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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前落后挨打的命运，什么使我们转而走向强大。
2009年阅兵正好提供了一个观察机会，这一年中国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庆阅兵，徒步方队在前，上万士兵军容严整，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精神士气。后面庞大的机械化方队和空中编队，就是我们走向强大的物质力量，这二者的和谐统一代表着我们过去和现在的轨迹，那么将来呢？
随着思路的清晰，我找上了好友任冲昊，然后又找来了周小路、白熊。钟庆、任冲昊合著的《刷盘子，还是读书》应该算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著作了，虽然那本书市场影响力不大。在公众人物中，也只听过吉利汽车的创始人李书福用“要刷盘子还是要读书”这个比喻表明自己企业的发展战略。
在《刷盘子，还是读书》那本书里，“刷盘子”指的是追逐可以轻松获得的短期利益，“读书”指的则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为了获得产业、技术、信誉上积累，需要巨大的艰辛和忍耐。现在李书福先生的吉利汽车兼并了瑞典的国际名牌沃尔沃，看来李总和吉利汽车这些年来确实是认真读书了。
那本书2004年出版，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还是1∶8.3，当时一个中国留学生如果选择在国外刷盘子，一个月可以挣到国内一年的收入，等做到厨师、领班，拿到绿卡还可以赚得更多。如果选择读书，看起来倒是花钱买罪受，但十年之后他的命运一定不止于厨师和餐馆老板。国家也是一样，中国60多年来持之以恒的努力、付出和探索，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终于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到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在读到《刷盘子，还是读书》以前，我只知道科技、工业的重要，却从没思考过科技和工业从何而来。拜多年受的西方文化影响所赐，我一直默认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民主化、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还有其他各种“化”只是西方资本主义，也许还有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串附属物。
2009年，我又读到了宋晓军、王小东等几位老师的新作。书中想表达的都是中国人不相信、不接受、不高兴西方的语言霸权，不认同现代化、工业化被说成一定要姓“西”、姓“资”、姓“基（督）”。
那两本书的几位作者在得知我的想法之后，立刻拿出最大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们。近三年的讨论、打磨与研究，终于使本书得以完成。
虽然我们希望能再有些时间使这本书更精彩，但时间不等人，现在全世界的大变局已经拉开帷幕，我们希望能尽早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也就是工业化社会的立场和互联网时代视角，展示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对将来的憧憬。
不可避免地，本书会提出很多新概念。由于能力所限，我们无法对这些新概念逐个论证、阐述，只能简单地展示一个轮廓。希望本书能引起更多有识之士，特别是和我们一样，在科研、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管理第一线工作，共同建设工业化中国的年轻人的讨论。更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将我们的未来带向更自信的轨道。
谨此献给为我们铸就工业化中国的父母，也献给将来要和我们一起继续推动国家的学弟学妹。
第一章 选择一个伟大的国家
当时俄罗斯总理问船厂：“完成这艘只差1/3工程量的航母，工厂究竟还需要什么？”厂长马卡洛夫回答：“我需要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委、军事工业委员会、九个国防工业部，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建造和拥有它。”……解体后的苏联已经不可能再拥有这一切。
在1996年，我们整个国家都做出了选择，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选择会把我们带向何方，但是，当五星红旗在“老瓦”的桅杆顶飘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选择了一个伟大的国家。
否决权——一个大国的自由意志
2012年的春天异乎寻常地寒冷。在人们早就已经习惯了用“雪上加霜”形容欧洲债务、美国赤字、日本地震、中东变局之后，一场超级春寒大概已经不能让大家关注气候问题了。更多人恐怕会想起那部叫《2012》的好莱坞大片，虽然科学家们反复告诉公众，2012不会是世界末日，不过大部分人都不会否认，这个世界显然正趋于失控。
已经持续一年的“阿拉伯之春”仍然在蔓延，继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之后，现在的焦点是叙利亚。2012年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常任理事国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摩洛哥提交、西方国家及有关阿拉伯国家等共同起草，旨在敦促叙利亚现政府交出权力的决议草案被否决了。
这个外交动作迅速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和热议，叫好者和叫骂者都加足了分贝，火力十足地在各种媒体上展开争吵。照理说，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联合国支持或者反对任何一个提案都是正当权利，本不应该成为关注焦点。
笔者并不打算过多分析中国动用否决权有何深意，因为仅仅是出于中国人对“人权”的理解和对“改朝换代”的认识，这个反对票也不能不投——叙利亚这个逊尼派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有个属于阿拉维什叶派穆斯林的总统，还有一个同属阿拉维派的军官团和官僚集团掌握实际权力。在一个政权、经济、阶级矛盾和族群教派对立纠缠在一起的社会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监督与和平保证，天知道改朝换代会带来什么。远了不说，20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在苏联的很多地方，在非洲中部，都发生过由于政权更迭引起的种族仇杀，死者以百万计。
为了人权而否决是理由，但理由和行动能力还不能画等号。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也曾经拥有安理会否决权，但这个否决权甚至无法让台北当局保住联合国席位——否决权是大国自由意志的体现，傀儡国不配拥有它。
1950年美英组织联合国军干涉朝鲜战争，当时的苏联拥有否决权，却没有行使，只是离场以示抗议。苏联不敢行使否决权的原因很简单，那时候美国是全世界唯一的核大国，时刻不忘挥舞自己的核大棒。虽然苏联在1949年也进行了核试验，不过还没有可靠的轰炸机，只能按照老习惯，趁着被美国公开进行核讹诈之前摔门走人。
说到底文事之行，武事备之，否决权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对大国毁灭性力量的承认。联合国有5个常任理事国，世界上也只有这5个国家拥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战略核潜艇和多弹头分导能力。这些武器综合起来叫做战略核力量。拥有战略核武器的国家有能力引发核大战，核大战会毁灭全人类，所以这几个国家自然就有权决定别人不能做什么。这看上去虽然不怎么公平，却是这个世界的现实。否决权本身，就是用来避免核大国之间把矛盾憋在肚子里，憋出大麻烦来的战略安全机制，所以这种制度设计能够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
不过话说回来，核力量是否决权的底牌，在赌博中谁也不会随便亮出底牌。国际博弈有很多层次的较量，拿到联合国安理会上的任何决议草案通常会绕开核大国的底线。这时候很显然需要另外的大牌，比如涉及海外经济利益的时候，如果少了用来在千里之外维护海外利益的工具，纵使是核大国，也会陷进有劲没处使的境地。
在这次投票的6个月以前，我们已经拿到这张次一级的大牌了。
2011年8月10日，苏联建造的“瓦良格”号航母第一次靠自己的动力出海。14日海试完成，舰队归来，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桅杆顶端。
将来的历史上肯定要记录这一刻，因为这是我们的国旗第一次在一条真正的航母上飘扬。这不是当年张作霖用两千吨的二手货船改造的“水上飞机母舰”，不是我们买来做航母主题公园的“基辅”、“明斯克”，这是一艘拥有20多万马力强劲动力，可以搭载一流战机的远洋作战平台。
不仅是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也会记录这一天，因为从这天起，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有了航母。只是不管全世界还是中国人自己，都需要一些时间适应这个变化。
变化说来就来。2012年2月16日在联大会议中，中国再次对一份涉及叙利亚的议案投下了反对票。这次并不是否决，因为联大没有否决机制，当然联大决议也没有执行力。比起联大通过一个决议本身，真正让人关注的是，这次只有12个国家和中国站在一起。这个结果让刚刚还在争吵的不少人感到更大的恐慌，是不是我们又被孤立了？
几百年来，西方人尤其英美一直很擅长靠临时拼凑联盟合伙遏制新崛起的势力，靠这招他们联手对付过哈布斯堡西班牙，对付过荷兰，对付过拿破仑，对付过德国，对付过苏联……
现在指望他们改弦更张肯定是自作多情，一群狼合伙对付一个敌人的动机，从来都是为了最后分尸吃肉。
苏联垮掉之后，北约继续东扩，高歌猛进地把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推进到莫斯科城下；拿破仑退位之后，被囚禁在小岛上直到病死；荷兰丢掉海上霸权之后，入侵的法军还要扒开海堤淹没国土；西班牙帝国签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英法还要彻底瓜分哈布斯堡家族的王位继承权和西属殖民地的商业垄断权。
历史一直就是这样的，对手退缩不会让狼群放弃攻击，对手逃跑不会让狼群放弃追捕，对手倒下不会让狼群放弃杀戮。那我们又该怎么办？
“金有狼牙棒，宋有天灵盖”？
这让笔者回想起1996年，那一年美国人把“独立”号航母开到了台湾海峡。美国、航母、“独立”和台湾海峡，这几个词出现在一起，太有象征意味了。
李登辉访美的时候，笔者正在南方上学。解放军向东南集结，导弹试射和海陆空联合军演的新闻占满了电视频道。随着军演进行，紧张的气氛开始在一些南方城市扩散。学校附近有军用机场，笔者记得清清楚楚，轰-5机群天天从头上飞过，偶尔还有一些轰-6。
轰-5和轰-6都是仿造苏联的轰炸机，一种是1947年研制的IL-28，一种是1950年研制的Tu-16。就在这些“二战”后研发的飞机再次披挂上阵，准备威慑“台独”分子的时候，美国的F-22——第四代战斗机已经开始试飞。
这种差距让人绝望，1996年大军演演练的是“千船竞渡过海峡”，可是一千只羊怎么对付一只狮子？一千条渔船又怎么驱逐一条航母？难道又是“金有狼牙棒，宋有天灵盖”吗？
当时我们最先进的飞机是几十架苏联制造的Su-27，这是中国仅有的第三代战斗机。在大海对面，美国一条航空母舰上就有40多架第三代战斗机。而随着“独立”号部署到位，美国又从波斯湾调来了更强大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
飞机的差距只是整体实力差距的一小部分。美国一共有15条航母，而我们驱逐舰才只有十几条，许多军舰上连防空导弹都没有。我们所有驱逐舰、护卫舰上舰炮的炮管加起来还不如美国的航母舰载机多。这还没算美国10条同样可以起降飞机的准航母——两栖攻击舰。
那个时代，李登辉发明了“两国论”，之后又发明了“七块论”，那时候很多人认为“台湾独立”将是肢解中国的第一步。那时候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南斯拉夫正在被西方一块一块地武装肢解。这就像苏文茂相声里说的，“扔了一只靴子，为等第二只熬了一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下一只靴子将要扔到我们的头上，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想我应该感谢我父母那一代人。从1996年“台海危机”，到1999年“5·8”炸馆，再到2001年“4·1”撞机。我要感谢的是他们那代人没有退缩。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毕竟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第一件震动心灵的大事就是抗美援朝，之后他们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时代进步。
对他们来说，1996年到2001年的生活不算富足，甚至连衣食无忧都不好说，很多人那时候正在面临或者已经下岗，就算如此，他们也不愿意退缩，不愿意放弃自己经过艰苦奋斗得到的这一切。
我父母那一代人在懵懵懂懂的年纪赶上发生在身边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他们懵懵懂懂地选择了和自己的国家站在一起。1996年的时候我也要做选择，为自己选一个世界观。当美国人把最后一只靴子扔下来的时候，我必须选择站在谁一边。
这个选择并不复杂，我们这代人没有感受过父母那代人心中不可以失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自己不能失去什么。
这个直观经验来源于生活史——我们从小跟着父母一起准备冬储大白菜，或者用废旧输液瓶煮西红柿酱，现在我们不能接受生活的城市周边没有足够的冷库，不能接受没有塑料大棚。
我们手拿铅笔学会了写字，现在我们不能接受这个国家没有足够的有色金属、工程塑料、半导体芯片制造钢笔、签字笔、键盘和显示屏。