝廷妥协余地的一个具体表现。
宋江曾于一次酒酣之际填词一首，从中不难看出他的这种心迹。其词曰：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笔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销得！回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
诗词的字句虽写得含蓄，但与宋江亲近之人，特别是心腹参谋吴用，却不难参透其中含义。闲愁万种者，盖因四海无人识也。所谓四海，实则意指朝廷。此种浩感吴用亦怀之久矣。如今大宋皇帝居然派遣钦差不远千里、不避风险、不辞艰辛奔赴山寨来下诏招抚，岂不说明朝中是有人识得我等非等闲之辈了吗？
这个信息及其内涵，颇令宋江、吴用揣摩玩味。
卢俊义在内心里对朝廷的招安，比较自然地持接受态度。他是在遭受小人陷害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栖身梁山泊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促使他扯旗造反的动力。上山以来积极为山寨出谋划策，建功立勋，乃是自身利益已经与山寨绑在了一起的缘故。既然绑在了一起，义军的前途就左右着他的前途，他就不能不对这个前途加以关注和考虑。
卢俊义通过考虑得出的结论是不太乐观的。
历史上所有造反者的前途或曰下场，无非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推翻当权者取而代之，第二种是与当权者妥协或向当权者投降，第三种是被当权者消灭。
据卢俊义观察，梁山泊义军虽然号称人才济济，其实多为草莽武夫和原来官府里的下级军官，像林冲、关胜等政治、军事、文化素质均较高者为数寥寥。而即便如林冲、关胜者，亦只堪为将，难称帅材。山寨的最高头领宋江及其高参吴用虽时以刘备、诸葛自诩，实则远非经天纬地之材，他们连与宋廷分庭抗礼的霸业都做不到，更不要说取彼代之了。李逵等莽夫动不动口吐狂言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乃是痴人说梦，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被当权者消灭，这种危险倒是始终存在着。只要朝廷痛下决心，这个结果恐怕迟早会变成现实。莫看这一次梁山泊大败了童贯大军，这只是一次以奇计险胜之例，可一而不可再。并且还是侥幸赶上了童贯那个军事上的半瓶子醋。如果官军的统帅不是童贯，而是真正能征善战的名将如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